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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脖子短，黑土刚化透一犁深，风里还裹着冰碴子。
李建国蹲在地头，左手缺了半截中指的巴掌按在土坷垃上。土潮乎乎的，攥一把能捏出水。他身后的十亩地划成了棋盘格，东头五垄留着去年的老茬子，西头五垄翻出了新土，在晨光里冒着白汽。
“老李，真种那玩意儿？”陈老四扛着木耙过来，脚上的胶鞋沾满了泥。
“种。”李建国站起来，从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兜里掏出个巴掌大的红皮本，“乡农技站老刘说了，先玉335，抗倒伏，亩产奔一千三。”
“一千三？”陈老四嗤笑，“去年咱那‘吉单’才一千一，还得是风调雨顺。这洋种子金贵，一袋顶咱三袋钱。”
“试试。”李建国翻开本子，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记着：先玉335，株距28厘米，行距60厘米，亩保苗4000株。后面打了个括号：（理论值）。
远处传来拖拉机突突声。王福贵开着他那台小四轮过来，车厢里塞着鼓囊囊的编织袋。
“建国哥，种子拉来了。”王福贵跳下车，左腿有点拖地——去年冬天在自家仓房摔的，没舍得去医院瞧。
李建国走过去，用那只完整的手划开编织袋。黄澄澄的玉米种子滚出来，粒粒饱满，尖头上染着粉红的包衣。
“真俊。”王福贵捏起几粒，“像小姑娘抹了胭脂。”
“金豆子。”陈老四凑过来，“这一袋多少钱？”
“一百八。”李建国说。
“我的娘……”陈老四倒吸口气，“一百八！够买三袋尿素了！”
王福贵蹲下身，捧起一捧种子，又让它们从指缝漏下去。“我那五亩地，全指着它了。”
“你想好。”李建国看着他，“三天后你不是去天津？”
“去。”王福贵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这地让我家淑琴伺候。种子钱……工地干一个月就挣回来了。”
晨雾散尽时，十户人家陆陆续续到了地头。李建国把种子按亩数分下去，每户领种子时都要在本子上按手印——红印泥是赵秀梅从村小学借的。
“按了印可就不能反悔了。”李建国说，“秋后要是赔了，别怨我。”
“赔了认命！”张老蔫按得最使劲，拇指印像朵血梅花。
分完种子，十张犁下了地。牛犁只有两张，剩下八张都是铁犁，套在骡子或驴身上。李建国扶的是他爹传下来的榆木犁，犁铧去年新打的，锃亮。
第一道垄沟翻开时，黑油油的土浪翻滚出来，带着腐殖质的腥甜味。几只乌鸦跟着犁走，啄翻出来的虫子。
赵秀梅是晌午来的。她拎着个铝饭盒，胳膊上挎着竹篮子，里面是十多个玉米面饼子。
“吃饭！”她嗓子亮，一喊地头都听见。
男人们歇了犁，围过来蹲成一圈。饭盒里是酸菜炖粉条，还漂着几片白肉。饼子传着分，一人两个。
“秀梅，你家春苗啥时候回来？”陈老四啃着饼子问。
“礼拜天。”赵秀梅也蹲下，从篮子里拿出自己那份，“这不要高考了嘛，说学校补课。”
“春苗成绩好，准能考出去。”王福贵说。
“考出去有啥好？”张老蔫嘟囔，“我那小子在长春，一年回来两趟，电话费倒花不少。”
“总比窝在这强。”赵秀梅说，眼睛看着远处的地垄沟。
吃完饭，男人们抽袋烟。李建国不抽烟，他拿根树枝在地上画垄距。赵秀梅收拾碗筷时，腰里的旧诺基亚响了。
“喂？苗儿啊……啥？手机？”赵秀梅声音提高了，“你不是有那小灵通吗？”
她走到地头的杨树下，背对着人群。风吹起她齐耳的短发，发梢已经见白了。
“同学们都有……就你没有？”赵秀梅的声音低下来，“多少钱？……八百？啥手机这么金贵？”
电话那头的声音透过听筒漏出来一点，急急的，带着哭腔。
“妈知道……妈知道要高考……”赵秀梅用肩膀夹着电话，手在围裙上擦，“行，妈给你想办法。你好好学，别想这些。”
挂了电话，她在树下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时，脸上又是平常模样。
“春苗要钱？”李建国走过来。
“嗯，说买手机。同学们都有，她怕丢人。”
“买。”李建国说，“别让孩子在学校抬不起头。”
“八百呢。”赵秀梅叹气，“家里存折上就剩一千二，种子钱还欠着农技站……”
“我想办法。”李建国说，“王福贵去天津，我让他到工地看看，有没有我能干的零活。”
“你那手……”赵秀梅看他左手。
“右手能使劲就行。”
下午的日头毒起来。李建国扶犁的手磨出了水泡，他用针挑破，抹了点土。黑土地就是这样，给你粮食，也得从你身上刮层皮。
歇晌时，王福贵坐在地垄上，从怀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是两张车票。
“天津西站。”他指着票上的字，“工头说，到了有人接。”
“工地干啥活？”陈老四问。
“钢筋工。”王福贵说，“一天八十，管吃住。”
“八十！”张老蔫眼睛亮了，“一个月两千四？”
“哪有那么顺当。”王福贵把车票小心装回去，“下雨、停电、材料不到，都得歇工。扣掉饭钱，能落一千五就不错。”
“那也比我强。”张老蔫掰手指头，“我那一亩玉米，累死累活，刨去种子化肥，挣不到五百。”
太阳偏西时，十亩地全犁完了。新翻的土垄笔直笔直，在夕阳下泛着油光。李建国最后一个离开地头，他蹲下身，抓了把土凑到鼻子前闻。
就是这个味。腥，甜，厚实。像刚出蒸笼的黑米糕。
回村的路上，他拐到村西头的老坟地。爹的坟在第三排，墓碑是水泥板的，字已经模糊了。李建国在坟前蹲下，用那只完整的手拔草。
“爹，今天开犁了。”他说，“种的新品种，叫先玉335。您要是在，肯定得骂我瞎折腾。”
风从坟地后面的松林吹过来，带着松针的苦味。
“春苗要高考了，想要个手机。八百块……您那时候，八百块能买头牛了。”
他拔完草，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
“王福贵要去天津了。咱村今年又走十二个。地……越来越没人种了。”
说完这话，他愣了愣。这话像是在对爹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
回家的路上经过王福贵家。院子里的灯亮着，王福贵的媳妇赵淑琴正在院里晾衣服，两个孩子围着她的腿转。
“建国哥！”赵淑琴看见他，“进来坐会儿？”
“不啦，回屋吃饭。”李建国摆摆手，走了两步又回头，“福贵去天津，家里有事找秀梅，或者直接找我。”
“知道啦。”赵淑琴的声音有点哽，“他这一走，又得年根才能回来。”
李建国点点头，继续往前走。天完全黑了，村里星星点点的灯。有电视的声音，有女人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有狗叫声。
这就是红旗村。四百多口人，一千二百亩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冬天猫冬。年年如此。
可今年不一样了。李建国摸摸兜里的红皮本。先玉335、天津工地、八百块的手机……这些东西像种子一样，已经埋进了土里。会长出什么，他不知道。
到家时，赵秀梅正在灶台前热饭。锅里是中午的剩菜，她又切了盘咸萝卜。
“春苗那钱……”李建国洗着手说。
“我想好了。”赵秀梅没回头，“我去趟娘家，跟我哥借五百。剩下的，我把圈里那头半大猪卖了。”
“猪还没到分量。”
“差不了多少，少卖几十块钱的事。”
两人坐在小饭桌前，十五瓦的灯泡昏黄。李建国左手使筷子别扭，夹起来的咸萝卜掉了两次。
“你那手，真要去天津干活？”赵秀梅问。
“去看看。农闲时候去，干一两个月就回。”
“工地危险。”
“我小心。”
沉默了一会儿，赵秀梅说：“春苗要是真考出去了，咱俩以后咋办？”
“啥咋办？”
“她要在城里工作，结婚，生孩子……咱俩就在这老屋里，等着一年见两回？”
李建国扒拉口饭：“她去哪，都是咱闺女。”
“我知道。”赵秀梅放下筷子，“我就是……怕。”
怕什么，她没说。李建国也没问。
吃完饭，赵秀梅刷碗，李建国坐在门槛上抽烟——他平常不抽，今天破例。烟是王福贵给的，两块钱一包的“灵芝”，呛嗓子。
夜空很干净，星星密密麻麻。他找到北斗七星，又找到北极星。小时候爹教他认星星，说庄稼人得会看天。
“明天有风。”他自言自语。
赵秀梅收拾完出来，挨着他坐下。两人就这么坐着，看星星，听村里的狗叫。
“你还记得咱俩相亲那天不？”赵秀梅突然问。
“咋不记得。1988年端午，你在村口老槐树下，穿件红格子衬衫。”
“那衬衫是我姐的。”赵秀梅笑，“我自己的洗了没干。”
“我当时就想，这姑娘真俊，就是嗓门太大。”
“去你的。”
又沉默。远处传来拖拉机声，是谁家连夜拉粪。
“福贵这一走，淑琴一个人带俩孩子，不容易。”赵秀梅说。
“我让妇女主任多关照。”
“光关照不行，得有点实在活计。我想着，等春苗高考完，我去乡里学学电脑。”
“学那干啥？”
“王福贵他姐在县城开复印店，说现在啥都得用电脑。我学会了，也许能在乡里找个活。”
李建国转头看她。昏黄的灯光从屋里透出来，照在赵秀梅侧脸上。四十五岁了，皱纹已经爬上了眼角，但眼睛还亮。
“学。”他说，“学费多少，咱出。”
“我自己有私房钱。”赵秀梅站起来，“睡吧，明天还得下地。”
躺到炕上时，已经晚上九点了。李建国枕着荞麦皮枕头，听见隔壁传来咳嗽声——是陈兴旺老爷子。老爷子七十六了，一个人住，儿女都在城里。
“老爷子这几天咳得厉害。”赵秀梅在黑暗中说。
“明天我去看看。”
“带点冰糖雪梨，我明天熬一锅。”
李建国嗯了一声。困意涌上来，但脑子里还在转：种子发芽率、垄距、天津的工地、八百块钱……
他翻了个身，左手碰到炕沿。缺了的那截中指，是1980年在公社煤矿砸掉的。那年他二十岁，在井下推煤车，顶板落石，他推开工友，自己的手没来得及抽回来。
不疼了。早就不疼了。只是冬天会麻，会痒，像有蚂蚁在骨头里爬。
睡着前最后一个念头是：明天得去看看试验田的湿度。太湿了种子会烂，太干了不出苗。
得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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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亮，鸡叫头遍时李建国就醒了。他轻手轻脚爬起来，穿好衣服，拎着手电出了门。
村路还是土路，坑坑洼洼。手电光柱晃来晃去，照见路边的草叶上挂着露水。他先到试验田，蹲在地头用手扒开土，测湿度。还行，不干不湿。
接着往村东头走。王福贵家灯已经亮了，窗户里有人影晃动。李建国没进去，站在院门外听了听。
是赵淑琴的声音：“毛衣带厚的，那边春天也冷……胃药放这个兜，晕车药放那个……到了就打电话，别省那几毛钱……”
王福贵闷闷地应着。
李建国转身离开。走到陈兴旺老爷子家时，他敲了敲门。
“谁啊？”里面传来沙哑的声音。
“我，建国。”
木门吱呀开了。陈兴旺披着件旧军大衣，手里端着煤油灯——老爷子嫌电费贵，晚上还点灯。
“这么早？”老爷子让他进屋。
屋里很简陋，一张炕，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墙上贴着毛主席像，已经发黄了。最显眼的是墙上挂着的二胡，琴筒磨得油亮。
“听说您咳嗽，来看看。”李建国把手里提的塑料袋放桌上，“秀梅熬的冰糖雪梨，还热乎。”
“费那事。”老爷子在炕沿坐下，点起旱烟袋，“老毛病，开春就犯。”
李建国也坐下。煤油灯的光一跳一跳的，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来晃去。
“福贵今天走？”老爷子问。
“嗯，下午的车。”
“又走一个。”老爷子吐口烟，“我记得1958年那会儿，公社组织去修水库，也是春天走，秋天回。那时候热闹，敲锣打鼓地送。”
“现在静悄悄的。”
“静悄悄的好。”老爷子说，“又不是啥光荣事，出去卖苦力。”
沉默了一会儿，老爷子问：“你那新品种，有把握？”
“七成。”
“七成够了。”老爷子磕磕烟袋，“种地这事，从来没有十成。1959年咱村种‘白马牙’，说是高产，结果秋后一场雹子，全完了。可你不试，就永远种老品种。”
李建国点点头。
“我啊，最近老做梦。”老爷子望向窗外，天开始泛白了，“梦见我爹，梦见土改分地那天，他抱着地契哭。梦见1958年吃食堂，梦见1960年挖野菜……一桩桩，一件件，像过电影。”
“您该写下来。”
“写啥，谁看？”老爷子笑了，“你们这一代忙活挣钱，下一代往城里跑。等我这辈人死光了，谁知道红旗村原来叫王家庄，谁知道1947年土改时死过人？”
李建国不知该说啥。
天亮了。老爷子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个小木盒，打开，里面是一摞发黄的纸。
“这是咱村1953年到现在的粮产记录。”他递给李建国，“我记的。你拿去吧，也许有用。”
李建国接过来。纸已经脆了，上面的钢笔字工工整整：1953年，平均亩产287斤；1958年，亩产402斤（虚报）；1961年，亩产189斤……
最新的记录停在2007年：平均亩产1032斤。
“一千斤了。”老爷子说，“我爹那会儿，一百斤就谢天谢地了。”
“是种子好，化肥足。”
“也是人勤快。”老爷子看着他，“建国，你爹走了多少年了？”
“五年。”
“你爹是个好庄稼人。”老爷子说，“1975年发大水，他三天三夜守在河堤上，最后保住了村东三百亩地。可他那身子，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
李建国鼻子有点酸。
“去吧，忙你的去。”老爷子摆摆手，“我没事，死不了。”
从老爷子家出来，天已大亮。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冒出来，在晨风里歪歪扭扭地飘。李建国往家走，路过村口小卖部时，看见王福贵在买烟。
“建国哥。”王福贵递过来一根。
李建国接了，两人蹲在小卖部门口的石墩上抽。
“东西收拾好了？”
“好了。”王福贵盯着地面，“淑琴哭了一宿。”
“女人都这样。”
“其实我也不想去。”王福贵猛吸一口烟，“可俩孩子上学，爹妈年纪大了，光靠那几亩地……”
“知道。”
“我算了，在天津干三年，把房子翻新了，存点钱，就不出去了。”
“嗯。”
抽完烟，王福贵站起来：“那我回去了，还得收拾。”
李建国也站起来，拍拍他肩膀：“到了来个信。”
“一定。”
上午，李建国和那十户人家下地播种。种子得手工点，一人挎个布兜，走一步点一粒，不能多不能少。李建国右手点种，左手拎着装种子的布袋。缺了中指的手使不上劲，布袋老是滑。
赵秀梅也来了，她负责在后面覆土。铁耙子一下一下，把土盖在种子上，再轻轻压实。
“得像给孩子盖被。”她说，“不能厚了，不能薄了。”
干到晌午，十亩地才种完一半。大家坐在地头吃饭，还是玉米饼子，加了一锅白菜豆腐汤。
“这活比犁地累。”陈老四捶着腰，“老得弯着。”
“秋后多收两百斤，就不累了。”张老蔫说。
“但愿吧。”
正吃着，村会计骑自行车过来：“建国！乡里来电话，让你去一趟！”
“啥事？”
“没说，就说让你马上去。”
李建国三口两口吃完饭，骑上他那辆二八大杠往乡里赶。土路颠簸，自行车咣当咣当响。
乡政府还是那栋红砖楼，1982年建的。李建国在门口锁好车，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才走进去。
农技站老刘在办公室等他，桌上摊着一堆文件。
“建国，坐。”老刘五十多岁，戴副眼镜，“先玉335的事，有点变化。”
“啥变化？”
“县里下了通知，要搞规模化试点。”老刘推过来一份文件，“你们村那十亩不够，得至少五十亩连片。”
李建国愣了：“可我就动员了十户……”
“这是任务。”老刘点了点文件，“乡里决定，红旗村就定你们那片了。五十亩，少一亩都不行。”
“可其他户不愿意种新品种……”
“做工作嘛。”老刘倒了杯水给他，“你是村支书，又是党员，得带头。”
李建国盯着那份文件。红头，公章，白纸黑字。
“种子钱呢？”他问。
“乡里补贴一半，农户出一半。”
“那一半也不少……”
“这是机会！”老刘提高声音，“先玉335是省里重点推广品种，秋后要是测产达标，明年全县推广，你们红旗村就是典型！”
典型。李建国想起1998年，乡里推广“地膜玉米”，他也是带头。结果那年夏天高温，地膜把苗都烫死了，秋后减产三成。村民堵在他家门口骂，他爹气得吐血。
“我回去商量。”他说。
“不是商量，是执行。”老刘严肃起来，“三天内把名单报上来。”
从乡政府出来，李建国没骑自行车。他推着车走，步子很慢。
五十亩。至少还得动员二十户。可那些户，要么是老人种不动，要么是打算外出打工，要么就是不信新品种。
怎么开口？
走到乡中学门口时，放学铃响了。学生们涌出来，穿得花花绿绿。李建国在人群里寻找，没看见春苗——她在县里上学，一个月才回来一次。
他看着那些孩子。个个白白净净，背着书包，说说笑笑。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来都不会回村里种地了。
就像春苗。如果考上大学，她就会留在城里。结婚，生孩子，过年时回来住两天，给爹妈带点城里的点心。
那这块地，这些种子，这些盼着丰收的心，以后留给谁？
他忽然想起爹临死前的话。2003年秋天，爹胃癌晚期，躺在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那天爹精神突然好起来，让他扶到院里。正是收玉米的时候，金黄的玉米棒子堆成小山。
爹看了很久，说：“建国，地别荒了。”
他说：“爹，你放心，荒不了。”
爹摇摇头：“不是让你一个人不荒。是让这红旗村的地，都别荒了。”
说完这话，爹就昏过去了。再醒来时，已经说不出话，只是看着他，眼睛里有种他看不懂的东西。
三天后爹走了。下葬那天，全村人都来了。坟地选在村北的高坡上，爹说那儿能看见全村的地。
李建国推着车走到出乡的路口。左边是回村的路，右边是去县里的路。他站了一会儿，选择了左边。
风从背后吹来，推着他往前走。
回到村里时，天已经擦黑。他没有回家，直接去了村部。村部是一排平房，最里面那间是他的办公室。
他打开灯，从抽屉里拿出全村的花名册。纸页已经卷边了，上面记着每户的人口、土地、牲口。
他开始算。五十亩，按户均五亩算，需要十户。可实际有的人家地多，有的地少，得重新搭配。
他在草纸上写名字，划掉，又写。烟抽了三根，还没算明白。
门开了，赵秀梅端着饭进来。
“听说乡里找你？”她把饭放桌上。
“嗯。”李建国把文件递给她。
赵秀梅看了，眉头皱起来：“五十亩？上哪找那么多人？”
“做工作呗。”
“谁愿意？陈老四家就三亩地，还指望那点玉米换油盐。张老蔫家儿子要结婚，正愁钱……”
“我知道。”
赵秀梅坐下来，看着他：“建国，这事要是砸了，你在村里就真站不住了。”
“我知道。”
“那你还……”
“爹说，地别荒了。”李建国打断她，“五十亩集中连片，机械化作业，秋后要是真增产，明年全村都能跟。”
“要是减了呢？”
“我担着。”
赵秀梅不说话了。她看着丈夫，看着他那张黑红的脸，看着那双粗糙的手，看着缺了半截中指的左掌。
“吃饭吧。”最后她说，“菜都凉了。”
李建国端起碗，是面条，卧了个鸡蛋。他吃着，眼睛还盯着花名册。
“春苗那钱，我跟我哥借了。”赵秀梅说，“他明天送过来。”
“嗯。”
“猪我也联系了，收猪的后天来。”
“猪别卖了。”李建国放下碗，“钱我想办法。那猪再喂两个月，能多卖一百。”
“可春苗那边……”
“我想好了，我去天津。跟福贵一起，干两个月就回。”
赵秀梅盯着他：“你那手真不行。”
“右手没事。”李建国活动了一下右手，“钢筋工不行，我可以干杂活，看场地，做饭也行。”
“你会做饭？”
“学。”
赵秀梅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她知道丈夫的脾气，定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
吃完饭，李建国继续算名单。赵秀梅收拾完碗筷，没走，在他对面坐下，拿出毛线织。
是给春苗织的毛衣。粉红色的线，胸口要织朵小花。
“春苗喜欢这个颜色。”她说，“去年就让我织，一直没空。”
“高考完就能穿了。”
“嗯。”
织针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一针一针，密密麻麻。李建国写着名字，偶尔抬头看看她。
这就是他的日子。土地，种子，妻子，女儿。简单，厚重，像脚下的黑土。
晚上九点，名单终于算完了。十五户，五十三亩七分地。多了三亩七，但只能这样。
他站起来活动筋骨，听见外面有拖拉机声。走到窗口一看，是王福贵在试车，明天一早他就要开着这拖拉机去乡里，然后坐班车去县火车站。
“我去看看福贵。”李建国说。
“早点回。”
王福贵家院里堆着几个编织袋，用塑料布盖着。他正蹲在拖拉机旁检查轮胎。
“建国哥。”他站起来。
“都准备好了？”
“好了。”王福贵递给他一根烟，“明天一早走。”
两人在院里蹲着抽烟。赵淑琴在屋里收拾东西，两个孩子已经睡了。
“到了工地，帮我问问。”李建国说，“看有没有我能干的活，杂活就行。”
王福贵一愣：“你真要去？”
“嗯，干两个月，挣点钱。”
“可你那手……”
“右手能使劲。”李建国伸出右手，握了握拳，“搬砖，和灰，都行。”
王福贵沉默了一会儿：“行，我问问。不过工地辛苦，你这么多年没干重活了……”
“庄稼人怕啥辛苦。”
抽完烟，李建国站起来：“那行，你早点歇着。明天我不送你了，得去乡里报名单。”
“啥名单？”
“先玉335的事，乡里要求五十亩连片。”
王福贵眼睛亮了：“真要推广了？”
“试试吧。”
“好事！”王福贵拍大腿，“我那五亩地，算进去了不？”
“算进去了。”
“那我就放心了。”王福贵笑了，“淑琴一个人在家，要是还种老品种，我真不放心。新品种省事，她也能伺候过来。”
李建国点点头，走了。
回家的路上，月亮出来了。半轮月亮挂在东天，清清冷冷的。有狗在远处叫，一声一声，传得很远。
到家时，赵秀梅已经睡下了。李建国轻手轻脚上炕，躺下，却睡不着。
他想着那五十亩地，想着天津的工地，想着春苗要的手机，想着爹坟头的草。
最后他想起了1980年，在煤矿井下。那时候他二十岁，浑身是劲。顶板落石时，他其实没想太多，就是本能地把工友推开。石头砸下来，砸在手上，他听见骨头碎裂的声音。
后来在卫生院，医生说中指保不住了，得截掉。他问医生：“会影响干活不？”
医生说：“你是右手？”
“左手。”
“那就还好。”
还好。他当时想，还好是左手。
现在他四十八岁了，左手缺了半截中指，右手长满了老茧。他还要去工地干活，还要种五十亩试验田，还要供女儿上大学。
这就是他的命。黑土地给的命，他不怨。
窗外的月亮越升越高，照进屋里，在地上铺了一层霜。李建国闭上眼，终于睡着了。
梦里，他看见了爹。爹在犁地，用的是那头老黄牛。爹扶着犁，他在后面点种。爹说：“快点，赶在雨前种完。”
他说：“爹，您歇会儿，我来犁。”
爹不让：“你还小，扶不稳犁。”
他说：“我都四十八了。”
爹回头看他，笑了：“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然后梦就碎了。鸡叫了，天亮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红旗村的春天，就这样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