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凹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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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第一次遇见蔡东藩这个名字的。
说“遇见”并不准确——更像是“瞥见”。在一本薄薄的民国文人名录上，靠近末页的地方，印着一行小字：蔡东藩（1877—1945），浙江萧山人，历史演义作家，著有《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仅此而已。没有生平，没有照片，没有一行多余的注释。他像一粒被风吹到书页边缘的尘埃，蜷缩在那里，无人问津。
我把那行小字读了三遍，心里只浮起一个疑问：一个人用十年光阴写下六百余万字、横跨两千一百六十六年历史的皇皇巨著，为什么他的名字，不过是一行小字？
这个疑问，像一根细刺，扎进了我的心里。后来，它成了我写作这本书的全部理由。
一
一切要从一封信说起。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陕北延安。毛泽东在一孔窑洞里铺开信纸，给党中央派驻西安的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写了一封简短的电报。全文只有一句话：“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不是《二十四史》，不是《资治通鉴》，而是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据记载，这部书后来被毛泽东从延安带到北京，一直搁在卧室的床侧。他不仅自己读，据说还曾向身边人推荐。一个时代的领袖，在枕边为一套通俗历史演义留出了一席之地。
可与此同时，在那些厚如砖头的现代文学史教材里，蔡东藩的名字，却几乎从未出现过。
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他的书卖了一千多万册，他的读者从领袖到平民、从学者到百姓，浩浩荡荡；可他的名字，却在学术的正典里，活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位枕边读者后来在接见外国友人时，曾随口提起自己读过的历史书。他列了几种，其中就有蔡著。而在座的学者们面面相觑——他们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一个被领袖记住的人，被学术界遗忘了。
二
学者们后来发现，这不只是“被遗忘”三个字能概括的。
从严格的学术角度看，情形更加荒诞。迄今为止，关于蔡东藩的专门研究屈指可数，而即便在已有的少数成果中，多数也不过是相关人员的回忆、资料整理与文学故事，“部分篇目所涉资料如蔡东藩的人生历程、著述情况等有不实不详、相互矛盾，甚至臆想杜撰之处”。
换句话说，一个以“务求确凿”为写作信条的历史学家，自己的生平，却成了一笔糊涂账。
他到底写过多少部书？在《历朝通俗演义》之外，他还编过教科书、写过短篇小说、研究过医学、整理过类书——可这些著述的具体书目、出版时间、存佚情况，至今没有一份准确的清单。
他有没有替人代考？据他的长孙回忆，确有此事，而且不止一次。可学者们翻遍当年的科场记录，却找不到对应年份的乡试。那么，他代的是什么考？为谁而代？这些细节，像被风吹散的纸页，再也拼不完整。
他两次乡试落榜，真的是因为鸡汤污卷和汗渍斑斑？清代科场严禁外人进入，鸡汤怎么可能送进去？汗渍沾污试卷的借口，也实在太过苍白。学者们后来考证，这种说法“更像为了自己可怜的自尊而找的借口”。可如果不是这些荒诞的理由，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史料没有留下答案。
他收到过子弹恐吓信，究竟是真是假？有人说确有其事，有人说是后人附会。那封信如今在哪里？夹着弹头的信纸，是否还藏在某个档案馆的铁柜深处，或者早已化为灰烬？
——这些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
最讽刺的莫过于此：一个人花了十年写下两千年的历史，史料考据一丝不苟，力求“无一事无来历”；可轮到他自己，历史却像一团揉皱的草纸，连最基本的轮廓都模糊不清。
三
他的故事，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临浦镇牛场头开始。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蔡东藩降生在一户店员家庭。父亲蔡文杰在镇上丝行做店员，工资微薄，一家数口挤在老屋里勉强度日。母亲操持家务，缝补浆洗，一双粗糙的手，常年泡在凉水里。
他从小跟着两位哥哥读书。大哥严厉，二哥温和。二哥比他大四五岁，十岁已博览群书，出口成章，被人称为“神童”。全家人的希望，原本都寄托在二哥身上。
可在他十一岁那年，大哥和二哥先后患病去世。先是大哥，咳嗽不止，面色灰败，请了郎中抓了药，还是走了。接着是二哥，先是足疾，渐渐走不动路，再后来卧病在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一家人四处求医，药方换了一个又一个，药罐子在灶上从未断过，可二哥的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全家人眼睁睁看着一个聪慧过人的少年一天天消瘦下去，最终灯枯油尽。
一个孩子，一夜之间，失去了两位兄长。
蔡东藩没有哭。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间曾经挤着三个兄弟的屋子里，看着二哥留下的书卷，看了很久。史料对这段往事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没有人知道那个十一岁的孩子是怎样熬过那些夜晚的。我们只知道，全家的希望，从此落在了他一个人肩上。
丧兄之痛过后，他被送到富家伴读。说是伴读，其实是贴补家用。富贵人家的孩子读书，需要有人陪着，既能互相砥砺，也能在课业上暗中较量。寄人篱下的滋味，他小小年纪便尝了个透。可他从不抱怨，每日早起晚睡，把该读的书读透，该写的字写端正。他知道，他没有退路。
那些年，他已经能代人作文。镇上商户人家子弟读书不成，又要应付先生的课业，便托人找到他，许几个小钱，求他代写文章。他本不愿，可看着父亲在丝行柜台后日渐佝偻的背影，看着母亲缝补时吃力的模样，终究还是应了。写出来的文章，字句通顺，立意稳妥，连私塾先生都看不出破绽。那些换来的微薄银钱，他悉数交给母亲。母亲攥在手里，眼圈发红，只说：“吾儿懂事。”
懂事二字，压在一个十来岁孩子肩上，未免太重。可他扛得住。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四岁的蔡东藩考中秀才，是临浦镇最年轻的秀才。消息传开，镇上的老人们捋着胡须啧啧称奇，说蔡家祖坟冒了青烟，说这娃子将来必成大器。父亲蔡文杰听了，只是憨厚地笑。那天晚上，他破例多喝了两杯酒，红着脸对妻子说：“这孩子……像他二哥。”
他二哥也曾被人叫作神童。
此后便是漫长的、几乎荒诞的科场之路。据记载，他曾多次给乡试的考生充当“枪手”，可轮到自己上考场，却一次次离奇落榜。第一次，学生家长送来的蒸鸡泼了汤，溅污了试卷；第二次，天气酷热，大汗淋漓，试卷被汗渍染得面目全非。
但，那是他自己的说法。学者们后来考证，这种说法“更像为了自己可怜的自尊而找的借口”。可我愿意相信那是真的。因为一个人若不是被命运逼到了墙角，不会编出这样荒唐的借口来安慰自己。那些年，他一次次走进考场，又一次次铩羽而归。同窗们一个个中了举人、进士，穿上官袍，而他还在原地打转。那种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宣统二年（1910年），三十三岁的蔡东藩终于时来运转——他参加优贡朝考，被列为一等。他如愿以偿进了京城，却并未因此出人头地。他去觐见宣统皇帝，半夜就等在殿外，花了一大笔钱买了绣花衣帽。等到天亮，太监传话出来，说是朝见皇帝了。他跟着众人进了殿门，跪下叩头，高呼万岁，然后结束。后来他苦笑着说：“天晓得，不但皇帝的影子没有看到，而且连什么大臣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功名，不过是一场荒诞的闹剧。
四
次年，他被分发福建以知县候补。因不满官场恶习，只担任了一年职务便称病回乡。
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覆灭。他等了一辈子的功名之路，彻底断了。
一九一四年，他在临浦镇租了一幢凹字形的老房子，名叫“临江书舍”。白墙黑瓦，窄小的天井，三间楼房，一间厢房。天井里种着一株不知名的花，每到春天就开得烂漫，他却不怎么打理，任由它自生自灭。书舍面朝浦阳江，夜里能听见江水拍岸的声音，哗哗的，一下一下，像时间本身在流逝。
他将在这里住上二十三年，写出六百余万字。
没有电灯，只有油灯。油灯的光昏黄昏黄的，照不了多远，只能照亮眼前的一方桌面。他不留发，光头，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平日里穿灰白色布长衫。出门买菜，提一只竹篮，篮子里装着豆腐、青菜、螺蛳，在青石板路上踽踽独行。镇上的人都知道这个老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写什么。他们只知道他是个教书先生，偶尔给人看病，日子过得清苦，却从不求人。
就是这个清瘦佝偻的老人，用十年时间，从秦朝写到民国，两千余年的历史，一个字一个字地从他笔下淌了出来。
五
他给自己立下规矩：“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别人写历史演义讲究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他却偏执到“无一事无来历”。为了考证一个细节，他可以翻遍正史野史，在批注里密密麻麻写满案语。
他独创“三自体”——自撰、自批注、自回评——用三种不同的声音看取历史：史家的叙述、评论者的剖解、诗人的抒情。那些批注，有时是考据，有时是感慨，有时是愤怒。他在批注里骂贪官，骂昏君，骂误国的奸臣。一个坐在油灯下的穷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却用一支笔，与两千年的暴政和愚昧对峙。
他收到过子弹恐吓信，要他修改书中抨击清廷的原稿。信里夹着一颗铜质弹头，在桌面上滚了滚，发出沉闷的声响。他盯着那颗弹头看了很久，窗外是临浦镇的夜色，浦阳江的水声隐隐传来。然后他把它放在桌角，压住那封恐吓信，拿起笔，继续写。
后来有人问他：你不怕吗？他置之一笑：“你要我改，我就改？我偏不改。”
一九四〇年，日军渡过钱塘江，临浦沦陷。他携全家避难于诸暨县十四都藏绿坞村，后又迁至不远的野鸭岭。颠沛流离中，他宁可舍弃衣物，也要背着那些手稿翻山越岭。家人劝他丢掉一些，太重了。他不肯，说：“这些比命重要。”
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十一时三十分，蔡东藩在诸暨县所前乡庄里陈村的一间老屋里病逝，终年六十九岁。
送葬者寥寥。墓很简单，碎石起垒，既无墓道，也无墓园。好友为他写了碑文，后来那块碑也被毁了。荒草长了一茬又一茬，把他的名字埋了又埋。
直到很多年后，人们才在荒草丛生的山坡上，重新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只刻着六个字：“蔡东藩先生之墓。”
六
他走的那天，是农历正月二十一。临近年关，浙东的天气还很冷。
临终前，他对家人说了一句话：“往事不堪回首忆，来生再望出头年。”
我想，这句话里没有怨怼，也没有不甘。他只是在说：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如果有来生，让我再做一次从头开始的梦吧。
他写下从秦朝到清朝两千余年的兴衰，写活了千百位帝王将相，可他自己的生平，却成了一片模糊的剪影。他的书卖了一千多万册，他的读者里有一位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人，可他的名字，却几乎从文学史上消失了。
这不是悲剧，这是荒诞。
而他面对荒诞的方式，不过是回到临江书舍，坐在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把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重新打捞出来；把那些被篡改的真相，重新擦拭干净。他救不了自己的生平，但他救了两千年的历史。
七
现在，这本书就在你手里。你要读的，是一个被遗忘者的故事。
他叫蔡东藩。他活在一八七七到一九四五年之间。他写了从秦朝到民国两千余年的中国史，六百余万字。他的书卖了一千多万册，被一代伟人放在床侧，被历史学家顾颉刚誉为“读《二十四史》不如读蔡东藩”。
可他自己的历史，却成了一笔糊涂账，甚至一块空白。
所以有了这本书。不是为了填补空白，不是为了还他一个公道，只是为了让他那盏孤灯，再亮一次。
毕竟，一个为中国立传的人，不应该被自己的时代彻底忘记。
用十年写完两千年，却被遗忘了八十年。
现在，该把他写进我们的历史了。
乙巳年春月
于台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