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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一九三七年，腊月初七。天黑透了。
步云亭蹲在自家院墙根下，烟袋锅里那点火光一明一灭，照着他那张黑黝黝的脸。北风从太平镇方向刮过来，卷着枯叶打在土墙上，沙沙响。
他在等。
堂屋里亮着一盏油灯，豆大的火苗把步老爹和步老娘的身影投在纸窗上，一晃一晃的。步云亭看见老娘弯着腰在灶台前忙活，大概是又烙了一摞煎饼，明早要给他带上。他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
推开堂屋门的时候，冷风灌进去，油灯猛地一跳。老娘回过头来：“云亭，外头冷，快进来。烙了几张饼，你明儿带着……”
“爹，娘。”步云亭没有接话。他站在门槛那儿，门帘在他身后晃荡，冷风还在往里灌。他的嘴唇动了动，那张平时粗声大气、在庄稼地里骂牛都震耳朵的嘴，这会儿却像被冻住了似的。
步老爹放下手里的旱烟袋，抬起头看着他。
步云亭走进来，把门掩上。他没坐，就那么站在屋子当中，头顶是那盏摇摇晃晃的油灯，脚下是他踩了三十多年的黄土地。
“咱家那八亩半地，”他说，“俺想卖了。”
屋子里静得能听见油灯芯子烧着的“噼啪”声。
步老娘的手停在擀面杖上。她看着儿子，脸上那层被灶火熏了一辈子的皱纹慢慢僵住了。步老爹吧嗒了一口旱烟，烟雾在油灯的光里散开，像一片雾。
“还有那五十块银元，”步云亭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俺也想拿出来。”
步老爹把烟袋从嘴里拿下来。他站起来，走到墙角的柜子前，打开锁，从里面摸出一个小布包。布包打开，五十块银元摞得整整齐齐，在油灯下泛着灰白的光。那是步家三代人攒下的。
“日本人打过来了，”步云亭低着头，“德州丢了，济南也快保不住了。共产党的人在邹西拉队伍，俺跟着他们干。打鬼子得有枪，买枪得有钱。爹，娘，咱那地……咱那地……”
他说不下去了。
那八亩半地，是步云亭的爷爷逃荒到邹西时一锹一锹开出来的。步老爹十六岁起就在那地里刨食，种了一辈子的麦子和地瓜。步云亭在那地里放过牛、割过麦、摔过跟头。每一寸土他都认得，哪块地肥哪块地薄，哪边的垄该筑高些防涝，他都烂熟于心。
步老娘转过身去，肩膀开始抖动。她没有出声，灶膛里还有火，映着她花白的头发。步老爹看着儿子的眼睛。步云亭的眼睛是红的，但里头没有泪。那眼神像一头被逼到绝路的牛，老实巴交地横在那儿，等着最后一刀。
过了很久，步老爹把烟袋在桌腿上磕了磕，站起来。他比步云亭矮半个头，背有些驼了，但腰还是直的。他走到儿子面前，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卖就卖吧。”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没国，哪还有家。”
步云亭“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爹娘磕了三个头。额头碰在泥地上，闷闷的响。
他站起来，转身推门出去了。步子迈得很大，一步跨过门槛，两步就进了院子。他没有回头。
院子里风更大，月亮被云遮着，只剩院墙上一道模糊的轮廓。步云亭走到墙根下，又蹲下来，摸出烟袋，装满烟叶，点着。烟头的火光明灭着，映着他那双手——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指节粗大，掌心的茧子厚得能划火柴。
他蹲了很久。直到堂屋里的油灯熄了，直到老娘压抑着的哭声从门缝里传出来，变得若有若无。
第二天清早，太平镇集上。
步云亭把地契摆在牲口市的石板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看他，有人认出了他，凑过来问：“云亭，你卖地？”
“卖。”
“那可是你爷爷传下来的……”
“卖。”
买地的是镇上一个开油坊的，姓孙。孙掌柜翻了翻地契，说：“八亩半，我给你四十块现洋。行就立字据。”
步云亭想说五十，张了张嘴，没说出来。他点了点头。
孙掌柜数钱的时候，他转过头去，看着街对面的杂货铺。铺子门口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几个字，墨迹被前几天的雨淋得洇开了，但字还认得清。
钱揣进怀里，沉甸甸的。步云亭没在集上多待，转身就往纪沟方向走。路上经过自家那块地，麦苗刚返青，绿茸茸的铺了一地，风一吹，像一层薄薄的绿毡子。他站了一下，只看了一眼，然后加快步子走了。
当天傍晚，他扛回来一挺轻机枪、一支短枪、两支长枪、两箱子弹，码在冯家庄冯起家的堂屋里。枪管上的黄油还没擦干净，在煤油灯下泛着幽蓝的光。
冯起站在灯影里，看着那些枪，又看着步云亭。步云亭的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旧棉花，沾着牲口市上的草屑和泥点。他在集上站了一整天，脸被北风吹得皴了，嘴唇裂了几道口子。
“云亭，”冯起叫了他一声，就没有再说下去。
步云亭蹲下来，拿起那挺轻机枪，用袖子擦了擦枪管，咧嘴一笑：“甭心疼。地没了，咱再挣。人没了，就啥都没了。”
冯起没有再说话。他转过头，望着窗外。腊月的天，黑得早，冯家庄的屋顶上已经升起炊烟，一缕一缕的，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散开。那烟让他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去年春天在曹州被捕时特务按在他肩膀上的那只手，想起济南监狱铁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槐树，想起狱中党支部那盏用牙膏皮卷成的油灯。
那盏灯很小，火苗只有黄豆大，但十二个人围着它，脸都照得亮堂堂的。
“云亭，”他说，“咱们的队伍，会记住今天。”
步云亭走了之后，冯起一个人坐在灯下。他把那挺机枪拿起来，又放下，又拿起来。枪管是冷的，带着一股黄油和铁锈混合的气味。他把枪靠回墙角，在桌边坐下来，摊开那个从济南带回来的本子。本子上密密麻麻写着名字——有些已经联系上了，有些还没有。他翻到其中一页，手指停在了一个名字上。
韩维密。
那三个字旁边空空的，没有画勾，没有画叉。冯起盯着它看了很久。他想起一九三二年那个夏夜，在邹县第二小学的一间偏房里，就是这个人在油灯下对他说：“冯景福，你想好了吗？”他点了点头。那人就把一面很小的党旗挂在墙上，让他举起右手。那时候的油灯比这盏还暗，但那个人的眼睛是亮的。
如今那个人还在嘉祥监狱里。
冯起合上本子，吹熄了桌上的煤油灯。屋子一下子暗下来，只有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窄窄的白。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半扇窗户。北风灌进来，冷得他打了个寒噤，但他没有关上。他望着嘉祥的方向。
在几百里外的那座旧庙改成的监狱里，有一个人。他被关了四年多，从一九三三年二月到如今。他知不知道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他知不知道邹县已经拉起了队伍？他知不知道——那个他介绍入党的人，已经回来了？
冯起在窗前站了很久。月亮被云遮住了，嘉祥的方向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
但他知道，他得去。
第一章 火种
一九三七年一月，济南。冯起被押进珍珠泉大院侧门的时候，天正下着雪。
雪不大，稀稀拉拉的，落在地上就化了，把青石板路弄得又湿又滑。他手上戴着铐子，冰冷的铁圈箍在手腕上，走一步就磕一下腕骨。押送他的两个特务一前一后，谁也不说话，连推带搡地把他塞进一间库房改成的牢房里。
牢房里已经关了二十几个人。地上铺着一层薄稻草，潮乎乎的，散发出一股霉味加尿骚味。冯起被推进去的时候，靠墙坐着的几个人抬了抬眼，又垂下去了。他挨着墙角坐下来，冰凉的水泥地隔着裤子渗进来，激得他打了个寒噤。
他就这么靠着墙，闭上眼睛。曹州被捕那天的细节像钉子一样钉在他脑子里——那天他刚从联络点出来，拐进巷子口，一只手就按在了他肩膀上。他回头，看见的是三张面无表情的脸。那三张脸他后来没有再见过，但那种按在肩膀上的力度，他闭着眼都记得。
“你就是冯景福？”一个声音从隔壁传过来，压得很低。
冯起睁开眼。隔着一道薄薄的砖墙，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你们邹县来的人，我都注意了。彭建华、周次温、李希杰，都在对面。”
“你是谁？”
“赵健民。省委的。”
冯起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往墙边挪了挪，压低声音：“赵同志，我们邹县工委去年被破坏了，我和建华被抓进来，还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外面也不太平。”赵健民的声音隔着一层墙，闷闷的，“韩复榘跟蒋介石闹得凶，对‘政治犯’管得松了些，咱们得抓住这个机会。把狱中同志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
冯起点头，又想起对方看不见，低声应了句：“我参加。”
牢房里没有纸笔。赵健民教他们用牙膏皮卷起来当笔，撕下书报的白边作纸。放风的时候，冯起把写好的纸条塞进厕所墙缝里，用一根草梗做标记。第二天再去，纸条不见了，换了一张新的。上头的字迹是理琪的，胶东来的那个瘦高个，戴着眼镜，写字却遒劲有力：“坚持斗争，争取早日出狱。”
腊月二十六那天傍晚，冯起听见外面传来铁链拖地的声音。他扒着铁窗往外看，只见五六个狱警押着几个人缓缓走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穿着一件破棉袍，头发凌乱，脸上有伤，但腰板挺得笔直。冯起的手猛地攥紧了铁窗的栅栏——是彭建华。
彭建华身后跟着周次温和李希杰。“哐当”一声，对面的铁门被打开，三个人被推进去。彭建华进牢门之前，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那扇小窗。窗外的天已经暗下来了，最后一抹余光把窗框染成暗红色。彭建华看了一瞬，转过头，踏进了牢房。
那天夜里，冯起躺在冰冷的稻草上，听着对面牢房传来的咳嗽声。那咳嗽声他认得，是一九三五年春天在邹县工委开会时彭建华就有的老毛病。那时候天也冷，几个人挤在冯起家的偏房里，围着半截蜡烛讨论武装暴动的计划。彭建华咳得厉害，就拿袖子捂着嘴，怕声音传出去。步云亭蹲在门口放哨，把手笼在袖子里，冻得直跺脚。
冯起翻了个身，身下的稻草发出沙沙的响声。他想，那时候好歹还有半截蜡烛。这会儿，连蜡烛都没有了。
过了几天，赵健民传话过来：党支部成立了，赵健民任书记，理琪、姚仲明、冯起都是委员。十二个党员，关在七个不同的号房里，靠着一道墙缝、一个厕所、几声咳嗽来联络。冯起负责楼下东侧走廊的岗哨，彭建华负责楼上中间走廊。一旦看守靠近，咳嗽声就从楼上传下来，一声接一声地传过去，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整座牢房串在一起。
五月初的一天，消息传进来：苏州法院对沈钧儒等“七君子”提起了“公诉”。冯起站在铁窗前，望着外面那棵光秃秃的槐树——槐树还没有发芽，但枝头的芽苞已经鼓起来了，像一颗颗米粒。他忽然很想唱歌。
他低低地开了口：“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声音不大，但隔壁的号房安静下来。然后有人跟上了第二句。再然后，对面的号房里也响起了歌声。一唱众和，那歌声从铁窗里挤出去，撞在高墙上，反弹回来，变成一种嗡嗡的共鸣。
值班看守拎着枪跑过来，用枪托咚咚地砸门：“不许唱！谁让你们唱的！”
冯起停下来，隔着铁门说：“你懂什么？这是法国工人的歌！”
各号房的人一起喊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释放政治犯！”“我们要上前线！”看守手里的枪杆子晃了晃，在几十道目光的逼视下，他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最后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彭建华从楼上传来一句话，也是拐了几道弯才传到他耳朵里的：“歌，唱得好。”
冯起靠着墙，嘴角动了动。他想起一九三五年春天，在邹县工委成立的那间偏房里，彭建华也是这样说的。那时候步云亭刚入党，还不会唱《国际歌》，彭建华一句一句地教他，教到“英特纳雄耐尔”那五个字的时候，步云亭舌头打了结，惹得满屋子人笑。
那间偏房里只有半截蜡烛。可那半截蜡烛的光，比珍珠泉大院整座监狱的电灯都亮。
一九三七年十月，济南城外传来炮声。日本人占了德州，正沿着津浦线向南推。监狱里看守的态度明显松了，有人开始在走廊里小声嘀咕：“日本人要来了，韩主席要跑了……”
十月十五日那天早上，看守打开冯起的牢门，喊了句：“冯景福，出来。”
冯起站起来，腿有些发麻。他在牢里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关了他大半年的号房。地上的稻草还是那层稻草，墙上的白布条写着“共产党犯”四个字，被潮气洇得有些模糊了。
他走出去。院子里，彭建华已经站在那里了。两个人隔着几步的距离，谁都没有说话。彭建华瘦了很多，颧骨高高地突出来，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亮得像是把牢房里那盏没有油的灯端了出来，捧在手心里。
狱门打开，外面的天灰蒙蒙的。深秋的风从巷子口灌进来，带着济南城特有的煤烟味。彭建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咳嗽起来。他弯着腰，咳了很久，才直起身，擦了擦嘴。
“走吧。”他说。
四个人出了珍珠泉大院，沿着老街往外走。街上的铺面大多关着门，偶尔有人走过，也是低着头匆匆赶路。远处传来几声零星的枪响，不知道是日军的侦察队，还是溃兵在放枪。
他们走进一家小旅馆。店老板看着这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犹豫了一下，还是让他们住了。天黑透之后，四个人围着一盏煤油灯坐。灯是新换的灯芯，火苗比监狱里那盏大了许多，把四个人的脸照得清清楚楚。
冯起拿出一个本子。那是他用监狱里的书报白边攒起来装订的，上头密密麻麻记着人名和住址。他翻到其中一页，手指点在“步云亭”三个字上。
“建华，回去之后，队伍怎么拉？”
彭建华看了一眼那个本子，又看了一眼冯起。
“省委的意思是，先在邹西发动群众。南亢、太平、纪沟那一带，基础还在。”
冯起把本子合上。煤油灯的灯火在他眼睛里跳了一下。
“云亭在等着我们，”他说，“他是党员。”
彭建华点了点头。
旅馆窗外，济南城的夜色沉沉的。北边偶尔闪过一道暗红色的光，大概是炮火照亮的云。冯起站在窗前，把那扇关了大半年的窗推开了一道缝。冷风钻进来，吹得煤油灯剧烈地晃了一下，差点灭了。彭建华伸手拢住灯罩，火苗稳住了，又重新亮起来。
“天快亮了，”冯起说，“回去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