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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临浦镇的时候，是秋天。
浦阳江两岸的稻子正在收割，金黄色的稻捆堆在田埂上，像一排排安静的坟墓。空气里飘着新谷的香气，混着稻草的潮气，和远处炊烟的味道。天很高，很蓝，蓝得不近人情，蓝得让人想哭。
从上海回来的一路上，他几乎没有说话。船在运河上走了五天，他就在船舱里坐了五天。不看书，不写字，不说话。只是坐着，看着窗外的水。水从浑变清，从清变浑，岸边的风景从城市的喧嚣慢慢变成了乡村的宁静。他看见稻田，看见桑林，看见白墙黑瓦，看见那些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的风景。可他心里没有一丝亲切。那些风景，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摸不着。他坐在这里，可他不觉得自己在任何地方。
船到了临浦镇的码头，他站起来，背起包袱，走上岸。码头的青石板还是老样子，湿漉漉的，被江水泡了不知多少年，磨得光滑发亮。他站在码头上，望着镇子。白墙黑瓦，小桥流水，跟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可他觉得，什么都变了。不是镇子变了，是他变了。走的时候，他是一个要去编教科书的人；回来的时候，他是一本被禁的教科书。走的时候，腰板是直的；回来的时候，腰板还是直的，可他晓得，那根撑着他脊梁的骨头，又断了一截。第一截断在福建，第二截断在上海。他不晓得还有多少截可以断。他只晓得，再断下去，他就站不起来了。
二姑母不在码头上。没有人来接他。他不晓得该庆幸还是该难过。庆幸的是，不用解释为什么回来了。难过的是，他连一个要解释的人都没有了。母亲不在了，父亲不在了，二哥不在了。二姑母老了，走不动了。他一个人站在码头上，像一片被风吹回来的落叶，落回了原来的地方，可原来的地方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方了。
他沿着青石板路往回走。镇子还是那个镇子，跟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丝行门口那方青石板还是湿漉漉的，老樟树的叶子还是沙沙地响，浦阳江的水还是慢慢地流。可他觉得，那些东西都在嘲笑他。你看，你走了，我们还在。你回来了，我们还在。你走了那么多次，回来了那么多次，我们一次都没有变过。你呢？你变了吗？你什么都没做成。
他低下头，加快了脚步。
家还是那个家。白墙黑瓦，木门木窗，门前那棵老槐树还在，叶子黄了一半，落了一半，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沙沙的。他推开门，门没锁。屋子里还是老样子，一张旧木桌，一盏油灯，墙角那几摞二哥留下的书。桌上有一层薄薄的灰，像是很久没有人来过。走之前什么样，回来还是什么样。时间在这个屋子里，是停的。可他晓得，时间没有停。停的是他。他走了两年，回来的时候，跟走的时候一模一样。什么都没变，也什么都没做成。
他站在门口，站了很久。阳光从门外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很长很长。影子瘦得像一根竹竿，风一吹就会断。他不晓得自己该站在哪里，该坐到哪里，该从哪里开始。这间屋子，他住了二十多年，可如今，他觉得陌生。不是屋子陌生了，是他陌生了。他不再是那个趴在丝行柜台上写字的少年了。他不再是那个背着包袱去赶考的书生了。他不再是那个拿着委任状去做官的人了。他也不再是那个在上海编教科书的编辑了。他是谁？他回来做什么？他不晓得。
他把包袱放在桌上，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
跟以前一样。十九年前，他从考场回来，坐在这张床沿上，掏出被鸡汤泡烂的试卷。几年前，他从福建回来，坐在这张床沿上，掏出那张空白的委任状。如今，他从上海回来，坐在这张床沿上，掏出一封信。邵希雍的信。信上说，书被禁了。信上说，不必太过伤怀。信上说，他日再图大业。
他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那个抽屉已经快满了。二哥的砚台、二哥批注过的书、他写给二哥看的“永”字、那两张被鸡汤和汗水泡烂的试卷、那张优贡的红纸、那张朝考一等的红纸、那张空白的委任状。如今，又多了一封信。抽屉关上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像一扇门，永远地关上了。
他就这样坐着，从下午坐到了天黑。
天黑了，他没有点灯。他坐在黑暗里，听着窗外的声音。浦阳江的水声，远远的，一下一下，像心跳。风吹过老槐树，叶子沙沙地响，像是在说话，又像是在叹气。远处有狗叫，一声一声的，叫得很慢，像是在数着什么。他听着那些声音，忽然觉得很安静。不是没有声音的那种安静，是心里空了的那种安静。像一口井，水被抽干了，只剩下一个深深的洞，扔一颗石子下去，好久好久才听到回声。
他不晓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记得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棂里漏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暖洋洋的。他睁开眼，望着那束光。光里有灰尘在飞舞，细细的，密密的，像一群看不见的飞虫。他盯着那些灰尘看了很久，忽然想笑。他就是那些灰尘。飘着，飘着，不晓得会落在哪里。可他连灰尘都不如。灰尘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待着。他落在哪里，都不安心。
日子一天一天过。他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白天，他坐在窗前看书。晚上，他坐在窗前发呆。他不说话，不出门，不见人。二姑母来看过他几回，带着自己做的米糕，放在桌上，看了他一眼，叹口气，走了。他拿起米糕，咬了一口，咽不下去。不是米糕不好吃，是他的喉咙堵着，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
葛先生也来看过他。葛先生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走路要拄拐杖。他坐在蔡东藩对面，看了他很久，说：“东藩，你这是何苦？”
蔡东藩没说话。
葛先生叹了口气：“书被禁了，就算了。你还有书，还有笔，还有一肚子学问。你不能把自己关死在这间屋子里。”
蔡东藩抬起头，看着葛先生。葛先生的眼睛里有光，浑浊的，温暖的，像一盏快要灭了的油灯。
“先生，”他说，“我不晓得我还能做什么。”
葛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晓得你二哥在《史记》上写过什么吗？”
蔡东藩点点头。
“写下来。”葛先生说，“你二哥写的，你写下来。你二哥没写的，你也写下来。你有一肚子学问，你不能让它烂在肚子里。”
蔡东藩没说话。葛先生走了，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得很慢。他站在门口，望着葛先生的背影消失在巷口。阳光照在青石板路上，白花花的，晃得他眼睛疼。
他回到屋里，坐在桌前，铺开一张纸，磨好墨，提起笔。他想了想，写下四个字——“临浦归人”。
归人。归来的人。他不是游子，游子是出去闯荡的，闯荡了，回来了，叫游子归乡。他不是。他是出去碰壁的，碰得头破血流，灰溜溜地回来了。他连游子都不如。游子回来，还有家。他回来，家还在，可家里的人都不在了。父亲不在了，母亲不在了，二哥不在了。只有他一个人，和一堆破烂。
他看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折起来，放进抽屉里。
日子还是那样过。读书，发呆，吃饭，睡觉。他不去想以后，不敢想。以后太远了，远得像在天边。他连明天都不敢想。明天会怎样？和今天一样。后天呢？和明天一样。一辈子呢？和一天一样。他的一辈子，就这样了。他认了。
可他不甘心。
不是不甘心没考上，不是不甘心没做上官，不是不甘心教科书被禁。是不甘心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就这么烂在肚子里。是不甘心二哥教他的那些东西，就这么带进棺材里。是不甘心父亲母亲对他的期望，就这么落了空。他不晓得自己还能做什么，可他不能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他会疯的。
他问自己：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下一站在哪里？
他想了一个月，没有想出来。
一个月后，二姑母又来了。她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走路要拄拐杖。她站在门口，看着蔡东藩，看了很久，然后说：“椿寿，你不能老这样待在家里。我听说镇上有间房子出租，在浦阳江边上，叫临江书舍。你去看看？换个地方住，也许能想通。”
蔡东藩本不想去。去哪儿都一样。都是四面墙，一个屋顶，一张床。可二姑母拉着他的胳膊，硬是把他拽出了门。
临江书舍在镇子的东边，靠近浦阳江。
那是一幢凹字形的老房子，白墙黑瓦，飞檐翘角，是民国初年建的。大门朝东，门前是一条青石板路，路的那边就是浦阳江。江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芦苇的味道，潮潮的，腥腥的，像眼泪的味道。
他站在门口，望着那幢房子。
白墙，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灰黑色的痕迹，像泪痕，像皱纹，像岁月在墙上刻下的字。黑瓦，有些地方长了青苔，绿茵茵的，像一块块补丁。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写着“临江书舍”四个字，字是行书，笔力遒劲，不知是谁题的。他盯着那块匾看了很久，心里忽然动了一下。不是心动，是有什么东西在胸口轻轻撞了一下，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里头是一个窄窄的天井。天井不大，方方正正的，铺着青砖。砖缝里长着青苔，湿漉漉的，踩上去滑滑的。天井中间有一口井，井沿是青石的，被磨得光滑发亮。井水很深，看不见底，只看见自己的影子，模模糊糊的，在水面上晃。他趴在井沿上，往里看，看了很久。水面上映着他的脸，瘦瘦的，苍白的，眉间有一道深深的竖纹。他伸出手，摸了摸水里的自己。水凉凉的，指尖一碰，影子就碎了，一圈一圈地荡开，又慢慢地聚拢，又碎了。他忽然想，自己这半辈子，就像这水里的影子。看着是个人，一碰就碎了。碎了，又聚拢。聚拢了，又碎了。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可这一回，他不想再碎了。他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不再被人碰，不再碎。
天井的四面是屋子。正屋三间，东西厢房各一间，都是木结构，雕花的窗棂，古色古香。窗棂上刻着花鸟鱼虫，有的已经模糊了，有的还清晰。他走过去，用手指摸了摸那些花纹。木头是旧的，摸上去光滑，冰凉，像摸到了一段过去的时间。那些刻花的人，已经不在了。那些花鸟鱼虫，还在。刻花的人把时间留在了木头里，他要把时间留在纸上。不一样，又一样。
他站在天井里，抬头望天。天被四面的屋檐切成一个方方正正的框，蓝蓝的，像一块被裁好的布。几朵白云飘过去，慢悠悠的，像在散步。阳光从头顶照下来，落在天井里，把青砖晒得暖洋洋的。他忽然觉得，这个天井，像一个画框。画框里的天，是活的。云在走，风在吹，光在变。而他站在画框下面，像是画里的人。画里的人，出不去。可他也不想出去了。外面有什么呢？外面有官场，有教科书，有日本人的抗议，有政府的禁令。外面有那么多东西，可没有一样是他的。这间屋子，至少可以是他自己的。
房东是个老头，姓陈，留着山羊胡子，说话慢吞吞的，像他的胡子一样长。他跟在蔡东藩身后，絮絮叨叨地说：“这房子好啊，冬暖夏凉，前面是江，后面是街，买东西方便。你看这窗棂，都是手工雕的，花鸟鱼虫，栩栩如生。你看这柱子，都是老杉木，一百年都不会烂。你再看这院子，夏天凉快，冬天晒太阳，多好啊。”
蔡东藩没说话。他走进正屋，推开窗。窗子朝东，正对着浦阳江。江面很宽，水很清，阳光照在上面，波光粼粼的，像撒了一把碎银子。远处有渔船，小小的，像一片片树叶，飘在水上。更远处是山，淡淡的，青灰色的，像用毛笔轻轻扫了一下。山影在水面上晃，一晃一晃的，像在打瞌睡。
他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这间房子，我租了。”他说。
陈老头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胡子一翘一翘的。“好好好，蔡相公，你租了准没错。你住在这里，写文章，读书，教书，都合适。江风吹着，脑子清醒。”
蔡东藩没说话。他还在望着江。浦阳江的水，从他小时候就在流。流走了他的童年，流走了他的少年，流走了他的十九年，流走了他在上海编教科书的日子，流走了那本被禁的书。如今，它还在流。他以为它会一直流下去，流到天荒地老。可他晓得，天不会荒，地不会老，人会。他会老，会死，会变成灰。可江水不会。江水会一直流，流过他的坟墓，流过他子孙的坟墓，流过他子孙的子孙的坟墓。它不在乎。它只是一条江。
可他在乎。
他搬进去的那天，是深秋。浦阳江两岸的稻子已经收割完了，田里光秃秃的，只剩下短短的稻茬。空气里飘着稻草的潮气，和远处炊烟的味道。天很高，很蓝，蓝得不近人情，蓝得让人想哭。他站在门口，望着那片蓝，忽然觉得，那片蓝不是在头上，是在心里。心里的天，也是蓝的。蓝得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把行李搬进去。行李不多，一个包袱，一箱子书。包袱里是几件换洗衣裳，一块砚台，和那个抽屉里所有的东西——二哥的砚台、二哥批注过的书、那些试卷、那些红纸、那张空白的委任状，还有邵希雍的那封信。他把它们从抽屉里取出来的时候，手发抖。不是怕，是不敢看。那些东西，是他的前半生。他的前半生，就装在那个抽屉里。如今，他把它们从抽屉里取出来，放进包袱里，带到了临江书舍。
他打开包袱，把那些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放在桌上。二哥的砚台，青石的，光滑的，边缘有一道细小的裂纹。二哥批注过的书，纸页发黄，边角卷曲，散发着陈年的霉味。那两张被鸡汤和汗水泡烂的试卷，油渍和汗渍已经干了，留下褐色的印痕，像一张哭过的脸。那张优贡的红纸，红色褪了一些，淡淡的，像隔夜的胭脂。那张朝考一等的红纸，还是红的，可红得不真实，像假的。那张空白的委任状，空白，什么都没有，只有他的名字，和一枚官印。还有邵希雍的信，信纸已经皱了，折痕处快要断了。
他看着它们，看了很久。然后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放好，收进抽屉里。
临江书舍的抽屉，比老屋的大。他把那些东西放进去，抽屉还有空的地方。他望着那些空的地方，忽然觉得，他的后半生，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放进去。什么东西？他不晓得。可他觉得，不会比前半生更差了。前半生已经差到底了，后半生，只能往上走了。
他开始收拾屋子。
正屋有三间。中间是堂屋，放了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八仙桌是老榆木的，桌面很宽，摸上去光滑，冰凉。椅子的靠背雕着花纹，是莲花，有的花瓣已经磨平了，只剩下一团模糊的形状。左边是书房，靠窗放了一张书案，案上放着他从老屋带来的笔墨纸砚。书案是他自己设计的，案面很宽，可以铺开整张纸。案腿很高，站着写，坐着写，都合适。右边是卧室，放了一张木板床，一张小桌，一盏油灯。床是旧的，木头的纹路已经看不清了，被岁月磨得发亮。
东西厢房空着。他站在厢房门口，看了很久。厢房不大，方方正正的，墙上刷着白灰，已经有些剥落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上，亮汪汪的。他想，等他有了更多的书，就放在这里。把四面墙都摆满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书。他站在书架中间，像一个国王，站在自己的王国里。这个王国，不需要别人承认。他自己承认，就够了。他不需要皇帝给他官印，不需要教育部给他批文，不需要日本人不抗议。他只需要一支笔，一盏灯，一张桌子。这些东西，他都有。
他花了三天时间，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的灰尘擦掉了，地上的青砖洗过了，窗棂上的蜘蛛网扫掉了。他蹲在天井里，一块一块地擦青砖，擦得能照见人影。他站在天井里，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久违的感觉。不是高兴，不是满足，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一颗种子，埋在土里，终于发了芽。不晓得会长成什么，可它活了。
他开始在这里生活。
每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推开窗，江风吹进来，凉凉的，湿湿的，带着芦苇的味道。他站在窗前，望着浦阳江的水。水是灰蓝色的，在晨光里泛着银色的光。渔船已经出海了，小小的，远远的，像一片片叶子。他望着那些船，望着它们在江面上慢慢移动，望着它们消失在天边的雾气里。他想起上海的四马路，想起会文堂编辑部的窗户，想起那些被禁的教科书。那些东西，都远了。像那些渔船一样，远得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他不再想了。不是不想，是想了也没用。
他看了很久，然后去洗漱，做饭，吃饭。早饭很简单，一碗粥，一碟咸菜，一个馒头。粥是白米粥，煮得很稠，米粒都开了花。咸菜是二姑母腌的，萝卜干，脆脆的，咸咸的，很下饭。馒头是自己蒸的，白白的，软软的，咬一口，有麦子的香味。他吃得很快，吃完就去书房。
书房是他最喜欢的地方。靠窗的书案，正对着浦阳江。他坐下来，铺开纸，磨好墨。墨是二哥留下的，老墨，磨出来又黑又亮，有一股淡淡的松香味。他磨得很慢，一圈一圈的，墨在砚台里慢慢化开，像一朵黑色的花。他一边磨墨，一边望着窗外的江。江面很平静，没有风，没有浪，像一面镜子。镜子里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山是青的。他看着看着，就忘了自己在磨墨，直到墨汁溢出了砚台，才回过神来。
他提起笔，蘸了墨，开始写。
他写得很快。不是赶时间，是不想停。一停下来，就会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想那碗鸡汤，想那身汗水，想那张空白的委任状，想那本被禁的教科书，想那十九年。一想，心里就疼。不是那种尖锐的疼，是那种钝钝的、闷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疼。像有一块石头压在心口，搬不掉，挪不开。所以他不停地写。写什么都行。写历史，写人物，写故事，写他的前半生。只要不停地写，那块石头就不会那么重。
他写的东西，有人看，也有人不看。看了的人说好，不看的人说没用。他不晓得什么是有用的。写历史有用吗？历史已经过去了，写下来又怎样？写故事有用吗？故事是假的，编出来又怎样？写他的前半生有用吗？他的前半生是一堆破烂，写下来又怎样？
可他不写，又能怎样？
他只有这一件事可做。这件事，他做了几十年了。从趴在丝行柜台上写字开始，他就在做这件事。读书，写字，写文章。这是他唯一会做的事，唯一擅长做的事，唯一让他觉得自己还活着的事。
午后，他有时候会出去走走。
沿着浦阳江的堤岸，慢慢地走。堤岸很宽，铺着石板，两边种着柳树。柳枝垂在水面上，随风摇摆，像少女的长发。他走得很慢，走几步，停下来，看看江，看看天，看看远处的山。有时候会遇到熟人，打个招呼，说几句话。有人问他：“蔡相公，你现在在做什么？”
“写东西。”他说。
“写什么？”
“历史。”
那人点点头，不懂，也不好意思再问，走了。他继续走。走累了，在堤岸的石凳上坐一会儿。坐着，看江，看船，看水鸟。水鸟是白色的，小小的，在水面上飞来飞去，偶尔扎进水里，叼起一条鱼，飞走了。他望着那些水鸟，忽然很羡慕它们。它们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它们晓得自己要去哪里。它们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他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不晓得。
傍晚，他回到书舍。夕阳照在浦阳江上，把江水染成了金红色。远处的山，变成了黛青色。天边的云，像燃烧的火焰。他站在窗前，望着这景象，心里忽然很平静。不是那种认命的平静，是那种找到了方向的平静。他不晓得这条路能走多远，不晓得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人看，不晓得这辈子能不能写成。可他不想再等了。他等了十九年，等来了两碗落榜，等来了一张空白委任状，等来了一纸禁书令。他不想再等了。
他开始写一部大书。
不是那种短篇文章，是一部长篇巨著。他从秦朝写起，写到清朝。他要写一部中国人人都能读懂的历史，一部贩夫走卒也能听明白的历史，一部让老百姓晓得自己的根在哪里的历史。他要把他这半辈子读的书，都写进去。把他这半辈子想的事，都写进去。把他这半辈子受的苦，都写进去。不是诉苦，是告诉后人，这条路有人走过，走不通，你们别走了。可那条路，总得有人走。走过了，才晓得走不通。走不通，才晓得该往哪里走。
他写得很慢。不是写得慢，是查得慢。他写每一个字，都要查。查史书，查典籍，查笔记。他要把每一个字都写对，每一段史都写准。他要对得起二哥，对得起父亲，对得起那些教过他的人。他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那十九年，对得起那两碗落榜，对得起那张空白的委任状，对得起那本被禁的教科书。
他要写一部“务求确凿”的书。
这是他对自己的承诺。也是他对二哥的承诺。
那盏灯，还亮着。
窗外，浦阳江的水，还在流。
他低下头，继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