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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天还黑着。
王福贵把最后一个编织袋塞进拖拉机车厢，用麻绳捆了三道。袋子里是铺盖卷、两身换洗衣服、一双新胶鞋，还有赵淑琴连夜烙的二十张油饼。
“够了够了。”赵淑琴又递过来一个布包，“这里头是咸菜，萝卜干和芥菜疙瘩。”
“带那么多干啥，工地管饭。”
“管饭也是大锅菜，没滋味。”赵淑琴把布包塞进编织袋缝隙，“你胃不好，吃不对就疼。”
王福贵没再推。他发动拖拉机，突突声在寂静的村里格外响。隔壁院子的狗叫了两声，又趴回去了。
“我走了。”他跳上驾驶座。
赵淑琴站在车旁，手扶着车厢。两个孩子还在睡，没让起来送。
“到了就来电话。”她说，“别省那几毛钱。”
“知道。”
“干活悠着点，你腰不行。”
“知道。”
拖拉机开出院子，王福贵从后视镜里看见赵淑琴还站在门口，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被黑暗吞没。
村路坑坑洼洼，车灯晃着两道光柱。路过李建国家时，他看见屋里灯亮着——建国哥今天要去乡里报名单，也得早起。
到乡里是五点二十。班车停在小广场，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王福贵把拖拉机锁在亲戚家的院子里，扛着编织袋往车站跑。
工头老陈在车门口抽烟，看见他招招手：“王福贵！快点！”
“来了来了！”王福贵小跑过去。
车上几乎坐满了，都是去天津打工的。王福贵认得几个邻村的，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他的座位在最后排，靠窗。
“人都齐了没？”老陈上车点数，“一、二、三……十六个，齐了。司机，走吧！”
班车发动，驶出小广场。天边开始泛白，路边的杨树一棵棵往后退。王福贵把编织袋抱在怀里，脸贴在车窗上。
这是他第三次去天津。第一次是2002年，干了半年，挣了四千块钱，回来盖了三间瓦房。第二次是2005年，干了八个月，儿子王磊上高中的学费就是那时候攒的。
这次去，他想干久一点。儿子明年考大学，学费贵。家里的房子也该翻新了，屋顶漏雨，墙皮掉渣。
车到县城火车站是六点半。老陈去买票，其他人蹲在广场上等。王福贵从编织袋里掏出个玉米饼子，就着咸菜吃。
“福贵哥，这次去哪个工地？”旁边的小年轻问，是邻村李家的二小子，叫李强，第一次出门。
“不知道，得听老陈安排。”
“天津大不大？”
“大。”王福贵嚼着饼子，“楼可高了，一眼望不到顶。”
“比县里还大？”
“县里算个啥。”旁边有人接话，“天津那是直辖市，跟北京一样大！”
李强眼睛亮了。
老陈拿着票回来，一人发一张：“K字头快车，硬座。上车找座，找不到就站着。十二个小时，下午六点到。”
“站十二个钟头？”有人叫苦。
“嫌累别去！”老陈瞪眼，“工地一天八十，站十二个钟头就嫌累？”
没人吭声了。
火车站里人挤人。王福贵把编织袋扛在肩上，跟着队伍往里走。检票口挤得厉害，有人从栏杆下面钻，被工作人员训斥。
上了车，车厢里已经满了。过道上站满了人，行李堆得到处都是。王福贵挤到自己的座位号——是个三人座，已经坐了四个人。
“这我的座。”他拿出票。
靠窗的中年男人瞥他一眼：“挤挤呗，这么多人呢。”
王福贵看看周围，确实没地方。他把编织袋塞到座位底下，人挤着坐下来。一边一个，他夹在中间，胳膊都伸不开。
车开了。咣当咣当，慢悠悠的。
坐了一会儿，靠过道的年轻人开始抽烟。烟味呛人，王福贵咳嗽两声。
“忍忍吧。”年轻人说，“十二个钟头呢，不抽烟咋熬？”
王福贵没说话。他看向窗外，田野一片一片往后退。
他想起自家的五亩地。昨天刚种上先玉335，不知道出苗率咋样。赵淑琴一个人，能伺候过来不？
“大哥，你去天津干啥活？”旁边的中年男人问。
“建筑工。”
“我也是。”男人递过来一根烟，“抽不？”
王福贵摆摆手：“不会。”
“建筑工辛苦啊。”男人自己点上，“我在天津干了五年了，搬砖、和灰、扎钢筋，啥都干过。累是累，钱实在。”
“一天八十？”
“那是新手价。干熟了，技术工能拿一百二。”
王福贵心里算了算。一天一百二，一个月三千六，去掉吃住，能落两千五。干半年，就是一万五。够儿子大学一年的学费了。
车过山海关时，中午了。王福贵从编织袋里掏出油饼，已经凉了，硬邦邦的。他就着水壶里的凉水吃，饼渣掉了一身。
对面座位的大妈看不过去，递过来一个鸡蛋：“小伙子，吃个蛋吧。”
“不用不用。”
“拿着。”大妈硬塞给他，“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王福贵接了，剥了壳吃。鸡蛋是茶鸡蛋，有咸味。他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
“你去天津找活？”大妈问。
“嗯，工地。”
“我儿子也在天津。”大妈说，“在电子厂，一个月一千八。我想去看看他，他老说忙，不让去。”
“电子厂好，干净。”
“好啥。”大妈叹气，“一天站十二个钟头，脚都肿了。去年回来，瘦得跟猴似的。”
王福贵不知道说啥，低头吃饼。
车继续开。过道里站的人累了，有的坐在行李上，有的蹲着。有人泡方便面，味道飘得满车厢都是。
王福贵的腰开始疼。老毛病了，久坐就疼。他偷偷用手捶了捶，不敢有大动作——座位太挤，一动就碰到旁边的人。
下午三点，车到唐山。下去一批人，又上来一批。车厢里稍微松快点，王福贵终于能把腿伸直了。
他靠着车窗打盹，迷迷糊糊梦见自家的地。梦见玉米苗出来了，绿油油的。赵淑琴在地里锄草，两个孩子在地头玩。
然后梦变了。梦见工地，高高的脚手架，他在上面走，一脚踩空……
他猛地惊醒，一身冷汗。
旁边的大妈看着他：“做噩梦了？”
“嗯。”王福贵擦擦额头。
“第一次出门都这样。”大妈说，“我当年第一次去北京，也做噩梦，梦见找不到回家的路。”
王福贵看向窗外。已经看不见田野了，全是楼房，密密麻麻。天津快到了。
下午六点十分，车进天津西站。
老陈站起来喊：“都拿好行李！跟着我，别走散了！”
一群人扛着编织袋下车。站台上人山人海，王福贵紧紧跟着老陈，生怕走丢。出站口更是挤，各种口音的喊声。
“住宿吗？便宜！”
“吃饭吗？面条饺子！”
“用车吗？去哪都送！”
老陈带着他们穿过广场，走到路边。一辆破旧的中巴车等着，车身写着“宏发建筑”。
“上车！”老陈先上去。
中巴车开了四十多分钟，越走越偏僻。最后停在一片工地旁边。天已经黑了，工地上亮着几盏大灯，照出脚手架的影子。
“到了。”老陈跳下车，“这是宿舍，八人间。自己找铺位，放好东西来吃饭。”
宿舍是活动板房，里面摆着四张上下铺。被子卷成一团堆在床上，有股霉味。王福贵找了个下铺，把编织袋放上去。
李强跟他一个屋，选了上铺。
“福贵哥，这地方……能住人吗？”李强小声问。
“能。”王福贵说，“工地都这样。”
食堂也是板房，摆着几张长条桌。晚饭是白菜炖豆腐，里面有几片肥肉。馒头管够，但有点酸味。
王福贵吃了两个馒头一碗菜。腰疼得厉害，他吃得慢。
吃完饭，老陈开会。
“明天早上六点上工。”老陈站在前面，“我是这个工地的带班。咱们这活儿是盖商品楼，三十层。王福贵、李强，你们分到钢筋组。其他人，木工组、混凝土组，等会儿分组说。”
他拿出一张纸念名字。念到王福贵时，补充了一句：“你年纪大点，干点轻活，抬钢筋的时候注意安全。”
“知道了。”王福贵说。
散会后，王福贵回到宿舍。其他人都在铺床，他把编织袋里的铺盖拿出来——赵淑琴给带了褥子，厚实。
铺好床，他走出板房。工地边上有个小卖部，门口有公用电话。
他走过去，拿起听筒。电话机上贴着价格：长途每分钟六毛。
他拨了村里的号码。响了几声，有人接。
“喂？”是赵淑琴的声音。
“我，福贵。到了。”
“到了？咋样？住的地方行不？吃饭了没？”
“都行。”王福贵说，“住板房，八人间。晚饭有肉。”
“那就好。”赵淑琴的声音松了点，“干活小心点，别逞强。”
“知道。孩子呢？”
“睡了。磊子作业多，写到十一点。”
“让他别熬太晚。”
“知道。”赵淑琴顿了顿，“今天建国哥来过了，说咱们那五亩地都种上了。他还帮忙浇了水。”
“替我谢谢建国哥。”
“嗯。”赵淑琴又顿了顿，“你腰……疼不？”
王福贵下意识地站直了点：“不疼，好着呢。”
“别骗我。”
“真不疼。”王福贵说，“挂了啊，电话费贵。”
“等等。”赵淑琴急忙说，“你……啥时候能回来？”
“年底吧。看活儿。”
“早点回来。”
“嗯。”
挂了电话，王福贵看着计价器：三分四十五秒，两块三毛钱。他掏钱递给小卖部老板，一张五块的，找回两块七。
老板是个胖女人，天津口音：“新来的？”
“嗯。”
“哪个组的？”
“钢筋组。”
“哦，那活儿累。”老板递给他一支烟，“抽不？”
“不会。”王福贵摆摆手，往回走。
腰疼得更厉害了。他回到宿舍，其他人已经躺下了，有人在打呼噜。他摸黑躺到床上，从编织袋里掏出个小药瓶——是赵淑琴塞进去的止痛片。
他倒出两片，干咽下去。药片卡在喉咙里，苦味泛上来。
板房不隔音，能听见外面工地的声音：搅拌机轰隆，有人喊号子，还有狗叫。远处城市的灯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出晃动的影子。
王福贵睡不着。他想家里的炕，想赵淑琴做的热汤面，想两个孩子睡觉时的呼吸声。
又想地里的玉米。这时候，种子该发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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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红旗村。
李建国推着自行车从张老蔫家出来，脸色不太好看。
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个帆布包，里面是合作医疗费。他挨家挨户收，一百二十块钱一个人。村里在册四百三十七人，能收上来三百多人的就不错。
张老蔫家四口人，四百八。他说拿不出，先欠着。
“秋后，秋后卖了玉米一定给。”张老蔫蹲在门槛上，不敢看李建国的眼睛。
“老蔫，这是给你自己买的保险。”李建国说，“万一有个病有个灾，能报销。”
“我知道。”张老蔫搓着手，“可眼下真没钱。开春买种子化肥，借了两千。猪还没出栏，鸡一天才下几个蛋……”
李建国叹口气。从包里掏出本子，在张老蔫名字后面画了个三角符号——代表欠费。
“秋后一定给。”张老蔫又说。
“行，我记着了。”
骑到村西头，是陈老四家。陈老四正在院里修农具，看见他来了，放下手里的活。
“建国，进屋坐。”
“不坐了。”李建国单脚支地，“合作医疗费，你家五口人，六百。”
陈老四脸上的笑容僵了僵：“这么多？”
“一人一百二，年年都这个价。”
“我知道……”陈老四往屋里看了一眼，“可我家的情况……你嫂子开春住院，花了三千多。老二今年结婚，彩礼钱还没凑齐……”
“合作医疗能报销一部分住院费。”
“那是事后。”陈老四蹲下来，捡了根草棍在地上划，“建国，不瞒你说，我家存折上就剩八百块钱。这六百一交，剩下二百够干啥？”
李建国没说话。他知道陈老四说的是实情。去年陈老四媳妇子宫肌瘤手术，合作医疗报销了一千八，自己还是掏了两千多。
可这是政策，他得执行。
“这样吧。”李建国说，“你先交三个人的，三百六。剩下两个，秋后补上。”
陈老四想了一会儿，点点头：“行，你等等。”
他进屋，半天才出来，手里攥着一把钱。十块二十块的，还有毛票。数了两遍，递给李建国。
李建国数清楚，开收据。钢笔没水了，他甩了甩，在本子上写下：陈老四家，3人，360元，欠2人。
“建国，那新品种玉米……”陈老四凑过来小声问，“真能增收？”
“理论上能。”
“啥叫理论上？”
“就是按科学推算能。”李建国收起本子，“实际咋样，得看天。”
“我就怕……”陈老四搓着手，“万一不如老品种，这一年就白干了。”
“不会白干。”李建国跨上自行车，“再差，也能收个一千斤。”
“一千斤……刨去成本，一亩地挣不到三百。”陈老四叹气，“不如出去打工。”
李建国看了他一眼。陈老四五十岁了，腰弯背驼，去工地没人要。
“好好种地吧。”李建国说，“地不会亏待人。”
骑出陈老四家，天已经擦黑。李建国没回家，直接去了村部。办公室里亮着灯，会计老周在算账。
“收了多少？”老周问。
李建国把帆布包放桌上，掏出里面的钱。一摞一摞的，按户用皮筋捆着。
“一万四千八。”他数完说，“还有六十三人没交。”
“哪几家？”
“张老蔫、王寡妇、刘老歪……”李建国念名字，老周在账本上记。
念完了，老周拨拉算盘：“六十三人，七千五百六。加上交的，一共两万两千三百六。还差……我算算，全村该收五万两千四百四，差三万零八十。”
“差的不少。”
“年年都这样。”老周摘下老花镜，“有些是真穷，有些是舍不得。觉得一百二买个保险，不如买两袋化肥实在。”
李建国坐下，点根烟——他平时不抽，今天实在累。
“乡里催得紧。”老周说，“月底前必须交齐。”
“我知道。”
“要不……开个会？把没交的户叫来，说道说道？”
“说道啥？说你有病住院就能报销？人家说我没病，用不着。”
“那咋办？”
李建国抽完烟，把烟头摁灭：“我再去一趟。一家家说。”
“你都跑两趟了。”
“跑三趟也得跑。”李建国站起来，“这是国家政策，得落实。”
他推着自行车出门。天完全黑了，村里星星点点的灯光。狗叫声此起彼伏，谁家电视开得很大声，在播新闻联播。
第一站去王寡妇家。王寡妇五十多岁，儿子在深圳打工，一年寄回两千块钱。她一个人种三亩地，养两头猪。
敲门，王寡妇出来了，系着围裙，手上沾着猪食。
“建国啊，进屋里坐。”
“不坐了。”李建国站在院里，“合作医疗费，你家两口人，二百四。”
王寡妇擦擦手：“建国，我真没钱。开春猪崽子死了两个，损失好几百。地里的化肥还没买……”
“你儿子没寄钱？”
“寄了，还债了。”王寡妇低头，“去年我住院，借了三千。”
李建国看着她花白的头发，皱巴巴的手。到嘴边的话咽回去了。
“这样吧。”他说，“你先欠着。等秋后卖了粮，或者你儿子寄钱，再补上。”
“行，行。”王寡妇连忙点头，“秋后一定给。”
“我给你记上。”
从王寡妇家出来，李建国心里堵得慌。他知道王寡妇说的是实情，可政策就是政策，不能变通。
下一户是刘老歪。刘老歪六十多了，腿有残疾，干不了重活。儿子倒是在县城打工，但娶了个厉害媳妇，钱把得紧。
刘老歪正在院里吃饭，一碗稀粥，一碟咸菜。
“建国，吃了没？”他招呼。
“吃了。”李建国坐下，“老歪，合作医疗费……”
“我知道。”刘老歪放下碗，“一百二，是吧？”
“嗯，你一人。”
刘老歪起身进屋，半天出来，手里拿着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卷钱。最大面额是二十，还有不少一块的。
他数出一百二十块，递给李建国。
“你……”李建国接过钱，“这钱你留着买点肉吃吧。”
“该交的交。”刘老歪又端起粥碗，“我老了，万一有个病，不能拖累儿子。”
李建国开收据的手有点抖。钢笔在本子上划出重重的痕迹。
从刘老歪家出来，已经晚上八点了。李建国没再往下走，他骑车回家。
赵秀梅在灯下织毛衣，看见他回来，放下手里的活。
“吃饭了没？”
“没。”
“给你留着呢。”赵秀梅去灶台热饭，“收得咋样？”
“不咋样。”李建国坐下，揉着太阳穴，“还有六十多人没交。”
“都是困难户。”
“知道。”李建国说，“可乡里催得紧。”
饭热好了，是面条，西红柿鸡蛋卤。李建国吃着，没滋没味。
“春苗来电话了。”赵秀梅说，“说手机同学帮着买了，二手的，四百块钱。”
“咋这么便宜？”
“同学家亲戚卖的，用了半年。”
李建国点点头：“那还好，省了四百。”
“钱我明天给她汇过去。”赵秀梅坐下来，“我哥借了五百，猪我联系好了，后天来收。”
“猪别卖了。”李建国说，“我跟福贵说好了，下个月去天津。”
赵秀梅看着他：“真去？”
“真去。”
“那村里的事咋办？试验田谁管？”
“白天干活，晚上我电话安排，半个月我回来一趟。”李建国说，“请一天假，来回坐夜班车，不耽误。”
赵秀梅想说什么，又没说。她拿起毛衣继续织着。
吃完饭，李建国去院里冲凉。四月的水还凉，浇在身上一激灵。他想起年轻时候，冬天都敢用凉水洗。
老了。四十八岁，不算老，可身体不如从前了。
冲完凉回屋，赵秀梅已经铺好被褥。两人躺下，关了灯。
“建国。”黑暗里赵秀梅说。
“嗯？”
“我今天去乡里了，问电脑班的事。”
“咋样？”
“一个月学费三百，学三个月。”赵秀梅说，“每周二、四、六晚上上课。”
“去学。”
“可我走了，家里谁做饭？”
“我自己做。”
赵秀梅翻了个身：“你会做啥？就会煮面条。”
“学呗。”李建国说，“你学电脑，我学做饭。”
赵秀梅笑了，笑了一会儿，又沉默了。
“建国。”
“嗯？”
“我有点怕。”
“怕啥？”
“怕你出去干活，出事。”赵秀梅声音很低，“福贵那身子骨都累出毛病，你这手……”
李建国在黑暗中伸出右手，握住她的手。赵秀梅的手很粗糙，掌心有厚茧。
“没事。”他说，“我干轻活。”
两人都不说话了。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白霜。
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一声一声，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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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地。
凌晨五点，起床铃响了。
王福贵一夜没睡踏实。止痛片只管用了两个小时，后半夜腰疼得厉害。他咬着牙爬起来，穿好衣服。
工地的早饭是稀粥咸菜，馒头。王福贵吃了两个馒头，喝了一大碗粥。
六点整，上工。
钢筋组在工地最西头。地上堆着成捆的钢筋，手指粗的，胳膊粗的。工头是个矮胖男人，天津口音，说话快。
“新来的，过来！”工头招手。
王福贵和李强走过去。
“你，抬那边细的。”工头指着王福贵，“你，年轻的，抬粗的。”
王福贵走到细钢筋堆前。每根六米长，二十多斤。要两人抬，一头一个。
跟他搭档的是个河南人，姓赵，四十多岁。
“老哥，咋称呼？”河南人问。
“王福贵。”
“我赵大河。”河南人蹲下身，“来，一二三，起！”
两人抬起钢筋，往加工区走。距离一百多米，来回一趟。刚开始还行，抬了十几趟，王福贵的腰开始抗议。
疼，针扎似的疼。他咬着牙，步子越来越慢。
“老哥，歇会儿？”赵大河看出他不对劲。
“没事。”王福贵摇头。
抬到第二十趟时，工头过来了。
“快点！磨蹭啥呢！那边等着用！”
王福贵加快脚步，腰上一阵剧痛。他脚下一软，差点摔倒。
“哎！”赵大河赶紧扶住，“咋了？”
“没事……扭了一下。”王福贵站稳，脸色发白。
工头盯着他：“能干不？不能干换人！”
“能干。”王福贵说。
工头哼了一声走了。赵大河小声说：“老哥，你腰不好？”
“老毛病。”
“那可得小心。”赵大河说，“工地这活，腰坏了就是废了。”
王福贵点点头。他深吸口气，继续抬。
上午十点，中间休息十五分钟。王福贵坐在地上，后背靠着钢筋堆。从怀里掏出止痛片，干咽两片。
“吃药呢？”李强凑过来，“福贵哥，你咋了？”
“没事，维生素。”王福贵把药瓶塞回去。
“这活儿真累。”李强揉着肩膀，“比我爸让我干农活还累。”
“挣钱哪有容易的。”
“一天八十……我觉得亏。”李强说，“我在县里饭店端盘子，一个月还一千呢。”
“包吃住吗？”
“不包。”
“那就对了。”王福贵说，“工地包吃住，八十是净落。”
李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休息结束，继续干活。这回是抬加工好的钢筋笼子，更重。王福贵和赵大河一组，抬一个两米长的笼子。
走到一半，王福贵脚下一滑。工地地面不平，到处是钢筋头、水泥块。他一个趔趄，笼子从肩上滑下来。
“小心！”赵大河赶紧稳住。
笼子还是砸到了王福贵的脚背。不重，但生疼。
“咋回事！”工头跑过来，“会不会干活！不会干滚蛋！”
“对不起对不起。”王福贵连忙道歉。
“今天工钱扣二十！”工头指着他的鼻子，“再出错，明天别来了！”
王福贵低着头，不敢说话。
中午吃饭，他没什么胃口。脚背肿了，腰疼得坐不住。他端着饭盒，蹲在角落里吃。
赵大河坐过来，递给他一根烟。
“抽一根，解乏。”
“不会。”
“学呗。”赵大河自己点上，“老哥，你不是第一次出来吧？”
“第三次。”
“那咋还……”赵大河没说下去。
“年纪大了。”王福贵苦笑，“身子骨不行了。”
“工地就是这样。”赵大河吐口烟，“吃青春饭。过了四十，就干不动了。”
王福贵看着饭盒里的白菜豆腐。他想，再干两年，攒够钱，就不出来了。
下午的活更累。要往楼上运钢筋，走脚手架。王福贵有恐高症，走到三层腿就软了。
“快点！磨蹭啥！”上面的工友喊。
王福贵咬咬牙，往上爬。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手紧紧抓着钢管。风吹过来，脚手架微微晃动，他的心提到嗓子眼。
终于到六层，他把钢筋放下，瘫坐在地上。后背全湿了，不知道是汗还是冷汗。
“老哥，不行啊。”一个年轻工友说，“这才六层，上面还有二十四层呢。”
“我……慢慢适应。”王福贵喘着气。
“适应啥。”年轻人摇头，“恐高就是恐高，适应不了。我劝你跟工头说说，换到地面作业。”
王福贵没说话。他知道，地面作业工资低，一天只有七十。
下班时是下午六点。王福贵拖着腿回到宿舍，衣服都没脱就躺下了。
“福贵哥，吃饭去。”李强叫他。
“不吃了，你们去吧。”
宿舍里安静下来。王福贵睁着眼看着天花板，板房的缝隙里透进城市的灯光。
他想家了。想得很。
手机响了——是赵淑琴给他寄的钱，让他买的二手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他掏出来看，是赵淑琴的短信：吃饭了吗？干活累不？
他回：吃了，不累。
想了想，又加一句：工地很好，别担心。
短信发出去，他闭上眼。腰疼，脚疼，浑身都疼。
可一天八十块钱，到手了。扣掉二十，还有六十。一个月一千八，干半年，一万零八。
够儿子一年学费了。
值。
他这样想着，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他看见儿子王磊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笑得很开心。
然后梦变了。他看见自己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一脚踩空，往下掉……
他猛地惊醒，一身冷汗。
窗外，城市的灯光彻夜不熄。工地上，夜班的人还在干活，搅拌机轰隆作响。
这就是天津。这就是他挣钱的地方。
他把脸埋进枕头里，深深吸了口气。
枕头上有赵淑琴的味道。洗衣粉的香味，混合着阳光晒过的味道。
他想，再坚持坚持。
为了儿子，为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