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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家里有了那台收单机，每天傍晚，一到六点半，关三大爷总会准时踱到我家，雷打不动陪着父亲听收音机里的《杨家将》。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放了学早早把作业写完，出于好奇他们为何听书听得那样入迷，便搬个小板凳挨着他俩坐下，心里总暗自嘀咕：一段评书怎会有这般勾人的魔力？
说书人一张嘴活灵活现，时而銮铃叮当，战马踏碎尘烟；时而金戈交鸣，阵前喊杀声震得人耳膜发颤，又是潘仁美陷害忠良，又是寇准夜审的，听起来原来还真是使人惊心动魄，故事扣人心弦。以前我家里并没有任何一本关于文学的书籍，长大后，回想起来，我爱上文学，大概也就是从那个评书开始的吧。短短半个钟头，我竟也听得入了神，跟着剧情心潮起伏。节目戛然而止时，余音还缠在耳边，三人都意犹未尽，只盼着明日同一时刻再续下回。
这时候父亲把收音机关停，让它休息一下。然后慢慢摸出旱烟荷包，分一张卷烟纸给关三大爷。两人指尖捻着用剪刀提前剪好的土烟丝慢慢卷，烟火明灭间，往日旧事缓缓淌出来。我才七岁，乖乖坐在一旁不肯走，他俩全然不避讳我，句句闲谈，尽数落进我耳朵里。
只见关三大爷嘬了口烟，枣红色的脸膛在烟火间时隐时现，他长叹一声：“你家二叔，真是天底下难得的厚道人，忠厚本分操劳一辈子，谁能想到走得那样仓促……”
父亲深吸一口旱烟，白雾从口鼻漫出来，仰头长长喟叹：“唉，大抵都是命吧。”
我抬眼细细打量关三大爷。他穿一件粗布对襟短褂，前襟扣子敞着，露出晒得赤红的胸膛，那层褐红顺着脖颈延到沟壑纵横的瘦脸。一头白发乱糟糟贴在头顶，下巴上的胡须也白茫茫一片，那年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
“你们家祖辈都是踏实过日子的本分人家，当年家境在村里数一数二，就是旁人眼红嫉恨。又赶上那会儿的世道，二叔性子又硬，不肯低头服软，生生被人磋磨得苦不堪言。”
父亲又闷头抽了许久的旱烟，直到烟灰落在石阶上，一支粗制的卷烟快要燃烧尽了，才低声开口：“他从来没做错半分，若是他不往前面顶着，挨批斗受罪的，就是我堂哥了。”
父亲口中的堂哥，是大爷爷家独子。当年几家未曾分家，一大家子挤在同一座大院，同吃同住。父亲的父亲，便是我的爷爷，排行老二，大家都喊他金二叔。大爷爷比他大了二十来岁，临终前千叮万嘱，托付爷爷好生照管他唯一的独苗——也就是父亲的堂哥，我的大爷金正全。
爷爷掌家那几年，正值解放前战火连绵。前线伤员堆积，各村都要抽调壮劳力上前线支前，抬担架去抢救伤员，这差事没有分毫酬劳，每家必须出一人。按规矩，这份苦役本该落到年轻力壮的大爷头上，可一想到枪林弹雨、流弹无眼，不知多少人有去无回，大爷金正全吓得双腿发软，连站都站不稳了。
爷爷看在眼里，暗自打定主意。他说：“正全，你刚成家立业，眼下金兰才不过十一岁，又是个女娃；中良才一岁还不会走路，离不开你的照顾，万万不能出事，这事，还是我去吧。若是我一去回不来了，你二婶还有正英和正义就交给你了，你要把这个家给担起来，不要让人看了咱家的笑话，明白吗？”
乳名中良的是我大爷的长子，也就是后来我的“二哥”，至于为什么他明明是大爷的第一个儿子，却成了“二哥”，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容我往后慢慢细说，金兰是我大爷家的大姐，金正英是我亲姑姑，金正义是我父亲的名字，姑姑比我父亲大了八岁，那时的父亲也不过只有三岁。
“你放心吧二叔，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不会亏待了我二妽和我弟正义。您替我去，我心里有愧啊！让您老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替我这个无用的小辈操心遭罪。……”大爷当时是有些无地自容的。
爷爷却说：“正全，你不用心里难受，我女儿已十一岁，儿子好歹已经三岁了，也算是有后了，所以生死对于我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只要你答应我，以后好好对待他们娘仨就行了。”
“嗯嗯，我记住了二叔，我发誓好好对待我二婶和我妹妹、以及这个小老弟，您老尽管放心吧！”我爷爷是相信他这个看起来既憨厚老实、又碌碌无能的亲侄子的，安顿好家中后事，于是他主动顶替大爷，报名进了担架队。俗话说，战场上枪子不长眼，万幸我的爷爷当时命硬，除在抬担架奔跑时，被一发子弹打穿了脚板，身上再无别的伤，熬到解放后，平安回了村。
爷爷离家三年，大爷临时掌家。等爷爷归来，他二话不说，便把管家的担子重新交还给了我爷爷。可谁也没料到，这份掌家的身份，后来竟成了压垮爷爷的催命符。
解放后，家里十多亩田地尽数被村里的人分走，耕田的老牛也被牵走充公。我家被划作上中农，算不上地主，却也攒下几分家底。早年大爷爷当家时，听闻村中最大的一户地主，急于变卖田产，说去上海儿子那里，便凑钱买下他的十亩良田，连同自家原有那块地，凑出十几亩上等耕地。大爷爷为这事曾经高兴地睡不着觉，因为他觉得多一亩好地便多一份好收成，院里囤着好几囤麦子、谷物和大豆，墙角是用稻草编织的高粱秸秆围成的圆柱型的，能通风散热，里面堆放着满满的白胖的花生，这是个好东西，既是一大家十几口人的全年粮油，打完了油剩下的豆饼又是耕牛过冬的好饲料。种地的勤劳人家，家里每年余钱没有多少，但是粮食却是够吃的。有粮有地，不愁吃穿，这就是穷人家说的好日子。
解放战争结束，担架队解散，至爷爷归乡，转眼已经过去了三年，家中人口又添了不少。大爷金正全膝下这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长女也就是我大姐金兰和我姑姑金正英一样大，已经十四岁、儿子也就是我的二哥金福，乳名中良的那个男孩儿已经四岁了，他比我父亲小三岁，这时候二姐金美也两岁半了，这是我爷爷加入担架队走之后，她才出生的，比二哥金福小两岁，是我大爷的第三个孩子。除此以外，爷爷回来后，又去城里，还带回一个流落街头的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那时候，大约十六七岁，年岁比大爷的长女金兰大几岁，又比二儿子、和二女儿年长，按辈分排，便记在大爷名下做长子。
因为这孩子本也姓金，他父亲当年和爷爷一同在前线抬担架，不幸殒命，临终前反复嘱托爷爷，请代他去看看他的独子，并希望帮助拉扯成人。爷爷按照他说的地址，去城里南门外的地方，经过多方打听，才在破庙里找到瘦骨嶙峋的他金贵，原来他的母亲在男人走后得了一场伤寒，早已经撒手人寰。
长久的颠沛流浪，这个孩子重度营养不良，患上了贫血，于是，我爷爷把他带回了家，又一次次买猪肝熬汤，一点点把他的身子调养回来。大爷看着爷爷又带回来一个半大小子，而且正是能吃的年龄，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他心疼爷爷为了一个外人花钱，因为这个大家庭里孩子们多，平时没人能吃上几口肉的，气的直嘟囔。我爷爷是为了当年那死在眼前的算是“战友”的嘱托，才不顾我大爷的反对硬着头皮把那个孩子留下来。
后来，我爷爷说：“正全，你家里孩子多，又小，让金贵放在你的名下吧，他已经十六岁了，没几年就大了，多少能帮你搭把手了。”我大爷有些不情不愿的，也只好听我爷爷的安排，就这样金贵大哥成了男孩子排行最大的，大爷亲生的长子金福，我们就唤作二哥，世事难料，大爷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不情不愿留下的养子，后来竟也成了他们家的一家之主，帮着他抚养了他最后留下的两个幼子，其中另有一段原委，以后家庭的变故，容我慢慢道来。
眼下只说我那命途多舛的爷爷，一生心软重义，到头来却落得一身坎坷。
据说，我爷爷临死前是遭了大罪的，家里的地被分了，粮被分了，然而，村里的那些带头闹事的，竟然还是不死心，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一个老实本分的老人，他们是想发一笔意外之财还是别有用心，就无从考究了。
他们硬说我爷爷还有财宝藏着没有交出来。其实，那个年月，靠着那十几亩地，养活着一大家子人口，哪里还有什么财宝啊！结果，他们啥都没有找到，于是爷爷被吊到了村口的大柳树上，用沾了水的鞭子抽打的他昏死过去……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连盛米的缸都给砸烂了，还没有长大的半大猪也给宰了，猪圈给翻了好几遍，老马老牛也被牵走了，连牛马粪都没有放过，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就这样爷爷被打得昏死过了，就再用凉水泼醒了，继续审……
爷爷的惨叫声让全家人都站在树下瑟瑟发抖，爷爷实在被打的受不了了，说出来，家里藏在炕洞里的唯一一罐子谷子。可那些发了疯一样的人哪里肯信，他们把他家里所有的炕都给刨了，最后，果然，只找到了那一罐谷子，再也找不出来一粒粮食，一个铜板，连奶奶当年出嫁陪嫁的被褥也给搬走了……
最后，爷爷是被人用门板抬回家的。家里什么都没有了，院子里、屋子里、都是一片狼藉，全家人都在低声啜泣，那是1950年。
后来，家里什么都没有的吃了，只好去挖些野菜，爷爷从那次后，一病不起，满身的伤痕，有结血痂的，也有溃烂肿胀的地方，因为那是夏天，每天都有苍蝇来叮咬他的伤口，他只剩下一口气，奄奄 一息，如同一盏灯油尽灯枯了，他一直躺着起不来了。
最后的那一天，爷爷很想喝一碗小米粥，奶奶踮着一双小脚，去菜园里找了一圈，最后，弄回来一些长了虫子的野菠菜，回家渚了一锅又苦又涩难以下咽的野菜汤，掉着眼泪，端着一个黑瓷大碗，给我爷爷喝了几口，那一晚，爷爷腹胀如鼓，肚子胀得疼痛难忍，在地上打滚，最终没能挺到天亮，便走了。
爷爷曾经也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长得浓眉大眼，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帅小伙，年轻时候，也就是我大爷爷掌家时，那时候家里的地并不多，只有三亩地，还要再从李地主家那里租一些地来种，才能够全家吃的，他那时候比较自在，经常有空就去帮人家干活。特别是一些比较穷苦的人家，租了李家大地主的地，每年到了交租的时候，都比较头痛，因为收租的是他家里的管家，以前是没有大称的，要用斗来量。
那些人，每次都因为倒不好那个斗而直打哆嗦，因为李家的管家说了，倒出来的就是他们的了，不能再捡回来。所以每次向斗里面倒粮是个技术活，要么一次没倒满，就得重新再倒，再一倒就多了，淌出来了，心疼地要命，但是也不能再要回来了。然而，我爷爷看出来了门道，他就帮着别人倒，每次都是正好满了，他也把口袋给卡住了，所以不多不少，正好。于是，很多人就请他来帮着“倒斗”。
那时候，年轻的爷爷，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月白粗布衬衣，一头浓密的的黑头发，在阳光下闪着亮光，成了好多人眼中的帅小伙，那是年轻时候的他——一个很爱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