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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珍的账本上，一九八五年开春起，多了一个名字。
三月十一，秋红，作业本两个，一毛四。
四月初二，秋红，凉鞋一双，一块六——半价处理的，底薄，秋天就换。
五月，秋红跟小满共一把伞，不花钱。
不是“多一口”了。是名字。
从那个被锁了门的晚上起，陆秋红就在周家进进出出了。起先是来吃饭——周慧珍说的“中午来吃饭”，她真来了，怯生生的，站在门槛外头喊“婶婶”，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后来是来写作业——周家的八仙桌比陆家的稳当，灯也亮，十五瓦换成二十五瓦了，建国考高中那年换的。再后来，是来坐着——也没什么由头，就是放学绕个远，从周家门口过，进来看一眼灶台上有什么，看一眼就走，跟点卯似的。
周慧珍从不留她过夜。天一擦黑，就撵：“回吧，你妈该找了。”
秋红问过一回：“婶婶，你咋老撵我走？”
周慧珍正纳鞋底，头也不抬：“这个家的门朝你开，可你自个儿的家在隔壁。人不能忘自个儿的门朝哪边开。”
秋红似懂非懂。可她记住了。往后每天晚上，她走前都要把周家的水缸挑满——挑不动满桶，就半桶半桶地拎，拎四趟。周慧珍拦过两回，拦不住，也就随她。
后来周慧珍跟林素琴说起这事，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孩子不是要一口饭。她是要个地方——一个有人应她一声的地方。”
刘翠芳的脸色，是秋天挂下来的。
起因是棉袄。那年冬天来得早，十月里就下了霜。秋红还穿着前年的棉袄，袖口短了一截，手腕子露在外头，冻得通红。周慧珍在自家账本上记了一笔：*十月十九，秋红棉袄袖子接布，半尺，不花钱。*——她拆了建国一件旧棉袄的里子，给秋红接了袖口，外头罩一件罩衫，看不出接的。
这事让刘翠芳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巷子就这么长，谁家烟囱冒什么烟，都看得见。秋红天天往周家跑，穿回来一件袖口接过的棉袄——针脚细密，走的边匀匀净净——刘翠芳在自家门槛上坐着，看女儿进门脱罩衫，看了很久。
第二天她拎了一网兜鸡蛋，来了周家。
“慧珍，”她把鸡蛋往桌上一搁，脸上带着笑，笑得有点硬，“秋红在你家吃了大半年了，这几个鸡蛋，你收下。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周慧珍看了一眼那兜鸡蛋。八个。巷口的价，一块二。
她知道这是什么。这不是伙食费，这是刘翠芳的自尊——她来付账，是告诉周慧珍：我女儿不是白吃你家的，我管着她呢。
周慧珍把鸡蛋推了回去。
“鸡蛋你留着给秋红煮。”她说，“要说过意不去——”她顿了顿，抬起眼，“秋红明年开春十三了。丫头家的东西，你当妈的，该给她备下了。她背驼了半年了，你瞧见没有？”
刘翠芳的脸腾一下红了。
“背驼”两个字戳得准。秋红这一年弯着背走路，夏天捂着厚褂子，跑步拿手捂着前胸——班里有男生起哄，喊她“罗锅”。当妈的不会看不见，是看见了装看不见，或者压根没打算看。
刘翠芳走的时候没再说话，鸡蛋留下了，摔门似的走了。
周慧珍也没追出去。她把鸡蛋收了，第二天煮了四个，两个给小满，两个塞进秋红书包——她没食言，蛋是给秋红煮的。
而那年冬天，刘翠芳真给秋红做了件新棉袄。
针脚粗，絮棉厚薄不匀，一边肩膀鼓着一块。可那是新布，蓝底小红花的的确良——刘翠芳攒了两个月的布票。秋红穿着来周家吃饭，进门先挺了挺胸，让周慧珍看。
“婶婶，我妈做的。”
周慧珍上上下下看了一遍，说：“行。针脚比你头年强多了。让你妈明年再给你做，越做越好。”
秋红咧开嘴笑了。
她没听出来，周慧珍夸的不是棉袄，是刘翠芳。
胸衣的事，是转年夏天。
一九八六年，秋红十二了，蹿了个子，夏天忽然不肯穿单褂子了，三伏天捂两件，脸憋得通红。上体育课，跑步她永远吊在最后，两只手抱在胸前，像揣着什么怕人抢的东西。班里男生开始嚼舌头，起先小声，后来当着面怪叫。
小满回来学给周慧珍听，气得脸通红：“他们说秋红姐‘藏馒头’！秋红姐都不去上学了，装肚子疼，装了三天！”
周慧珍正在案子上裁衣裳。她听完，剪子没停，把一条线剪到头，才放下剪子。
“小满，去，把秋红叫来。就说婶婶有件东西给她看。”
秋红来了，进门缩着肩膀，还是那个含胸的姿势——这姿势已经长进她骨头里了，坐着站着都是护着前胸的。
周慧珍把小满和建国都支出去，关上门。灶房里就剩两个人。
她没问，也没讲道理。她从里屋拿出一样东西，摊在案子上——两件白的，旧的细棉布做的，是自己改的，针脚细得几乎看不见。
“这是啥……”秋红盯着看。
“穿在最里头的。”周慧珍说，“女孩儿家长大了，都得穿。婶婶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姥姥拿旧床单给俺缝的。”
秋红的脸红了，红得快滴出血来。她伸手碰了碰那布，手抖着，忽然就低下了头，肩膀一耸一耸的。
周慧珍没去搂她，也没劝。她只是站在旁边，等。
等秋红哭完这一阵——不是嚎，是无声的，眼泪一颗一颗砸在案子上——周慧珍才开口：
“尺码是照你小满姐的改的，你们俩身量差不多。不合身回来找俺，俺再改。”她顿了顿，“这事不丢人。女人家的事，是正经过日子里头的事。你姥姥说过，闺女长大了，头一件要紧事，是知道自己的身子是自己的，得自己看重。”
秋红抬起头，脸上还有泪，可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她把两件胸衣叠好，贴身放进书包最里层，抱在怀里走的时候，背挺着——十二年来头一回，这孩子的背是直的。
八月底，沈玉梅从广州寄来一个包裹。
包裹里有三样东西：给建国的两罐麦乳精，给小满和秋红的各一条裙子——的确良的，一条鹅黄，一条月白，玉梅信里写：“广州年年出新样子，去年的就不穿了，给你们捡个新鲜。”
月白的那条，周慧珍给了秋红。
秋红把裙子拿回家，搁在枕头底下压了一宿。第二天傍晚，她在巷口的路灯底下，背过身换上了——事先跟小满两个在周家比划了半天，学会了系裙腰上的扣绊。
她从墙根那儿走出来，站到路灯底下。
十二岁的女孩，月白的裙子，辫梢一根红皮筋。灯光从头顶上浇下来，裙子是新的，胸是挺的，背是直的。她有点不知道手往哪儿搁，攥着裙角，仰起脸看灯，又低下头看裙摆，看了一会儿，原地转了半圈。
裙摆飞起来，又落下去。
小满在旁边看着，忽然扯着嗓子朝周家喊：“妈——！你快来看！”
周慧珍端着一盆衣裳出来，站在自家门口，朝巷口看。
隔着半条巷子，路灯底下那个穿月白裙子的女孩，听见喊声，转过头来，隔着几十步远，咧开嘴笑了。
周慧珍没过去。
她就在自家门槛上站着，看了一会儿，端着盆进去了。进门前，她把盆搁在台阶上，腾出手，朝那边摆了摆。
意思是：好看着呢，回屋吧。
去方伯铺子里学手艺，是一九八六年秋天定下的事。
起因是方伯的手。
那年秋天，周慧珍去取一件呢子大衣的裁片，看见方伯正给一件绸缎旗袍锁边——他的右手抖。不厉害，就是抖，捏着针，针尖在缎面上悬着，落不下去。他试了三回，三回都偏了线。
最后他把针搁下了，坐在案子的后头，半天没言语。
“方伯，”周慧珍说，“俺来。”
她拿起那根针。锁边的活她看过许多遍，看过方伯做，也看过自己娘做。她的手稳——方伯头一回见她就说过的稳。针脚一针一针排下去，落在缎面上，齐得像用尺子量过。
方伯坐在后头看，看了很久。
“丫头，”他忽然说，“礼拜二、礼拜五晚上，你过来。”
“过来做啥？”
“学手艺。”方伯说，“从量体学起。俺这双爪子，撑不了两年了。这铺子，这门手艺——”他抬了抬下巴，朝着满屋子的布料、粉线、案板上磨得发亮的剪刀，“得有人接。”
周慧珍这才明白，方伯让她来，不单是让她学一门吃饭的手艺。
他是把一门手艺，往她手里放。
从那天起，每周两个晚上，周慧珍下中班就去铺子。头一个月只学量体——软尺怎么走，肩宽背阔袖长领围，量一处记一处，差半分都不行。方伯给她立了规矩：“量体量的是人，不是布。人一站到你跟前，先看肩斜不斜、背驼不驼、腰在哪边高——衣裳是伺候人的，伺候不好人，裁得再准也是白瞎。”
第二个月学画粉。第三个月才许碰剪刀——头一剪子下去，方伯盯着，剪偏一分，整片布作废，作废的布她得自己掏钱买。
“心疼不？”方伯问。
“心疼。”
“心疼就记住了。”方伯说，“衣裳裁坏了能重裁，有些事，坏了就坏了，没处重裁。”
周慧珍捏着剪刀，听出这话里有话。她没接。老头儿这些日子总说这种半截话，像是一坛子酒，坛口松了，酒气一点一点往外走。
年底，她出师了三样活：男式衬衫、的确良两用衫、裤子的前后片。
出师那天，方伯从铺子最里头的柜子底下，摸出一个布卷，打开——是一把剪刀。德国货，索林根的钢口，柄上刻着两个字母，磨得只剩下影子了。
“俺师父传俺的。”方伯把剪刀搁在她手里，“俺用它四十年。往后，你的手养它。”
周慧珍捧着那把剪刀，沉甸甸的，钢口凉，握一会儿就热了。
她要跪下磕头，被方伯一把薅住了胳膊。
“行这老礼做啥。”老头儿别过脸去，声音瓮瓮的，“手艺传下去，比磕一百个头强。”
一九八七年秋天，建国上高三了。
高三是什么？高三是一口锅，把全家的钱都倒进去，还听不见响。
鸡蛋，每天一个。猪肝，一个礼拜两回。麦乳精，两块钱一罐，一个月三罐。参考书，《数理化自学丛书》新一版，一套五块四。晚自习回来的夜宵，一毛钱一碗的馄饨——建国说不用，周慧珍说：“脑子是肉长的，不是铁打的。”
账本上的字，一行一行地密起来。
九月，麦乳精三罐，六块。
十月，《自学丛书》，五块四。猪肝八回，两块六。
十一月，鸡蛋三十个……
十一月底，周慧珍把家里的缝纫机卖了。
那台缝纫机是一九七二年买的，蝴蝶牌，她跟陈守义攒了两年零三个月的钱。十五年里，全家的衣裳从它上头过，建国的开裆裤、小满的碎花袄、秋红的胸衣、她自己那件蓝褂子的边，都是这台机器缝的。如今学着手工裁了，机器用得少，可她一直留着——留着，是留个念想，像家里的一口人。
卖的前一天晚上，她把机器擦了一遍。梭心、皮带、台板缝里的线头，一样一样抠干净了。第二天一早，旧货店的人来抬机器，她站在边上看着，一句话没说。机器抬出门的时候，她在账本上记了一笔：
十一月二十九，蝴蝶牌缝纫机，七十五块。
七十五块。够建国吃到高考，还有余。
陈守义是晚上回来发现的。灶房墙根那儿空了一块，地上留着四个机器脚踩出来的印子。他站在那块空地上，站了很久，问：
“机器呢？”
“卖了。”周慧珍在灶上盛汤，“建国下个月要买复习资料，还有营养——”
“你跟俺商量了吗？!”
陈守义的声音陡地起来了。九年来他头一回冲周慧珍提高嗓门。
周慧珍端着汤，转过身来。
她以为他心疼的是机器——那也是他攒钱买的。可她看见陈守义的脸，看见他眼里的东西，她的火一下就没了。
那不是心疼机器。
那是一个男人的臊。
十五年了。这个家添置过什么？电视机没有，冰箱没有，缝纫机是唯一一件像样的家当。如今连它也保不住了——而卖它的是他媳妇，用的是她挡车三班倒的加班钱贴补过的日子。他这个当爹的，儿子高三，吃媳妇卖嫁妆般卖了机器换来的鸡蛋，他这一天一天，算什么？
“守义——”周慧珍开口。
“吃饭。”陈守义说。声音哑了，火也熄了，“菜要凉了。”
那顿饭，他一句话没说，扒了两碗饭。
第二天起，他晚了三天回家。厂里的人说，陈守义在外头接活了——城东一家社办厂有台老机器，请他去修，修了三个晚上，人家塞给他十五块钱。又过了半个月，纺织机械厂一个老工友介绍他去装了两台布机。都是黑下里的活，技术换钱，那时候管这个叫“接私活”，抓着要写检查，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十二月初的一个早上，建国背上书包去上学。走到巷口，他打开书包拿英语单词本——手在书包夹层里碰到了一个手绢包。
打开：十块钱。一张大团结。没有字。
建国站在巷口，捏着那张钱，站了很久。
他知道是谁放的。他爹的工装，左边内兜，别着一支钢笔和一个手绢包——从小他就知道那手绢包里是爹的零钱。这钱上的折痕，跟那个手绢包里的钱，是一样的叠法。
他把钱原样包好，塞回书包夹层最深处。
他没跟妈说，也没跟爹提。当天晚自习回来，他把那张钱压在自己书桌的玻璃板底下，上头用功课表盖着。钱搁在那儿，一搁就到高考——他每天坐下来做题，先看一眼功课表，再看一眼玻璃板底下那个角。
那是他爹的十块钱。
他考的每一张卷子，都是拿这个当稿纸的。
广州的信，是一九八八年三月来的。
那时候建国离高考还有九十天，全家的日历都围着那个日子翻。信是傍晚送到的，厚厚一封，贴着三张邮票。周慧珍正在灶上做饭，手上沾着面粉，小满把信举给她看：“妈！沈姨的信！信封这么厚！”
周慧珍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才接过信。
她没当场拆。她把信揣进兜里，把饭做完了，一家人吃过了，建国回屋做题去了，小满睡了，陈守义上中班还没回来——她才在灯底下，把信拆开。
信纸抽出来，一共五页。前三页是玉梅的家常话：志远的电器行开到第二间门面了；小军上了初中，成绩中游，“比他爹强，他爹当年是倒数”；广州的木棉花开了，红得像火，“你在苏州见不着这个”。
第四页，字忽然密了。
慧珍，下面的话，你要坐稳了看。
你托我问阿珍姐的事，我年前就问了。问之前我跟她不熟，就是供货的关系，逢年过节走动走动。那天我提了"苏州棉纺厂"五个字，她手里的茶杯就放下了。我又提"周慧兰"，你猜怎么着——她站起来，走到窗子跟前，背对着我，站了能有一支烟的工夫。
然后她回来坐下，跟我讲了如下的话，让我原样抄给你，一个字不改——
"我是七三年春天进的苏州棉纺厂，临时工，在细纱车间。宿舍紧张，把我安排跟挡车班的几个姑娘挤一间，周慧兰睡我下铺。她大我三岁，我管她叫兰姐。兰姐手把手教我接头，我出的第一匹二级纱，是她替我求的情，没扣我钱。七五年上半年，我们同宿舍八个月。那年四月，兰姐当了先进，照片上了光荣榜，她拉着我去看，指着照片笑，说'阿珍你瞧，我这样子像个苏州人吗'。"
慧珍，下面这段，我是流着泪抄的。
"七五年九月中，她问我，广州的厂子，收不收挡车工。我说收，怎么不收，广州缺熟练工缺得凶。她问，外地人去，落不落户口。我说落，慢一点，但落。她听完没说话，扭头看着窗外。过了好一会儿，她说：阿珍，广州好，广州远。
半个月后，她托我打听清楚了：调走要厂里放档，她打算不要档了，辞职，到广州从头干。她说她攒了八十七块钱，够了。她还差一样东西没拿到手，拿到了，月底就走。
然后，就是十月，出事了。"
慧珍，后面还有一句，阿珍姐让我单独抄给你——
"她要走没走成，不是她的命不好。是她手里那样东西，有人不肯让她带走。她妹妹要是有胆子，让她来广州。有一样东西，兰姐留在我这儿，我替她收了十三年，一直等一个姓周的人来拿。"
信的最后一页，是玉梅自己的话，就三行：
慧珍，我看完这三页，一夜没睡。
你姐姐当年不是没想过活路，她是死在要走的前头。这话说出来我心口疼。
建国考完，你来广州。路费我出。这不是商量。
灯芯很静。十五瓦的灯泡，照着五页信纸，照着周慧珍的手。
她的手没有抖。她一页一页看过去，又从头看了一遍。看到“她攒了八十七块钱”那一句，她的眼睛停了很久——八十七块。姐姐一个月工资三十四块五，八十七块，是她不吃不喝攒下的钱。是准备拿去广州、从头过日子的钱。
要走的前头。
十三年了。她一直以为姐姐死在一场事故里，如今才知道，姐姐死在一场逃跑的半路上。她不是没有挣扎过。她挣扎过——她省下了八十七块钱，她问过广州收不收挡车工，她连“辞职不要档案”这条路都想过了。
她差一样东西。有人不肯让她带走。
是什么东西？
周慧珍把信纸慢慢折起来。她拉开床头的抽屉，取出账本——第三本快记满了，牛皮纸壳的边角起了毛。她把信，和那张照片、那张纸条，一起夹进账本里。
账本厚了，合不拢了，得用一根皮筋箍着。
她坐在灯底下，坐了很久。隔壁屋里，建国的灯还亮着，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沙沙的，隔着墙传过来，像春蚕吃桑叶。
九十天以后，这个孩子要考出去了。要坐两天三夜的火车，去很远的地方。
而十三年前，有一个攒了八十七块钱的人，要去一个同样远的地方，死在了前头一步。
周慧珍翻开账本，翻到新的一页。她想了一想，提笔写了两行字。
第一行：三月十二，麦乳精，两块。
第二行，她的笔尖悬了悬，落下去：
存。广州。每月五块。
写完，她合上账本，用皮筋箍好，压回枕头底下，吹了灯。
黑暗里，隔壁的沙沙声还在响。窗外很远的地方，有一列火车过江，呜——长长的一声，往南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