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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嫣然透过玻璃窗望过去，一团团白色的云从远处的山豁口那儿漫过来，像一群出了栏的羊群，撒着欢儿跑过来，到了眼前就化成一层薄雾落了下去。
脚下是一条熙熙攘攘的商业街，街上的人像无定河上的水鸟，在阳光下密密麻麻地移动着。陈嫣然每天上班就坐在窗前，端一杯滚烫的茶水，望着街上的人群发呆。如果有人朝这边涌过来，她的心就惊觉起来，那八成便是有上访的人来了。
她已在文化厅干了十几年信访，一眨眼就从二十出头的黄毛丫头变成了四十来岁的阿姨。也和 “老上访户”高雪梅成了无话不说的姐妹。厅里的人都说高雪梅脑子不正常，但她觉得她比任何人都正常，就是吃了爱较真的亏。
陈嫣然第一次见到高雪梅，她大概就是自己现在这个年龄，虽然看上去有点憔悴，但从眉眼、下巴的轮廓依稀看得出来，她年轻时一定长得很漂亮，是个美人胚子。她高挑的个子，穿着红红的棉袄，翠绿色的裤子，一双清澈透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眨着，笑起来嘴角上翘，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活脱脱一个《红灯记》里的李铁梅。
她尽量不去想高雪梅这个人，但她还是不时地闯进她的心里来。
陈嫣然打开电脑，移动鼠标，点了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奇怪，播放出来却变成了布莱兹的《第二钢琴奏鸣曲》，音色也从优美柔和的曲风变得空茫而冷漠。她索性关掉电脑，闭上双眸，斜倚在墙壁上，让混乱的思维一点点沉静下来。当她再次睁开眼朝楼下瞥去的时候，发现刚才还穿梭不息的大街上竟空荡荡的，空无一人。
她拎上包，带上门，下楼来到街上。街上的人还和往常一样熙熙攘攘的，并且每个人都带着口罩。
老公打来电话，说已经几个月没回父母那边去了，现在疫情有所缓解，问要不要下班后过来接她，一起回家去看看，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她说：“你自己回吧，我有点不舒服。”老公又捎带问了一句：“你没事吧？”她说：“没事。”
高雪梅是陕北一个县剧团的演员。关于她的记忆，在陈嫣然脑子里是支离破碎的，但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一个活脱脱的高雪梅就出现在她眼前。高雪梅的父亲高晓斌是陕北一位小学老是，母亲齐云是北京女知青。她姥爷曾在北京的八大胡同里开过烟馆，娶过两房姨太太，在文革中患了精神病，半夜起来光着屁股在院里游荡，扑咚一声掉进井里淹死了。姥爷一死，她母亲在北京也没了亲人，为了远离那个伤心的地方，就毅然决然地响应政府的号召，来到陕北黄土高原上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插队。
高雪梅母亲齐云的到来，给这个在地图上压根找不着、掩藏在黄土旮旯里的小山村——高家河带来了一缕新鲜的、躁动不安的气息。多少年后，提起当年的齐云，村里人感叹不已：“那可是一个百里挑一的好姑娘，硬是让那个畜生给祸害了！”
北京女知青齐云给人印象是性格开朗，皮肤很白，留着样板戏《洪湖赤卫队》里韩英那样的短发，笑起来咯咯咯像百灵鸟一样好听。别看她是个城里女子，干起农活来一点不比山沟沟里长大的男人差，打垄、追肥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推起胶轱辘车一溜风在田垄上跑得飞快。
她下地干活的时候，队里那些男人就一个个眼睛滴溜溜地盯着她看，都争着抢着要和她分在一个组。
自打齐云来到高家河之后，村里的婆姨们就把自家的男人看得更紧了。齐云仍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动不动就咯咯咯地笑。队长就说：“笑笑笑，像吃了喜娃他娘的奶一样，迟早笑出事儿来！”
陕北那地方，山高日头低，天黑得早。那些没结婚的后生，白天干活无精打采的，像霜打了一样，到了晚上就来了精神，两眼放光，像夜猫子一样到处游荡，叫上村里的女娃娃，崖畔畔下，麦秸垛背后，这里一对，那里一窝，像野鹁鸪一样，借着夜色，搂在一起，嘀嘀咕咕说着悄悄话儿，胡乱摸揣着。
也有把持不住的，贪图一时的快活，就把实活给咥下了。等肚子鼓了起来，生米做成熟饭，引到双方家长面前，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没话可说，只好认账了。
高晓斌就是在看完一场电影后，在回来的路上情不自禁，把北京来的漂亮女知青齐云拽进了生产队的苞米地里。
村里的婆姨都在背地里指指戳戳的，觉得这北京女知青傻，脑瓜有点不正常，大队书记高玉佩的儿子瞅上了她，托人带过话儿过去，她一口就给回绝了，却和这个要长相没长相，穷得叮当响的小学老师打得火热！你说一个穷教书的能有啥出息么？真是脑袋瓜叫驴给踢了！
但齐云还就和这高晓斌对上眼了，且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抱着铺盖卷儿，搬进了高晓斌的窑里，出双入对，俨然过起了俩口子的小日子。
人在热恋中往往会失去理智和判断力，只有生活在一起，在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碰撞中，才能更真切地了解一个人。
俩人一块儿过了一段日子，齐云就觉察到在一些问题上和高晓斌有些格格不入。高晓斌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话办事不切实际，还有就是太自私，为人处世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齐云和高晓斌领结婚证还是费了一些周折的。开始村支书高玉佩故意卡着不给开证明，齐云就把身上攒的钱都掏出来，让高晓斌去村里的代销店买了一条工字卷烟和半斤水果糖给书记送去，东西书记收了，却还是不给开证明，推说会计到县里学习把公章带走了。
后来齐云被逼急了，直接骑上自行车，到白云街去找公社书记。书记那天下乡不在公社，她就寻到了书记家里。
“看来你这个北京来的女知青还蛮有个性的嘛！”书记当下给高玉佩打了电话，让他别耍小心眼，痛痛快快地把事给人办了。书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落户农村，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支持！”
1978年，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各地的知青陆续返城，国家也恢复了高考。高晓斌跃跃欲试，准备报考省城的师范大学。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女——女儿高雪梅和儿子高雪峰。
与齐云一起分到高家河插队的两个知青张伯阳和穆晓玲已先后托关系调回北京落实了工作。齐云说：“我这一辈子怕是要被这两个小冤家拴到这鸟不拉屎的高家河了！”但她并不后悔，既然老天爷把她安排到了这个地方，她也做好了在这里生活一辈子的思想准备。
在高晓斌准备参加高考的那些日子里，齐云这个从小生活在大城市，几乎没有沾过农活的城里姑娘，和高家河的婆姨一样，包揽了地里家里所有的活络，哄孩子、做饭这些琐碎的家务活一概不让高晓斌沾手，他除了给学生上课，就是一门心思复习备考。
家里养了两只老母鸡，齐云每天都要给高晓斌卧两个荷包蛋，自己和孩子一个也舍不得吃。她说：“你大大现在是咱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这个家以后就全指望他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令齐云感到欣慰的是，高晓斌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省里的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