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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十二号起，周慧珍的日历是倒着翻的。
一天撕一页，撕到七月，日历薄得像一片笋壳。小满说：“妈，别人家的日历都正着挂，就咱家的像在倒数。”
周慧珍没解释。她心里有两条日子线：一条是建国的——七月七号，九号，考完；一条是自己的——存折上那个数，从三月的五块，到六月的五块，一格一格往上垒。
两条线，一条通上海，一条通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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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号，天刚亮，巷子里静得反常。
连老吴家的馄饨摊都推迟了出摊——吴婶说，摊子上的锅碗瓢勺响，怕搅了建国考试的心。其实建国家离巷口远着呢，可全巷子的人不管这个。谁家孩子头一回考大学，那就是全巷子的事。
周慧珍起了个大早。头天夜里就把建国的准考证、钢笔、铅笔、橡皮，装进一个透明塑料袋，检查了三遍。早饭是两个荷包蛋、一根油条——蛋要卧得圆，油条要整根，不许断。老太太传下来的规矩：考试这天，吃整的，不吃断的。
建国吃蛋的时候，手很稳。周慧珍看着他，忽然想起他八岁那年，也是这张桌，他把碗里的蛋夹给妹妹。一晃十年，那个让蛋的孩子，如今坐在桌前，肩膀宽了，下颌的线条硬了，是大人了。
“妈，”建国吃完，擦了嘴，站起来，“我走了。”
“等等。”
周慧珍从柜子里取出一样东西，塞进他上衣口袋——一小截红头绳，缠成一个小小的结。是当年慧兰辫梢上那种。
“揣着。”她说，“你小姨考先进那年，外婆给她的。”
建国低头看了看那个红结，没问什么，把口袋的扣子扣上了。
考场在城东的中学，走过去半个钟头。全家都去——陈守义推自行车驮着书包文具，周慧珍跟着，小满和秋红走在最后。秋红今天特意请了半天假，手里拎一个铝饭盒，里头是八个茶叶蛋，临出门塞给周慧珍的：“婶婶说，我该来。”
到了考场，铁门外头黑压压全是人。家长比考生多，摇蒲扇的、拎凉开水的、举着草帽遮阳的，把半条马路都占了。建国进了考场，一家人就在校门对面的一棵梧桐树底下站着。
太阳一点点升高。陈守义把自行车支在树边，周慧珍站着，小满和秋红蹲在树根那儿。
十点过后，天热起来。秋红把饭盒打开，剥了一个茶叶蛋，递给周慧珍：“婶婶，吃一个。”
周慧珍接了，咬了一口，是自家的味道——八角放得足，茶叶是陈的，煮得入味。她忽然想起来，这法子还是当年慧兰教她的。慧兰说，茶叶蛋要煮两回，头一回煮熟，敲碎了壳，再煮一回进味。
十三年了，她还照这个法子煮。
十一点半，铃声长长地响。铁门开了，考生像开闸的水涌出来。
周慧珍踮起脚在人堆里找。找到了——建国出来了，衬衫后背湿了一片，脸上倒是平的。
“咋样？”陈守义迎上去。
“还行。”建国说，“就是作文写得手酸。”
一句话，一家人悬了半年的心，落下去一半。
第二天考数学。出来的时候，建国的眼睛是亮的，隔着老远就喊：“最后一道大题，我做出来了！全班估计没几个做出来的！”
小满在旁边直拍手。秋红站在人后头，也跟着咧嘴笑，笑得比谁都开。
第三天下午，最后一场。
这一场出来得晚。铁门开了，人流涌尽，建国才慢慢走出来——走在人流的最末尾，脸上没什么表情。周慧珍的心一下子提起来：坏了？
建国走到她跟前，站定，看着他妈。看了两三秒，忽然说：
“妈，我想吃你腌的雪里蕻。”
周慧珍愣了一下。
“炒笋干的那种。”建国说，“这几天，做梦都是那个味儿。”
周慧珍的眼眶一下子热了。她别过脸去，扇了两下蒲扇，说：“家里有。晚上就炒。”
回来的路上，建国告诉他们：最后一门是英语，考得不好不坏，估分比数学低。但他不后悔，志愿早就定了——他的估分够。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静静的，像个大人了。
那天晚上，建国吃了三碗饭，一碟雪里蕻炒笋干，吃得干干净净。
饭后，他回屋，从书桌的玻璃板底下，取出那张叠成小方块的十块钱，走到堂屋，放在陈守义跟前的桌上。
“爹。”他说，“考完了。钱还你。”
陈守义看着那张钱，手在裤缝上蹭了蹭，没接。
“收着。”他说，“上学的路费。”
“路费妈给了。”建国把钱往前推了推，“这个是你熬夜挣的。爹，你挣的，你收着。”
父子俩僵了一会儿。最后陈守义伸手把钞票拿起来，捏在手里，捏了很久，忽然低头，用袖子在眼睛上抹了一把，起身出去了。建国站在原地，看着爹的背影出了门。
周慧珍在灶房门口，把这一幕从头看到尾。她没出声。
有些话，这爷俩一辈子都不会说出口。可是钱在桌上递过去又递回来，一来一回，就都说完了。
分数是七月二十几号下来的。
班主任骑了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一头汗冲进巷子，嗓门先到：“陈守义家的！你家建国！全校理科第一！超重点线四十六分！”
巷子轰一声炸开了。
老吴家的馄饨摊当天免了建国的碗，吴婶非拉着建国又浇了一勺辣油；张家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说是要“看新闻给建国沾沾喜气”；行政科来人核实户口的时候，赵德厚的小车从巷口过，停都没停——副厂长如今不进这条巷子了。
志愿是出分前就填好的：上海，同济，工民建。
填志愿那晚，建国问过家里。陈守义搓着手说：“俺不懂这些，你自己拿主意。”周慧珍说了实话：“妈也不懂大学。妈就懂一条——你自己选的路，爬也得爬到头，怨不得人。”
建国想了两天，来跟家里回话：“我选工民建。给人盖房子的，走到哪儿都有一口饭吃。”他顿了顿，又说，“方伯说的，手里有门活，心里就不慌。盖房子，就是我的活。”
周慧珍听了，半天没言语。这句话，是方伯教她裁衣时说的，她回来跟孩子提过一嘴——两年了，孩子记在心里，长成了自己的主意。
发榜后的那个月，家里的钱袋子重新分了工。
学费、路费、被褥、四季衣裳，七七八八算下来要一百六七十块。周慧珍翻账本，一笔一笔地划。划到“广州”那一栏——三十一块，六个月存的——她的笔尖停住了。
夜里，陈守义把一个布包搁在桌上，打开，一沓零票整票，一百五十四块。
“私活攒的。”他说，“学费俺出。你那个，别动。”
周慧珍看着他。四十一岁的人了，鬓角白了一片，手上的老茧比钱厚。
“守义，那事要办成了，少不得要跟人撕破脸。”她说，“姓赵的如今是副厂长，厂里几千口人的饭碗捏在他手里。俺要往下查，你——”
“俺知道。”陈守义打断她。他往建国屋里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瞟了一眼，声音低下来，“慧珍，俺这辈子，咽下去的话比你多。你姐的事，俺要是当年多问一句，兴许……兴许不至于。这个账，俺认。”
他转回头，看着周慧珍。
“你去。”他说，“这个家，如今俺守得住。”
建国走的日子，定在八月三十一号。
头天晚上，家里最后忙了一夜。两床新棉被是周慧珍弹了新棉花絮的，网兜里塞着搪瓷脸盆、暖水瓶，一个铁皮饼干盒里装着炒好的雪里蕻——两斤，笋丝切得比头发还细。那只电子表，八四年沈志远送的，换了三回电池，还走着。
秋红是天黑透了来的。她在门口磨蹭了半天，把一个纸包塞给建国，转身就要跑，被小满一把拽住。
纸包打开，是一双鞋垫。白布的底，纳的针脚歪歪扭扭，有几分密，有几分疏，看得出纳的人费了大劲。
“我纳的。”秋红低着头，声音跟蚊子似的，“跟婶婶学的。哥，你到了上海……垫上。”
“哥”这个字，她说得很轻，却是头一回。
建国把鞋垫收了，认认真真的，像收一份大事。他说：“好。垫上。”
秋红抬起头，眼睛在灯底下亮亮的，笑着，一扭头跑了。跑出去几步，又站住，回头喊：“婶婶！我明天上工！不能去车站了！”喊完真跑了，辫子甩得飞起。
第二天一早，全家送建国去火车站。
陈守义驮着行李走在头里，建国背着书包跟着，周慧珍和小满走最后。一路上没人多说话。到了站，绿皮车停在月台上，人挤人，行李架上的包袱垛得像山。
上车前，建国跟爹妈一一告别。轮到周慧珍，她替他把书包带子紧了紧，说了些“吃饱穿暖、来信、别省”的车轱辘话。建国一一应了，忽然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进他妈手里。
“妈，这个你拿着。”
火车鸣笛了。建国翻身上了车，趴在车窗口朝外喊：“妈！回去拆！”
火车动了。小满追着跑了几步，站住，蹦起来挥手。建国的脸在车窗玻璃后头，越来越小，末了，那只手还在挥。
火车出了站台，月台上空下来。周慧珍手里攥着那个布包，站在原地。
回去的路上，她把布包拆了。
里面是一沓钱——二十六块五，零票居多，一张一张理得整整齐齐。钱里裹着一张纸条，建国的字，写得又急又用力：
> 妈：
>
> 给小姨讨说法的路费，儿子出一半。不够，写信。
>
> 这个家你撑了二十年，往后的难处，该轮到我们了。
>
> 儿
周慧珍站在巷口，捏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很久。
小满在旁边探头探脑：“妈，哥给你啥了？”
“没啥。”周慧珍把纸条折好，跟钱一起收进内兜，贴着胸口那个地方，“你哥长大了。”
回到家，天擦黑了。
安顿了行李的空地方，收拾了建国走空的床，周慧珍出门去倒煤灰，路过巷口，看见裁缝铺的门板上了一半。
铺子里亮着灯。
方伯坐在案子后头，就着十五瓦的灯泡，在叠他的那些家伙——粉线、软尺、划粉，一样一样码进一个木匣子里。他叠得很慢，每一样都拿布擦一遍，像在给它们送行。
周慧珍在门口站住了。
“方伯？”
方伯抬起头。灯泡的光斜斜地打在他脸上，那张脸上的皱纹，好像一夜之间又深了一层。
“丫头，进来。”他说，把门板又拉开半扇，“俺等你两天了。”
周慧珍进去，把门板掩上。铺子里比往常暗，案子擦得干干净净，剪刀都不在了——那把索林根的，两年前就传到她手里了。墙上的皮尺还挂着，一排竹尺，几十道刻痕，磨得发亮。
方伯指了指案子对面的凳子：“坐。”
周慧珍坐了。方伯给她倒了碗茶，又给自己倒了碗。他把茶碗捧在手里，没喝，就那么捧着，像捧着一点热乎气。
“下个月，铺子交了。”他说，“房管所的手续，办完了。俺八十了，手抖成这样，留着铺子糟蹋。这案子、这些尺——”他环顾了一圈，声音低下去，“跟了俺一辈子。”
周慧珍没接话。她知道老头儿叫她来，不为说这些。
果然，方伯把茶碗搁下了，抬起眼，看着她。
“丫头，那天送孩子走，俺在这门口看见你了。”他说，“你家最险的日子，过去了。孩子出息了，家里那口子——是个能顶事的。俺琢磨了十三年，琢磨的就是这一天。”
他从案子的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放在案面上，推过来。
一张照片。周慧珍认出来——就是林素琴给她的那张，1975年4月检修组的合影。不对，不是同一张。这一张更旧，边角毛了，是翻印的，画面淡了一层，可上面的人一样：钱本昌，周慧兰，小吴。
“你那张是厂里档案里的。”方伯说，“这张，是俺自己的。当年车间里老赵师傅拍的，洗了两张，给了俺一张。”
他把照片摆正，手指头点在左边那个国字脸的男人身上。
“丫头，俺今天，把七五年那本账，从头到尾，给你交代清楚。”方伯说，“俺讲，你听。中间别打岔——俺这口气，讲完这一回，往后兴许就讲不动了。”
灯泡的光晕里，老头儿的手在照片边上放平了，抖，但放平了。
"七五年四月，A-3梳棉机大修。换传动部件。件，是设备科采购的——经手人，赵德厚。"
周慧珍的心口“咚”地一沉。
赵德厚。十三年，这个名字头一回跟这件事钉在一根钉子上。
“那时候他还是个采购员，厂长的半子，刚攀上没两年，正找门路往上爬。”方伯说，“件进厂，是俺验的。俺一上手就知道不对——报的是正品新件，可那批货是翻砂的旧件改的。断口有旧茬，砂眼都能对上。俺跟钱本昌讲：主任，这批件不能用，得退。”
“钱本昌咋说？”
“他说：厂里预算紧，正品件贵三倍的价，先凑合装上，出了事，他担着。”方伯的嘴角扯了扯，扯出一个说不清是哭是笑的弧度，“出了事，他担着。丫头，这句话俺记了十三年。后来真出了事，他担了吗？他让一个死人担了。”
周慧珍的手指掐进了掌心。
“那你——”
“俺签了字。”方伯说，“检修单上，审核栏，钱本昌；见证栏，俺方伯安。俺当时想，他是主任，他说担着，那就是担着。俺一个机修工，端人家的碗，能咋样？”
他停了停，喝了一口茶。
"这是头一回。第二回，是十月。
"十月十六，下午三点多。俺在二车间修一台并条机，听见A-3那边'咣'一声闷响，跟着有人喊。俺撂下家伙就跑过去——丫头，俺跑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灯泡嗡嗡地响。周慧珍坐得笔直，一动不敢动。
"你姐倒在机器边上。那个翻砂的传动件，崩了。断的茬口横在那儿，白花花的。她当班，听见异响停了机，去处理——她是全厂数得着的好手，操作上挑不出一根刺的毛病。那机器点动试车的时候，崩裂的传动件甩出去——就一眨眼的工夫。
"事故，是事故。这一点，俺今天跟你说实话：那天的事故本身，没冤枉谁。是那台机器，是四月里埋进去的那个件，半年后讨债来了。
“可后头的事——”
方伯的手抖起来。他按住自己的手背，按了一会儿，才接着说。
"俺到的时候，钱本昌已经在机器跟前了。丫头，你猜他在干啥？他蹲在那儿，捡碎片。把崩碎的传动件残片，一片一片，往他工装口袋里揣。俺看见的时候，他揣了多半兜。
"俺当时没明白。俺还喊：钱主任，救人要紧，人——他说：人没了，老方，你看住机器，谁都不许动。
"他守着那台机器，守到保卫科来人。等厂里的人到了，机器的安全罩，合得整整齐齐。碎片，一片不剩。地上扫过了。你姐姐的岗位操作证，摊在机身上头——他把这个摆出来了。
"三天后，事故报告出来：挡车工周慧兰，违规操作，开机处理故障，卷入。
"俺看见了报告。俺还查了机器——保卫科来之前，俺抢在前头看了那个断口。丫头，那是疲劳断口，旧茬，裂纹一圈一圈的，是那个翻砂件用了半年，熬干了。四月里要是装正品，十月里它崩不了。
“俺把这个，跟钱本昌讲了。”
方伯抬起头，看着周慧珍。那双浑浊的眼睛里，东西涌上来了。
“他看了俺很久。他说：老方，你儿子小方，下个月转正，材料俺替他递上去了。”
铺子里死一样的静。
“俺儿子，当年二十三，临时工干了四年，转正名额两年没轮上。他娘病着，一个月三十来块的临时工资，撑一个家。”方伯的声音平得吓人，“俺听完这句话，回家躺了一宿。第二天下车间，俺跟保卫科讲：俺是见证，俺看见的，跟报告上写的一样。”
周慧珍闭上了眼睛。
她恨不起来。她想骂，可这骂找不到落处——一个父亲，一个儿子的转正表，攥在人家手里。十三年前那条巷子里，谁不是这么咽的？连陈守义都咽了，全厂的人都咽了。
她睁开眼：“然后呢。铺子。”
“铺子是第二样。”方伯说，“事故结了案，厂里说俺手有旧伤——俺早年工伤，两根指头断过——照顾俺，病退，把巷口这间铺面批给俺，自谋生计，一个月领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巷子里的人都说，老方因祸得福。”
他忽然笑了一声，那笑比哭难听。
“因祸得福。丫头，你知道那间铺子是啥吗？那是封口的赏钱。俺拿着这个赏钱，替人守了十三年的口。”
“赵德厚呢？”周慧珍问。她的声音很低，可是每个字都咬得很死，“验件的俺知道了，签报告的俺知道了。赵德厚——采购单子上，除了钱本昌，第二个签字的，是他吧。”
方伯点头。
“件是他买的，差价是他跟钱本昌分的。事故一出来，跳得最高的也是他——报告是厂里保卫科写的，可'违规操作'四个字，是他定了往上报的。他那年月就管着档案调阅。出事第二天，他去东仓，把四月检修的原始领料单抽走了，另誊了一份干净的——干净的单子上，只有钱本昌的名字。”
周慧珍想起那张纸条——沈玉梅藏了五年的纸条，末尾划掉的那三个字。
赵德厚。划掉的是他自己。
“丫头，你手里那张纸条，是誊漏的底子。”方伯说，“上头划掉的那三个字，是他的笔迹。俺认得——他当年管收发，厂里的黑板报都是他抄的。”
“方伯，”周慧珍开口了。她问这句话的时候，喉咙是哑的，“俺姐——她走前，来问过您，是不是？”
方伯的身子，慢慢地佝偻下去。
“九月二十九，夜班下了，她在这儿等俺。”他说，“就在你现在坐的这条凳子上。她手里拿着一张纸，给俺看——一张合格证。翻砂件冒充的正品件，合格证编号是套的别的批次的号。她是先进，质量上的章法她门儿清，她把四月的领料记录跟合格证存根对过了，对不上。
"她问俺：方叔，四月里A-3换的件，是不是有毛病？
“俺看着她。”方伯的手，死死按着案沿，“俺要是说一句'是'，她当场就得去市里。俺要是说'不是'，是骗她。俺最后跟她说：丫头，别问了。拿着你的东西，走你的路。走得远远的，别回头。
“她听懂了。她站起来，跟俺说：方叔，我不白走。我走了，这东西，早晚有人看得见。”
方伯抬起头，眼睛里的东西，再也兜不住了。
“七天。丫头，就七天。她跟俺说完这话，第七天，人就没了。”
“出事头一天，”老头儿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俺去车间办公室送修单，在走廊里，听见她跟钱本昌吵。门关着，声音是从门缝里挤出来的。俺就听见她一句——”
方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像从十三年的深井里往上拽：
“**报告里写的是啥，你我心里都清楚。你要真写我违规——行。那四月检修那笔账，我先拿到市里去算。**”
“第二天下午，A-3，就出了事。”
铺子里，灯泡的光晕一动不动。周慧珍坐在凳子上，脊背挺得笔直，眼泪一滴一滴砸在膝盖上，砸出一小片深色。她没有出声。
十三年。她一直以为姐姐死得糊涂，死得无声无息，像一片叶子掉进河里，连个响都没有。今天她才知道，姐姐死前攥着东西、亮过底牌、把话撂在了那扇门的外头。她不是没有挣扎。她挣扎过，她赢了道理，输了命。
“丫头，”方伯说，“俺这辈子，就欠一句话。九月二十九夜里，俺要是追出门去，跟她说一句——那台机器你躲着走——”
他说不下去了。
八十岁的老头儿，伏在裁了四十年衣裳的案子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
周慧珍坐着，坐了很久。她伸手，把那碗凉透的茶端起来，泼了，从炉子上提起壶，倒了碗热的，放在方伯手边。
“方伯。”她说，“您把话讲出来了。这句话，您背了十三年——往后，俺替您背。”
方伯最后给了她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把钥匙。
“铺子，俺跟房管所讲好了，转到你名下。手续上个月办的。”他把钥匙搁在案面上，“牌子俺不留——‘方记’这块牌子，俺没脸带进棺材。你要用，随你挂什么牌。手艺传给你了，铺子也给你。你如今用不着——可丫头，这世道你看不明白吗？厂子是靠不住的，厂子的领导更是靠不住的。手里有门活，有间铺，天塌下来，你娘几个有个立脚的地方。”
周慧珍看着那把钥匙。黄铜的，磨得发亮，钥匙柄上拴着一截红绳——跟建国的准考证口袋里那截，是一样的结法。
她收了。
第二样，是一个地址。
“钱本昌，如今住在葑门横街，积谷仓弄，七号。”方伯说，“去年瘫了。中风，话说不利索，认人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俺去年去看过他一回——隔着门，没进去。他家的看俺那个眼神，像是见了鬼。”
方伯顿了顿。
“丫头，俺最后跟你说一件事。你姐姐出事前三天，回过一趟娘家。有人在车站看见她的。她自己一个大包，包里好像是衣裳——像是收拾好了要出远门的样子。”
周慧珍猛地抬起头。
“俺不知道她回家说了啥，也不知道你婆婆是啥态度。”方伯慢慢地说，“这个，你回去问。俺只能把俺看见的、俺做的，交代干净。剩下的账，得你自己去讨。”
他把两张照片——档案那张和自己的这张，并排摆在案子上。两张照片上，那个扎麻花辫的姑娘，笑得一模一样。
“丫头，人证，就是俺这一条老命，你要用，随时来拿。”方伯说，“物证，东仓的检修单你去查，工时附单上该有第二个人的名字——誊得再干净，工时的底子，是誊不掉的。还有，”他看着周慧珍，一字一顿，“广州。你姐有东西在人在广州。她跟俺说过，她走了，那东西早晚会有人看见。你去找。”
铺子的门板，最后一块上上了。
方伯拄着棍子，站在门里，朝周慧珍摆了摆手，让她先走。周慧珍走出几步，回头看——老头儿站在门板后头的暗影里，就着街上的路灯，还朝她点了一下头。
那扇门，第二天就再没开过。
“方记”的招牌，摘了。
回到家，天黑透了。
家里静悄悄的。陈守义上中班，小满睡了。周慧珍没开大灯，就着灶房十五瓦的灯泡，坐下来，把账本从枕头底下取出来。
皮筋一松，账本摊开。照片、纸条、沈玉梅的信，一沓子夹着的东西滑出来，摊了一案子。她把它们一样一样码好，最后把方伯给的翻印照片，放在最上头。
两张一样的照片，并排躺着。姐姐在两张照片里，笑着。
周慧珍翻开账本，翻到“存·广州”那一页。
三十一块。她存了六个月。
她数出建国留下的二十六块五，添在后头，又从贴身的布兜里，把这几年垫底的二十块也拿了出来。
七十七块五。
她看着这个数字，看了很久。然后她提笔，在账本上一笔一笔地记：
八月三十一，建国走了。
方伯的话，俺全记下了。
九月，回一趟娘家。
明年开春，去广州。
写到这儿，她顿了顿，笔尖悬着，又落下去，添了最后一行：
差十块，凑到八十七。
八十七。十三年前，姐姐攒的那个数。
灶上坐着一壶水，这时候开了，呜呜地响。周慧珍起身过去，把壶提下来。滚水冲进暖瓶，白汽腾起来，扑了她一脸，热乎乎的，像谁隔了十三年，朝她呵了一口气。
她把火关了，盖好壶盖。
水在壶里，慢慢地，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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