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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那碗鸡汤，已经过去了一年。
一年里，蔡东藩很少提起那次考试。王同学来看过他几回，每次来都带着一副欠了他一辈子的神情。蔡东藩不怪他，可也说不出“没关系”那三个字。有些东西，嘴上说了没关系，心里过不去。不是记仇，是那道口子还没结痂，一碰就疼。
他把那张沾满油渍的试卷压进抽屉最底下，上头压着二哥的砚台。砚台沉，压得住纸，压不住那些翻来覆去的念头。夜里睡不着，那些念头就从抽屉缝里钻出来，在耳边嗡嗡地响，像夏天的蚊子，拍不死，赶不走。
他索性不想。想了也没用。日子总得过，书也总得读。他照旧教书，照旧替人写书信，照旧在油灯下坐到夜深。葛先生偶尔来看他，带几个自家腌的咸鸭蛋，往他对面一坐，看他写字，不说话。
有一回，葛先生忽然问：“还考吗？”
蔡东藩的笔顿了顿，墨在纸上洇开一个黑点。那黑点慢慢散开，像一滴眼泪，落下去就收不回来了。
“考。”他说。
葛先生点点头，没再多言。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片刻，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话，终究咽回去了。蔡东藩知道他想说什么——你已经二十五了，再考不上，这辈子就搭进去了。可葛先生没说。说了也没用，这个学生，跟他那个早逝的二哥一个脾性，倔。
倔到骨头里，倔到不肯认命。
那年夏天，热得格外早。
刚进六月，太阳就像一口倒扣的铁锅，扣在临浦镇头顶，把整个镇子蒸成了蒸笼。浦阳江的水面泛着白花花的亮光，像煮开了似的。岸边的芦苇耷拉着脑袋，叶子卷成筒，蔫蔫的，半点精神都没有。狗趴在墙根下，伸着舌头喘粗气，连叫都懒得叫。蝉在树上叫得撕心裂肺，一声接一声，像替谁哭。
蔡东藩坐在屋里，对着那盏油灯，汗珠子顺着额头往下淌，滴在书页上，把字洇花了。他拿袖子擦一把，袖子湿透了，贴在胳膊上，黏糊糊的，像揭不掉的皮。他索性脱了长衫，光着膀子读。这在平时是想都不敢想的——读书人要体面，光膀子成什么话。可太热了，热得顾不上了。热得像有人在屋里烧了一把火，把所有的体面都烧成了灰。
蚊子嗡嗡地叫，在耳边打转，像一支永远吹不完的哀乐。他伸手一拍，没拍着，掌心里粘了一把自己的汗。汗是咸的，涩的，把身上最后那点力气也带了出来。
他看一眼日历，离乡试还有一个多月。
今年的乡试在八月。光绪二十八年，壬寅科。他记得上一次考是秋天，考场里多少有点凉意了。可今年这个夏天，热得不正常，热得让人心慌，热得像老天故意跟他作对。
他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一回，怕也不会顺当。
他也说不清这念头打哪儿来的。兴许是那碗鸡汤留下的阴影，兴许是命。他只知道，每次他觉得要好了，老天就扇他一巴掌，把他扇回原形。那巴掌不重，却偏要打在同一个地方，打在同一道旧伤上。
他把这念头压下去，继续埋头读。
七月底，动身去省城。
这回他没跟王同学结伴。王同学家里出了事，布庄亏了钱，父亲气病了，他得留在镇上照应，不去了。临走那天，王同学到码头送他，拍着他肩膀说：“东藩兄，你替我考。你考上了，就算我考上了。”
蔡东藩笑了笑，没吭声。他想起去年那碗鸡汤。不是怪王同学，是怕。怕旧事重演，怕再出什么岔子，怕自己这辈子都走不出这个考场。他已经二十五了。从十五岁那年起，整整等了十年。十年，三千多个日夜，熬成了眼角的细纹，熬成了鬓边的白发。
他等不起了。
船开了。浦阳江的水在船底哗哗地响，跟去年一模一样。可岸上的景致换了些——老樟树的叶子没那么密了，丝行的招牌换了一块，码头上的青石板磨得更光滑了。什么都没变，又什么都变了。
蔡东藩坐在船舱里，闭上眼睛，在心里默背那些文章。背着背着，忽然停下来。他发现自己已经背麻木了。那些字句、典故、章法，像磨盘似的在脑子里磨了无数圈，磨得他头疼，磨得他恶心。他甚至开始疑心，自己背这些到底有什么用。考功名？功名又有什么用？光宗耀祖？祖宗早不在了。出人头地？出了头又如何？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除了读书他什么都不会，除了考试他无路可走。他是一头拴在磨上的驴，转了一圈又一圈，以为自己在往前走，其实一直站在原地。
贡院还是那个贡院。青砖围墙，枯藤老树，石狮子张着嘴。跟去年一模一样。连门口那个卖烧饼的老头都还在，连那头拴在槐树下的毛驴也还在。
蔡东藩站到门前，深吸一口气。空气是烫的，吸进肺里像吞了一口火。
这回他没东张西望，也没理会周围的喧闹。低着头，排着队，一步一步往前走。搜检的兵丁还是那副面孔，铁青着，像欠了他八百吊钱。他打开包袱，让他翻，让他捏，让他检查。兵丁翻完了，挥挥手，他抱起包袱，走进贡院。
找考棚也很顺利。还是“地”字号，靠西第三排。他钻进去，放下包袱，铺开纸，磨好墨，等着题目发下来。
考棚里比外面更闷。头顶那一片天光惨白惨白，像蒙了灰的玻璃，透进来的不是光，是火。空气不流通，汗水还没流出来就蒸干了，只剩下黏腻的盐分贴在皮肤上，像一层壳，闷得人透不过气。他坐了一会儿，觉得胸闷，想喘口气，可喘出来的气都是烫的，像从炉膛里抽出来的。
他把长衫脱了，搭在床沿上。反正没人看见。隔壁考棚的人也脱了，有人甚至光着膀子，露出一身白花花的肥肉。谁也不笑话谁——这种天，能活着就不错了。
题目发下来了。
蔡东藩接过来，铺在桌上。这回的题比上一次难，是一道论“天命”的策论。他见过类似的题目，在二哥的批注里。二哥在《论语》的页边写过一段话：“天命不可知，而人事可期。知其不可知而知之，是为知天命。”他琢磨过很多遍，觉着二哥的意思是说：人管不了命，但管得了自己。可眼下，他连自己也管不住了。
他提起笔，蘸了墨，准备落笔。
一滴汗从额头滑下来，落在砚台里，溅起一小朵墨花。那墨花绽开，又被黑色的墨汁吞没。他没理会，拿袖子擦一把，继续。
又滴下一滴。落在手背上。手背上的汗珠和墨汁混在一起，黑乎乎的，像一块青淤。他甩了甩手，接着写。
又滴下一滴。落在试卷上。
蔡东藩停下手。那滴汗落在试卷边上，洇开一小团，不大，碍不着事。他用袖口轻轻按了一下，吸干了。没事。
他继续写。
天气越来越热。太阳像就挂在考棚顶上，把瓦片烤得发烫，热气从四面八方挤进来——从瓦缝里，从门帘的缝隙里，从木板墙的裂纹里——像一只巨大的蒸笼，把他关在里面慢慢蒸。他那汗已经不是一滴一滴地流了，是一股一股地淌。从额头，从鬓角，从脖子，从后背，从每一寸皮肉。汗水顺着脸颊淌进嘴里，咸的，涩的，带着铁锈似的腥味。顺着脖子淌进领口，湿了一大片，像被人泼了一盆水。顺着胳膊淌到手背，然后滴在试卷上。
一滴，两滴，三滴。
他停下手，拿手臂挡住额头，想止住汗，可止不住。身体像一眼泉，怎么堵都堵不住。他把袖子卷起来，拿袖口不停地擦，可袖口很快就湿透了，越擦越湿，越擦越热，越擦越叫人绝望。
他抬起头，看了看头顶那片天光。太阳正当头，白光刺眼，像一根针扎进眼睛里。他闭上眼睛，眼前一片血红，像有一层血色的幔子从天边垂下来。
他重新低下头，看着试卷。
试卷上已经濡了好几团汗渍。有的小，像绿豆；有的大，像蚕豆；有的连成一片，像一朵朵褐色的云。墨迹被汗水洇开，笔画变得模糊，像一条条扭曲的蚯蚓，在纸上挣扎。
他慌了。他想起去年那碗鸡汤。那碗鸡汤毁了他的试卷，毁了他等了十年的机会。眼下，他的汗水正在做同样的事。不是一碗鸡汤，是一身的汗水，是他自己的体温，是他自己的绝望，是他自己一寸一寸流出来的命。
他拿手掌挡住试卷，不让汗水滴上去。可汗水从指缝间渗出来，滴在纸上，一滴一滴，像眼泪，像血，像他一点点流失的命。
他想停下来，等汗干了再写。可时间不等人。考场里很安静，只有沙沙的写字声和他自己的心跳。他听见旁边的考生在翻页，翻得飞快，像一只只蝴蝶在纸面上扑腾。听见远处的考生在咳嗽，一声一声，像敲钟。听见有人在磨墨，一下一下，慢悠悠的，像在磨他的命。
他等不起。
他咬咬牙，继续写。笔尖在纸上移动，汗水在纸上蔓延。他写一行，汗水洇一行。他写一段，汗水洇一段。墨迹和汗渍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字哪是水。纸变得皱巴巴的，像一张老人的脸，像一颗被捏皱的心。
写到第三段的时候，他停了。
不是因为写不下去，是因为他看见试卷上有一大块汗渍，把一整行字都洇得看不清了。那行字写的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八个字，变成了八团模糊的黑影，像八只溺水的蚂蚁，在纸上挣扎着下沉。
他盯着那团黑影，看了很久。久到太阳从头顶挪到了西边，久到考棚里的光线从惨白变成昏黄，久到他的眼睛酸涩得几乎睁不开。
然后他把笔搁下，靠在墙上，闭上眼。
汗水还在流。顺着他的眼皮，顺着他的鼻梁，顺着他的下巴，一滴一滴，滴在胸口，滴在光裸的胳膊上，滴在他攥紧的拳头里。他的拳头攥得很紧，指甲陷进肉里，可他不觉得疼。比起心里那点疼，皮肉上的疼根本不算什么。
他想哭。可眼泪流不出来。汗已经把所有的水带走了，连哭的力气都没了。他只剩下一个空壳子，里面装着汗，装着绝望，装着一文不值的自尊。
他就那样坐着，坐了很久。
考棚里越来越暗。天光从昏黄变成灰暗，又从灰暗变成漆黑。太阳落山了。有人点起了油灯，昏黄的光照在试卷上，照在那些模糊的字迹上，照在那一块一块的汗渍上。那光是活的，在纸面上跳来跳去，像是在嘲笑他。
蔡东藩睁开眼，看着那张试卷。
他知道，这张试卷废了。不是完全不能用，是用了也没用。主考官阅卷，第一眼看的是字迹工不工整、有没有污损。一张被汗水泡得皱巴巴的试卷，字迹模糊，墨迹晕染，像一团揉烂的菜叶，考官连看都不会看，直接扔进落榜堆里。
他不需要等放榜，就已经知道了结果。
他把试卷收起来，折好，揣进包袱里。然后收拾东西。书、笔、砚台、干粮，一件一件放进去。这回他收拾得很快。不是赶时间，是不想在这儿多待一秒钟。这间考棚，这座贡院，这个吞噬了他十年光阴的地方，他多待一秒都觉得恶心。
他背上包袱，走出考棚。
贡院里很安静，考生们还在埋头答卷。有人写得飞快，笔尖沙沙响，像蚕吃桑叶。有人咬着笔杆，眉头紧锁，像跟自己较劲。有人趴在桌上睡着了，打起了呼噜，鼾声在空旷的贡院里回荡，像远处的闷雷。
没有人抬头看他。没有人知道，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又一次丢掉了他的机会。没有人知道，他的包袱里，又多了一张废掉的试卷。
他走出贡院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月亮挂在半空中，又大又圆，像一张惨白的脸，冷冷地睨着他。星星稀稀拉拉的，嵌在天上，像几颗散落的米粒，又像几滴没擦干的泪。
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贡院的大门在他身后关着，严严实实，连一条缝都没有。像一扇永远不会再打开的门。
这一回，他只等了一年。可这一年，比那十年还长。
他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路很长，他走得很慢。月亮跟着他走，他走一步，月亮走一步，像甩不掉的影子，像甩不掉的命。
他走到半路，在一棵槐树下坐下来。树冠很大，枝叶茂密，挡住了月光。他坐在黑暗里，把包袱放在膝盖上，打开，拿出那张被汗水泡烂的试卷。
月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试卷上，斑斑点点，像泪痕，像血迹。那些汗渍在月光下泛着黄，像一块块旧疤，像一朵朵凋谢的花。字迹模糊得几乎认不出来，只有几个笔画还依稀可辨——“天”“命”“道”——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几个走散的人，像几个再也回不去的字。
他忽然想起二哥的话：“写字不能急。心静了，手就稳了。”
可他的心静不下来。不是因为急，是因为热。不是因为热，是因为怕。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的力气，他的汗水，他的十年，都留在了那张试卷上，被汗水泡烂了，被命运踩碎了。
他靠在树干上，闭上眼。蝉还在叫，一声接一声，撕心裂肺，像替谁哭。叫了一整个夏天，嗓子都叫哑了，还是不肯停。
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回临浦镇的。
只记得月亮一直跟着他，从省城跟到乡下，从大路跟到小路，从半夜跟到天亮。他走进镇子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浦阳江的水面上浮着一层薄雾，像一层纱，罩着这个他住了二十五年、却始终不肯接纳他的地方。老樟树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只张开的大手，伸向他，又缩回去。
他推开家门，走进去，把包袱搁在桌上，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
跟去年一模一样。
去年，他从考场回来，坐在这张床沿上，掏出一张被鸡汤泡烂的试卷。今年，他又坐在这张床沿上，掏出一张被汗水泡烂的试卷。两回了。两回都是意外，两回都是不可控的事，两回都是在他以为一切都会顺遂的时候，命运给了他一巴掌。
他把两张试卷并排摆在桌上。左边是油渍，褐色，像陈年的血，像一块永远洗不掉的脏。右边是汗渍，发黄，像发霉的纸，像一张哭过的脸。两种颜色，同一种结局。
他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
左边那碗鸡汤，是别人泼的；右边这身汗水，是他自己的。左边他可以怪王同学，怪那个仆人，怪考场的规矩不严。右边呢？他怪谁？怪老天太热？怪自己爱出汗？怪那支笔太慢，没能在汗水滴下来之前写完？
他怪不了任何人。这才是最让人绝望的。
如果是别人害他，他还可以恨。恨一个人，心里是有气力的。可这一回，害他的人是他自己。他的身体，他的汗，他的命。他恨自己，可连恨的力气都没了。他只是一个被自己的汗水淹死的人，连挣扎的资格都没有。
他把两张试卷叠在一起，折好，塞进抽屉里。那个抽屉已经快满了。二哥的砚台，二哥批注过的书，他写给二哥看的“永”字，去年那张油渍斑斑的试卷，现在又多了一张汗渍斑斑的卷子。抽屉合上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像棺材盖合拢的声音，像一扇门永远地关上了。
后来，镇上的人又听说了这事，议论纷纷。
有人说蔡东藩运气太差，两回都撞上这种事。有人说他八字不好，命里没官，天生不是吃官家饭的料。还有人说得更难听：“哪来这么多意外？头一回是鸡汤，第二回是汗渍，下一回是不是要说被风吹跑了？分明是自己学问不行，找借口罢了。真要是有学问，这点意外算什么？人家范进中举之前，不也考了二十多年？”
蔡东藩听见这些话，还是不说话。
有人问他：“你真叫汗渍污了卷子？”
他点点头。
“那么热的天，你就不能忍忍？写快一点？拿袖子挡一挡？”
他摇头。他没办法解释。不是不想忍，是忍不住。不是不想写快，是写不快。不是不想挡，是挡不住。他那身子不是他的，是命的。命想让他流汗，他就得流；命想让他落榜，他就得落。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颗棋子，被人捏着，想放哪儿就放哪儿。
那人叹了口气，走了。
蔡东藩一个人坐在屋里，对着那盏油灯。油灯的光很暗，照不亮整间屋子，只照亮他面前那一小块地方。他看着那一小块光，看了很久。那光摇摇晃晃的，像随时都会灭，可就是不灭。
他想起去年，他从考场回来，坐在床沿上，对着那碗鸡汤，问自己：“还考吗？”
他当时的回答是：“考。”
现在，他又问自己：“还考吗？”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浦阳江的水声隐隐传来，一下一下的，像时间在流，像有人在远处敲木鱼。他闭上眼睛，又睁开。
“考。”他说。
声音很轻，像一声叹息；轻得像一滴汗落在地上，还没落地就蒸发了。
可他还是说了。
这是蔡东藩自己的说法。
他说，第二次乡试，天气酷热，他大汗淋漓，汗水滴在试卷上，污了卷面，主考官掷卷不阅。这是他说的。至于真假，同样无人能够考证。清代考场确有“污卷不录”的规矩，试卷不许有任何污损。可那年八月，当真有那么热吗？他坐在考棚里，头顶有瓦片遮阴，四面有墙壁挡风，就算再热，也不至于热到汗如雨下、把试卷泡烂的地步。何况他可以随时用袖子擦汗，可以放慢速度等汗干了再写，可以想办法遮住试卷——他真的尽力了吗？
这些问题，也没有人能回答。
有人议论说，这些“无厘头”的说法，更像是“为了自己可怜的自尊找的借口”。头一回是鸡汤，第二回是汗渍，下一回呢？是不是要说试卷被老鼠啃了？被风吹跑了？被墨泼了？一个人要是连两回都因为这种荒唐的理由落榜，那不是命运在捉弄他，是他自己在捉弄自己。
可或许，这正是命运最残忍的地方。它不是拿一道你答不出的题打败你，不是拿一个比你聪明的对手打败你，而是一碗鸡汤，一身汗水，一些你根本控制不住的东西，轻飘飘地、漫不经心地、像捏死一只蚂蚁似的，把你碾碎。这样你就没法恨任何人。你甚至没法恨自己。你只能认命。
——命运是不是在跟他作对？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也许命运压根儿就没注意到他。他只是这大地上最寻常的一粒灰，命吹一口气，他就飞了；命泼一盆水，他就沉了。命不会记得他，可他会记命一辈子。
也许那碗鸡汤是真的，那身汗水也是真的。可真正让他落榜的，不是鸡汤，不是汗水，是他自己——他的运气，他的时运，那些说不清道不明、叫做“命”的东西。他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仇人，可他自己又做不了自己的主。
他自己信那是真的。他信那碗鸡汤真泼在了他的试卷上，信那身汗水真污了他的卷面。他必须信。因为要是连这些都不是真的，那他就是个被命丢了两次、却连个借口都找不着的人。那他就是个学问不行、运气不行、什么都不行的人。那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需要那碗鸡汤。他需要那身汗水。他需要这些荒唐的借口，来撑住他那快要塌掉的脊梁骨。
所以，我相信他。我相信那碗鸡汤是真的，那身汗水也是真的。不是因为有什么凭证，是因为要是它们不是真的，蔡东藩就太可怜了。可怜到连哄自己一回的由头都找不着。
很多年以后，蔡东藩写成了一部书，叫《历朝通俗演义》。他在那书里写尽了王朝的兴衰，写尽了人心的善恶，写尽了命运的荒唐。可他从来不写自己的命运。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命，比哪一部书都荒唐。荒唐到连他自己都不肯信。可不信，又能怎样？
浦阳江的水还在流。流走了那碗鸡汤，流走了那身汗水，流走了那些荒唐的借口，流走了他十年的光阴。蔡东藩还在写。写他的书，写他的历史，写那些比他这一辈子还要漫长的岁月。
他把那些荒唐的事，都藏进了抽屉里。和二哥的砚台搁在一处，和那些批注搁在一处，和那些“永”字搁在一处。他不常打开那个抽屉。可他从没忘记，那抽屉里躺着什么。
那里头，躺着他的半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