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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秋天，陈家邦已经在县职中读到第三年。
还是那道绿漆铁门，门角的锈迹又向下漫开一大片，像红褐色的水顺着门缝慢慢淌下来。操场边的白杨树又窜高不少，叶子黄得早，秋风一过，满校园都是干树叶翻卷摩擦的沙沙声响。
学校里的气氛悄悄变了。头一年开大会，校长还拍着讲台高声讲，他们这一届是包分配的，国家培养，只管安心读书。到二年级，这番话便说得含糊，像隔了一层厚布，听不真切。待到这一学期，连班主任都绝口不再提“分配”两个字。开班会，他捏着一截粉笔站在讲台上，只说先把书念好，其余事情到时再说。说完便把粉笔轻轻放回粉笔盒，目光望向窗外，仿佛外面的光景，远比学生的前途更加要紧。
悬在头顶的那层指望，不知何时松了。陈家邦说不出哪里不对，心里总落不下踏实。班上有关系的人已经早早开始走动。李文革的父亲隔三差五就往学校跑，找班主任，找教导主任。一回陈家邦去教导处上交表格，在走廊撞见他，手里提着两瓶酒，瓶身用旧报纸裹得严实，只露出两个通红的瓶盖。李文革父亲看见陈家邦，微微点头，没有开口。陈家邦也点一点头，侧过身子，贴着墙根走了过去。
没有门路的学生，便一天天熬着，如同等候一场不知会不会落下来的雨。男生挤在宿舍打牌，输了就往脸上贴纸条；女生凑成堆织毛衣，五颜六色的线团滚得满床都是。夜里熄灯之后，黑暗里传来低声交谈。
“我舅听人说，分配怕是要黄，往后全都得自己找工作。”
沉寂片刻，又有一个声音闷闷响起：“自己找？去哪里找，家里连开铺子的亲戚都没有。”
话音落下，宿舍再无声响。陈家邦睁着眼睛，望向窗外。老槐树的叶子叫路灯浸成一片灰蒙蒙。
每逢周末从县城回杏树洼，他总能察觉家里的日子比前两年愈发窘迫。地里依旧是那几亩地，麦子收回来，晒干扬净，倒进粮囤。苗桂花做饭，油瓶拿到锅沿，只轻轻点一下便立刻挪开，仿佛瓶里的油，是从身上一点点挤出来的。陈守孝那点民办教师的工资，一拖便是四个月。好不容易领到一回，到手的是三十块现金，外加两摞作业本。他把作业本拎回家，搁在窗台上，随口说了一句，这也能顶一部分。那两摞本子就在窗台放了三天，无人翻动。陈家邦返校的时候，从中抽了两本塞进书包。纸张微微发潮，封面上印着的“环县教委”红字，叫日晒得浅淡发白。
陈家邦从不在家里诉苦，可心里清楚，自己每学期带走的钱，都是父亲、伯父从牙缝里省抠出来的。在学校食堂，他从来不去打肉菜。早饭一个蒸馍，一碗小米稀粥；午饭一碗素面，就着家里带来的油泼辣子。辣子腌得咸，拌开一碗面，吃得满头冒汗。他私下算过账，一天伙食要花四毛五，一个月便是十三块五，再算上来回回乡的车票、纸笔、洗澡，每月二十块都打不住。在杏树洼，二十块钱，能粜四五十斤糜子。
所以当陈守义找上门，跟他说起甜水堡那边有村子请皮影班子，是万元户嫁女儿撑场面，人手不够，叫他过去搭把手的时候，陈家邦本想推辞，出口问的却是一句：“给钱不？”
那是十月的一个星期五，午后刚落过一阵小雨，地面到处潮润润的。陈守义挑着两只空皮影箱子走到职中大门口，叫门房拦下来盘问来由。
“找我侄儿。”
“哪个班的？”
“音乐系三年级。”
门房打量他一番，叫他在铁门外等候，转身进去传话。陈守义把扁担斜靠在围墙上，裤脚下半截浸得湿透，鞋面沾满黄泥，双脚在水泥地上来回蹭，蹭出两道浅黄泥印。
陈家邦跑出来，一眼就看见伯父。身上那件灰蓝色中山装，两个肩膀已经磨得泛白。扁担倚墙而立，两只空箱子并排摆在地上，箱盖斑驳的红漆，经过雨后斜阳映照，像两块干透的旧血痕。
“伯，你怎么过来了。”
“顺路，往南边办点事。”陈守义抬眼望了望校门，又瞟了一眼门边挂的校牌，“学校门不大，规矩倒是严。”
陈家邦把伯父领到校外一间小面馆。店面狭小，统共只有四张方桌。陈守义要了一碗面，从衣兜摸出两瓣大蒜，剥了皮拌进碗里，吃得很快，呼噜几声，碗底便见了光。他抹一把嘴，抬眼看向陈家邦。
“吃过没有？”
“吃过了。”
陈守义盯着他看了一瞬：“再叫一碗。”
“我不饿。”
陈守义不再劝，摸出纸烟点上。
面馆门外，路面低洼处积着一汪汪雨水，像地上破开一个个透亮的洞。骑自行车的路人驶过，车轮碾过水洼，泥水飞溅到路沿石上。
陈守义抽了两口，烟灰弹落在潮湿的地上。
“甜水堡往东，胡家岘。胡家老五，前些年倒腾羊绒发家，听说过吧？”
陈家邦轻轻摇头。
“你们念书的娃娃，不打听这些世事。”陈守义说道，“胡老五挣下钱，盖了三间齐檐大瓦房。女儿出嫁办喜事，讲究要唱皮影还愿，给的价钱不低。”
陈家邦安静听着，没有搭腔。
“是马三有的班子，眼下缺人手。”陈守义目光落在他身上，“我想叫你过去，就两天功夫。帮着搬箱子，扯牵线，遇上合适的段子，你也搭着唱上两句。”
陈家邦低下头，看向脚上的布鞋。鞋帮洗得发白，鞋底磨偏，走路的时候，脚后跟总先往外歪。
“我怕撞见班上同学。”
陈守义吸一口烟，没有立刻答话。隔了半晌，把烟头丢到地面，鞋底慢慢碾上去，潮湿地面发出嗤的一声，火星转瞬灭尽。
“你好好上学，我好好唱戏。遇上又能怎样。不偷不抢，帮自家伯父搭把手，哪里丢人。”
陈家邦闭住嘴，不再言语。
面馆女掌柜过来收拾碗筷，把空碗摞在一处，拿一块黑得发亮的抹布来回擦桌面，抹布飘出一股淡淡的酸馊气。等女掌柜走开，陈守义才继续开口。
“一百块，干满两天。你要是不愿意，我就另寻旁人。”
听见一百块这三个字，陈家邦胸口重重一跳。他心里飞快盘算，自己在学校省吃俭用，一个月伙食费也就十三四块，这笔钱抵得上小半年的饭钱。他抬起头望向伯父，陈守义脸上看不出喜怒，眼神沉静，如同老杏树下铺开的一片阴凉，不逼迫，也不催促。
“什么时候。”陈家邦开口。
“这周六周日，两天，不耽误你周一上课。”
陈家邦应了一声。
两人走出面馆，天色已经暗下来，街灯逐一点亮，昏黄的光洒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路面泛开一层水光。陈守义把扁担架上肩头，两只空箱子一左一右悬在身侧，走动之间，扁担吱呀作响。陈家邦想送他一程，叫伯父摆手拦住。
“回去上晚自习。”
陈家邦立在面馆门口，望着伯父的背影渐渐走远。两只皮影箱子在路灯底下悠悠晃动，斑驳的红漆像两团尚未燃尽的炭火，一点点向着夜色深处挪去。
风裹着雨后的凉气吹过来，陈家邦站在原地。他应下了这趟差事。说到底，是冲着那一百块钱。扁担虽没上肩，后背却沉沉的。
日子定在紧挨着的那个周末。秋来得急，凉意一天重过一天。头天夜里落了一层薄霜，清早起身，院里盖柴禾的塑料布蒙着白茫茫一层，如同随手撒上一把粗盐。
甜水堡南北二塬，人人都在议论胡老五家的喜事。胡老五本名叫胡来宝，土生土长的胡家岘人。早些年他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穷户，住两孔破旧窑，炕上连一张完整的席子都凑不齐。冬天孩子睡醒，脊背之上，印满一道道席篾的纹路。后来他出外谋生，起先在县城给人拉砖卖力气，再往后自己领上一帮人修渠盖房，整年整年不着家，钱就一点点积攒下来。
胡家岘的老人说，胡来宝头一回风光回乡的时候，穿一身县城裁缝铺做的四兜中山装，脚上一双皮鞋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他站在村口久久不动，乡邻上前搭话，他一一应着，脚下却不肯挪步，仿佛已经认不得自家的窑洞。没过多久，他盖起三间青砖瓦房。房屋动工那日，半个甜水堡的人都赶来看热闹。青砖砌到屋顶，安上透亮的玻璃窗，门板包着铁皮，太阳照上去，晃得人睁不开眼。房顶竖起一根银闪闪的电视天线，直直戳向半空，好似从天上垂下来一根铁枝。他也是这一带头一个买下手扶拖拉机的。谁家娶亲、拉粪、赶集，都来找他借机子，拖拉机突突突碾过村道，身后总跟着一群奔跑嬉闹的半大孩童。
此番女儿出嫁，胡家守着旧时规矩，请皮影班子来热闹场子，既是贺婚嫁的喜事，也为还愿。早些年胡来宝在庙里许过口，待到女儿出嫁，必要唱一台大戏，如今到了该兑现的时候。
出发的头一天晌午，葛兰兰起得比陈守义还要早。
她从老榆木柜子里翻出陈守义那件蓝布长衫。柜门一拉开，一股陈年樟脑的味道漫出来。衣衫压在一堆旧衣物底下，皱得板结。她烧了一锅热水舀进搪瓷大盆，把布衫按进水里搓洗。水很快变浑，仿佛大半年积攒下的尘土全都从布料里揉了出来。搓透拧干，抖开，搭在院里的铁丝绳上晾晒。天色尚早，布料潮乎乎的。她伸出手掌反复拍打，攥住衣领用力抖落，想把残存的水汽抖干净。随后坐到门槛边，穿针引线给他补布鞋。这双旧布鞋鞋底已经磨薄，脚后跟处眼看就要磨透。她顺着原先的旧针脚，一针一针纳实。针尖往头发上蹭两下，再扎进厚厚的鞋底，顶针抵住针尾用力顶过去，手再把棉线狠狠拉紧。白棉线绷紧，在微凉的空气里嗡的一声轻响。
“出门办事，就不能穿得体面些。”葛兰兰头也不抬，手上针线不停，“那件衫子领口油垢厚得都能刮下一层。我在铁丝上晾了大半早上，还散着一股汗酸气。这回是去胡家，如今人家是什么光景，登门的不是包工头就是村干部。你穿成这般，跟讨饭的差不了多少。”
陈守义从窑洞里走出来，双手往脸上胡乱抹了一把。
“我只管唱我的戏，他家办他家的喜事，穿什么不碍事。”
“不碍事？”葛兰兰把针别在鞋底上，抬眼看他，“去年去南梁唱戏，你穿一双张嘴鞋，回来脚趾冻得通红，跟红萝卜似的，你忘了？”
陈守义不再争辩，蹲在院墙根抽旱烟。烟是自己卷的，卷烟纸还是陈守孝家里替换下来的旧作业本裁的，抽起来带着一股烧纸的焦味。
葛兰兰把补好的鞋子递过去：“到胡家，酒少碰。班子里头，李满堂眼盲，郭拴子腿跛，也就你能拿得住主意。你要是喝多，惹得旁人起哄搅了场子，往后你还怎么在甜水堡立足。”
“记下了。”陈守义接过鞋穿上，脚下重重踩两下。新纳的鞋底硬邦邦还没有踩开，脚上如同绑了两片木板子。
葛兰兰站起身掸一掸围裙，转身走向灶房。刚走几步，又回过头来。
“家邦这回去不去？”
“去，我答应给他一百块。”
“该给。”葛兰兰应声，“娃娃跟着跑腿出力，不能白白忙活。”
陈守义把班子里几个老搭档约齐，在甜水堡街口等候胡家派来接人的拖拉机。
陈家邦跟着伯父赶到街口，太阳刚刚爬过东边的山梁。路口支着炸油饼的鏊子，滚滚油烟混着柴火烟火气，一阵阵扑面而来。一台手扶拖拉机已经突突地怠速轰鸣，车斗里铺着厚厚一层干麦草，像一层薄软的褥子，上头还摆了两条长木凳。
李满堂最先到。他安安稳稳坐在长凳上，怀里抱着二胡。琴身套着洗得发灰的蓝布套子，琴头从布套口探出来，好似一截黑褐色的脖子。他视力极差，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厚得如同玻璃瓶底。听见脚步声，他先转过脸，透过厚厚的镜片费力辨认，看上好一会儿，才开口。
“陈哥来了？”
“来了。”陈守义应道。
“家邦也过来了？”
“嗯，来了。”
“好。”李满堂点点头，“多一个人手，搭布帐子也能快些。”
郭拴子从街北慢慢走过来，肩上扛着一面铜锣，锣面盖着一块红布。他左腿短一截，走路身子一高一低，远远望过去，就像麦田里随风摇晃的稻草人。步子慢，脚下却稳。走到拖拉机旁，他把铜锣放进车斗，手扣住车厢挡板，身子一翻轻巧跃上去，全然看不出腿脚有毛病。
马三有最后到场。五十出头，身形干瘦，面皮黝黑，嘴里时刻叼着一杆旱烟锅。他从街东头慢悠悠踱过来，两手空空，只夹着一只黑色人造革皮包。皮包拉链已经坏掉，拿细铁丝缠绕捆住，拧起的铁丝疙瘩，在日光下闪闪发亮。他走到车边，绕着拖拉机打量一圈。
“就派这么个机子来接？胡老五如今这般身家，就不能安排一辆面包车。把咱们这把老骨头往突突响的车斗里一颠，半道上颠散架子，看他晚上拿什么开台唱戏。”
陈守义说：“有车坐就该知足。前年赶去南梁，咱们可是两条腿走过去的。”
“那是前年。”马三有回嘴，“前年你头发还没白这么一大片。”
陈守义没有接他的话。
陈家邦弯腰往车斗搬运皮影箱子。箱子分量沉，一抱起来，里面的影人、签杆、马尾弦、铜铃铛咕咚咕咚碰撞作响，仿佛一箱子活物都醒了过来。他俯身抱住箱身，脚下发力，泥土叫鞋底蹬出两个浅浅的土坑。
见所有人都已到齐，陈守义开口：“动身吧，胡家那边等着咱们。”
拖拉机突突突地发动起来。开车的是胡老五的本家侄儿二蛋，二十出头，套着一件红秋衣，耳朵缝上夹着一根纸烟。他回过头扯着嗓子喊一声：“坐稳了！”手上油门一拧，车头向东一打，轧上坑洼的土路。
道路窄狭，地两边原先种着胡麻。胡麻早已收割完毕，地里只余下密密齐整的黑色根茬。晨雾尚未散尽，贴着地面缓缓游走，如同土层底下缓缓往外吐着白气。拖拉机碾过路面，车尾拖起长长的黄尘，路边的草叶都蒙了一层土色。凉风灌进车斗，带着秋霜的寒气，陈家邦把衣领向上竖起来，护住脖颈。
李满堂蜷在车斗最靠里的角落，怀里牢牢抱着二胡，如同搂着熟睡的孩童。郭拴子坐在后厢板沿，好腿垂在外面，残腿向内蜷起，双手攥住车厢挡板，指尖叫秋风吹得通红。马三有噙着旱烟锅，眯眼望向远处层叠的山梁。烟锅火星一明一暗，风一吹，细碎烟灰扬起来，像几点转瞬即逝的星子，旋即消散在风里。
“胡老五这一回，少说也要摆十几桌酒席。”郭拴子开口。
“十几桌？”马三有拿烟锅在车帮上磕掉烟灰，“他这个人最好脸面。女儿出嫁，不凑够三十桌，在胡家岘怎么抬得起头。”
“请咱们，本意还是还愿。”陈守义闭着双眼，脑袋跟着车身颠簸来回晃，似睡非睡。
“还愿？”马三有鼻腔里挤出一声干笑，“现如今真心还愿的人家越来越少。前年南梁王贵家娶儿媳，请的也是咱们班子。唱到后半夜，台下就剩两个老汉。一个困得脑袋不住往膝盖上磕，一个耳背，大半唱腔都听不见。可该还的愿，人家照样还，该唱的神戏，咱们也照样唱，求的不过就是一份心意。”
李满堂忽然接话：“心意是什么？就好比二胡上那根弦。松了，声音就塌下去；绷得过紧，弦直接崩断。不松不紧，才出得来正调。”
郭拴子嘿地笑出声：“你这瞎老李，道理还一套一套的。”
李满堂并不动气：“正因为眼睛看不见，耳朵才听得真切。你们睁着眼，总要看人的脸色行事。我看不见，不论谁家给钱，我拉出来的都是同一个调子。”
陈家邦斜靠着沉重的皮影箱子，静静听几个人闲谈。他低头，看见箱面上新磕掉一块红漆，缝隙里卡着几根干枯的草屑，说不清是在哪一处场院沾上来的。他伸出手指，把干草拈出来搁在指腹。车身猛地一颠，草屑脱手，飘出车外，卷进漫天黄尘，转眼消失不见。
一旁的陈守义依旧闭着眼，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击，一下，又一下，节奏匀净，仿佛借着节拍丈量脚下路途的远近。陈家邦心里隐约生出一种感觉，伯父身子还在颠簸的车斗之上，心神早已飘到胡家戏台那层白布帐子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