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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七日，下午五点。
最后一科考完的铃声从县一中教学楼里传出来，像烧开了的水，整栋楼嗡地炸开了。学生涌出来，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把书包抛上天。
李春苗随着人流走出考场，右耳的三个耳洞在夕阳下闪着细碎的光。她没哭没笑，只是长长吐了口气，像憋了三年终于能喘口气。
校门口挤满了家长。她穿过人群，找到父亲那辆二八大杠——李建国站在车旁，手里拿着瓶矿泉水。
“考咋样？”李建国递过水。
“还行。”李春苗拧开瓶盖，一口气喝了大半瓶，“题比模拟考简单。”
李建国点点头，没多问。父女俩推着车往出租屋走——高考这三天，李建国在县城租了个单间，一天二十块钱。
出租屋在一条窄巷里，六平米，一张床一张桌。李春苗放下书包，整个人瘫在床上。
“晚上想吃啥？”李建国问。
“随便。”李春苗脸埋在枕头里，“就想睡觉。”
“那睡会儿，醒了再说。”
李建国带上门出去。巷子口有家小卖部，他买了包烟——平时不抽，今天破例。点上烟，蹲在马路牙子上。
手机响了，是赵秀梅。
“苗儿考完了？”
“嗯，刚回屋睡觉。”
“咋样？”
“说还行。”李建国吸口烟，“你那边呢？”
“网店今天接了五单。”赵秀梅声音里透着高兴，“都是卖榛蘑的。我得进山收，现在货不够了。”网店是赵秀梅在电脑班的老师帮助注册账号开办的，没有几天，她还不太会应用。
“注意安全。”
“知道。”赵秀梅顿了顿，“苗儿志愿……你跟她说了没？”
“没，等成绩出来再说。”
挂了电话，李建国继续抽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风一吹，散了。
他想起了1998年，春苗八岁那年。也是六月，也是芒种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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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他带春苗下地。春苗刚上小学二年级，扎两个羊角辫，跟在后面一蹦一跳。
地里种的是玉米，已经齐腰高了。风吹过来，叶子哗啦啦响。
春苗突然问：“爸，为啥要种地？”
李建国一愣：“不种地吃啥？”
“买呀。”春苗说，“城里人都不种地，也吃饭。”
“城里人吃的粮，就是咱们种的。”
春苗似懂非懂。她蹲下来，拔了根草：“种地累不累？”
“累。”
“那为啥还种？”
李建国不知道咋回答。他想了想，说：“因为地在那儿，就得种。”
春苗歪着头：“就像我得上学？”
“对，就像你得上学。”
那天下午，春苗在地头玩土，他在地里锄草。太阳快落山时，春苗跑过来，小手捧着什么。
“爸，你看！”
是只蚯蚓，黑红色的，在她手心扭动。
“放回去吧。”李建国说，“蚯蚓松土，是好虫。”
春苗小心翼翼把蚯蚓放回土里，看着它钻进去。
“爸，土里有多少蚯蚓？”
“数不清。”
“那它们晚上睡觉吗？”
“睡吧。”
春苗笑了，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李建国也笑了，用粗糙的手摸了摸她的头。
那时候他想，等春苗长大了，考上大学，离开这片土地，去城里过好日子。
可现在，当这一天真的要来了，他心里又空落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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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烧到手了，李建国才回过神。他把烟头摁灭，站起身。
回出租屋时，李春苗已经醒了，正趴在桌上写东西。
“写啥呢？”李建国问。
“估分。”李春苗头也不抬，“我觉得能过一本线。”
“想好报啥学校了？”
李春苗放下笔，转过身：“爸，我想报吉林农大。”
屋里静了几秒。
李建国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啥？”
“吉林农大。”李春苗重复，“学农学。”
“你……”李建国声音提高了，“你疯了？好不容易考出去，还学农？”
“农大怎么了？”李春苗站起来，“农大也是重点大学。”
“那毕了业干啥？回来种地？”
“可以搞农业科研，可以……”
“科研个屁！”李建国打断她，“你知道搞农业多苦吗？你看看你爸我，看看村里那些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挣几个钱？”
李春苗咬着嘴唇：“现在农业不一样了……”
“有啥不一样？”李建国指着窗外，“不还是那几亩地，不还是靠天吃饭？苗儿，爸供你读书，不是让你回来种地的！”
“我不是要回来种地，我是要……”
“要啥？要搞新品种？要搞科学种田？”李建国冷笑，“我告诉你，地里的事没那么简单！今年我推广先玉335，你知道费多大劲？十户人，磨破嘴皮子才说通！”
李春苗不说话了，眼睛盯着地面。
父女俩僵持着。出租屋太小，空气都凝固了。
最后李春苗说：“爸，这是我的选择。”
“选择？”李建国转身往外走，“行，你选。我管不了。”
门砰地关上。
李春苗在屋里站了很久，然后慢慢坐下，继续估分。但笔拿在手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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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村，试验田。
六月十号，玉米苗已经一拃高了。
李建国蹲在地头，一垄一垄数苗。缺苗的地方要补种，太密的地方要间苗。他左手拿着红皮本，右手在地里指指点点。
“老李，出苗率咋样？”陈老四扛着锄头过来。
“九成。”李建国合上本子，“比预想的好。”
“九成！”陈老四眼睛亮了，“那亩产真能上一千三？”
“看后期管理。”李建国站起来，“这几天得追肥了。”
两人在地里走。玉米苗绿油油的，叶片上还挂着露水。阳光照下来，整片地像铺了层翡翠。
“春苗考完了吧？”陈老四问。
“嗯。”
“考咋样？”
“还行。”李建国不愿多谈。
“准备报哪？”
“不知道。”
陈老四看出他脸色不对，识趣地换了话题：“王福贵来电话没？”
“昨天来一个，说那边热。”
“天津比咱这热？”
“热。”李建国说，“工地上没遮没挡的，晒死人。”
正说着，手机响了。是王福贵。
“建国哥。”王福贵声音蔫蔫的。
“咋了？声音不对。”
“没事……就是天热，有点中暑。”
“中暑了还干活？”
“歇了半天，好多了。”王福贵咳嗽两声，“你家春苗考完了吧？”
“嗯。”
“考得好吧？春苗聪明，准能考上好大学。”
李建国嗯了一声，问：“你那边活儿咋样？”
“还成。”王福贵说，“就是……工头骂人凶，听不懂他说话，老挨骂。”
“忍忍吧，挣点钱不容易。”
“知道。”王福贵顿了顿，“我家地……苗出齐没？”
“出齐了，挺好。”
“那就好。”王福贵声音松了点，“淑琴一个人在家，我怕她弄不好。”
“我常去看。”
挂了电话，李建国蹲回地头。他从兜里掏出烟，点上。烟抽到一半，突然笑了。
陈老四奇怪：“笑啥？”
“你看这苗。”李建国指着地，“齐刷刷的，像不像列队的兵？”
陈老四看了看：“像。”
“种地三十年了。”李建国说，“每次看见苗出齐，心里就踏实。”
“是啊。”陈老四也蹲下来，“比看见儿子还亲。”
两人都笑了。
风吹过玉米地，哗啦啦，哗啦啦。像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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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地。
六月的天津像个蒸笼。钢筋晒得烫手，摸上去能烫掉皮。
王福贵戴着安全帽，汗从帽檐往下滴，迷了眼睛。他抬起胳膊擦汗，胳膊上晒脱了皮，红红的一片。
“王福贵！磨蹭啥呢！”工头在那边喊。
“来了来了！”王福贵小跑过去。
今天任务是绑钢筋。蹲在楼板上，把一根根钢筋用铁丝捆扎固定。活儿不重，但得一直蹲着，腰受不了。
王福贵蹲了半小时，腰就疼得直不起来。他扶着钢筋慢慢站起来，眼前一黑。
“老哥，咋了？”旁边的赵大河扶住他。
“没事……蹲久了。”
“脸咋这么白？”赵大河摸摸他额头，“烫手！你中暑了！”
“没事，喝点水就好。”王福贵想去拿水壶，腿一软，坐地上了。
工头过来，脸色难看：“又咋了？”
“中暑了。”赵大河说。
“中暑就歇着，别在这碍事！”工头踢了踢地上的钢筋，“去那边阴凉地儿，好了再干！”
王福贵被赵大河扶到工地边的树荫下。赵大河拿来水壶，王福贵接过来喝，水是温的，不解渴。
“得喝藿香正气水。”赵大河说，“小卖部有卖，五块钱一盒。”
“不用。”王福贵摇头，“歇会儿就好。”
“五块钱都不舍得？”
王福贵没说话。五块钱，在工地能吃顿有肉的盒饭。藿香正气水？忍忍就过去了。
他在树荫下坐了半小时，感觉好些了，又站起来往工地走。
“哎，你再歇会儿！”赵大河喊。
“没事了。”王福贵摆摆手。
下午的太阳更毒。楼板上热气蒸腾，看远处都晃悠。王福贵咬着牙绑钢筋，手抖得厉害，铁丝老扎不紧。
工头转过来检查，看见他绑的接头，一脚踢散了。
“这绑的啥玩意儿！重绑！”
王福贵没吭声，蹲下重新绑。汗滴在钢筋上，嗤一声就干了。
四点钟，送水车来了。绿豆汤，免费喝。王福贵灌了两大碗，才感觉活过来。
下班时，他数了数今天绑的接头：一百二十七个。按件计酬，一个一毛钱，十二块七。加上底薪八十，今天挣九十二块七。
扣掉中午吃饭五块，净落八十七块七。
值。
他这样想着，往宿舍走。路过小卖部时，胖老板娘叫住他。
“王福贵，你媳妇来电话了，说给你打电话，你电话关机了，让你回一个。”
“啥时候？”
“下午三点多。”
王福贵进了小卖部，把手机开机，拨通电话，响了三声，赵淑琴接了。
“喂？”
“我，福贵。你打电话了？”
“嗯。”赵淑琴声音有点急，“你咋样？中暑好了没？”
“好了，谁跟你说的？”
“建国哥说的。他说你中暑了，让我问问。”
“没事，早好了。”王福贵说，“家里咋样？”
“都好。”赵淑琴顿了顿，“就是……磊子要钱。”
“要多少？”
“一千。说报考研辅导班。”
王福贵心里一沉。一千块，他得干十二天，不休息。
“给不给？”赵淑琴问。
“给。”王福贵说，“明天我去银行汇。”
“你还有钱吗？上次汇的两千，都交学费了。”
“有，你放心。”王福贵撒谎，“工地预支了工资。”
挂了电话。老板娘递过来一盒藿香正气水。
“拿着吧，看你那脸色。”老板娘说，“记账上，发工资再给。”
王福贵想推，老板娘已经把药塞他手里了。
“出门在外，身子要紧。”老板娘说完，转身招呼别的客人了。
王福贵拿着药走出小卖部。夕阳把工地染成金黄色，脚手架投下长长的影子。
他打开药盒，取出一支，咬掉瓶盖，仰头喝下去。苦，辣，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但脑子确实清醒了些。
回到宿舍，他把剩下的药小心收好。下铺的枕头下，压着个存折——来天津两个月，攒了三千四百块钱。
明天汇一千，还剩两千四。离儿子大学学费还差得远。
他躺下，闭上眼睛。腰疼，头疼，浑身都疼。
可想起儿子，想起儿子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样子，他又觉得，疼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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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村，夜里。
李建国从赵秀梅娘家回来。他今天去帮赵秀梅的哥哥村里养猪场修猪圈，干了一天，换了五百块钱——春苗的学费。
到家时，赵秀梅正在灯下算账。网店这个月流水两千一，利润四百多。不多，但细水长流。
“苗儿来电话了。”赵秀梅说。
“说啥？”
“说估分出来了，五百六十二。”赵秀梅抬头看他，“一本线去年是五百五，今年可能差不多。”
李建国嗯了一声，脱鞋上炕。
“志愿的事……”赵秀梅试探着问。
“她想报农大。”
“农大也行啊，省内的，花钱少。”
“你知道她为啥报农大吗？”李建国转过身，“她说要学农学，毕了业回来搞农业！”
赵秀梅手里的笔停了：“回来？”
“嗯。”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回来……也不是不行。”赵秀梅慢慢说，“现在政策好，大学生回乡创业有补贴。”
“补贴能补一辈子？”李建国坐起来，“你看看村里那些年轻人，但凡有点出息的，谁不往外跑？她倒好，拼了命考出去，又要回来！”
“也许苗儿有自己的想法。”
“啥想法？小孩子不懂事！”李建国下了炕，在屋里转圈，“我供她读书，不是让她走回头路的！”
赵秀梅看着他，没说话。她知道丈夫的脾气，倔，认定的事十头牛拉不回。
窗外传来蛙鸣，一片连着一片。六月了，稻田里的青蛙开始叫了。
“建国。”赵秀梅开口，“你还记得苗儿八岁那年，跟你下地问的话吗？”
李建国停住脚。
“她问你为啥种地。”赵秀梅说，“你回来跟我说，你不知道咋回答。”
“记得。”
“后来苗儿上初中，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她写的是：我想让爸爸种地不那么累。”赵秀梅声音很轻，“老师把作文给我看，我哭了。”
李建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苗儿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赵秀梅继续说，“她喜欢地里跑，喜欢问这问那。你知道她为啥打三个耳洞吗？”
“为啥？”
“她说，一个代表红旗村，一个代表黑土地，一个代表她自己。”赵秀梅笑了，“这孩子，心思重。”
李建国慢慢坐回炕沿。烟瘾上来了，他摸出烟，点上。
烟雾在灯光里缭绕。
“农大……就农大吧。”他终于说，“但她得答应我，毕业不能回来。”
“她要是不答应呢？”
“不答应……”李建国吸口烟，“不答应也得答应。”
赵秀梅叹口气，没有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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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五号，高考成绩公布。
李春苗考了五百六十五分，超一本线十五分。
“多少？”李建国在村部接到电话，手有点抖。
“五百六十五！”赵秀梅抢过话筒，“苗儿，真的？真的五百六十五？”
电话那头的李春苗笑了：“妈，真的。我查了三遍。”
“太好了，太好了……”赵秀梅眼泪下来了，“我闺女有出息了……”
李建国站在一旁，脸上没什么表情。等赵秀梅挂了电话，他才问：“她还是要报农大？”
“嗯。”
“志愿表交了吗？”
“明天交。”
李建国转身往外走。赵秀梅追出去：“你去哪？”
“地里看看。”
试验田的玉米已经半人高了。李建国走进地里，玉米叶子划在脸上，痒痒的。
他走到地中间，蹲下。扒开一株玉米的根，须根发达，扎得深。又看看茎秆，粗壮，叶片肥厚。
长势真好。
他掏出手机，拨了李春苗的号码。响了好几声才接。
“爸。”
“想好报农大了？”
“……想好了。”
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过玉米地，哗啦啦响。
“苗儿。”
“嗯？”
“爸问你个事。”
“你说。”
“你为啥想学农？”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李春苗说：“爸，你还记得我八岁那年，跟你下地问的话吗？”
“记得。”
“你当时说，因为地在那儿，就得种。”李春苗声音很稳，“我现在懂了。地在那儿，就得有人种。但种法可以不一样。”
“咋不一样？”
“用科学种，用脑子种。”李春苗说，“爸，你推广先玉335，不也是想种得更好吗？”
李建国没说话。
“我知道你怕我回来吃苦。”李春苗继续说，“但我不怕。爸，我想试试，试试能不能让咱们的地，长出更多更好的东西。”
李建国抬起头。玉米在风里摇晃，像在点头。
“行。”他说，“你报吧。”
挂了电话，他还蹲在地里。夕阳西下，整个田野镀了层金。
他想起1998年那个下午，春苗捧着蚯蚓给他看的样子。缺了门牙的笑脸，在夕阳下闪闪发亮。
那时候她八岁，问为啥种地。
现在她十八岁，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李建国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该回家吃饭了。
走出玉米地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齐刷刷的玉米，在晚风里哗啦啦响，像在唱歌。
唱给这片土地，唱给种地的人，唱给那些走了又回来，或者还没回来的人。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
今年的种子已经种下，明年的收获，谁知道呢？
但地在那儿，就得有人种。
一直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