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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春天，蔡东藩回了临浦。
这一次不是歇脚，不是暂住，是再也不走了。他在会文堂书局的差事辞了。不是书局不要他，是他熬不住了。十年的孤灯岁月把他的腰熬弯了，眼睛熬花了，胃也熬坏了。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整夜咳嗽，咳起来弯着腰喘不上气。邵希雍送他到火车站，看着他那张灰白的脸，嘴张了几回，最后只说了一句：“回去歇着吧。别再写了。”蔡东藩点点头，上了火车。
包袱里没有稿纸，稿纸全锁在会文堂的柜子里。包袱里只有几件换洗衣裳，二哥留下的那方砚台，还有那个抽屉里的零碎东西——那些年攒下来的试卷、红纸、那张空白的委任状、邵希雍的信、婚书、女儿的襁褓、小儿子的襁褓。他抱着包袱坐在窗边，像抱着自个儿的半条命。
火车开起来，窗外的景从城里的房子慢慢变成了田和桑林，再变成白墙黑瓦的小镇。他心里空落落的。不是没了方向的那种空，是事情做完了以后不知道该干什么的那种空。六百多万字写完了，十一部书，两千多年的历史，写完了。然后呢？他不知道。这问题像根刺，扎在那儿，拔不出来。
火车到杭州，换船回临浦。他坐在船头看两岸，春天了，桃红柳绿，可他觉着颜色都淡了一层。他伸手在眼前晃了晃，手指头模模糊糊的。老了。真的老了。
船到临浦码头，天快黑了。暮色从浦阳江上游漫下来，把镇子染成一片青灰。他站在码头上，看着镇子。白墙黑瓦，江还在流，老樟树还在，丝行门口那块青石板还是湿漉漉的。都跟他走的时候一样。可他不一样了，不再是那个背书包赶考的少年，也不是那个拿委任状去做官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个在临江书舍里写史的人了。他成了一个病恹恹的老头。
二姑母不在码头上。她前两年就走了，走的时候他在上海写史，没能赶回来。他站在码头上，不知道该去哪儿。
他回了老屋。父亲留下的老屋，墙裂了，屋顶漏了，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他推开门，灰尘扑了一脸，他咳了几声。堂屋里一切都没变，旧木桌，油灯，墙角那几摞二哥留下的书。他坐到床沿上，一动不动。以前回来的时候，他还能从包袱里掏出点什么——试卷，委任状，信。这回什么都掏不出来了。什么都掏完了。
他坐到天黑，没点灯。窗外浦阳江的水声还在，跟他小时候听见的一样。他想，这水声流走了他的童年，流走了他的少年，流走了十九年的科考，流走了十年的孤灯，流走了他这一辈子。现在它还在流，他流不动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棂漏进来，照在地上。他坐起来又咳了一阵，扶着床沿站起来，走到厨房生火做饭。一碗粥，一碟咸菜，吃几口就要歇一歇。
吃完饭他去了镇上，请了郎中。郎中姓陈，留着一把山羊胡子，说话慢吞吞的。他把了脉，看了看舌苔，摇着头说：“蔡相公，你这是熬坏的。十年的夜，不是闹着玩的。得歇着，不能再写了。”蔡东藩说：“不写了，写完了。”郎中开了方子，他抓了药往回走。路上有人跟他打招呼，他点点头笑一下，那笑容淡得跟没笑一样。
回了老屋，煎药，喝药。药苦得他皱眉头，他想起小时候喝药，母亲端到他嘴边，说椿寿喝了病就好了。现在没人端了。
日子就这么过，喝药，吃饭，发呆，坐着。从早坐到晚，从晚坐到早。病不好不坏，咳嗽还在，胃口还在，失眠还在。他像一盏快灭的灯，油还有，灯芯却烧短了，火苗忽明忽暗的。有时候半夜醒过来，他盯着天花板听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慢得像要停了。他想，停就停吧。
有一天，临浦小学的校长来了。四十来岁，姓李，穿灰布长衫，戴圆框眼镜。他坐在蔡东藩对面看了他好半天，说：“蔡先生，我们想请您去学校教书。”蔡东藩愣了一下：“教书？”“教国文。您是秀才出身，又是优贡，学问扎实。孩子们要是能听您讲课，是他们的福气。”蔡东藩不吭声，想了很久。他想起当年编的那些教科书，想起被禁掉的“中华公园论”，想起那些再也见不着的孩子。教育救国这条路，他走不通了，被日本人堵死了，被政府堵死了，被这个世道堵死了。可李校长告诉他，有一间教室，一群孩子，在等着他。
“我试试。”他说。李校长笑了：“不是试试，是一定行。”
秋天，蔡东藩走进了临浦小学。学校不大，一幢两层的木楼，一个操场，几棵梧桐。梧桐叶子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响。孩子们在操场上追跑，笑声脆生生的。他站在门口看着，心里忽然暖起来。不是晒出来的暖，是被人需要的那种暖。他写了一辈子书，没人需要，书锁在柜子里，字印在纸上，没人读，他的名字没人知道。可这些孩子需要他，他们需要人教认字、教读书、教写文章。他觉得这间学校比他写过的任何一部书都重要。
他走上讲台，孩子们坐得端正，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蔡东藩。”说：“我叫蔡东藩，从今天起，我教你们国文。”孩子们跟着念，声音稚嫩清脆。他翻开课本，中华书局出的《新式国文教科书》，第一课只有八个字：人，手，足，刀，尺，山，水，田。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教“人”字，一撇一捺，像两个人互相靠着。他说人不能一个人活着，要互相帮，互相撑。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问：“那不帮呢？”他说：“不帮就站不稳，一推就倒。”女孩点点头，在纸上写了一个“人”字，一撇一捺，挨得紧紧的。教“山”字，中间高两边低。他说做人要有主见，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一个男孩问：“主意错了咋办？”他笑了：“错了就改。山也会塌，塌了再长，人也会错，改了还是好人。”教“水”字，中间一条河，两边是岸。他说做人要像水，要活，要动，不能死守着旧东西，可变的是方法，不能变的是根本，根本是善良、正直、爱国。
他讲了很多，把每个字掰碎了揉烂了，讲给孩子们听。他们似懂非懂，可他们记得住，记在心里，长在骨头里。他等的就是他们长大以后能懂的那一天。
下课了，孩子们围上来叽叽喳喳地问。那个羊角辫女孩扯着他的衣角说：“先生，我长大了也要当先生。”他笑了：“好，你好好读书，一定能当。”他走出校门，天快黑了，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瘦，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芦苇。他走得很慢，咳着，可他心里暖。
回到老屋，他铺开纸备课，写得很慢，想起二哥的话：“写字不能急。心静了，手就稳了。”他闭眼深吸一口气，落笔，横平竖直。
他在临浦小学教了一年书。身子慢慢好了些，咳嗽少了，胃口开了，也能睡了。不是药管用，是那些孩子管用，他们就是他的药。
有一天李校长来找他，说学校要扩建没地方，问能不能在临江书舍开个私塾。他想都没想就说好。他把西厢房收拾出来，摆上课桌长凳黑板。天井里那口井还在，孩子们下课了趴在井沿上喊：“好深啊！”他站在旁边看着他们笑，那笑是从心底漾出来的。
私塾开课来了十几个学生，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七八岁。他教《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他讲什么是初什么是善，说人刚生下来都是善良的，长大了有的变坏了，是因为没人教。孩子们问他变没变坏过，他说变过，年轻的时候替人代考骗过朝廷，那是坏，可后来改了，改了还是好人。他教“教之道，贵以专”，讲专心，做一件事就专心做一件事，他想起自己写史那十年，只做了一件事，写史，专了就成了。
他教“昔孟母，择邻处”，讲孟母三迁，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在丝行柜台后站了三十多年，腰弯了背驼了，咬着牙供他读书。孩子们听着眼圈红了。他教“窦燕山，有义方”，他想起二哥，十岁就博览群书，二哥教他的东西他教给这些孩子，一代一代传下去。他教“养不教，父之过”，他想起女儿，他没来得及教她，这些孩子不是他的孩子，可他当他们是。
他讲这些的时候，把自己半辈子从历史里悟出来的道理都掏出来了。孩子们不一定全懂，可他信他们记得住。
有一天邵希雍从上海来看他，走进天井，看见他坐在竹椅上晒太阳，身边围着一圈孩子听他讲岳飞的故事。邵希雍坐在旁边听了一会儿，说：“东藩兄，你现在不写史了，改讲故事了？”蔡东藩笑了：“写史是给大人看，讲故事是给孩子听。不一样，又一样，都是让他们知道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邵希雍看着他满头的白发身边的孩子，忽然觉得他这是在种田，把种子一粒一粒种在孩子心里，总有一天会发芽。
邵希雍走的时候说：“东藩兄，你这一辈子值了。”蔡东藩摇摇头说：“不值，我写的书没人看。”邵希雍说：“没人看你就讲给他们听，讲完了他们记住了，一代一代传下去，你的书不会白写。”
孩子们催他接着讲，他喝了口水清清嗓子，继续讲岳飞。讲他在大理寺被逼认罪，他脱了衣服露出背上“精忠报国”四个字，说“我岳飞一生精忠报国，从未谋反”。羊角辫女孩的眼泪掉下来了。蔡东藩看着她，心里一疼，想起自己的女儿，女儿走的时候也哭了。他抱不住女儿，可他抱不住这些孩子，他能教他们，教他们像岳飞一样。
孩子们问他岳飞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岳飞死了，被坏人害死了。孩子们哭着问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世道不讲对错讲强弱，岳飞弱，所以被害死，秦桧强，所以能害他。可你们记住，秦桧活着被后人骂了一千年，岳飞死了被后人敬了一千年，你们要做岳飞，不要做秦桧。羊角辫女孩说：“先生，我长大了要做岳飞。”他说：“好，你好好读书。”
邵希雍在一旁看着，心里感慨，蔡东藩一辈子都在教人，可他从来没被人教过，没人教他怎么面对失去面对孤独面对遗忘，他只能自己教自己。
他接着讲文天祥，讲史可法，讲林则徐。天黑了，孩子们站起来鞠了一躬说先生再见，他点点头说明天再来。天井空了，他一个人坐在竹椅上，望着那口井，想起二哥的话：“写字不能急，心静了手就稳了。”他现在不写字了，他教书，教书也不能急，急了孩子听不懂。他站起来走进书房备课，明天讲《正气歌》。
一九三〇年春天，蔡东藩办了一个毛巾厂。小作坊，几台织机，十几个工人，在临江书舍后面，叫“坤元毛巾厂”。坤元是《易经》里的字——“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他希望这个厂能像大地一样养活一方人。他不图赚钱，他这辈子就没赚过钱，他想提倡国货。那时候日本货到处都是，中国人的钱一箱一箱流到日本人手里，他看不下去。他在教科书里写“中华公园论”被禁了，在演义里骂日本人挨过子弹恐吓，可他没怕过。不能写，他就做，织毛巾，跟日本货争。他把自己攒了大半辈子的钱都拿出来了，几百块大洋，又找亲友凑了些，邵希雍寄了些，够了。
他不会办厂，可他学。买图纸研究，去杭州的毛巾厂看，问工人问技师，记笔记，密密麻麻的，跟他写史一样认真。回到临浦把织机装好，坐在织机前学织毛巾，手笨，织出来的歪歪扭扭。工人笑他：“蔡先生，您是写书的，不是织毛巾的。”他笑了：“我学，学会了教你们。”他学了三个月，白天教书，晚上织毛巾。手磨出了泡，泡破了结痂，痂掉了又磨出泡，他不怕疼，这辈子的苦吃多了，这点不算什么。
毛巾织出来了，白的，软的，滑滑的。他捧在手里看了很久，这是中国人自己织的，不是日本货。他把毛巾叠好放在案头，跟二哥的砚台搁在一起，心里暖。
开工那天乡亲们都来了，看着织机听着咔嗒咔嗒的声音。蔡东藩站在织机旁说：“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织的毛巾，不是日本货，咱们要用国货，不能让日本人的钱把咱的血吸干了。”乡亲们买了，一条一条地买。他们不懂什么叫国货，可他们信蔡东藩。
生意说不上红火，可也不亏，够工人吃饭交房租买原料。他不图赚钱，图不亏，不亏就能继续做。他每天早晨先去教书，然后去厂里看，看织机转没转，工人干没干。他不懂技术，可他懂人。工人累了他说歇歇，饿了他说吃饭，想家了他说回去看看。他对工人说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们。
有时候他坐在厂门口，看青石板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挑担的推车的牵着孩子的。他心里想这些人都是他的读者，他们不读他的书，可他们用他织的毛巾。他的书没人看，毛巾有人用，不一样又一样，都是为中国人做事。
一个年轻人来买了一打毛巾，说拿去上海卖，上海人认国货。蔡东藩说好，卖得好我多织。年轻人扛着一大包走了，他看着那背影消失在巷口。
毛巾厂开了三年，他织了上万条毛巾，卖到杭州上海苏州。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他听着改着，改好了接着织。他在乎的只有一件事，他织的毛巾是中国人自己织的。
一九三三年，毛巾厂关了。不是不赚钱，是他老了。手没力气了，眼睛看不清了，腰直不起来了。他坐在织机前织一会儿就喘不上气。工人说您歇着吧我们织，他摇摇头，他不织了别人也织不好，他织的毛巾有他的魂，他不在魂就散了。他把织机卖了，钱分给工人，站在厂门口看着织机被抬走，心里空。书写完了，毛巾织完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回到临江书舍，坐在天井里晒太阳。孩子们围过来问他怎么不织毛巾了，他说老了。孩子们说那我们帮你织，他说你们还小，等长大了再织。孩子们点点头说好，长大了帮先生织。
他看着他们心里暖，他写的书没人记得，他织的毛巾也不会有人记得，可这些孩子记得他，记得他教他们写字教他们读书，记得他讲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这就够了。
他闭上眼睛晒太阳，想起二哥的话：“写字不能急，心静了手就稳了。”他现在不写字也不织毛巾了，坐着晒太阳，心静手稳。他睁开眼看天井上方的天，蓝得刺眼。他站起来走进书房，铺开纸磨好墨，给邵希雍写信。告诉他自己很好，身体好了些，饭能吃了觉能睡了，孩子们乖，毛巾厂关了可他不后悔，他这辈子写了书织了毛巾教了孩子，够了。
他把信投进绿色的邮筒，听见咚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落了地。他不知道自己最后的心愿也落了地。
那盏灯还亮着，窗外浦阳江还在流，他低下头继续写教案。明天讲《正气歌》，教孩子们记住文天祥，记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记住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人。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落笔，横平竖直撇捺舒展。
窗外天快黑了，浦阳江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暮霭。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冷风灌进来他打了个哆嗦。天上有星星，一颗一颗亮晶晶的，他望着那片灰蒙蒙的天，不知道哪一颗是他的，可他知道他还在，他在灯就亮着，灯亮着路就看得见，路看得见孩子们就能走下去。他转过身走回书案前坐下，铺开一张新纸，磨好墨，提起笔。窗外浦阳江还在流，他低下头继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