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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苗拖着行李箱走进吉林农大校门时，校园里的银杏叶刚黄了边。她右耳的三个耳洞已经摘掉耳钉，按学校要求——农学生不能戴首饰下地。
宿舍六人间，她到得最早。选了靠窗的下铺，刚把行李放好，手机响了。
“苗儿，到了没？”赵秀梅的声音。
“到了，在宿舍呢。”
“宿舍咋样？几个人？”
“六个人，挺好的。”
“跟室友好好处，别耍性子。”赵秀梅顿了顿，“钱够不够？妈再给你汇点？”
“够。”李春苗看着窗外，“爸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地里呢，测产。”
“今天测？”
“嗯。”赵秀梅声音低了些，“他说让你好好学，别惦记家里。”
挂了电话，李春苗坐在床沿上。宿舍空荡荡的，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水泥地上，亮晃晃的。
她掏出手机，想给父亲发条短信，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只发了一句：“爸，我到了。”
等了很久，没有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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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村，试验田。
李建国蹲在地头，左手缺了中指的手指夹着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面前摆着三个麻袋，袋口敞着，露出金黄的玉米棒子。
陈老四和张老蔫站在旁边，手里拿着秤杆。
“第三袋，一百四十二斤！”张老蔫报数。
李建国在本子上记下，然后抬头：“亩数多少？”
“一亩整。”陈老四指着地垄，“用皮尺量的，不多不少。”
“算吧。”
陈老四接过本子，掏出老花镜戴上。手指在本子上点着：“三袋加起来……三百九十六斤。这是取样三厘地，换算成一亩……”
他嘴里念念有词，好一会儿才抬头：“一千三百二十斤。”
人群安静了几秒，然后炸开了。
“多少？”
“一千三？！”
“真假的？”
李建国站起来，腿蹲麻了，晃了一下。陈老四赶紧扶住他。
“再算一遍。”李建国说。
陈老四又算了一遍，还是那个数。
李建国把烟头摁在地上，用脚碾碎。他走到麻袋前，抓起一把玉米棒子。粒粒饱满，排列整齐，像士兵的牙齿。
“老品种去年多少？”他问。
“一千一百斤。”张老蔫说，“最好的地块，风调雨顺。”
“今年旱。”
“今年大旱。”陈老四补充，“能收一千三……”
他没说完，但意思都懂。
李建国蹲回去，又点了根烟。这次手有点抖，打火机打了三次才着。
烟抽到一半，他说：“把十户都叫来。”
十户人家很快聚齐了。李建国把数字一说，人群嗡地议论起来。
“我家那块地，也能收这么多？”王寡妇问。
“按这个出产率算，差不多。”李建国说，“具体各家多少，明天开始收，收完就知道。”
“建国，这种子……”陈老四欲言又止。
“种子是好种子。”李建国站起来，“但得会种。今年咱们十户统一施肥，统一浇水，统一管理。要是各家自己弄，未必有这个数。”
“那明年咋办？”有人问。
“想种的，继续种。”李建国看着他们，“但丑话说前头，种子贵，投入大。万一有个闪失，别怨我。”
“不怨不怨！”张老蔫第一个说，“这种子我种定了！”
“我也种！”
“算我一个！”
李建国看着这些熟悉的脸。黑红的，皱纹深的，眼睛亮的。都是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的人，知道什么好什么坏。
“行。”他说，“明天开收。”
人群散了。李建国还蹲在地头，看着那片玉米。玉米叶子已经黄了，秆子还直挺挺地立着，像完成了使命的士兵。
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掏出来看，是李春苗的短信：“爸，我到了。”
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拇指在按键上，想回点什么，最后只回了两个字：“好好。”
又觉得太短，加了一句：“家里都好。”
发送。
风吹过来，玉米叶子哗啦啦响。秋分了，天高了，云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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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地。
王福贵已经连续加班一个月了。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十六个钟头。工头说，赶工期，加班费另算，一小时十块。
一天八十底薪，加班六小时六十，一天一百四。一个月不休息，四千二。
他算了这笔账，就咬咬牙答应了。
腰疼得厉害，他就绑着护腰。护腰是赵淑琴寄来的，说是电视购物买的，九十九块钱。他舍不得用，只在加班时绑。
今天绑的时候，发现松紧带已经没弹性了。
“老王，还扛得住不？”赵大河问他。
“扛得住。”王福贵咬咬牙，把护腰又勒紧一格。
今天要浇混凝土。他在泵车下面接管子，混凝土浆喷出来，溅了一身。灰浆黏在衣服上，很快就硬了，像铠甲。
“王福贵！管子堵了！”上面喊。
他赶紧爬上去。泵管堵了，得用锤子敲。他抢起八磅锤，一下，两下。震得虎口发麻，腰像要断了一样。
“用点劲！”工头在下面骂。
他深吸口气，用尽全力抡下去。咚！管子通了，混凝土喷出来，溅了他一脸。
他抹了把脸，灰浆进了眼睛，火辣辣地疼。
“好了好了！”下面喊。
他爬下来，靠在墙边喘气。赵大河递过来一瓶水：“洗洗眼睛。”
他接过水，倒了些在手上，捂着眼睛。凉水刺激，疼得更厉害。
“老王，你别这么拼。”赵大河小声说，“钱是挣不完的。”
“磊子学费……”王福贵闭着眼，“还差两千。”
“差两千就差两千，慢慢挣。”
“开学了。”王福贵睁开眼睛，眼睛还是红的，“不能让孩子在学校抬不起头。”
赵大河叹口气，不说话了。
中午吃饭，王福贵只吃了半个馒头。胃疼，吃不下。他把剩下的半个馒头用塑料袋装好，放进口袋——晚上饿了还能吃。
下午继续干。太阳晒着楼板，热气蒸腾。王福贵觉得头晕，扶着钢筋站了一会儿。
“老王，脸咋这么白？”旁边的工友问。
“没事。”他摆摆手。
但走了两步，眼前一黑。他赶紧抓住脚手架，指甲抠进钢管里，才没倒下去。
“不行就歇会儿！”工友喊。
他摇头，继续往前走。步子很沉，像踩在棉花上。
他想起儿子王磊。想起他小时候，骑在自己脖子上，咯咯地笑。想起他上小学，拿回第一张奖状，贴在墙上最显眼的地方。想起他上高中，半夜还亮着台灯，背影瘦削。
五千八的学费，七千五的总数。
他算过：加班一个月四千二，加上之前攒的三千四，七千六。够了，还能剩一百。
一百块钱，给儿子买双鞋。儿子脚上那双运动鞋，穿了三年，底都磨平了。
想到这儿，他又有了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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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大实验田。
李春苗第一次看见学校的实验田，是在入学第三天。农学概论课，老师带他们去参观。
实验田在校区北边，一大片，分成很多小区。有的种玉米，有的种水稻，有的种大豆。田埂上插着牌子，写着品种名称、播种日期、施肥方案。
“这就是你们未来四年要打交道的地方。”老师说，“农学生，不下地不行。”
同学们叽叽喳喳，有人兴奋，有人皱眉。李春苗站在田埂上，风吹过来，带着熟悉的泥土味。
她蹲下，抓起一把土。黑土，比她老家的颜色深，攥在手里潮乎乎的。
“同学，你哪儿人？”旁边一个男生问。
“吉林的。”
“本地的啊。”男生说，“我山东的。你们这儿土真好。”
“嗯，黑土地。”
“怪不得叫农大，有地。”男生笑了，“我报志愿时还犹豫，怕农大就是种地。”
“现在呢？”
“现在觉得……”男生也蹲下，抓了把土，“还挺有意思的。”
老师开始讲解实验设计。李春苗听得很认真，在本子上记。阳光晒在背上，暖暖的。
她想起了家里的试验田。这时候，父亲应该在测产吧？先玉335，能收多少？
“李春苗。”老师突然叫她。
“到。”
“听说你家就是农村的？”
“是。”
“那你应该熟悉这些。”老师指着田里的玉米，“你看这株，叶片发黄，知道为什么吗？”
李春苗走过去看：“缺氮肥？”
“对。”老师点头，“但为什么旁边那株就没事？”
她看了看：“播种深度不一样？这株种浅了，根系发育不好，吸收不了养分？”
老师笑了：“不错。有观察力。”
同学们看向她的眼神变了。李春苗脸有点热，但心里是高兴的。
下课后，她去图书馆。借了几本农业书籍，坐在靠窗的位置看。书页翻动，阳光在字上跳跃。
手机又震了，是父亲发来的短信：“测产完了，一千三百斤。”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回复：“太好了。”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爸，我在学校实验田看到玉米了，长得没咱家的好。”
这次回复很快：“好好学，学好了回来教他们。”
她笑了，眼睛有点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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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村，傍晚。
李建国坐在自家院里，面前摊着账本。十户人家，五十三亩七分地，总产六万九千八百一十斤。
按现在市场价七毛一斤算，四万八千八百六十七块钱。
去掉种子、化肥、农药，亩均净收入四百二。比去年多一百。
他算了一遍又一遍，数字没错。
赵秀梅从屋里出来，端着一碗面条：“吃饭了。”
“等会儿。”李建国说，“我再算算。”
“别算了，错不了。”赵秀梅把碗放桌上，“先吃饭，面坨了。”
李建国这才放下笔，端起碗。面是手擀面，西红柿卤，卧了个鸡蛋。
“春苗来电话了。”赵秀梅坐在他对面，“说学校实验田没咱家地好。”
“她懂啥。”李建国吸溜着面条，“农大的地，那是搞研究的。”
“她还说，老师夸她有观察力。”
李建国筷子顿了一下：“夸了？”
“夸了。”赵秀梅笑，“咱闺女，聪明。”
李建国继续吃面。
吃完饭，他点了根烟。天色暗下来了，院里拉上了灯。飞蛾围着灯泡转，撞在灯罩上，噗噗响。
“秀梅。”
“嗯？”
“我想把滴灌的事定了。”
赵秀梅抬头看他：“多少钱一亩来着？”
“五百六。”李建国说，“咱家十亩，五千六。”
“网店的钱，加上卖粮的钱，够。”
“但这是咱家全部家底了。”李建国看着她，“万一不成……”
“万一不成，就当试错了。”赵秀梅说，“不试，永远不知道成不成。”
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你就不怕？”
“怕啥？”赵秀梅站起来收拾碗筷，“最穷的时候，咱家存折上就剩八毛钱，不也过来了？”
她说的是1995年。那年大涝，玉米绝收，家里真就剩八毛钱。李建国去煤矿打零工，赵秀梅带着春苗挖野菜，熬过来了。
“行。”李建国把烟头摁灭，“明天我去乡里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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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晚上十点。
王福贵下工回到宿舍，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倒在床上，护腰都没解，就这么躺着。
同屋的工友叫他：“老王，洗澡去，一身灰。”
“等会儿。”他闭着眼。
“再等水就凉了。”
他挣扎着爬起来，脱衣服。护腰解下来，腰上一圈红印子，有些地方磨破了皮。
澡堂里水雾弥漫。他站在喷头下，热水冲在背上，舒服得想呻吟。但很快水就凉了——工地热水有限，每人五分钟。
他匆匆洗完，回到宿舍。从枕头下拿出存折，今天发工资，四千二已经到账了。
加上之前的，七千六。
够了。
他穿上衣服，出去去打电话。老板娘看见他，说：“老王，今天发工资了吧？”
“发了。”
“那得庆祝庆祝。”老板娘从柜台下拿出两瓶啤酒，“我请客。”
“不用不用……”
“拿着。”老板娘塞给他，“你儿子考上大学，大喜事。”
王福贵接过啤酒，喉咙哽住了：“谢谢。”
他拨通家里的电话。响了几声，是王磊接的。
“爸。”
“磊子，钱爸凑齐了。”王福贵说，“明天就去汇。”
电话那头沉默了。
“磊子？”
“爸……”王磊声音有些哑，“你不用这么拼。”
“爸不拼谁拼？”王福贵笑了，“你好好念书，就是孝顺爸了。”
“爸，我……”
“啥也别说了。”王福贵打断他，“去了学校，该吃吃，该穿穿。钱不够就跟爸说。”
挂了电话，他站在小卖部门口，打开一瓶啤酒。泡沫涌出来，他赶紧喝了一口。
苦，但爽快。
另一瓶他没开，拎回宿舍。赵大河还没睡，看见他手里的酒：“哟，改善生活了？”
“老板娘送的。”王福贵把酒递给他，“一起喝。”
两人就着花生米，分了一瓶啤酒。赵大河说：“老王，你儿子有出息，你享福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不图享福。”王福贵说，“就图他过得好。”
“都一样。”赵大河跟他碰杯，“咱们这辈人，不都这样？”
喝完了酒，王福贵躺在床上。腰还是疼，但心里踏实了。
他想起儿子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看秧歌。儿子说：“爸，我长大了给你买小汽车。”
他说：“爸不要小汽车，爸要你考上大学。”
现在，儿子考上了。
值了。
他闭上眼睛，很快睡着了。梦里，他看见儿子穿着学士服，戴方帽子，朝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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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大，夜里。
李春苗在图书馆待到闭馆。回宿舍的路上，校园很安静。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
她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是赵秀梅接的。
“妈，我爸呢？”
“睡了。”赵秀梅说，“今天累坏了，测产，算账。”
“产量咋样？”
“一千三百斤。”赵秀梅声音里有掩不住的高兴，“十户人家，都增收了。”
“太好了。”
“苗儿。”赵秀梅顿了顿，“你爸说，让你好好学，学好了回来教他们。”
李春苗鼻子一酸：“嗯。”
“你爸那人，嘴硬。”赵秀梅说，“他心里其实……可高兴了。今天算完账，他抽了三根烟，一根接一根，边抽边笑。”
李春苗想象着那个画面，也笑了。
“妈，我们学校实验田可大了……”
母女俩聊了很久。挂了电话，李春苗站在宿舍楼下，看着天上的星星。
九月的星空，清澈明亮。她找到了北斗七星，又找到了北极星。
小时候，父亲教她认星星，说庄稼人要会看天。
她现在在农大，学的是看地。
但道理是一样的。天要看，地要看，人也要看。
回到宿舍，室友们都睡了。她轻手轻脚洗漱，躺到床上。
闭上眼睛，她想起了2003年，爷爷去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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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她十一岁，爷爷胃癌晚期。爷爷躺在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那天爷爷精神突然好起来，让父亲扶他到院里。正是秋天，玉米收了，院子里堆着金黄的棒子。
爷爷看了很久，说：“建国，地别荒了。”
父亲说：“爹，你放心，荒不了。”
爷爷摇头：“不是让你一个人不荒。是让这红旗村的地，都别荒了。”
说完这话，爷爷就昏过去了。再醒来时，已经说不出话，只是看着父亲，眼睛里有种她看不懂的东西。
三天后爷爷走了。下葬那天，全村人都来了。坟地选在村北的高坡上，爷爷说那儿能看见全村的地。
爷爷的一半骨灰撒在了自家地里。父亲说，爷爷最后的心愿，就是回到土里去。
那时候她不懂。现在，她好像懂了一点。
地在那儿，就得有人种。种法可以不一样，但地不能荒。
这是爷爷的嘱托，是父亲的坚守，也是她的选择。
她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好好学，学好了回去。
回去教他们新的种法，新的思路。让红旗村的地，不再只是种玉米。让黑土地，长出更多的可能。
她这样想着，慢慢睡着了。
梦里，她看见了一片无边的田野。田野里长着各种各样的作物，玉米、水稻、大豆、蓝莓……五颜六色，像彩虹。
父亲在地里走着，背挺得直直的。
爷爷站在田埂上，朝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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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了。
昼夜平分，寒暑均。
收获的季节到了，也是播种希望的季节。
红旗村的玉米收了，产量创新高。
天津工地的王福贵，凑够了儿子的学费。
农大的李春苗，开始了她的求学路。
赵秀梅的电脑班，快要结业了。
孙玉芬在杭州，还在攒钱。
陈兴旺老爷子，还在村口的老榆树下拉二胡。
日子一天天过，地一茬茬种。
黑土无言，但什么都记得。
记得每一滴汗，记得每一颗种子，记得每一个离开又回来的人。
秋分之后，就是寒露。
天要凉了。
但地还是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