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缘起：受严复、梁启超之召

卷叁·转向演义

第十章缘起：受严复、梁启超之召

临江书舍的夜里，只有浦阳江的水声还醒着。

那声音不近，也不远，像一个人在江对岸说话，絮絮叨叨的，听不清说了什么，可你知道那声音一直在。蔡东藩坐在书案前头，面前摊着的那本书，纸页黄得厉害，边角都卷起来了，封皮早就不知丢到了哪里，只剩扉页上一行字——《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著。这书是邵希雍从上海寄来的，附了一封信，信上就一句话：“东藩兄，看看这个，也许有用。”

他翻来覆去看这本书，看了好些天了。白日看，夜里也看，一遍接一遍。有些段落他都能背了，可还是忍不住再读。不是记不住，是想弄明白——梁启超说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他念出了声，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动了什么。油灯的光照在书页上，那些字仿佛活了，在纸面上蹦来蹦去。他揉揉眼睛，又凑近些。灯火暗，只照亮跟前这一小片，可就这么一小片，他觉着比整个临浦镇都要大。这一小片里，有梁启超在说话，有严复在说话，有他在听。那些话，穿过十来年的光阴，从东京、从上海、从北京的报纸上，一路传到临浦镇，传到这盏油灯底下。他不知道梁启超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严复长什么样。可他知道，他们跟他一样，都是读书人，都在为这个国家的命睡不着觉。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他把这行字翻来覆去又念了一遍。六个“新”字，一个一个砸过来。他想起自己编的那些教科书，想起那篇被禁了的“中华公园论”，想起那些再也见不着的孩子们。他多想来一场“新”啊——新教育，新国民，新中国。可这条路堵死了。日本人给他堵的，政府给他堵的，这弱肉强食的世道给他堵的。他走到头了，面前一堵墙，墙上只有四个字：“有碍邦交”。他撞了多少回，头破血流，那墙纹丝不动。

小说呢？小说能走通吗？

他不知道。可他乐意试试。他已经没什么可输的了。半辈子，输光了。输给鸡汤，输给汗水，输给门房，输给日本人。输得只剩一支笔，一盏灯，一间租来的屋子。可这盏灯还亮着，这支笔还能写，这间屋子还能替他挡住风雨。够了。他不需要旁的。他只要一张纸，一个字一个字往下写。写到写不动那一天。

窗外，浦阳江的水声还在。一下，一下，像是有人在拿手指头弹着桌面。他听着那声音，忽然想起小时候。他趴在丝行柜台上写字，父亲在旁边拨算盘，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跟这水声搅在一块儿，成了童年最踏实的背景声。那时候他哪知道什么叫“新”，什么叫“救国”，什么叫“小说”。他只晓得写字的时候心里头安稳。如今，他坐在临江书舍的书案前，摊着梁启超的书，心里头也安稳。不光是安稳，是有什么东西正慢慢醒过来。像一粒种子，在地底下闷了太久，让雨水泡透了，终于探出头来。那芽嫩得很，细得很，一阵风就能折断，可它还是探出来了。它知道，再不出来就烂在土里了。他也知道，再不动笔，心里那些话也要烂了，跟他一起烂掉。

他把书合上，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浦阳江在月光底下泛着银白色的光。水面平展展的，没有风，没有浪，像一面镜子。镜子里头映着月亮，映着星星，映着两岸的树影子。他看了好一阵，忽然想，历史也是一面镜子。照的是过去的人和事，可你看着看着，看见的其实是自己。两千年的人贪生怕死，现在的人也贪生怕死；两千年的人舍生取义，现在的人也舍生取义。官场里头的贪官污吏，从前有，如今也有；朝廷里头的忠臣义士，从前有，如今也有。什么都没变。变的只是衣裳、房子、车马。人心没变过。

他得把这面镜子擦亮了，让谁都照得见自己。照见贪婪，也照见善良；照见软弱，也照见勇敢。看见了，才能改。看不见，一辈子在黑地里摸爬滚打，摔了跟头也不知道绊自己的是什么。

他转过身，走回书案前坐下，又翻开那本书。

“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他又念出声来。“最上乘”三个字，分量不轻。他这辈子读的书不少，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八股文，哪一样没读过？可打小受的教诲是，小说最末等，是“闲书”“杂书”，上不了台面。正经读书人不看小说。可梁启超说，小说是文学里头最上等的。他信不信？他不清楚。他只晓得，他小时候读的那本《纲鉴易知录》，不是什么正经史书，是演义。就是那本演义，让他爱上了历史，让他走上这条路。要是那本演义真叫“不入流”，那他这辈子就是从“不入流”开始，走向“不入流”的结局。可他不在乎了。入流不入流，旁人说了不算。他写的是自己心里的话。心里的话，用不着旁人定高下。

他忽然想起葛先生的话。葛先生问他：“你知道你二哥为什么叫你‘写字不能急’吗？”他说不知道。葛先生说：“因为你急。你从小就急。急着考中，急着做官，急着证明自己。可你二哥不急。他看书慢，写字慢，说话慢。他不是慢，是稳。稳了，才能走得远。”

他急吗？急。他这辈子就是急。急着考科举，急着做官，急着编教科书，急着证明自己。急来急去，一场空。考了十九年，考上了，官做不成。编了两年教科书，编成了，给禁了。他急了一辈子，急来的全是败。是不是该慢下来了？像二哥那样，慢下来，稳下来，一步一步走。不急着要结果，只在乎过程。不急着让人看见，只在乎自己写得对不对。他写过那么多字，出过那么多书，可没有一本是自己真心满意的。不是写得不好，是写的时候太急了。急着让人看见，急着证明自己，急着在这个世上留点痕迹。可留下的痕迹经不起风吹雨打，一吹就散，一打就碎。

他翻到下一页。有一段话，他拿毛笔圈出来了——

“凡人之情，于常接触之事物，则不知不觉之间，其精神之感化，深入于心脾骨髓。”

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常接触的事物。精神感化。深入心脾骨髓。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趴在丝行柜台上写字，父亲在旁边拨算盘。算盘珠子的声音，生丝的气味，白墙黑瓦的影子，浦阳江的水声，全都长进他的骨头里了，走到哪儿跟到哪儿，甩不掉，忘不了。他写书的时候，那些东西自己就跑出来，落在纸上，变成字，变成句子。他不必刻意去想，它们就在那里。像浦阳江的水，不用人催；像二哥的教诲，不用人提醒。

他想，要是他把历史写成小说，那些历史人物会不会也像浦阳江的水一样，活过来？那些帝王将相，忠臣义士，奸佞小人，平头百姓——会不会从他的笔下走出来，走进读者的心里，长进他们的骨头里？会不会像父亲拨算盘的声音，像生丝的气味，像浦阳江的水声，长在人家身上，再也摘不掉？会不会在人家吃饭的时候想起来，走路的时候想起来，睡不着觉的时候想起来？会不会在人家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他一份胆气；在人家迷了方向的时候，给他指条路；在人家熬不下去的时候，给他一点亮光？

他不知道。可他乐意试试。

夜深了，油灯里的油快烧完了。火苗在风里头晃了几下，灭了。满屋子黑漆漆的。他没再点灯，就那么坐着，听窗外头的水声。浦阳江还在流，流了千百年了，还要往下流。他想，他要写的那些历史，也是一条河。从秦朝流到清朝，从两千年前流到今天。他不是要造一条新河，是把那条旧河的水引到今天的田里，让干裂的地喝上水，让枯了的苗重新抬起头来。

黑地里，他能听见自个儿的心跳。咚，咚，咚，慢悠悠的，稳得很。他忽然觉得，这心跳声跟浦阳江的水声合上拍了。水在流，心在跳，时间在走。他坐在这儿，跟着时间一起走。走到哪儿，不晓得。可他在走，没停。

第二天天亮前，他就醒了。推开窗，江风灌进来，凉丝丝的，湿漉漉的，带着芦苇的清气。他站在窗前看浦阳江。江水是灰蓝色的，天光底下闪着碎碎的银色，渔船已经出去了，小小的，远远的，像几片叶子。他看着那些船，心里忽然静下来。不是认命的那种静，是找到了方向的那种静。他不晓得这条路能走多远，不晓得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人看，不晓得这辈子能不能写完。可他不想再等了。等了十九年，等来两碗落榜，一张空白委任状，一纸禁书令。够了。

他洗漱，生火，做饭。早饭照旧简单，一碗粥，一碟咸菜，一个馒头。他吃得飞快，撂下碗就进了书房。

书房里，那本《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还摊在桌上。他坐下来，又翻开来。这回没从头读，直接翻到圈过的那段——

“故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读《水浒》竟者，必有余怒；读《西厢》竟者，必有余情。”

他念出声来。余恋，余怒，余情。一本书读完了好些日子，书里的情绪还在心里头翻腾。好的小说，能让读的人放下书以后还在想，还在念，还在恨，还在爱。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读《纲鉴易知录》，读到岳飞被害，哭了。读到文天祥就义，又哭了。读完好些天，心里头那些人的影子走过来走过去，撵不走，忘不掉。那不是小说，是演义。可演义跟小说有什么两样？都是讲故事，都是写人物，都是让读的人哭、笑、放不下。他想，他要写的就是那样的书。让读的人有余恋，有余怒，有余情。让那些历史人物从纸上站起来，走进读的人心里头，住下来，不走。让人在深夜里想起他们，在梦里遇见他们，从他们身上瞧见自个儿。

他提笔，在纸上写下一行字：“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

这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正史是骨头，轶闻是肉。骨头要硬，不能弯；肉要鲜活，不能烂。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得有出处。他不能骗人。这辈子，让人骗够了，也骗够了人——不是他想骗，是这世道逼着他骗。考科举，让人骗了；做官，让人骗了；编教科书，也叫人骗了。如今他要写一部不骗人的书。写给自个儿，写给二哥，写给那些孩子。写给他心里头那盏不灭的灯。他要让那些孩子晓得，历史不是谁都能涂抹的小姑娘，历史有骨头，有血肉。骨头是真的，血肉是故事。真的不能改，故事可以说。说好了，孩子们就记住了。记住了，就不会再被骗。

他忽然想起邵希雍说过的话。有一回邵希雍问他：“东藩兄，你晓得你写的这些书，会有人看吗？”他说不晓得。邵希雍说：“会的。因为人得知道自己打哪儿来。”他当时没往心里去，这会儿想起来，觉得有道理。人得知道自己打哪儿来。不晓得打哪儿来，就不晓得往哪儿去。像一棵树，根扎在哪儿，枝就往哪儿伸。根扎深了，枝才能伸长。他要帮那些孩子，把根扎深。

上午，他去了一趟镇上。

临浦镇的集市逢双开。他挎着竹篮，沿着青石板路慢悠悠地走。有人招呼他：“蔡相公，买菜啊？”他点点头，笑一下，不吭声。到豆腐摊上买了一块豆腐，还冒着热气，白嫩嫩的，像一块玉。到菜摊上买了一把青菜，叶子翠绿，根上带着湿泥。到鱼摊上买了几条螺蛳，螺蛳小小的，黑黑的，缩在壳里，碰一下才慢慢探出头来。

他看着那些螺蛳，忽然觉着，自己就像那些螺蛳。缩在壳里头，不敢出来。怕人碰，怕人踩，怕人吃。可他不能一直缩着。他得出来。他得写。写了，兴许挨骂；不写，一定会死。不是身子死，是心死。是那些读过的书、写过的字、憋在心里的话，一起烂掉。螺蛳缩着，是为了活。他缩在临江书舍里，也是为了活。可螺蛳活就是为了缩着；他活，不是为了缩着。他活，是为了写。

他挎着竹篮慢慢往回走。到了临江书舍门口，站了一会儿，抬头看那块匾。“临江书舍”四个字，太阳底下泛着淡淡的光。他忽然想，这四个字，是他的壳，也是他的王国。壳里头安全，王国里头自在。他要在壳里头建一个王国，在王国里头写一部通史。这部通史，不要皇帝批，不要教育部审，不要日本人抗议。自个儿写，自个儿印，自个儿卖。卖不出去，就送人。送不出去，就留给自个儿。等他不在了，这本通史还在。等那些孩子长大了，他们的孩子还在读。一代一代传下去。

下午，他又坐到书案前。

这回他没再看梁启超的书。他铺开一张纸，开始列提纲。从秦朝写到清朝。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清太祖——他把这些名字一个一个写下来，排成一排。看着这些名字，他忽然觉着他们活了。不是真活，是在他眼里活了。他看见秦始皇站在咸阳宫前头，挥着手说：“朕统一六国！”看见汉武帝骑着马在大漠上跑，箭矢破风，旌旗猎猎。看见唐太宗坐在玄武门边上，望着兄弟的尸体落泪，可他晓得，他不得不那么做。看见宋太祖端酒杯的手微微发抖。看见元世祖站在大都城墙上，望着南边的天说：“朕要灭了南宋。”看见明太祖坐在南京皇宫里批折子，批着批着忽然停下来，问旁边的人：“你说，朕是不是杀得太多了？”那人不敢答，他笑了笑，那笑苦得很。

他想，他要写的，不只是这些人的丰功伟业，还有他们的怕，他们的软，他们的犹豫，他们的悔。他们也是人，跟他一样。会哭，会笑，会怕，会悔。他要把他们从神坛上拽下来，拽到人堆里，拽进读的人心里。让他们不是教科书里冷冰冰的名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会吃饭，会睡觉，会上茅房，会发脾气，会做错事。做错了，会悔；悔了，来不及。跟他一样。他把试卷弄脏了，悔过；他替人代考，悔过；他编了那本教科书，也悔过。可悔有什么用？悔不能改什么。能改的，只有以后。往后，他不能再悔了。

他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有时候写了半页，觉着不好，撕了重来。有时候写了一整日，只剩几百字。他不急。他想起二哥的话：“写字不能急。心静了，手就稳了。”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再落笔。横平，竖直，撇捺舒展。他写得不错。不是那种扎眼的好，是那种温润的好；不是让人眼前一亮，是让人心里一暖。像冬天的日头，不晃眼，可照着身上，暖暖的。像夏天的风，不猛，可吹在脸上，凉丝丝的。

傍晚，他站在窗前看浦阳江的夕阳。

江面让落日染成了金红色，远山青黛，天边的云像着了火，又像铺开的绸缎。他看着那景象，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想起自己这半辈子，走过的路，摔过的跟头，流过的泪。想起那碗鸡汤，那身汗水，那张空白的委任状，那本被禁了的教科书。那些东西像石头，压在心上。他以为写演义能把那些石头搬开，可它们还在。它们不会走了。会跟着他，跟一辈子。睡觉的时候在枕头边，吃饭的时候在饭碗旁，写字的时候在笔尖下。甩不掉，忘不了。

可他不在乎了。他在乎的，是他写的那些字。那些字是他从心窝里掏出来的，每一个都带着他的体温。他要写出来，写给那些孩子看，写给那些跟他一样想知道过去的人看。那些孩子，兴许在上海，兴许在北京，兴许就在临浦镇。他们坐在学堂里，捧着书，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到高兴处，会笑；读到伤心处，会哭；读到气头上，会攥紧拳头。他看不见他们，可他晓得他们在。他们在他写的字里头，他在他们读的书里头。够了。不用更多了。

吃过夜饭，他又坐在书案前。

油灯亮了，昏黄的光落在稿纸上。他提笔蘸墨，接着写。写得快，笔尖沙沙响，像蚕啃桑叶，也像春雨打在瓦片上。他写秦始皇，写他一统六国的雄才大略，也写他焚书坑儒的狠。他写秦皇站在咸阳宫前，对着满朝文武说：“朕的江山，谁能夺走？”他看不见，他死了还不到三年，江山就换了姓。那些他以为永远不会倒的人，那些他以为永远不会背叛他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他写汉武帝，写他开疆拓土的雄心，也写他晚年折腾老百姓的糊涂。他写汉武帝老了，病了，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夕阳，问自己：“朕这辈子，值了吗？”没人应他。他写唐太宗，写贞观之治的清明，也写玄武门之变的冷血。他写太宗也老了，也病了，躺在床上望着房玄龄、杜如晦的画像，说：“你们走了，朕一个人，撑不住了。”

他写每一个人，都像在写自己。不是经历一样，是心里头相通。他能懂他们的怕，他们的软，他们的犹豫，他们的悔。因为他也有过。他让鸡汤泼过卷子，让汗水泡烂过考卷，让门房挡在门外，让日本人抗议，让政府禁了书。他输过，输得惨。可他还活着，还在写。那些帝王将相，有些输了，死了；有些赢了，也死了。输赢、生死，都是过眼云烟。留下的，是他们的故事。而他，要写这些故事。故事里头有他们，也有他。故事里有赢，有输；有笑，有泪；有亮堂的时候，也有黑的时候。故事里有他想说却一直没说的话。

夜深了，油又快烧完了。

他搁下笔，揉了揉酸涩的眼。窗外，浦阳江的水声还在，一下一下，像时间在走。他听着那水声，忽然想，他写的这些字，会不会也像浦阳江的水一样，一直流下去？流到那些孩子手里，流到那些孩子的孩子手里，流到一百年后，两百年后，一千年后？那时候，他早就不在了。骨头都化成灰了。可他的字还在。字在，他就在。他的声音会穿过时间，穿过山山水水，传到那些素未谋面的人耳朵里。他会告诉他们，从前有一个人，叫蔡东藩，他写过一部书，叫《历朝通俗演义》。他写这部书的时候，很孤独，很穷，很苦。可他写得很认真，每一个字都查过，每一段史都对过。他不骗人。

他不晓得。可他乐意信。

那个决定，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是日日夜夜、一盏一盏油灯底下磨出来的。是他坐在临江书舍的书案前，翻着梁启超的书，一个字一个字琢磨，磨出来的。是他站在窗前，看着浦阳江的水一天一天地流，流出来的。是他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着那些历史人物，想着那些孩子，想出来的。是他输了那么多回，摔了那么多跤，流了那么多泪，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他不能救国，可他可以写史。他不能改变这个时代，可他可以告诉后人，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他不能让孩子们过得更好，可他可以让他们晓得，他们的根在哪儿。

够了。

窗外，浦阳江还在流。他低下头，继续写。

他打算先从清朝写起。清朝离眼下最近，材料最全，读者最熟。写完了清朝，再往前写。一部一部，一代一代，一直写到秦朝。

他铺开一张新纸，在顶头写下：《清史通俗演义》。

然后提起笔，蘸满墨，写下头一行字。

那是《清史通俗演义》的第一行：“太祖肇基，始建女真。”

六个字。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他的手很稳，心很静。他想起二哥的话：“写字不能急。心静了，手就稳了。”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落笔。横平，竖直，撇捺舒展。那六个字，写得不错。不是那种扎眼的好，是那种让人心里一暖的好。像冬天的日头，不晃眼，可照着身上，暖暖的。

他搁下笔，看着那六个字，看了许久。

然后他拿起笔，接着写。

窗外，浦阳江还在流。他低下头，接着写。

他不晓得还能写多久。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他不晓得。他只晓得，只要他还活着，他就要写。写他的书，写他的历史，写他的命。

那盏灯，还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