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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贰·官场幻灭
一九一三年春天，邵希雍从上海来信。
信是托人带来的，牛皮纸信封，上头写着“蔡东藩先生亲启”。字迹潦草，像是赶时间写的。蔡东藩拆开信，走到窗前，就着天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邵希雍说，他在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做编辑，书局正在编一套新式教科书，缺人手。他说，东藩兄，你是秀才出身，又考过优贡，学问扎实，来上海吧。民国了，新式学堂遍地开花，教科书需求大得很。你那一肚子学问，不能烂在临浦镇，得拿出来，给孩子们读。
蔡东藩把信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字，第二遍看字底下的意思。邵希雍没明说，可他晓得，这位老友是在拉他一把。他困在临浦镇太久了。从福建回来，一年多了。一年多里，他把自己关在老屋里，不出门，不见人，不说话。白天坐在窗前看书，晚上坐在窗前发呆。书是二哥留下的，纸页发黄，边角卷曲，翻起来沙沙响，像秋天的落叶。他一遍一遍地翻，翻到熟悉的批注就停下来，看着二哥的字迹，看很久。二哥的字清秀端正，一笔一画，像他这个人。看着那些字，他觉着二哥还在，就坐在对面，低着头写字。可抬起头，对面是空荡荡的墙。
他晓得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他会烂在这间屋子里。不是身体烂，是心烂。是那些读过的书、写过的字、憋在心里的话，一起烂掉。可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邵希雍的信，像一只手，伸过来，拉他一把。
他站起来，走到桌前，铺开纸，磨好墨，写下两个字：“即来。”
他把信折好，放进信封，贴上邮票，走到镇上邮局，投进邮筒。邮筒是绿的，铁皮做的，张着嘴，等着吃信。他把信塞进去的时候，听见“咚”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落了地。他不晓得，那落地的，是他后半生的方向。
去上海的事，二姑母不同意。
二姑母说：“你刚回来没几天，又要走？你爹你娘都不在了，你二哥也不在了，你就不能在家待着？”她的声音发颤，不是生气，是怕。怕他走了就不回来，怕他在外面出事，怕自己再也见不到他。她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走路要拄拐杖。她这一辈子，送走了太多人。大哥、二哥、母亲、父亲，一个一个地送。如今她不想再送了。她怕送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蔡东藩没说话。他不晓得该怎么跟二姑母解释。他不能说，他在家待不下去了。他不能说，那间老屋，那个抽屉，那些破烂，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只能说：“二姑母，我去试试。不行，就回来。”
二姑母看着他，看了很久。阳光照在她脸上，皱纹很深，像干裂的河床。她眼睛红了，可没哭。她只是叹了口气，说：“去吧。不行就回来。家里，总有你一口饭吃。”
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裳，二哥的砚台，和那个抽屉里所有的东西。他把那些东西从抽屉里取出来的时候，手发抖。不是怕，是不敢看。那些东西，是他的前半生。他的前半生，就装在那个抽屉里。如今他把它们取出来，放进包袱里，带在身上。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甩不掉，也丢不掉。
船从临浦镇出发，先到杭州，再换大船，去上海。
他站在船尾，望着临浦镇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个点，消失在白墙黑瓦之间。他忽然想起十几年前，他去京城赶考，也是从这条水路走的。那时候他还年轻，还有希望，还以为前面的路会越走越宽。十几年过去了，包袱还在，希望不在了。路越走越窄，窄到快走不通了。可他还是要走。不走，就真的走不通了。走了，兴许还有路。
上海跟临浦镇不一样。
临浦安静，慢悠悠的，像一支催眠曲。上海吵闹，急匆匆的，像一锅沸了的粥。街上到处是人，有穿长衫的，有穿西装的，有穿旗袍的，有光脚的。黄包车跑来跑去，车夫喊着“让一让，让一让”，行人躲来躲去，像一群受惊的鱼。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去，溅起一片水花。报童在街角叫卖：“看报看报！最新消息！”卖花的女孩挎着篮子，站在路中间，喊着：“栀子花，白兰花，五分钱一朵。”
蔡东藩站在南京路上，被来来往往的人推来搡去。他穿着那件藏青色的缎子长衫，在临浦算是体面的，到了上海，就寒酸了。他看见那些穿西装的人，皮鞋锃亮，头发抹得油光光的，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像是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乡下人——不，他就是一个乡下人。他来自临浦镇，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地方。他在那里住了三十多年，以为自己见过世面了。到了上海，才晓得自己什么都没见过。
可他没工夫自卑。他是来做事的，不是来看热闹的。
会文堂新记书局在四马路。那是上海最热闹的一条街，书店、报馆、印刷厂，一家挨一家，密密匝匝的，像蜂巢。空气里飘着油墨的味道，混着纸张的香味，和街边茶叶蛋的味道搅在一起，说不上好闻，却叫人安心。蔡东藩站在会文堂门口，抬头看那块招牌。“会文堂新记书局”七个字，金漆写的，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他吸了一口气，推门进去。
邵希雍已经在等他了。
邵希雍比他大几岁，圆脸，微胖，戴一副金丝眼镜，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他看见蔡东藩，迎上来，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东藩兄！你可算来了！”
蔡东藩点点头，不知该说什么。他不太会寒暄，也不擅长表达。只是站在那里，让邵希雍握着他的手摇来摇去。邵希雍把他领进办公室，倒了一杯茶。茶是龙井，碧绿碧绿的，叶子在杯子里舒展开来，像一朵朵小花。
“东藩兄，”邵希雍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你来了，我就放心了。会文堂缺人，缺你这样有学问的。民国了，新式学堂遍地开花，教科书需求大。我们打算编一套新的小学教科书，要符合民国的精神，要通俗，要让学生读了晓得什么叫共和，什么叫民主，什么叫爱国。”
蔡东藩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烫，他吹了吹，又喝了一口。“我能做什么？”他问。
“编教科书。”邵希雍说，“你是秀才出身，又考过优贡，学问扎实。你编的东西，我放心。”
蔡东藩没说话。他想起那些年考过的试，想起被鸡汤和汗水泡烂的试卷，想起那张空白的委任状。那些东西像一堆破烂，堆在他心里，搬不掉，挪不开。可如今邵希雍告诉他，那些破烂有用。他读过的书，考过的试，背过的文章，可以编成教科书，让孩子们读。他忽然觉着，那十九年，没白费。
“我试试。”他说。
邵希雍笑了，笑得很开心。“不是试试，是一定行。”
会文堂的编辑部在二楼，一间大屋子，摆着七八张桌子，桌上堆满了书稿、校样、毛笔、砚台。窗户朝北，光线不好，白天也要点灯。蔡东藩的桌子靠窗，他喜欢这个位置。窗外的四马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可他把窗户一关，那些声音就远了，只剩下纸和笔的摩擦声，和他自己的心跳。
他坐下来，铺开纸，磨好墨，开始编。
他编的第一本教科书，叫《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一本给高小学生读的论说文范本，选了古今名家的论说文，加上注释和点评，让学生学着写。他选文章选得认真，一篇一篇读，一篇一篇比。他也认真，一字一句推敲，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他点评得更认真，不只讲文章的好坏，还讲文章背后的道理，讲做人的道理，讲爱国的道理。
他写得很快。不是赶时间，是心里有话要说。那些话，憋了十几年了。从他第一次落榜开始，就在憋。他憋着不说，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一个穷秀才，说了也没人听。可如今不一样了。他是在编教科书，写给孩子们看的。孩子们会听。孩子们听了，会记住。记住了，长大了，会去做。他想通过那些孩子，去改变这个国家。
他信，文字可以改变世界。
这不是一句空话。文字让他从临浦走到省城，走到京城，走到上海。文字让他在最绝望的时候还能活下去。文字是他唯一的武器，也是他唯一的依靠。如今，他要让那些孩子也有这个武器，也有这个依靠。
编写教科书的日子，是他半辈子最充实的日子。
每天早晨，他早早到编辑部，把前一天的稿子再看一遍，改一改，润一润。他改得慢，一个字一个字推敲，一个标点一个标点斟酌。有时为了一个词，他能琢磨半天。邵希雍笑他：“东藩兄，你这是编教科书，不是写八股文，用不着这么较真。”
蔡东藩不说话。邵希雍是好意，可他有他的坚持。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给孩子们看的。孩子们读了，会记住。记住了，就会变成他们的一部分。他不能让孩子们记住错的东西。不能。
他选的范文，大多是古人的名篇。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些文章，他小时候都读过，背过，抄过。那时候不懂，只觉得好。如今懂了，晓得它们好在哪里。他把这些文章一篇一篇选出来，加上注释，加上点评，加上白话翻译。他要把这些好东西，教给孩子们。让他们晓得，中国有过多么好的文章，多么好的思想，多么好的人。
他写的点评，有时很长，比原文还长。他把文章背后的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孩子们听。他讲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讲什么是道，什么是业，什么是惑。他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讲什么是天下，什么是忧，什么是乐。他讲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讲什么是意，什么是山水，什么是醉。
他讲得细，细到每一个字都不放过。他讲得深，深到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孩子可能听不懂。可他还是讲。他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懂。就算现在不懂，等他们长大了，经历了，回过头来看，就会懂。他等的，就是那一天。
除了古人的文章，他还选了一些时文。关于时事、政治、社会。他想让孩子们晓得，这个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不能只顾着读古书，还要关心当下，关心未来。他选了一篇关于铁路的，讲中国的铁路是怎么修起来的，讲铁路对国家的重要。他选了一篇关于电报的，讲电报是怎么发明的，讲电报怎么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他还选了一篇关于宪政的，讲什么是宪法，什么是议会，什么是民主。
这些文章，有的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有的是他自己写的。他写的时候，心里是热的。那种热，不是发烧的热，是相信的热。信文字可以改变世界，信教育可以救国，信中国的孩子可以比他活得更好。他写得很用力，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里挖出来的。写完了，读一遍，觉着不好，又改。改了再读，读了再改。反反复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邵希雍有时来看他写的东西，看了摇摇头，说：“东藩兄，你写得太深了。小孩子看不懂。”
蔡东藩说：“现在看不懂，以后会懂的。”
邵希雍叹了口气，不再劝了。他晓得，劝不动。这人的倔，是刻在骨头里的。从考科举的时候就开始了，考了那么多年，考了那么多试，考得头破血流，还是不认输。如今编教科书，还是这样。不认输，不妥协，不让步。
蔡东藩编的第二本教科书，叫《中华全国学生分省地图》。一本给中小学生用的地理教材，把中国的每一个省都画出来，标上山川、河流、城市、铁路。他在地图上加了很多注释，讲每个省的历史，讲每个省的特产，讲每个省的名人。他希望通过这本地图，让孩子们晓得，中国很大，很美，值得他们去爱，去保护。他在注释里写东北，写那里有广袤的黑土地，有茂密的森林，有丰富的矿藏。他在注释里写台湾，写那里是中国的宝岛，有高山族同胞，有美丽的日月潭。他在注释里写新疆，写那里有辽阔的草原，有勤劳的各族人民，有古老的丝绸之路。
他写这些的时候，心里疼。因为那些地方，有些已经被列强占了，有些正被人觊觎。他不晓得那些孩子长大后，能不能把这些地方收回来。可他信，只要他们记得，只要他们不忘，总有一天，会收回来。
他编的第三本教科书，是《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的续编。这一本，他选了一些更“大胆”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他自己写的，题目叫《论中国之强当自教育始》。
他写这篇的时候，窗外是四马路的春天。桃花开了，粉红粉红的，像少女的脸。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稿纸上，暖洋洋的。他写得很顺，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像蚕吃桑叶。他心里热。那种热，从胸口一直蔓延到指尖，从指尖传到笔尖，从笔尖落在纸上。他写的不是字，是火。是烧了半辈子的火。是从第一次落榜就开始烧的火。烧不掉，扑不灭，越烧越旺。
他在文章里写道：
“日本之强，始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之强，始于教育。日本以区区岛国，不过数十年，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其故何哉？教育也。吾国欲自强，非从教育入手不可。教育兴，则人才出；人才出，则国势强。十年之后，吾国学子，当遍于寰球；二十年之后，吾国之文明，当驾于列强之上；三十年之后，吾国当以教育之盛，使日本俯首称臣，以中华之文明，化彼东瀛为公园。”
写完了，他搁下笔，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他觉着好。不是文采好，是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憋了这么多年，终于说出来了。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他想，那些孩子读到这段话，会怎么想？他们会觉着中国真能强起来吗？他们会觉着教育真能改变命运吗？他们会觉着他写的是真话吗？
他信他们会。他信文字的力量。
可他不知道，这段话会惹出多大的祸。
一九一四年秋天。
那天下午，他正在编辑部里改稿子。邵希雍急匆匆跑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脸色煞白。他把报纸摔在蔡东藩桌上，声音都在发抖：“东藩兄，你看看！日本人抗议了！”
蔡东藩拿起报纸，一页一页翻。那是《申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日本公使照会外交部，抗议我国教科书排日言论》。下面是一篇长文，详细报道了日本驻华公使向民国政府提出抗议的经过。公使说，蔡东藩的文章有“排日”倾向，“侮辱日本国体”，“煽动仇日情绪”，要求中国政府查禁这本教科书，并追究作者的责任。
蔡东藩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看。看完，他把报纸放下，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写的都是实话。”
“实话？”邵希雍急了，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皮鞋踩在地板上，咚咚咚的，像擂鼓，“实话能当饭吃？实话能顶住日本人的抗议？东藩兄，你知不知道，日本公使已经照会外交部了！外交部要我们给个说法！书局要是顶不住，你这本教科书就要被禁！”
蔡东藩没说话。他晓得邵希雍说的是实话。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强国说的话，弱国不敢不听。他写的那些话，在中国人看来是爱国，在日本人看来是挑衅。爱国没错，可挑衅是要付出代价的。
第二天，日本媒体也开始发力。《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社论，标题是《支那教科书之排日言论》。社论说，蔡东藩的文章“狂妄无知”，“煽动对日仇恨”，“破坏中日亲善”，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查禁此书。《大阪朝日新闻》也跟着起哄，说这篇文章“是对日本国的严重侮辱”，“中国政府若不严惩作者，中日关系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消息传到上海，会文堂上下乱成一锅粥。书局的老板找邵希雍谈话，邵希雍找蔡东藩谈话。一层一层压下来，像一块块石头，压在蔡东藩的胸口上。
邵希雍又来找他。这一回，邵希雍没急，没嚷。他坐在蔡东藩对面，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东藩兄，书局的意思是，把那篇删掉。重新印。”
蔡东藩看着他，没说话。
“我知道你不愿意。”邵希雍的声音很低，低得像在跟自己说话，“可你得想想，你不删，书就被禁。书被禁了，那些孩子就真的读不到了。删了，至少还能读到别的。”
蔡东藩还是没说话。
邵希雍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你自己想想吧。想好了，告诉我。”
他走了。门在身后关上，发出一声闷响。
蔡东藩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那盏油灯。窗外的四马路，还是那样热闹。可他听不见那些声音。他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一下，像有人在敲他的骨头。他想起自己写那段话的时候，心里是热的。那种热，是相信的热。信文字可以改变世界，信教育可以救国，信中国的孩子可以比他活得更好。
可如今，那些字要被删掉了。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那些孩子的脸。他们坐在教室里，捧着这本教科书，读着他写的那些话。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觉着，中国真能强起来吗？他们会觉着，教育真能改变命运吗？他们会觉着，他写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不能骗那些孩子。
他睁开眼睛，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四马路的灯火映在他脸上，明明灭灭的。他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走到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纸，磨好墨，提起笔。
他在纸上写：“不删。”
第二天，他把这张纸交给邵希雍。
邵希雍看了，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知不知道后果？”
“知道。”
“书被禁。你被辞。会文堂受牵连。”
“知道。”
“那你还要坚持？”
蔡东藩点点头。
邵希雍看了他很久，然后叹了口气，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里。“我替你去说。”
他走了。蔡东藩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四马路的灯火里。邵希雍的背影，胖胖的，走得很快，像是赶着去做什么。他不晓得邵希雍能不能说动书局。他不晓得这本教科书能不能保住。他只知道，他不能删。不能删那些字，不能删那些话，不能删那些孩子的未来。
可会文堂顶不住。不是不想顶，是顶不住。日本人的压力太大了，政府的外交照会太急了，书局的老板太怕了。最后，民国政府教育部下文，查禁了《高等小学论说文范》。
理由只有四个字：“有碍邦交。”
四个字，轻飘飘的，像一片落叶。可这片落叶落下来，压死了一本书，压死了一个人的心血，压死了一个人的信念。
消息传来那天，蔡东藩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窗外，四马路还是那样热闹。报童在叫卖，电车在奔跑，黄包车夫在吆喝。没人晓得，有一本教科书被禁了。没人晓得，有一个叫蔡东藩的人，坐在二楼的窗户后面，看着这一切，不说话。
他的桌上，放着一本《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样书，刚印出来的，还散发着油墨的香味。封面上，“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八个字，是邵希雍请人题的，字漂亮，笔力遒劲。他翻开书，找到那篇《论中国之强当自教育始》。那段话还在，一个字都没删。
他看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写这段话的时候，是春天。窗外的桃花开了，粉红粉红的，像少女的脸。他写得很快，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像蚕吃桑叶。他写的时候，心里是热的。那种热，不是发烧的热，是相信的热。信文字可以改变世界，信教育可以救国，信中国的孩子可以比他活得更好。
可如今，那本书被禁了。那段话，那些孩子再也读不到了。那个梦，还没开始就醒了。
他把书合上，放在桌上。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四马路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没人抬头看他。他站在二楼的窗户后面，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看着外面的世界，飞不出去。
那天晚上，邵希雍请他吃饭。
在四马路上一家小饭馆，要了一个包间，点了几个菜。菜不多，味道不错。有一盘红烧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有一碟花生米，脆脆的，咸咸的，下酒正好。还有一碗汤，是鸡汤，清清的，上面浮着一层金黄色的油。
蔡东藩看着那碗鸡汤，愣了一下。
“怎么了？”邵希雍问。
“没什么。”蔡东藩低下头，喝了一口。汤很鲜，可他喝不出味道。他想起那碗鸡汤。那碗毁了他试卷的鸡汤。那碗改变了他一生的鸡汤。那碗鸡汤，是别人泼的。这一碗，是他自己喝的。可两碗汤，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苦的。
邵希雍给他倒了一杯酒。酒是绍兴黄酒，温过的，暖暖的，有一股甜香。蔡东藩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酒在嘴里含了一会儿，咽下去，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东藩兄，”邵希雍放下酒杯，看着他，“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蔡东藩没说话。
“书局那边，我会帮你顶住。可教科书的事，怕是……”
“我知道。”蔡东藩打断了他。他不想听这些。他知道教科书被禁了，晓得日本人在施压，晓得政府不会为他撑腰。他什么都知道。可知道有什么用？知道不能改变任何事。
他放下酒杯，看着窗外。窗外是四马路的夜景，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和白天一样。可他觉得，那些灯光离他很远。那些声音离他很远。他坐在这里，像一个孤岛，被海水包围着，上不了岸。
“希雍兄，”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轻得像一声叹息，“你说，我写的那些话，错了吗？”
邵希雍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没错。”
“那为什么被禁了？”
“因为这个世道，不讲对错。”
蔡东藩没说话。他晓得邵希雍是对的。这个世道，不讲对错。讲的是强弱，是利益，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他写的那些话，对是对的，可对有什么用？对不能当饭吃，对不能当枪使，对不能让日本人闭嘴。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烈，呛得他咳嗽了几声。他咳得很厉害，弯着腰，眼泪都咳出来了。邵希雍拍着他的背，递过一张手帕。他接过来，擦了擦眼睛。不知擦的是眼泪，还是咳出来的水。
“东藩兄，”邵希雍看着他，“你后悔吗？”
蔡东藩想了想，摇摇头。
“不后悔？”
“不后悔。”他说，“我写的那些话，是我心里的话。我不说，谁替那些孩子说？我不写，谁替这个国家写？我不后悔。就算书被禁了，我也写过。那些字，印在纸上，就算纸被烧了，字还在。字在，话就在。话在，就有人记得。”
邵希雍看着他，眼睛里有光。那光很亮，像油灯里的火，在风里晃着，却不灭。
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不是想喝，是不得不喝。不喝，那些话就会从嘴里跑出来；喝了，那些话就堵在嗓子眼里，上不去，下不来。他不想说话。说什么呢？说他不甘心？说他委屈？说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说了又怎样？邵希雍帮不了他，谁都帮不了他。他只能自己扛。
回到住处，已经是深夜了。
他住在会文堂后面的一间小屋里，不大，一张床，一张桌，一盏灯。灯是煤油灯，昏黄昏黄的，照不亮整个屋子。他坐在桌前，拿出那本被禁的教科书，翻开，找到那篇《论中国之强当自教育始》。那段话还在，一个字都没删。可那些字，已经不能被人读了。它们被关在书里，书被关在黑暗里，黑暗被关在他的心里。
他把书合上，放在桌上。然后铺开一张纸，磨好墨，提起笔。他不知道要写什么。只是想写。写什么都行。写他的愤怒，写他的委屈，写他的不甘。可他写不出来。那些东西太大了，堵在心里，堵得他喘不过气。他试了几次，都写不出来。笔尖悬在纸面上，迟迟落不下去。
最后，他放下笔，吹灭了灯。
黑暗里，他坐了很久。
接下来的几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门，不见人，不说话。邵希雍来看他，敲门，他不应。邵希雍在门外站了一会儿，走了。二姑母不在上海，没人给他送饭。他也不觉得饿。只是坐着，坐着，坐着。从早坐到晚，从晚坐到早。像一尊石像，被遗忘了。
他在想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从第一次落榜就开始想，从第二次落榜接着想，从那张空白的委任状继续想。如今他还在想。想什么呢？想他这一辈子，到底该做什么。想他的路，到底在哪里。想他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考了这么多年的试，编了这么多年的教科书，到头来，还剩什么。
还剩一堆破烂。二哥的砚台，二哥批注过的书，那两张被鸡汤和汗水泡烂的试卷，那张优贡的红纸，那张朝考一等的红纸，那张空白的委任状。如今又多了一本被禁的教科书。一堆破烂，装在一个抽屉里。抽屉关上，就什么都不是了。
他不甘心。不是不甘心没考上，不是不甘心没做上官，不是不甘心教科书被禁。是不甘心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就这么烂在肚子里。是不甘心二哥教他的那些东西，就这么带进棺材里。是不甘心父亲母亲对他的期望，就这么落了空。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可他不能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他会疯的。
第五天，邵希雍又来了。这一回，他没有敲门，直接用钥匙开了门。他走进来，看见蔡东藩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像一截枯木。
“东藩兄，”邵希雍说，“你不能这样。”
蔡东藩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睛是红的，布满了血丝。他的嘴唇干裂了，起了皮。他的脸色灰白，像一张旧报纸。
“希雍兄，”他说，“我想好了。”
“想好什么？”
“教科书的事，我不想了。这条路走不通，我换一条。”
邵希雍看着他，眼睛里有一丝担忧，也有一丝期待。“换哪一条？”
蔡东藩想了想，说：“演义。”
“演义？”
“对。历史演义。”蔡东藩说，“我读了半辈子史书，考了半辈子科举，编了半辈子教科书。我想把这些东西，写成一部人人都能看懂的历史。不是那种枯燥的史书，是老百姓也能读懂的，是贩夫走卒也能听明白的。像《纲鉴易知录》那样——不，比它更好。更通俗，更生动，更让人想看下去。”
邵希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好。我支持你。”
蔡东藩看着他，忽然想笑。不是高兴，是不知该有什么表情。他失去了教科书，失去了他相信的教育救国之路。可他找到了一条新路。他不知道这条路能走多远，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人看，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写完。可他不想再等了。等了十九年，等来了两碗落榜，等来了一张空白委任状，等来了一纸禁书令。不想再等了。
他开始写。
不是写教科书，是写历史演义。他从会文堂的书库里借了一大堆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他把这些书堆在桌上，堆得像一座小山。他坐在小山后面，一本一本地读，一页一页地翻，一字一字地查。
他写得很慢。不是写得慢，是查得慢。他写每一个字，都要查。查史书，查典籍，查笔记。他要把每一个字都写对，每一段史都写准。他要写一部“务求确凿”的书。这是他对自己承诺的，也是对二哥承诺的，也是对邵希雍承诺的，也是对那些孩子承诺的。他没能给他们编完教科书，可他要给他们写一部历史。一部真实的历史，一部有血有肉的历史，一部让他们知道根在哪里。
他写得很苦。不是身体的苦，是心里的苦。他写的时候，会想起那些被禁的教科书，想起那些再也见不到的孩子们。会想起那碗鸡汤，那身汗水，那张空白的委任状。会想起父亲、母亲、二哥。他们不在了，可他们的话还在。那些话，是他唯一剩下的东西。他要把它写进书里。
邵希雍偶尔来看他。
每次来，都带些吃的。有时是包子，有时是烧饼，有时是几块糕点。他把吃的放在桌上，看一眼蔡东藩桌上堆成小山的书，叹一口气，说：“东藩兄，你悠着点，别累坏了。”
蔡东藩点点头，不说话。他晓得邵希雍是关心他，可他说不出“谢谢”两个字。不是不想说，是没力气说。他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写字上了。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一篇一章。他不能停。停下来，那些话就会堵在嗓子眼里，上不去，下不来。
一天，邵希雍又来看他。
这一回，他带来了一本书。书不厚，薄薄的，纸页发黄，边角卷曲。他把书放在蔡东藩桌上，说：“你看看这个。”
蔡东藩拿起来，看了一眼封面。《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著。他翻开书，读了几页。梁启超说，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可以改变人的思想，可以改变社会，可以改变国家。他读着读着，忽然停了下来。他把书放下，看着邵希雍。
“希雍兄，你是想告诉我……”
“我想告诉你，”邵希雍说，“你写的不是历史演义，是小说。小说比历史更有力量。历史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小说告诉人们为什么会发生。历史让人们知道过去，小说让人们思考未来。”
蔡东藩沉默了。他想起小时候读的那本《纲鉴易知录》。那本书让他第一次知道，历史可以这么好看。那本书让他第一次知道，文字可以带人穿越千年。那本书不是史书，是演义。是演义让他爱上了历史，是演义让他走上了这条路。如今，他要写演义了。写给别人看，写给孩子看，写给那些和他一样、渴望知道过去的人看。
他拿起笔，蘸了墨，在纸上写下四个字：“历朝演义。”
然后停下来，看着那四个字。他想，这四个字，是他后半生的路。他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不知道要写多久，不知道能不能写完。可他不想再等了。等了太久，等够了。要写了。
窗外，四马路还在热闹。
他低下头，开始写。
一九一四年冬天，蔡东藩完成了《清史通俗演义》的第一稿。一百回，六十多万字。他写了一年多。写得很快，也写得很苦。快，是因为心里有太多话要说。苦，是因为他要把每一个字都写对，每一段史都写准。他不允许自己犯错。他犯的错够多了，不能再犯了。
他把稿子交给邵希雍。邵希雍看了三天，然后来找他。
“东藩兄，”邵希雍说，“写得好。真的写得好。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书局不看好。说历史演义没人买，老百姓不爱看，赔钱。”
蔡东藩没说话。他坐在桌前，看着窗外。窗外是四马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和几年前一样。可他知道，不一样了。他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眼睛也花了。可他还在写。写了这么多年，写了这么多字，还是没人看。
“那怎么办？”他问。
邵希雍想了想，说：“我有个办法。不过，得请你原谅。”
“什么办法？”
“我认识一个朋友，在大东书局做事。我让他放个风声出去，说大东书局要出你的书。会文堂知道了，就会抢着出。”
蔡东藩看着邵希雍，看了很久。然后笑了。那笑容很淡，像冬天的阳光，有温度，却暖不到心底。“你这是骗人。”
“不是骗人，是营销。”邵希雍也笑了，“你放心，不会有事。我那个朋友，会帮我们圆这个谎。”
蔡东藩没再说话。他低下头，看着桌上那厚厚一叠稿纸。那些字，是他一笔一画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他的心。如今，这些心要被拿去骗人了。不是他想骗，是这个世道逼着他骗。不骗，心血就白费了。骗了，兴许还有人看。他不想骗，可他没得选。
消息放出去，果然奏效。会文堂听说大东书局要出《清史通俗演义》，急了，赶紧找邵希雍，说要买下稿子。邵希雍装作很为难的样子，说：“大东书局已经出价了，你们要是能出更高的价，我就把稿子给你们。”
会文堂咬咬牙，出了更高的价。
书出版了。
蔡东藩拿到样书的那天，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长时间。他把书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封面是蓝色的，印着“清史通俗演义”六个字，下面写着“蔡东藩著”。他看了很久，然后把书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四马路还是那样热闹。报童在叫卖，电车在奔跑，黄包车夫在吆喝。没人晓得有一本新书出版了。没人晓得有一个叫蔡东藩的人，站在二楼的窗户后面，看着这一切，不说话。
他想，这本书，会有人看吗？那些孩子会读到吗？他们会喜欢吗？他们读了之后，会像他当年读《纲鉴易知录》一样，爱上历史吗？
他不晓得。
他只知道，他写了。他写完了。他把自己半辈子的心血都写进去了。至于有没有人读，那是别人的事。他的事，是写。他还要写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一直写，写到写不动为止。
他回到桌前，铺开一张新纸，磨好墨，提起笔。
窗外，四马路还在热闹。
他低下头，开始写。
可他心里知道，他在上海的日子不长了。那本被禁的教科书，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他心上。他以为写演义可以把那块石头搬开，可它还在。它不会走。它会跟着他，跟一辈子。
他想起临浦镇，想起浦阳江，想起那间老屋，想起二姑母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的样子。他忽然想回去了。不是回去躲起来，是回去找一个地方，一个可以安安静静写书的地方。一个没有日本人的抗议、没有政府的禁令、没有书局的催逼的地方。一个只属于他和他的笔的地方。
他把笔放下，看着窗外。
四马路的灯火，亮得刺眼。可他心里，有一盏更亮的灯，在浦阳江边上，等着他回去。
他不晓得那盏灯在哪里。可他知道，他一定会找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