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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是一九八三年的夏天，其实麦收过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只是那时候的我并不懂，只知道父亲每天都很开心地笑着，干活的时候劲头十足，好像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力气。年幼的我，还天真地以为是因为我上学了，他对我充满了期盼而高兴。长大后才明白，其实那一年，对于农村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热风卷着麦糠吹的到处都是，漫过一条条土巷，打麦场里的机器白天晚上地轰隆隆直响，因为我家在村东头，靠近打麦场，所以从早晨到晚上，机器的轰鸣声就没有停止过，家里也飞进来很多的细碎的麦糠，我和妹妹们都小，好像并不觉得那是噪音，生产队里的人白天晚上地轮着干，歇人不歇马，父亲忙得黑白不分地干，回家来，母亲赶紧端过来脸盆说：“当家的，先洗把脸吧，看你脸上全是麦糠。”
父亲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默契地端过去脸盆，洗了洗脸，又抹了几把头上的麦糠碎屑，这时候，母亲已经在屋里收拾出来了饭菜，是一锅金黄的饼子和炖的一大粗瓷碗的几个鸡蛋加了一些洗得不太咸的咸疙瘩丝。母亲早就告诉我们几个孩子，等我父亲先吃完了，剩下的我们再吃，因为他是家里的主劳力，必须先吃饱了才能有力气干活，麦收抢收可是要命的活儿，母亲担心父亲若是吃不饱身体会垮了。这时候父亲总是会说：“快和孩子们一起来吃吧，我们家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好不容易收完了打完了麦子，晒干扬净后，生产队又安排了父亲带领着生产队的车马队去交公粮。
因为父亲个头高大，所以，装车缷车以及去粮食收购站里面倒仓库，都是他和几个青壮劳力一起配合的。他是打头阵的（扛着一袋二百斤的粮食，踩着一条独木桥一样的大梯板，扛到大仓库堆的山顶一样的粮食堆上去，才能倒出来麻袋里的粮食，那是我后来去那个粮食收购站里面跑进去看到的，必须要身强体壮的人，不然扛着那二百多斤的小麦麻袋是无论如何都走不上去的，即使是我父亲有力气，后来也是扭伤了腰，因为那个后来他们改进了，用了传送带而不是人工扛，因为人工向上扛伤到了很多人，所以去给生产队送公粮，那可是最苦的差事，一般人是不爱去的，常常有人会告病假。），因为我父亲有力气人又老实，所以队长总是派他去交公粮。剩下的粮食生产队里暂时收进了仓库里，等忙完了再留下该留的公家的，剩余的分给社员，往年每家每户分几十斤，所以平时是不敢吃白面的，也只有过年了才去磨成面粉，做一锅馒头或者吃一顿饺子就算过年了。我母亲说有我那一年，我父亲一年总共只分到了三十斤麦子，连皮都磨了吃了也不够吃一个月的。
今年可不一样了，生产队里的麦子，除了村集体的提留粮，剩下的都必须分给社员，每家每户都分到了二三百斤，大家伙高兴得合不拢嘴，好像提前过年了一样，都忍不住提前磨了新麦子，给老人和孩子包上一顿饺子或者蒸一锅白白的馒头吃，这一年真的是不一样了，生活有了新的盼头儿！
麦收才刚落了尾声，玉米是套种在麦子田垅上的，是在麦子开花时就进行耕种的，收完了麦子后玉米苗正好起来了，远远望去，一片翠绿色的海洋一样，齐刷刷地往高处长。
那年村里最大的喜事，不是谁家娶媳妇，也不是谁家盖新房，而是家家户户盼了多少年的“大包干”彻底落地了，这份天大的欢喜，全藏在父亲瘦削的皱巴巴的笑纹里，三十几岁的男人，竟然如此过早的苍老了。
那一年我才七岁，刚刚上一年级，不懂“生产队、包干到户”这些拗口的词是什么意思，只记得一件事：父亲变了。往年开春下地，他总是垂着肩膀，眉头拧成一团，收工回家闷头抽烟，半晌不说一句话。自打村里那个大喇叭喊：“东许家村的全体社员老少爷们儿，今天晚上我们村里要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家家户户必须要早点吃饭，吃完了饭后七点钟，我们就要开大会了。谁也不准迟到，否则到时候别后悔地哭都没地方啊！这次是一件大好事，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请大家一定要早点吃饭，准时参加！”
自从去村里大队部开完那场全村大会回来，父亲脸上就再也没缺过笑意，嘴角时时刻刻往上扬，干活时哼着欢快的小曲，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样板戏，现代京剧，父亲不但会唱，以前还参加过村里的样板戏宣传队，他还会打快板。吃饭时一向不爱说话的父亲，竟然忍不住，也会端着粗瓷碗絮絮叨叨跟母亲念叨新政策。
他翻来覆去挂在嘴边的，就是那句大白话：“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咱自己的。”我趴在炕沿上，一边嚼着红薯干一边写作业 ，听不懂这话里的分量，只看见父亲每次说起，眼睛都亮得像夏夜的星子。母亲纳着鞋底，时不时把那根粗大的钢针在头上蹭几下，手里的麻绳穿梭不停，一边听一边轻声应和：“这是真的吗？以后不会又变回去了吧？”眼底也藏着掩不住的兴奋。“你这就不懂了吧？社会都是在向前发展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倒退着走！”父亲抽了口烟，吐出来一口烟雾，笃定地说。
从前在生产队，众人一块儿下地挣工分，干多干少分得的粮食差不多，出力的、偷懒的到头来口粮一样，年年家里粮食紧巴巴的，别说白面，就连玉米面都不够吃的，平时，常常要吃些地瓜和地瓜干充饥。如今分了田地，自家种自家收，汗水全都落在自家粮地里，光是想想，就足以让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心里乐开了花。
夏日玉米一日一个模样，绿油油的带状叶子交叠在一起，铺满整个田野，日子就在除草、追肥、浇水的农活里慢慢向前挪，这期间我天天背着小书包日复一日地去上学，并不知道父亲和母亲承包的十亩地，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有多么累。
到了秋天，生产队里的东西全部都分了，牛马骡子等大号牲口是采用几户合伙使用，抓阄决定的，我们家和大爷家的大哥、二哥以及二姐和二姐夫一家分到一起，记得是抓到了一头大黑骡子，放在我家里养着，他们也会拿一些麦糠或者麦麸。
等到大玉米棒子沉甸甸垂在秸秆上，地里的活渐渐清闲，有一天午后，父亲进城去了，日头偏西才回来，身上沾着一路尘土，脸上却泛着少见的红光，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用一个带着气泡的塑料纸包好的物件，藏在身后不肯立刻拿出来。
炕上的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疑惑地问：‘’你今天怎么这般高兴？“父亲卖了一个关子，看着我和母亲还有二妹和小妹说，“你们猜猜，今天谁能猜到我买了一个什么好东西，我就给谁发个大奖。“
”爷，我们没法猜，是什么东西，快拿出来吧！“我急切地想知道是什么，然后他笑眯着双眼坐到炕上，手慢慢地摸进衣服，母亲也很好奇地看着父亲的举动，只见他慢慢把塑料纸包打开，里面是一个黑色外壳的二手小收音机，方方正正，沉甸甸的像块黑砖头，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那黑乎乎的东西，其实只是一个塑料外壳。只听到母亲一声惊叫：”你把队里分的那十几块钱都花完了吗？“”哪里啊，我这是买了一台人家不要的，才花了五块钱。“
只见那台收音机的边角还有轻微磕碰的划痕，旋钮磨得发亮。父亲摩挲着机身，语气里满是得意：“村里不是把集体的都分到个人手里了吗，以后，日子就宽绰了，不用发愁。我在供销社后门口碰见一个人在那里转悠，五块钱拿下的，以后咱家里也能听个声响，听一听党的新政策了！”
五块钱在当年可不是小数目，记得我上学那天交的学费是一块七毛钱，当时我买的铅笔都是三分钱一支的，因为带着金色橡皮头的，要五分钱一支，我从来不舍得买，五块钱或是可以给我扯一身新衣裳了。母亲闻言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也笑起来，没有半句埋怨。那本来是母亲给父亲，让他进城买一身新衣服的钱。这些年父亲常年省吃俭用，烟丝只买最便宜的，衣裳补丁摞补丁，从来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如今手里有点余钱了，地里的玉米也眼看着丰收在望了，心里有了底气，愿意花钱添个新鲜物件，母亲心里清楚，这是父亲心里畅快，才愿意“犒劳自己”，所以她没有埋怨父亲。
父亲高兴地象个孩子，打开收音机，调试着找电台。消息很快传到隔壁，傍晚时分，邻居关三大爷端着一碗白开水踱进院门，一眼就瞧见院子里的石条桌上摆着的黑色收音机，立刻凑上来细细打量。关三大爷也是一辈子种地的老庄稼汉，从前在生产队时常和父亲搭伴下地，两人凑在一起，絮絮叨叨聊起分田分粮以及分生产队里的牲口的事，以及畅想着往后的光景，越说越舒心。
自此，每天下午六点半，成了我们小院最热闹的时辰。父亲提前搬来长条木凳摆在老树下，拧开收音机旋钮，沙沙的电流杂音过后，清亮激昂的女声便传出来——那是刘兰芳说的评书《杨家将》。佘太君挂帅、杨六郎出征、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顺着小小的黑色匣子流淌出来。
父亲、关三大爷，偶尔还有左右街坊邻居，全都围坐在大树下，手里捏着旱烟袋，静静听书。我挤在父亲腿边，听不懂朝堂征战的大事，只着迷于说书人抑扬顿挫的腔调，伴着晚风、玉米叶的清香，听得入神。父亲一边听，一边时不时和关三大爷低声讨论书中情节，说到杨家忠烈之处，便跟着感慨叹气，讲到打胜仗的桥段，又开怀大笑，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那一身的的疲惫不堪，仿佛都被这说书声吹散了。
西天的绯红色渐渐褪去时，听书的人也陆续散去，夜色慢慢落下来，家家户户亮起昏黄的煤油灯，收音机里的节目还在继续。父亲抬手轻轻摩挲着黑色收音机外壳，望着门前那棵奶奶栽下的弯腰驼背的老榆树，仿佛看到那一望无际的玉米田，轻声和母亲说话。他说：“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种地竟然是给咱社员自己种的，看自家收成，粮食能存满自家粮缸，闲暇时还能坐着听听评书。以前总觉得苦日子熬不到头儿，如今”大包干“一来，脚下的田地、仓里的粮食，全都握在自己手里，再不用去和那些懒汉们一起生闲气了，往后只要肯出力，日子只会一天比一天红火。”说这话时，是因为父亲曾经在生产队里干过一段时间的记工员，因为他有文化，却被那些不干活还要工分的懒汉们打了，气得不干了。
母亲坐在一旁轻轻点头，“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说了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才能去争取胜利！”
我小时候听到最多的就是我那不识字的母亲，常常这样熟悉地背着毛主席语录教育我们姐妹三个。这时候的她还很年轻，只是很瘦，美丽的面容却略显得苍白而憔悴，这时的她抬头望着漫天星辰，院里收音机的声响悠悠回荡，混着远处田地里传来的声声虫鸣。二妹和小妹早已经入睡了，我却没有困意，靠在父亲肩头，闻着他身上泥土与旱烟混合的熟悉气味，看着他舒展的眉眼，渐渐明白，父亲口中的“大包干”，不只是一句“政策”，是满仓的粮食，是不用拮据度日的安稳，是庄稼人藏在心底，盼了半生的喜事。
那个一九八三年的秋天，黑色砖头一样的小收音机，每日准时响起《杨家将》的说书声，老榆树下聚拢着说笑的乡亲，粮囤里堆着充足的余粮，父亲脸上长久不散的笑容，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画面。多年以后我长大离家，走过许多地方，见过各式各样精致的音响，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那个普通的黑色二手收音机带来的欢喜。那个小小的黑匣子，平平的，上面没有半点花纹，却装着父亲和乡亲们最朴素的期盼，装着那些上面传达下来的好政策、好消息，装着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后的踏实，还有一九八三年，独属于父亲和乡村人家的那场盛大喜事，那是一个家最温暖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