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临江书舍的雨，下了整整一个春天。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落在青瓦上，顺着屋檐滴下来，在石阶上砸出一个个小坑。浦阳江涨了水，江面比平时宽出许多，水色浑黄，挟着上游冲下来的枯枝败叶，不急不慢地往东淌。书舍里的空气潮得能拧出水来，稿纸摸着软塌塌的，墨磨出来也比平日稀了几分。
蔡东藩坐在书案前，面前摊着《唐史通俗演义》的稿子。正稿已经写完了，他在补批注。左手边堆着《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右手边是《唐会要》《册府元龟》《唐六典》，还有几本从镇上书铺淘来的野史笔记。书摞得高了，挡住了窗外的光，他就点起油灯，凑近了看。
灯是黄铜的，用了好些年，灯罩上熏出一层黑黄的烟垢。火苗不大，却稳，照着稿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迹。他写的批注比正文还密，蝇头小楷，一行挨一行，像田里的秧苗，齐齐整整。正稿给普通人看，批注留给有心人。他一直是这个意思。
邵希雍推门进来的时候，正看见他趴在案上，拿笔在稿纸边空处写写划划。那摞批注稿已经比正稿厚出一截了。邵希雍端着一碗姜汤，放在案角，也不急，等他写完这一段。
蔡东藩搁下笔，抬起头，眼底布满血丝，鬓边的白发又多了几根。
邵希雍叹了口气：“东藩兄，你这又是何苦？”
“演义是形式，史实是根本。”蔡东藩揉了揉眼睛，“根歪了，文字再好也是误人子弟。我早定了规矩——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这十六个字，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刻在心上的。”
这规矩是他动笔之初就定下的。那时的书市上，历史演义泛滥，多是迎合市井趣味，添油加醋，把正史抛在脑后。百姓读了，把戏说当真，把传说当史，真正的历史反倒没人知道了。蔡东藩急，急得整夜睡不着。他躺在黑暗里，听着浦阳江的水声，一遍一遍想：那些孩子读了假史，以后还怎么分得清真假？
他要写一部不骗人的史书。
邵希雍晓得他的脾气，可还是忍不住劝：“你写的是演义，不是官修正史。老百姓图个乐子，谁会逐字逐句跟你较真？你这般较劲，读者不领情，书商不买账，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
“吃亏就吃亏。”蔡东藩说这话时，语气平淡，眼神却硬，“我写史，不是写给当下人看的。好看的文字红个十年二十年就没人记得了，真实的历史能传千百年。我要让百年之后的人翻开我的书，不说‘蔡东藩文笔好’，只说‘他写的史是真的’。”
邵希雍不再劝了。他知道劝不动。这人倔了一辈子，从考科举的时候就开始了，考了十九年，考上了做不了官，也没见他服过软。如今写史，还是这副脾性。
妻子端着药碗走进来，放在案边。药是刚温好的，碗底还烫手，她用布垫着。蔡东藩接过碗，一仰头喝了，眉头都没皱一下。黄连的苦味从舌根漫上来，他抹了一把嘴角，又拿起了笔。
妻子没说话，只把他翻乱的几本书按次序摆好，又把他用完的纸页叠整齐，轻手轻脚退了出去。门掩上时，带进一阵雨后的湿风。
邵希雍看着这一幕，感慨道：“有嫂子这般支持，你才能安心埋首故纸堆。”
蔡东藩望了一眼妻子离去的方向，目光软了一下，随即又落回案头的书上。“她懂我。晓得我写的不是书，是一份责任。”
蔡东藩写唐史，写到武则天，卡住了。
正稿好办，把入宫、封后、称帝、退位的脉络理清楚，几千字就交代完了。难的是批注。武则天哪年生的？《旧唐书》说这样，《新唐书》说那样，《资治通鉴》又是一种说法。他翻遍了正史，又去查《唐会要》《册府元龟》，各家记载都不一样，谁也说服不了谁。
他对着几本书蹙眉，妻子在旁边研墨，也不多问。她研墨的手腕酸了，就换一只手，接着研。墨汁磨了一砚又一砚，蔡东藩一个字也没写。
最后他在批注里写下：“武氏生年，诸书互异，莫衷一是。姑从《新唐书》，存疑待考。”
存疑待考。四个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从不装懂。在他看来，史家的笔重逾千斤，一字之差就能歪曲一段历史。承认自己不知道，比假装知道更需要勇气。
邵希雍觉得他太较真，可有一件事让邵希雍印象深刻。
那是关于武则天的另一条野史。邵希雍不知从哪里翻出一本笔记，上头写着武则天有个私生子，生下不久就夭折了，埋在长安郊外，后来被乡人挖出来，尸骨还在。笔记写得有鼻子有眼，地名方位都很详细。
邵希雍兴冲冲拿来给他看：“东藩兄，这段精彩，写进正文，读者准爱看。”
蔡东藩接过笔记，看了一遍，没吭声。
当天夜里，妻子见他还没睡，端着热粥走进来，看见他对着一本泛黄的野史蹙眉，便问：“遇到难处了？”
蔡东藩把笔记递给她：“这段要是写进书里，读者肯定感兴趣。可我查了好几本正史，都没见记载。”
妻子翻了翻，轻声道：“你写史是为了求真，不能为了好看就违背本心。实在拿不准，就多查几本。”
第二天一早，蔡东藩就一头扎进了书堆。正史翻遍了，没有。野史翻了一本又一本，《隋唐嘉话》《大唐新语》《酉阳杂俎》……翻了三天，书案上的典籍堆了半人高，只在那一本孤本里见到此说，且作者不详，来历不明。
第四天，邵希雍再去看他，见他坐在书堆后面，头发蓬乱，眼下一片青黑，手里还攥着那本野史。
“东藩兄，你还真在查？”邵希雍又气又笑，“这不过是后人附会编造的，何必这般较劲？”
蔡东藩抬起头，眼神认真：“我不能仅凭自己判断就说它是假的。万一这记载有出处，只是我还没查到呢？写史的人，最忌主观臆断。”
又过了三天，蔡东藩在批注里写下：“武后私生子事，遍检正史，无载；遍检野史，仅一见，且语焉不详，来历不明。疑为后世附会，不足为据。故不取。”
放下笔，他长长舒了一口气。
妻子端来热粥，柔声道：“查清楚了就好。”她拿起帕子，轻轻擦掉他嘴角的墨痕。蔡东藩看着妻子忙碌的身影，心里涌起一阵愧疚。
邵希雍后来跟友人说，蔡东藩哪里是写史，分明是破案。旁人写史用的是笔，他写史用的是放大镜，一字一句都要追根溯源，容不得半点含糊。
对待杨贵妃的生死，蔡东藩也是一样的态度。
民间一直传说杨贵妃没死在马嵬坡，而是被人偷偷送去了日本，终老异乡。日本还有杨贵妃墓，文人墨客据此赋诗填词，百姓大多信以为真。
邵希雍劝他：“这段传说流传极广，写进演义，读者爱看。你何必非要较那个真？”
蔡东藩不答，照样搬出所有典籍逐一核对。《旧唐书》写得明白：“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帝不得已，与贵妃诀，缢死于佛室。”《新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同。他又去查日本方面的古籍，所谓杨贵妃墓，都是后世附会，没有同期史料佐证。
最终他在批注里写道：“贵妃死马嵬，正史所载，凿凿有据。东渡之说，起于晚唐，盛于宋元，盖怜其死而欲其生，不忍以缢死书之也。然史笔贵真，不以情掩实。故从正史。”
他说：“好看的传奇可以编，真实的历史不能改。我写的是历史，不是小说。”
让邵希雍最为动容的，是蔡东藩对“狸猫换太子”的考证。
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元杂剧演过，明清小说写过，说书人讲了一代又一代，百姓早就把它当成真事了。邵希雍劝他，这段人人皆知，写进演义，读者亲切，不必太较真。
蔡东藩照样去查《宋史》。《宋史》写得清楚：李宸妃确是宋仁宗生母，刘娥也确曾抱养仁宗。但没有什么剥狸猫换子，也没有包拯断案——包拯当官的时候，仁宗早已亲政，李宸妃也早就过世了。
这故事纯粹是后人编的。
妻子见他对着《宋史》反复研读，便主动帮他抄录史料，把正史中关于李宸妃、刘娥、宋仁宗的记载按时间顺序排列出来，又做了个小册子，把民间传说和史实逐条对照。她的学问不大，可是有耐心。蔡东藩问她：“你不觉得烦吗？”她摇摇头：“你写史，我抄史。烦什么？”
蔡东藩没有把这段传说写进正文。他在批注里写道：“狸猫换太子事，起于元人杂剧，明人小说增饰之，清人石玉昆《龙图公案》遂成大篇。然考之正史，绝无此事。刘后虽妒，未尝害宸妃；仁宗虽晚知，未尝诛刘氏。民间传闻，与史实大异。然其事流传已久，深入人心，若全不提及，读者必以为漏略。故于正文中略叙其概，而于批注中辨其谬误。庶几读者既得故事之趣，又知史实之真。”
批注比正文还长。
邵希雍叹道：“你这般较真，苦了自己，也苦了嫂子，终究要吃亏的。”
“吃亏就吃亏。”蔡东藩语气平淡，眼神却硬得像浦阳江底的青石，“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有依据，每一段史事都求确凿，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后世子孙。这点苦，这点亏，算什么？”
妻子轻轻握住他的手：“我陪你。不管多久。”
这份坚守贯穿了蔡东藩写史的全程。每写完一卷，他都要逐字逐句通查所有史料，遇到疑点便停下来，查清楚了才往下写。妻子陪着他熬夜，帮他抄录、整理，成了他最踏实的后盾。
写玄武门之变时，野史记载李世民杀了李建成、李元吉的十个侄子，连名姓年岁都写得详尽。可正史只载诸子被杀，未录姓名。他反复查证，依旧无法确定真伪，便在正文里只写“建成、元吉及其诸子皆死”，把野史记载的名姓附在批注里，标注“存疑待考”。
邵希雍劝他不必多此一举。他说：“我不能因为怕出错就隐瞒所知。我把疑问留下，后人便有迹可循。我若瞒了，便是断了后人探知真相的路。”
写建文帝下落，朱棣破宫后建文帝不知所终，自焚、出家、逃亡海外诸说纷纭。邵希雍劝他选个离奇的说法写入，博读者眼球。他断然拒绝，把各家说法一一列于批注，正文只写“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批注里直言：“建文下落，史无定论。诸说纷纭，皆无确证。以待后之学者。”
写郑和下西洋，《明史》记载寥寥。他耗时三天，搜集《明实录》《瀛涯胜览》等典籍，妻子也帮忙跑书铺寻来零散的方志笔记。正文千余字，批注写了五千言。
邵希雍笑他批注比正文还精彩。他说：“寻常百姓读正文，有心人看批注，各取所需。”
唯有写岳飞之死时，这个向来克制的文人，在批注里流了泪。
正文他只写了寥寥数笔：“飞至大理寺狱，被诬以‘莫须有’之罪，十二月二十九日，遇害。”批注里他却悲愤难抑，写下：“岳武穆之死，千古奇冤。桧之奸，高宗之昏，至今思之，犹令人发指。”末了又添一行小字：“吾写至此，泪不能禁。”
墨痕晕开，是泪水沾的。妻子见他伏案垂泪，默默递过手帕。她懂他的悲痛，也懂他的赤诚。
他还常在批注里与后人对话。遇到解不开的疑问，便写下“后之君子，幸考焉”。他信，百年之后会有人循着他的批注继续探寻。
邵希雍笑他空想。他说：“我信。我写这部书，便是信后人会看，会懂，会记住。”
就连三国史事，他也不肯沿用《三国演义》里的虚构情节。草船借箭不写，空城计不写，只依正史写。有人说他不识时务，他说：“故事可虚，史不可虚。我用演义的形式写真实的历史，让百姓既能读懂，又能学真东西。”
书斋的油灯，亮了一夜又一夜。妻子的陪伴，陪了一岁又一岁。
案头的批注稿越堆越高，比正稿还厚。有人问他写这么多批注，费这么大劲，没人看不是白费了？他说：“现在不看，以后会看；现在不懂，以后会懂。历史从不会被遗忘，求真的人总会遇见这份真实。”
邵希雍后来感慨，蔡东藩哪里是写史，分明是为后人修一条史路。从秦汉到民国，两千余年，修得坎坷，修得辛苦，却修得扎实，修得真切。他的妻子，便是这路上最温柔的守护者。
一日，邵希雍问他，此生写史，最在意什么。
蔡东藩翻开批注稿，指着二哥留下的那句“史家之笔，重于泰山。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吾辈操觚，可不慎欤”，轻声道：“我一生守着这句话，守着‘务求确凿，不尚虚诬’的准则。有妻子相伴，有初心不改，便足矣。”
妻子站在他身旁，轻轻挽住他的胳膊。
窗外，浦阳江悠悠流淌。书斋里的孤灯依旧明亮。
那盏灯，还亮着。
他低下头，继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