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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记开张头一个月，一共做了七笔活。
账本上记得清楚：
正月廿八，开张。 二月初三，改裤脚一条，两毛。 二月初九，吴婶家丫头罩衫一件，一块八。 二月十五，张老爹棉裤絮棉，六毛。 二月廿一，锁边两条，四毛。
一个月，五块二毛钱。
扣去水电和税，剩不下什么。巷子里有闲话说得难听：“下岗女工逞能，裁缝铺是那么好开的？如今满街的成衣，五颜六色挂出来，谁还坐在案子前头等一件衣裳？”
秋红急，夜里翻来覆去。周慧珍不急。
“急啥。”她说，“铺子跟人一样，头一个冬天熬过去，就活了。你记住，成衣店卖的是样子—咱卖的是伺候人。商场里买一条裤子，裤脚长一寸，谁替你改？驼背的老人家，商场里的衣裳，肩线立得住吗？这世上，只要有穿旧衣裳的人、有身量不周正的人、有急等衣裳穿的人，咱这铺子，就有饭吃。”转机在三月里来了。三月初十，夜里十点多，巷口老吴家的远房亲眷来砸铺子的门：家里老人没了，寿衣要得急，讲究老法子的，跑遍半座城，没一家肯接——都说不会做，不敢做。
周慧珍披衣起来，开了铺门。
料子是现成的，她开张时就备下了两套——蓝缎的，老法对襟，从领口到下摆一排葡萄扣。她让秋红在旁边打下手，自己上剪子。寿衣的规矩多：不用一粒纽扣，全用带子系，带子不打死结；缝的时候一根线到头，不回针，不接线，讲究个“一脉到头”。
一盏灯，一把剪刀，一根线。
天亮的时候，衣裳齐了。周慧珍熬了一宿，眼睛通红，把衣裳用白布包好，双手递过去。丧家的人捧着包袱，眼圈通红，千恩万谢地走了。第二天，这家人回门谢孝，在铺子门口放了一挂小鞭炮。
苏州人办丧事，一家的事，半城的亲戚都知道。没出一个月，城东城西的人家，寻上门来了——老人的寿衣、老式的棉袄、大襟的衫子，这些商场里买不着的、别处不肯做的活，兰记全接。
周慧珍的手艺，也立住了。她量体的本事是方伯那一路的：人往跟前一站，先看肩斜不斜、背驼不驼，左右肩不一样高的，两片肩各裁各的；肚子大的老先生，前片放后片收，穿上身，看不见肚腩，人挺拔。有一回，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穿了她裁的棉袄，对着镜子转了两圈，忽然就哭了：
“三十年了，”老太太说，“头一回有衣裳，是照着俺这个人裁的。”
这话传出去，比什么招牌都管用。
一九九二年春，方伯走了。
走得安详，夜里睡过去的，八十四岁。侄孙来报丧的时候，说老爷爷早就交代好了：寿衣，指定要兰记做——“旁人的针脚，他信不过。”
周慧珍连夜裁的。蓝缎，一根线到头，没回一针。天亮送过去，她在方伯的遗体跟前站了很久，最后替他抻平了衣领。
“师父。”她说，“最后一趟活，给您做齐整了。”
那天，兰记歇业一天。
铺子里那块大案板，从此谁也不许挪。秋红每天开门头一件事，拿干布把它擦一遍。
夏天，小满毕业了。
中师三年，成绩排前头。分配志愿表发下来，班主任找她谈话：新区新建的实验小学，牌子亮，宿舍新，名额有两个，她要填，稳的。
小满回来跟家里商量。她把志愿表摊在八仙桌上，上头已经填了——沧浪区，**府前街小学**。就是青石巷往东两条弄堂那所，老学校，房子旧，教师跑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快退休。
陈守义一听就急了：“好好的新学校，你放着不去？你这是图啥？”
“爸，”小满说，“新学校不缺老师，缺的是挤破头的人。府前街小学不一样——老师跑光了，留下来的那些孩子，城乡结合部的、个体户家的、外地来做工的，总得有人教。我想去那儿。”
“你——”
“她想回来，就让她回来。”周慧珍在灶间接了一句，手上择着菜，头也没抬，“闺女的路，闺女自己认得。”
九月一号，小满上班。教二年级语文，第一课，《小蝌蚪找妈妈》。
头天晚上，她在铺子的案子上写教案，写完了，红着脸试讲给她妈听。周慧珍坐在案子后头，听完了，说：
“中。”
顿了顿，又说：“你小姨当年，教俺认字，也是这么讲的。她讲一段，笑一段，说慧珍你这个人，认字慢，记事倒牢。”
小满抬起头：“小姨教你认的第一个字，是啥？”
“‘兰’。”周慧珍说，“兰花的兰。她说，这是姐的名，你头一个得认。”
秋天，建国的信来了。
信照旧是报喜不报忧的调子：毕了业，进了设计院，工资多少，宿舍几人一间，师傅姓什么。可这封信写到后头，字忽然就绕起来了：
> ……单位里有个同事，不是同事，是兄弟单位的，开会认识的，也谈不上认识多少回……她叫程静，上海人，同济的，比我们低一级，学给排水……人很好，就是……
绕了三行，没绕到正题。
小满念信，念到这儿，趴在桌上笑得直不起腰：“完了完了，哥这是害了相思病了！‘人很好，就是……’就是啥呀？信上墨迹都涂了三个疙瘩！”
周慧珍没笑。她问：“姑娘家里，是做啥的？”
小满往下念：“信上说，程静的爸爸，是复旦的教授，妈妈是华山医院的科主任。”
屋里静了一下。
陈守义搓了搓手，想说什么，没说出来。书香门第，教授大夫——跟他们这青石巷的家，一边是楼顶，一边是巷底。
周慧珍把信纸接过来，从头到尾自己又看了一遍。看完，折好，还给小满。
“回信。”她说，“就跟你哥讲三句——”
“第一句：人家是书香门第，咱是青石巷的，这是实情，掖着藏着，不体面。”
“第二句：处对象，跟买布做衣裳是一个理。布料再金贵，裁不好，白搭；咱家的本事，不是布料，是裁得好。手艺人家的儿子，凭手艺吃饭，凭人品立身，走到谁家门口，腰杆都是直的。”
“第三句——”她顿了顿，“让那姑娘有空来家里坐坐。妈瞧瞧，是啥样的姑娘，能让我儿子涂三个墨疙瘩。”
小满刷刷地记，记完笑：“妈，你这三句，够哥揣摩半年的。”
也是这年秋天，厂里的机器，全停了。
棉纺厂清算重组，最后一批人下岗，陈守义在名单上头。走的那天，他最后巡了一遍车间——三台布机，他修了半辈子，前两台早就停了，剩下最后一台，别人不敢关，等他。
他站在那台机器跟前，听了很久。然后伸手，把电闸拉了。
机器的动静，从嗡嗡的，到低低的，到没有。车间里死一样地静。
他拿锁把车间的门锁上，把钥匙交到厂办，出来，天上飘着小雨。他没打伞，一步一步走回青石巷，走到巷口的兰记，推门进去。
周慧珍正在案子上裁衣裳，抬头看见他：“咋了？”
“厂里的最后一台机器，”陈守义说，“俺关的。”
周慧珍放下剪刀，看着他。两口子隔着一方案子，站了一会儿，谁也没再说话。
第二天起，兰记多了一个伙计。陈守义不会裁不会缝，他就踩三轮进货、卸煤、看店、烧水，中午给姑侄俩送饭。有人打趣他：“八级钳工，看柜台，屈不屈？”
他把茶壶一放：“俺媳妇的铺子，俺看门，天经地义。”
当月，铺子里添了一台新缝纫机。
蝴蝶牌。跟一九七二年那台一个牌子，跟一九八七年卖掉的那台，一个牌子。装好那天，周慧珍踩上去试了试——哒哒哒，哒哒哒，跟当年那台，一个声。
她踩了小半个钟头，谁叫她都没听见。
秋红后来跟小满说：“婶婶那天踩机器，我瞅着，跟掉眼泪似的。机器响着，就听不见她吸鼻子。”
一九九三年开春，赵德厚退了。
二线，让贤，组织上的说法很客气。他离厂那天，雇了辆三轮，拉着办公室的东西——几捆书，一箱茶叶，一盆养了十年的文竹。三轮车出厂门，过铁桥，一路骑，路过青石巷巷口。
兰记的门开着。周慧珍站在门口，正给一位顾客量衣。
三轮车从铺子前头过。赵德厚坐在车斗的文竹后头，看见了门口的她。
周慧珍也看见了他。
两个人隔着四五步远，对视了一眼。
就一眼。
谁都没说话。谁都没点头。三轮车吱吱呀呀地过去了，拐上大路，看不见了。
周慧珍收回目光，接着量衣。软尺从肩头走到袖口，稳稳的。
秋红从铺子里出来，手里拿着画粉，望着三轮车的背影：“婶婶，刚过去那人，看咱铺子看了半天。谁啊？”
“一个旧识。”周慧珍说，“量好了，进去吧，起风了。”
没有清算，没有下文，没有因果报应的大结局。“另案处理”那层雾，最终也没人去捅破——他退了，休了，得了个体面，从此绕着这条巷子走。
生活里多数的胜负，就是这个样子：对面那个人低头认了半寸，然后各自走各自的路。周慧珍后来跟玉梅信里写了一句：“俺要的名字，拿到了。他给的名，俺不要。”
夏天，拆迁的告示，贴到了青石巷的墙上。
最后一批，限期八月底搬空。
巷子像一锅温水，慢慢烧开了。搬家公司的大卡车进不来，就在巷口停着，家具一件一件人扛出来。谁家走了，门上贴个封条，白纸黑字，一天一天，封条从巷口往巷尾爬。
老吴家是头一批。馄饨摊的家什装了满满一车，吴婶临走那天，天不亮就起了炉子，煮了满满一锅馄饨，巷子里的人闻着香味都出来了。
“都来！”吴婶站在摊子后头喊，嗓门跟十年前一个样，“老规矩，一人一碗！今天不收钱——往后想吃，得跑新区去了！”
巷子里的人端着碗，蹲在青石板上，呼噜呼噜地吃。有老人吃着吃着，眼圈就红了。吴婶把最后一声吆喝留在了巷子上空：
“馄饨——出锅喽，”
张家搬去了城北。陆家搬去了城南——刘翠芳搬走前，特意到兰记来，订了一身出门的衣裳，要好料子，要新式样。周慧珍给她量体，两个人一句闲话没说，量完了，刘翠芳付了定金，临出门，回头看了一眼案子后头的秋红。
“丫头，”她说，“你婶婶的手艺，学到了几成？”
“皮毛。”秋红说。
“那也够你吃一辈子了。”刘翠芳说完，走了。
八月廿九，轮到巷尾十七号。
家具前一夜就捆好了。建国专门从上海赶回来，爷俩加雇的两个帮工，一车一车往外搬。八仙桌、床、樟木箱、碗柜、缝纫机……院子空了，屋子空了。
最后，周慧珍一个人进了灶房。
灶台的角落，那张年画还在。胖娃娃抱鲤鱼，贴了十八年了，褪得只剩下一点影子，鲤鱼的红，娃娃的笑，都快看不见了。
她踩着小板凳，用指甲一点一点，把糊了十八年的浆糊边，慢慢揭开。纸很脆，她揭得极慢，揭下一角，托着，再揭一角。整整揭了小半个时辰，一张完整的、旧得发黄的年画，躺在她的掌心。
她用一块干净布，把它包好，放进贴身的布兜。
锁门的时候，天擦黑了。陈守义和孩子们在巷口等她。她把钥匙送到拆迁办，回来的路上，路过巷尾，回头看了一眼。
十七号的门锁着，窗户上八八年糊的报纸，在暮色里发着灰白。烟囱立着，不冒烟了。
“这屋，”她轻声说，“收留了咱们十三年。”
“是你姐的屋。咱们借住了十三年——如今，还了。”
一家人往巷口走。走出十几步，小满忽然回头，对着那条住了十五年的巷子，深深鞠了一躬。
搬出来，兰记的铺面暂借在附近街面上——巷口的铺子也在红线里，年底交房。新楼认购的单子，秋天就下来了：原地回迁，六层楼，六十平，两室一厅，优惠价两万八。
交款前夜，周慧珍在铺子里盘账。
三本账，摊了一案子。陈守义坐在旁边，秋红和小满一边一个。
她一页一页地翻，一笔一笔地念。从九一年正月廿八开张那笔念起——“改裤脚一条，两毛”——念过寿衣，念过老太太的棉袄，念过三年里一针一线的三千多件活，念到今年秋天。
念完，她把三样数并在一起：铺子三年的积蓄，四千六百块；两处拆迁的补偿安置折算，一万二千块；厂里清算，她跟陈守义两个人的工龄买断，合计一万一千块。
“两万七千六。”她说，“加上手里现钱，三万出头。”
屋里静着。
“守义，”她合上账本，“咱买得起楼了。”
陈守义坐在那儿，半天没动。末了，他搓了搓手，声音有点抖：“俺这辈子……没住过楼。”
“从下个月起，住。”周慧珍说。
那天夜里，人都散了，铺子里就剩她一个。
她没急着关灯。案子收拾干净了，她取出一件东西——那件月白的的确良衫子。
十五年了。一九七五年，姐姐裁的；一九九零年，她穿着去了广州；这三年，天热的时候她还上身。的确良经不住这么些年，领口的滚边磨毛了，玻璃扣松了两颗，肘弯那儿，薄得快要透了。
她把衫子平平地铺在案子上，拆。一片一片拆开，拆得极慢，每一条线缝，都用小剪子挑断，不伤布丝。拆完，洗，晾，熨。然后，她换了一块新浆的里衬，照着原样的针脚，一片一片，重新缝拢——滚边照旧，玻璃扣钉牢两颗，另寻了两颗配色的补上。肘弯薄透的地方，从里头衬了一层月白的软纱，外头一点看不出来。
天快亮的时候，衫子齐了。
她把它挂在铺子门口的衣架上。灯光底下，月白的布面泛着一点温润的光——像十五年前，像三天前，像新的。
达哒，哒哒——隔壁案子上，缝纫机脚踏板被她顺手又踩了两下，空的，没有布，就是想听听那个响。
这三年，这声音，她听不够。
她关灯前，在衣架跟前站了一会儿。
“姐，”她说，“咱要住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