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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深秋，黄河故道两岸的风一天比一天硬。
柳河湾村趴在濮县境内的滩区里，离河槽不过二里地。村里百十户人家，多是种滩地的庄稼人：高粱、豆子、红薯，靠天吃饭，也靠河吃饭。河槽里的水瘦得只剩中间一绺浑黄，两边是望不到边的沙地和芦苇。芦苇已经黄透了，风一过，哗啦啦响成一片，像谁在压低嗓子念叨什么。
王长河起得比鸡早。他是村里有名的艄公，祖传一条摆渡船，闲时下滩翻地，忙时守在渡口。这天他把船缆往腰里一缠，回头冲屋里喊：“石头他娘，晌午别等俺，今儿过河的人多。”
十二岁的王石头正蹲在灶膛前烧火。火光映着他的脸，黑里透红。他往灶里又塞了把豆秸，探头问：“爹，俺跟你去撑船中不？”
“中啥中。”王长河把斗笠往头上一扣，“恁娘纺线缺人搓棉条，在家干活。”
石头娘在里屋笑了声，没言语。纺花车嗡嗡地响，像只不倦的秋虫。
渡口比村里先知道天下事。
这一年，过河的脚客嘴里，消息一个比一个吓人：七月里，北平、天津丢了；八月里，南口丢了；入了秋，沧州、德州也丢了。逃难的人顺着官道往南涌，到了黄河边，挤在渡口，把王长河的船塞得满满当当。有穿长衫的买卖人，有拖家带口的庄稼汉，还有从东北一路逃过来的学生，眼镜片碎了一只，用线绳缠着。
“老哥，快些摇。”一个穿长衫的催他，“日本人的铁甲车，轱辘快，一昼夜能撵一百多里。”
王长河不吭声，竹篙一下一下点进浑水里。船到河心，那长衫客望着两岸的芦苇，忽然叹口气：“黄河要是挡不住，山东就完了。”
满船的人都沉默了。河水拍着船帮，哗啦，哗啦。
晚上回家，王长河蹲在门槛上抽旱烟，一锅接一锅。石头凑过去：“爹，日本人真会来咱这儿？”
“谁知道嘞。”爹吐出一口烟，“咱这儿是山东地界，可隔着黄河。当官的要是守，就能守住；当官的要是跑……”他没往下说，拿烟锅磕了磕鞋底。
没过几天，保长敲着锣挨家派款，说是“救国捐”。村里人嘴上应着，背地里骂：集市上粮价一天三涨，盐快赶上肉的价钱了。有人连夜把粮食灌进缸里埋下地窖，有人把闺女早早许了人家，还有胆大的，天不亮就赶着牲口过了河，投奔南边的亲戚。
逢三逢八，柳河湾人上十里外的大集。往常集上最热闹的是牲口市和粮行，这年秋天，最热闹的却是关帝庙前那片空地——南来北往的人聚在那儿换消息，一袋烟的工夫能听见七八个省的口音。说东北沦陷的，说上海打仗的，说得最多的还是黄河：河防还有多少兵，韩主席到底守不守。
“守？”一个从济南府逃下来的铁匠把锤子往地上一撂，冷笑，“济南的兵工厂连夜拆了装箱，机器往南运。机器都跑了，人还能守？”
旁边卖梨膏糖的老头直摆手：“小声些，小声些。”
“小声顶啥用？”铁匠红了眼，“俺铺子三代传下来的炉子，说扔就扔了。俺倒要问问，朝廷的兵都护不住咱，咱庄稼人指望谁？”
没人答他的话。人群散了些，又聚了些，日头偏西，各自揣着一肚子惶恐回家。王长河那天粜了半袋高粱，换回来的票子比上个月毛了三成。他把票子数了三遍，揣进怀里，一路没言语。
石头娘把家里那点票子缝进裤腰，跟王长河商量：“他爹，要不咱也避避？”
“避啥？”王长河把烟锅往桌上一放，“跑了，地咋办？船咋办？柳河湾是咱的根。”
娘不说话了。纺花车又嗡嗡响起来，响了半宿。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守不守黄河、守不守鲁西北，这千斤的担子，会压在一个五十六岁的老头儿肩上。
老头儿姓范，叫范筑先。
聊城在柳河湾东北方向，相距百把里。城里有座光岳楼，六百多年了，四根通天柱撑起层层叠叠的飞檐，方圆几十里的庄稼人都认得它。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就设在离楼不远的老街上。
第六区管着聊城、濮县、范县、观城、朝城十二个县，黄河从辖区中间斜着劈过去。专署里那位专员范筑先，河北馆陶人，行伍出身，打过半辈子仗，头发花白了，腰板还挺得笔直，下乡查案，一抬脚就是几十里，年轻的随员都撵不上。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坏消息砸进聊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把大军撤过黄河，炸断了泺口黄河铁桥，自己带着家私细软一路南逃。撤退的命令跟着下到了第六区专员公署——命范筑先率部南撤。
那晚专署的灯亮到后半夜。
“专员，走吧。”有幕僚劝，“韩主席都走了，咱这几千条杂牌枪，凭啥跟日本人的坦克硬碰？留得性命，才好图后事。”
范筑先坐在太师椅上，半天没动。案上摊着一幅辖区地图，黄河、运河、一座座县城，墨线勾得密密麻麻。他的手指从聊城往下划，划过朝城、观城、范县、濮县，一直划到黄河边。
“俺十六岁出来当兵。”他忽然开口，声音不高，“打过辫子军，打过北伐，如今五十六了。半辈子就记住四个字——守土有责。”
他站起身，一巴掌按在地图上：“这十二个县，几百万百姓，上头一张纸说丢就丢了？俺范筑先把话放这儿——俺不走。”
幕僚还要再劝，他摆摆手：“要走的，俺不拦，发盘缠。不走的，跟俺留下。”
几天后，一篇通电从聊城发往全国。电文不长，有两句很快传遍了鲁西北：
“筑先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
“决不南渡”四个字，像一根桩子，钉进了黄河故道的沙土里。
不走的，不止他一个。从济南和延安来的青年学生、共产党人姚第鸿、张郁光，先后来到聊城，帮他办训练班、编队伍、印报纸。乡下的民团、护院的枪班、拉杆子的绿林好汉，听说范专员不跑，陆陆续续扛着枪来投。有个绰号“黑旋风”的杆子头，进门先把盒子炮拍在桌上：“范专员，俺这百十条枪，往后听你调遣。就一条——俺手下弟兄都是穷棒子出身，你得管饭。”
范筑先笑了：“管饭。可俺也有一条——往后不许抢老百姓一粒米，谁犯，俺砍谁的脑袋。”
“中！”黑旋风把胸脯拍得山响。
到一九三八年夏天，第六区拉起了三十多个支队、五六万人的武装。番号杂得很，衣裳杂得很，枪的成色更杂，可枪口都朝着一个方向——北。
队伍杂，范筑先立规矩却立得死。头一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个支队长纵兵抢了老乡两只鸡，被他在校场上当众捆了，打了四十军棍，撸了差事。打完他对着黑压压的队伍说：“咱吃老百姓的，穿老百姓的，再抢老百姓，那跟鬼子还有啥分别？”第二条：官兵一个灶。他五十七岁的人了，跟士兵蹲一个场院喝糊糊，窝头掰开，里头也是黑面掺糠。底下人劝他单做，他把碗一推：“弟兄们咽得下去，俺就咽得下去。”
训练班办在万寿观的破大殿里，菩萨金身落了灰，墙上贴满了“抗日救国”的标语。青年学生教认字、教唱歌，也教为啥要打日本。新收编的庄稼汉们起初坐不住，听了三天，有人半夜爬起来擦枪，说：“原来俺不是给谁卖命，是给自个儿的爹娘孩子守命。”
一九三八年春，徐州那边大会战，炮声隔着几百里都能隐隐听见。范筑先奉令牵制，带着队伍在津浦路西侧连番出手：破铁路、割电线、袭击辎重队，有一仗在濮县地界截住日军一个运输队，缴获的大车在官道上排了二里地。那些日子，捷报贴着集市上的墙，一张没干透，新的一张又糊上去。老百姓不识字，就围着念报的学生听，听完扛起锄头下地，脚步都比往日利索。
誓师那天，校场上挤满了人。范筑先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打着土布绑腿，站在土台子上。台下是扛枪的庄稼汉、背大刀的后生、捋着袖子的学生，还有闻讯赶来的四乡百姓，墙头上、树杈上都坐着人。
“弟兄们！”他嗓门沙哑，“俺知道，恁里头好多人，枪是昨儿才摸着的。俺也晓得，日本人的枪好、炮好、飞机多。可俺问恁一句——咱身后是啥？”
台下静了静，有人喊：“是家！”
“对，是家！”范筑先一拳砸在台子沿上，“是爹娘，是老婆孩子，是几辈人攒下的三间土房，是埋着祖宗的坟地！日本人来了，烧咱的房，杀咱的人，糟蹋咱的姐妹。咱往哪儿退？退到黄河里喂王八吗？！”
“不退！”校场上吼声雷动。
“俺范筑先把话撂这儿——有俺在，聊城就在；聊城要是没了，俺就埋在聊城！”
枪举起来了，刀举起来了，锄头把子也举起来了。吼声滚过校场，惊起城墙上一群老鸹，黑压压地盘了三圈。
那阵子，是鲁西北最提气的日子。队伍在濮县、范县、观城一带打伏击、端炮楼，有一回还真把范县城从日本人手里夺了回来，回身又把濮县城围了几十天。集市上重新有了笑声，说书先生拍着醒木，讲“范专员梁水镇截鬼子”，讲到热闹处，听客把铜板扔得叮当响。柳河湾的渡口上，王长河摇着船，破天荒跟客人多说了两句：“看见没？咱中国人里头，有硬骨头。”
只有一件事，范筑先从没对人细说。
一九三八年八月，他的二儿子范树民带着青年挺进大队，在齐河坡赵庄跟日军遭遇。十九岁的后生领着弟兄们冲在最前头，再没能回来。
消息送到聊城那晚，范筑先一个人在光岳楼上坐了半宿。楼下打更的听见，楼上没有一点动静，只有一盏灯，亮到鸡叫。第二天清早他下楼来，眼睛红着，腰板照旧挺直。秘书姚第鸿轻声劝他节哀，他摆摆手，说了六个字：
“民儿死得其所。”
说完转身去批公文。底下人看见，那支毛笔在纸上停了很久，洇开一团墨，谁也没敢吭声。
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丢了。熬到秋深，武汉也丢了。日本人腾出手来，回头收拾敌后。
十一月十四日，天刚蒙蒙亮，一千多日军带着坦克、汽车，分两路扑向聊城。城北的炮声，不到半个时辰就响到了城根底下。
城里的主力早已转移到城外打游击——这是事先定好的章程，队伍撒到乡下，才好跟鬼子周旋。范筑先本可以一起走。张郁光、姚第鸿都劝他：“专员，留得青山在。”
“俺说过，有俺在，聊城就在。”他把佩枪往腰里一别，“俺若走了，鲁西北的人心就散了。恁们出城，把队伍带好，把百姓看好。”
“那俺们也留下。”姚第鸿说。
范筑先看了他半晌，伸手重重按了按他的肩膀，什么也没再说。
跟他留下的，是七百个不肯走的弟兄。
十四日夜里，范筑先提着马灯上城墙巡了一圈。城外的旷野上，日军的篝火一堆一堆，从东门一直连到北门，像给聊城套了条火链子。守城的士兵抱着枪缩在垛口后头，有人啃着冻硬的窝头，有人借着火光给家里写短信，写了撕，撕了又写。
“怕不怕？”范筑先在一个小兵身边站住。
小兵不过十七八岁，嘴硬：“不怕。”
“怕就说怕。”范筑先把马灯往垛口上一搁，“俺也怕。俺怕守不住，对不起城里人。”他望着城外的火堆，声音放缓，“可怕归怕，脚不能软。明天鬼子攻上来，能打死一个是一个，能拖一天是一天。咱多拖一天，城外的队伍就多一天整顿，老百姓就多跑出去一片。”
小兵把冻硬的窝头揣回怀里，哑着嗓子说：“专员，俺懂了。俺这条命，明儿就押在这城墙上。”
范筑先伸手替他紧了紧领口，没再言语。马灯的火苗被风吹得直晃，把一老一少两个影子投在城砖上，投得很长。
战斗从十五日清早打到晌午。东门的城墙被坦克撞开一个豁口，日军涌进来，守军一条街一条街地挡。子弹打光了上刺刀，刺刀弯了抡枪托。十字街口，一个班长抱着最后一颗手榴弹，从门楼里滚进敌人的机枪火力点，轰的一声，机枪哑了，人也没了。有个才十六岁的号兵，腮帮子被子弹穿了，含不住号嘴，就抱着枪趴在墙根放冷枪，打到最后一颗子弹。
姚第鸿是在县府街的巷子里倒下的。他本来管的是笔杆子，枪拿起来也一样打。腹部中弹后，他靠着墙坐了，还把最后两粒子弹推上了膛。张郁光带着几个学生兵守一座小院，院墙被炮火轰塌，人被埋了半截，日军冲进来时，他手里还攥着没拉响的手榴弹。
范筑先带着残部，从县府街且战且退，退到光岳楼附近。他的左臂挂了彩，血顺着袖子往下淌，卫生员要给他裹，被他一把推开：“省着布，给能打的裹。”
下午，枪声渐渐稀了。光岳楼下，站着的人已经不多。
日军围上来，翻译官扯着嗓子喊：“范筑先！皇军敬重你是条汉子！投降，给你高官做！”
范筑先靠在一堵断墙上，往四下看了一眼。
六百年的城楼立在那儿，檐角的铁马在硝烟里叮当轻响。再往北，隔着烟尘看不见的地方，是黄河，是他守了一年多的十二个县，是柳河湾那样千百个趴在滩区里的村子。
他抬起右手，枪管顶住下颌。
“俺是中国人。”他说。
枪响了。
同一天，姚第鸿、张郁光，和七百个守城的弟兄，相继倒在聊城的街巷里。将军殉国这年，五十七岁。
城破那天落了冬雨，冷得钻骨头。聊城的百姓冒着刺刀，把范筑先的遗体抬出城，擦净血污，换上干净衣裳。给他换衣裳的老裁缝手直哆嗦，一边换一边哭：“专员啊，恁说不南渡，真就没南渡啊……”
消息传出去，鲁西北的天，塌了一角。
后来，重庆为他下半旗，延安开了追悼会，朱德、彭德怀送了挽联。老百姓认不全那些字，老百姓只记住一句话——
范专员，说到做到。
范筑先一死，鲁西北撑了一年多的那口气，散了。
十一月下旬起，聊城、茌平、博平相继沦陷，太阳旗插上一座座城头。各县冒出了维持会，见着日军点头哈腰，回头就朝乡亲们伸手：要粮，要夫，要捐。逃难的人流重新塞满官道。往南逃的推车挑担；没处逃的，把门板卸下来顶住院门，男人躲进地窖，女人往脸上抹锅灰。
那年冬天格外冷。进了腊月，滩区的夜长得没有边。村里人家天不黑就顶了门，灯油舍不得点，一家人摸黑坐着，听外头的风声。风声里夹着狗叫，狗叫声一急，人心就提到嗓子眼——不知是过路的溃兵，是抢粮的土匪，还是下乡“扫荡”的鬼子。有娃的人家，夜里睡觉不敢脱衣裳，包袱皮就搁在炕头，一有动静，背起娃就能跑。
黄河渡口，王长河的船一天摆十几趟，船板被踩得吱呀作响。有人跪在船上哭，有人抱着孩子发呆。有个老秀才一路念叨：“完了，完了，中国完了……”
王长河把篙往水里一点，闷声顶回去：“完啥完？人还在，地还在，完不了。”
老秀才抬起浑浊的眼：“就凭咱这些庄稼人？”
“庄稼人咋了？”王长河说，“范专员没了，可他手底下那些队伍，还在。”
这话不假。范筑先的队伍散了架，番号却没灭，人还在乡下转悠，三五十人一伙，昼伏夜出。还有传言说，从山西那边过来一支八路军的队伍，已经过了平汉路，正往冀鲁豫地界来。
传言走走停停。对柳河湾这样的滩区小村来说，比传言先到一步的，是炸弹。
十一月二十八，晌午前。
那天的日头惨白，风把芦苇压得一伏一伏。石头帮娘在院里翻晒红薯干，王长河在渡口修船——船帮叫逃难的人踩裂了一道缝，他念叨着修好了，开春还指望它吃饭。
先响的是锣。村东头瞭望哨的铜锣，咣咣咣，敲得又急又乱。
“飞机！日本人的飞机！”瞭望的汉子扯着嗓子喊。
石头娘手里的簸箕啪嗒掉在地上。她一把拽住石头：“快，下地窖！”
村里顿时炸了锅。鸡飞狗跳，大人喊孩子，孩子哭，都往村外的道沟、苇子地里跑。石头娘推着儿子往院角的红薯窖去。那窖口窄，里头黑黢黢的，一股土腥气。
“娘，恁也下！”石头扒着窖口。
“俺去喊恁爹！”娘把他往下一按，“不管听见啥，别出来！”
三架飞机，翅膀底下涂着红膏药，贴着树梢压过来。头一颗炸弹落在渡口，水柱腾起两丈高；第二颗落在村中央，不知谁家的房，轰的一声，黄土和椽檩一起飞上天。
石头蜷在窖里，耳朵嗡嗡的，土簌簌地掉。他咬着自己的棉袄袖子，一声不敢吭。
飞机去了又来，来回炸了三趟。等外头彻底静下来，日头已经偏西了。
石头从窖口爬出来，先闻见的是焦煳味，呛得他直咳嗽。然后他才看清——
家没了。
三间土房塌成了冒烟的土堆，纺花车烧得只剩个铁架子，娘早上刚翻晒的红薯干撒了一地，黑一块红一块。院墙豁着大口子，那棵老枣树拦腰断了，断口白生生的。
“娘——！”他喊，嗓子劈了，“爹——！”
没人应。
他在土堆里扒，十个指头全磨破了，血和着土。邻居赵四爷带着人赶来，把他拽开：“石头！让俺们来！”
天黑透的时候，人找着了。娘在窖口边上，保持着弯腰推人的姿势，背上压着半截房梁。爹是从渡口方向抬回来的——他听见锣声往家跑，没跑到。
十三岁的王石头跪在爹娘中间，没哭出声。赵四爷后来对人说，那娃跪了一宿，谁拉也不起来；天亮时站起来，眼睛干干的，哑着嗓子问了一句话：
“四爷，日本人凭啥？”
赵四爷答不上来。全村没人答得上来。
那个冬天，石头被远房三叔领走了。走那天，他回了趟柳河湾，在爹娘坟前磕了三个头。坟是村里人帮忙堆的，两座新土，朝着黄河。
一九三九年开春，黄河凌汛，冰排撞得河槽轰轰响。渡口渐渐又有了人声——不是逃难的，是些陌生面孔：穿灰军装的，背着斗笠的，牵着骡子驮木箱的。他们过河不白坐，帮着拉纤，跟艄公打听道儿，客客气气。
有跑长路的脚客在渡口说：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过了黄河，进了冀鲁豫；带队的指挥员叫杨得志，队伍在濮阳一带扎下了，纪律严，买卖公平，是真打日本的。
“真打日本？”有人问。
“真打。”脚客压低声音，“人家不抢粮，不拉夫，驻在哪个村，还帮着老百姓挑水扫院子。”
这话顺着黄河水，一村一村往下传。传到柳河湾，传到颜村铺，传到范县、观城的苇子地和枣林里。
还有更实的信儿：邻村有人亲眼见过那支灰军装的队伍。队伍进村不踹门，先在大街上集合唱歌；借了老乡一口锅，还锅的时候刷得干干净净，锅底还搁了俩鸡蛋。村里闹粮荒，队伍上把自个儿的军粮匀出来，先紧着老人孩子。保长换成了大伙推选的农救会主任，摊派改成了合理负担，谁家有难，真有管事的人登门。
“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兵？”听的人直咂嘴。
“不是兵。”说话的把声音压得更低，“人家自称‘人民子弟兵’。子弟，懂不？就是咱自个儿的娃。”
夜里纳凉的老人掐着指头算：范专员没了，可这火种，好像还没灭。
是还没灭。
黄河呜咽了一冬。到开河的时候，水声还是呜咽的，可滩区的芦苇底下，已经拱出了新芽。
十三岁的王石头在三叔家的磨道里听见这些传言，手里的磨棍停了停。他想起爹娘，想起那个劈了嗓子的黄昏，想起自己问过的那句话——日本人凭啥？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一年多以后，他会重新流落回这片滩区；更不知道，在颜村铺，有个叫杨老根的人，正推着一辆独轮车，走在来寻他的路上。
后来的事，滩区人都亲眼见了：范专员留下的旧部，不少人扛着枪投了八路军，编进了冀鲁豫的队伍。濮县、范县、观城连成一片，成了鬼子拔不掉、吞不下的一块硬骨头根据地。往后的年月里，鬼子一拨接一拨地扑过来，最大的一回，几万人拉成一张大网，叫铁壁合围——那是后话了。
黄河水打着旋儿往东去。呜咽声里，有东西在底下暗暗地淌，不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