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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道上，背运地板的脚夫们像一队负重的蚂蚁，蜿蜒崎岖的小路被汗水和喘息浸透。沉重的湿木板压弯了脊梁，吆喝声、号子声此起彼伏，搅动着陈家洼往昔的宁静。这些年，乡镇引了外资，老高山的林木成了金疙瘩，外省商人蜂拥而至，做好的半成品地板，全靠这些脚夫用血肉之躯一寸寸扛下山，再装车运往山外那个模糊而繁华的世界。山路陡峭，车马难行，我和奎依旧只能窝在浑浊的河滩边，一锹一锹地挖着沙石，换取几个叮当作响的零钱，卑微地贴补着家里那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
歇晌时，奎倚着河边的老柳树，忽然没头没脑地问我：“小四，你给彩霞写的那诗……里头到底藏了啥咒？”他眼神闪烁，下齿习惯性地咬住那外翻的厚上唇，嘴角却憋着笑。
我一愣，心提了起来：“她……不喜欢？”
奎摇头，笑意更深。
“没看懂？” 他还是摇头，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嗬嗬”声。
我急了，扔下铁锹：“到底咋了？办砸了？” 奎看我真急了，才猛地咧开大嘴，露出两排白得晃眼的牙：“嘿！没瞧出来，你小子……够野！够直接！” 悬着的心“咚”地落回肚里，我长舒一口气，后背竟沁出一层冷汗。奎慢悠悠踱到一块被河水冲刷得光滑的大青石旁坐下，掏出那个磕碰得坑坑洼洼的搪瓷缸子，慢条斯理地泡着浓得发苦的粗茶，故意吊着我的胃口。我学着他的样子，强作镇定，杵在一旁傻笑。他呷了几口，咂咂嘴，扭头望向远处那座他们常去的拦水大坝，波光粼粼的水面映着日头，刺得人眼花。他回头冲我挤挤眼，那笑意里藏着只有男人才懂的得意。这下我彻底绷不住了，凑过去央求：“祖宗！快说啊！急死我了！”
奎欲言又止，手指又习惯性地往下扯着那不听使唤的上嘴唇，笑得浑身乱颤，前仰后合，话都碎成了气音，只能手舞足蹈地比划。我看得一头雾水，他急得抓耳挠腮，额上青筋都冒了出来，一遍遍重复着那令人费解的手势。最后，他猛地凑到我耳边，滚烫的气息喷在我脖颈上，声音细若蚊蚋，带着一种混合了羞涩和狂喜的颤抖：“我……那个了！”
“哪个了？” 我一时懵住，没反应过来。
奎乐得直拍大腿，猛点头，又比划了一个更直白、更不容置疑的手势——两根手指纠缠在一起，猛地一戳。这回，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混沌，我全懂了！一股燥热猛地冲上脸颊，我捶打着他被太阳晒得通红的、结实的肩膀，把他从头到脚，从胆量到“本事”夸了个遍。奎闭着眼，仰起头，深深吸了一口带着河水腥气的风，嘴角噙着满足的笑意，仿佛那拦水坝粗糙的水泥台面，那带着青草和泥土气息的夜晚，那滚烫的肌肤相亲，都在这河风中重新活了过来。后来，我忍不住好奇，问他怎么理解那诗里“我要你，要的我心里生痛”、“像一座岛”的句子。他嘿嘿一笑，黝黑的脸上竟也透出点红晕：“还能是啥？那大坝，又高又结实，四面都是水，可不就是咱俩的‘岛’？在那上头，’要‘得才痛快，才不怕人瞧见！” 我听了，笑得几乎岔了气，在滚烫的河滩沙地上打滚，眼泪都笑了出来。奎的诠释，原始、热烈，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生命的蛮力，把徐志摩的绸缎撕成了遮风挡雨的粗麻布，却意外地无比贴合他们在这片贫瘠土地上挣扎出的、带着痛感的欢愉。
三哥终于从师范毕业了，分配到了乡中心小学做代课老师。说是国家包分配，可架不住毕业生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涌出来，县教委的红头通知一个接一个，岗位却像旱季的河床，日渐干涸。只能排队，等。三哥是优等生，品学兼优，有学校的举荐信，加上舅舅徐长庚在村里大队书记的面子，才艰难地挤上了这艘名为“代课”的小舢板。薪水？少得可怜，每月那点钱，刚够买点糙米咸菜糊口，连包像样的“大前门”都舍不得。父亲陈老五却像是捧住了金饭碗，沟壑纵横的脸上难得地放出光来，吧嗒着旱烟袋，逢人便说：“吃上公家饭了！转正？那是迟早的事！” 在他那被贫困和失望压弯的脊梁里，这微薄的希望，是唯一能挺直腰杆的支撑。三哥却憋屈得慌。他干的活，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管学生，哪一样比那些端着铁饭碗的公办老师少？甚至更累，更操心。可拿到手的钱，连人家一个零头都够不上。这巨大的落差，像钝刀子割肉，日夜折磨着他。父亲怕他年轻气盛，像自己当年一样莽撞惹祸，丢了这来之不易的“前程”，总是用粗糙的大手拍着他的背，哑着嗓子宽慰：“家里有我，有你弟！你只管把书教好，把领导哄好，转正，快了！” 这话像温热的米汤，暂时能糊住心口的裂缝，可三哥看着家里为了供他读书早已掏空的家底，看着母亲蜡黄的脸，看着小弟在河滩上被日头晒脱皮的脊背，那份沉甸甸的愧疚，像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前路狭窄，布满荆棘，他只能低着头，咬着牙，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把满腹的委屈和那点读书人的清高，都就着劣质的烧酒，狠狠咽下肚。
三哥有了份“体面”工作，我也能在河滩沙堆里刨出几个钱，可家里的日子，依旧紧巴得像勒进肉里的草绳。母亲的病，像阴魂不散的影子，时好时坏，总不断根。父亲虽不再像从前那样动辄拳脚相加，但那积年的怨气、生活的重压，化作更锋利的言语刀子，在饭桌上、在油灯下，时不时地就飞出来，割得人心头滴血。生活的磨盘，沉重地转动着，碾轧着每个人的筋骨和魂灵。外面的风到底还是吹进了山坳，政策松动了，村里渐渐有了活气，古老二的小卖部人声鼎沸，烘干房日夜轰鸣，人们眼里开始闪烁起对“好日子”那模糊而灼热的渴望。而我心里只揣着一个沉甸甸的念想，像河底顽固的石头：挣更多的钱，治好母亲的病。只要听说哪里能换到钱，再苦再累的活计，我都愿意去试，去闯。
后来，机会来了。我和奎在地板商人老周那儿，谋到了新差事——进古老二的烘干房。那些从老高山背下来的湿木板，娇贵得很，不烘干打蜡，运到山外就会变形开裂，卖不上价。古老二有门路，有胆识，承包了村里废弃的旧仓库，改造成了烘干房。我和奎的活，就是轮流守着那几口烧得通红的烤炉，像炼丹的道士，小心翼翼地掌控着火候，盯着温度计上那根要命的红线，不能高一丝，也不能低一毫。这活，关乎一房地板的身家性命。
踏进烘干房，热浪像无形的手掌，左右呼呼的扇在脸上，烤的脸蛋通红。这里活脱脱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汉子们精赤着油黑发亮的脊梁，只穿着一条被汗浸透、看不出本色的短裤，虬结的肌肉在蒸腾的热气中贲张，汗水像小溪一样顺着沟壑流淌，刚砸在滚烫的水泥地上，就发出“滋啦”一声轻响，瞬间被地上厚厚一层贪婪的锯末吸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个深色的印记，旋即又被新的脚印覆盖。人人像上了发条的机器，在弥漫着木头焦香和汗酸味的热浪里穿梭不停，搬板、码放、翻面，只有吃饭那短短一刻，能瘫在门口，像离水的鱼一样大口喘气。我和奎？连这片刻的喘息都是奢侈。炉火不能离人，温度计上的水银柱像悬在头顶的利剑。尤其到了后半夜，万籁俱寂，只有炉火“噼啪”的爆裂声和排风扇的嗡鸣，浓重的困意像湿透的棉被，沉甸甸地裹上来，眼皮重若千斤。好几次，我脑袋猛地一沉，惊醒时惊出一身冷汗，炉温已悄然逼近危险线，差一点就酿成大祸，让一房地板化为焦炭，也让我和奎赔得倾家荡产。半个月下来，我整个人瘦脱了形，眼窝深陷，颧骨凸出，肋骨根根可数，活像一具蒙着人皮的骨架，只有那双被热浪烤得通红的眼睛里，还残存着一点不肯熄灭的光。
古老二每次巡视到炉前，看到我这副模样，总会停下脚步，皱着眉，像看自家不争气又让人心疼的崽子：“小四啊，这活计是熬人油的灯！真吃不消，别硬撑，身子骨是自个儿的本钱，垮了，啥都没了。” 他是陈家洼的能人，是这山坳里最先嗅到“时代”味道的人。从第一台让全村人围着听的半导体收音机，到第一台闪着雪花点的黑白电视机，再到后来开得“突突”响的三轮车，开起人来人往的小卖部，承包这日进斗金的烘干房……他每一步都踩在了点上，成了村里人又羡又妒又离不开的“首富”。树大招风，闲言碎语不少，可谁家揭不开锅，谁家急等钱救命，古老二也常是那个能搭把手的人。他对我家的帮衬，父亲嘴上不说，心里是记着的。此刻他粗糙的大手拍在我汗湿的后脑勺上，又重重按了按我瘦削得硌人的肩膀，那带着烟草味和汗味的关怀，像一股微弱的暖流，在这灼热的地狱里，给了我一丝虚幻的慰藉。想着家里灶台上永远温着的药罐子，想着母亲那灰败的脸色，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挺直了那几乎要被压垮的脊梁，声音嘶哑却带着一股狠劲：“古叔，我……撑得住！” 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向下一座“火山口”。
奎也处处护着我。我虽生在农村，长在泥里，可父母，尤其是母亲，总像护着温室里的苗，舍不得让我们兄弟干太重的活。即使辍学踏入这最底层的苦力场，我身上那股子“白面书生”的孱弱气息，依旧格格不入。在烤炉旁，我光着的上身被炙烤得通红，像煮熟的虾子，稀疏的头发被汗水糊成一绺绺，紧贴在额前、鬓角，更衬得那张还带着学生气的脸苍白而稚嫩。奎则不同，他辍学早，筋骨早已被农活和力气活打磨得结实粗粝，黝黑的皮肤泛着健康的光泽，动作麻利得像头豹子。每次沉重的锯末烧得见了底，不等我起身，奎总是默不作声地推起那辆吱呀作响的独轮车，一趟趟从外面的料场拉回小山似的燃料，堆在炉子旁。轮到我值班时，他也会提前给我备得足足的，让我能少跑几趟，少受点累。这份无声的照拂，是这炼狱里唯一的清凉。
地板加工是精细活。成品的地板，板面光滑，天然的木质纹理清晰流畅，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听说运到山外，一块半成品就能卖到三块五！这个数字，像烧红的烙铁，烙印在了奎的心上。烘干房里，木板堆积如山，进进出出，点数全凭眼估，报损多少，也全凭我和奎两张嘴。漏洞，像黑暗中的裂缝，诱惑着绝望的人。奎的心思，像野草一样在燥热中疯长。他琢磨着，每次轮到他当值，趁着夜色掩护，偷偷藏起几块品相好的地板，不送进烤炉，等夜深人静，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回家，攒起来，找机会倒手卖给那些零散收木料的小贩。一本万利，无本的买卖。
最初，他极力拉我入伙，眼睛在炉火的映照下闪着攫取的光：“小四，干吧！神不知鬼不觉！弄几块，顶你在这烤炉边熬半个月！你娘的药钱不就有着落了？” 我性子犟，认死理，像父亲那暴戾拳头下母亲沉默的脊梁，带着一种近乎迂腐的坚持。违法乱纪的事，像深渊，沾都不能沾。我一口回绝，声音干涩：“奎，这不行！烫手！要出事的！” 我还试图劝他：“古叔待咱不薄，别干这事！” 奎脸上的热切像被泼了冷水，眼神暗了暗，沉默地添了几铲锯末，炉火“轰”地窜起老高，映得他半边脸明暗不定。最终，他放弃了拉我下水的念头，只是在我独自当值的一个深夜，他临走前，突然回头，死死盯着我的眼睛，那眼神里有恳求，有警告，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疯狂：“小四，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烂在肚子里。别……卖了我。” 炉火在他瞳孔里跳跃，像不安的鬼火。我看着他那双被生活熬得通红的眼，喉咙发紧，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一个无言的契约，带着罪恶的阴影，在热浪中悄然缔结。
后来，奎值班时，“顺手”藏匿地板成了习惯。他动作越来越熟练，眼神越来越镇定，仿佛只是在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日子在炉火的烘烤中一天天过去，竟也无人察觉。古老二偶尔来点数，目光扫过堆积如山的木板，也只是例行公事。一切看上去风平浪静。只要稍有空隙，奎依旧会跟我讲他和彩霞的事，那些在月光下、在草垛旁、在拦水坝上的点点滴滴，平淡得像山涧的溪流，没什么惊心动魄的波澜，却成了这燥热炼狱里唯一清凉的慰藉，权当是解闷的闲篇，暂时忘却炉火的炙烤和心底那隐隐的不安。
三哥的代课生涯，表面按部就班。他早出晚归，案头的作业本堆得像小山。他变了。指间夹上了廉价的烟卷，烟雾缭绕中，眉宇间常锁着化不开的郁结。酒杯也端起来了，乡里文教组的检查，外校的“交流学习”，村支书家的红白喜事……应酬像一张无形的网，将他越缠越紧。他努力模仿着那些公办老教师的做派，说话拿腔拿调，试图用这层外壳包裹住内心的窘迫和那点读书人残存的清高。他教的班，成绩确实不错，纪律也管得严，校领导在会上点名表扬过几次，邻乡小学也慕名请去讲过公开课。每次带着一身酒气，踩着虚浮的步子深夜归家，成了常态。母亲倚着门框，昏黄的灯光下，她忧心忡忡地劝：“儿啊，少喝点……别，别学你爹……” 话没说完，就被父亲粗声打断：“男人家！应酬场上的事，你懂啥？酒量是练出来的！人脉是喝出来的！不喝酒，谁认你？” 父亲浑浊的眼里闪着异样的光，三哥成了他灰暗人生中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勋章”，逢人便要夸耀一番，起初乡邻还敷衍着夸两句“陈老师有出息”，到后来，远远看见父亲张嘴，便找借口匆匆避开，留下父亲举着烟袋，僵在原地，脸上的得意渐渐凝固成难堪的落寞。
三哥有他的抱负，有他自认为正确的教学法。他信奉“严师出高徒”，戒尺是他权威的延伸。然而，那杯中物，却像蚀骨的毒药，渐渐麻痹了他的神经，放大了他性格中潜藏的暴戾——那源自父亲血脉的、被贫困和屈辱滋养的暴戾。它终于在一天下午，借着酒意，猛烈地爆发出来，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巨石，瞬间击碎了陈家勉强维持的平静，也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那天，三哥代课的六年级班上，一个平日里就木讷胆小的学生，在背诵课文时卡了壳，支支吾吾，面红耳赤。若是平时，三哥或许只是训斥几句。可那天中午，他在村支书家刚被灌下半斤多劣质烧酒，头痛欲裂，烦躁像毒蛇啃噬着他的理智。看着学生那畏缩的样子，一股无名火“腾”地窜起，瞬间烧毁了他为人师表的伪装。他猛地抄起讲台上那根油光发亮、象征“师道尊严”的枣木戒尺，几步冲下讲台，在学生们惊恐的目光中，不由分说，朝着那学生的后背、手臂，没头没脑地狠狠抽打下去！
“啪！啪！啪！” 清脆而残忍的击打声在寂静的教室里炸响，盖过了窗外的蝉鸣。学生发出杀猪般的惨嚎，想躲，却被三哥铁钳般的手死死按住。酒气混合着暴怒，让三哥面目狰狞，他一边打，一边嘶吼着：“蠢货！饭桶！教了多少遍！榆木疙瘩！” 戒尺带着风声，一下，又一下。学生的棉布褂子很快被抽裂，底下单薄的皮肉迅速红肿起来，浮现出一道道刺目的紫红色檩痕，有几处甚至渗出了细小的血珠。教室里鸦雀无声，孩子们吓得瑟瑟发抖，几个女生捂住了眼睛，低声啜泣起来。直到闻讯赶来的校长和几个老师冲进来，才奋力夺下三哥手中的戒尺，将那个被打得几乎瘫软的学生架了出去。
消息像长了翅膀，当天傍晚就飞遍了陈家洼。被打学生的父母，是本村老实巴交的农民，看着儿子背上那纵横交错、触目惊心的伤痕，哭天抢地，抬着孩子就冲到了学校，又一路哭嚎着堵到了我们家低矮的院门前。女人尖利的哭骂声，男人愤怒的咆哮声，夹杂着孩子虚弱的呻吟，像一把把尖刀，刺破了黄昏的宁静，也刺穿了陈家摇摇欲坠的门楣。
“陈卫东！你个畜生！给我滚出来！”
“我儿的命差点被你打死啊！
“当老师的就能这么打人？还有没有王法了！”
“赔钱！不赔钱我们就告到县里去！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父亲陈老五起初在屋里暴跳如雷，抄起门后的扁担就要冲出去：“反了天了！我儿管教学生还有错了？！” 母亲死死抱住他的腰，哭喊着：“他爹！不能啊！出去要出人命的！” 当父亲透过门缝，看到外面黑压压的人群，看到那孩子背上渗血的伤痕，看到对方家族几个虎视眈眈的壮劳力时，他高举扁担的手，像被抽去了筋骨，无力地垂了下来。那张被生活刻满风霜的脸，瞬间褪尽了血色，只剩下死灰般的绝望。他赖以炫耀的“铁饭碗”儿子，转眼成了可能吃官司的“凶徒”！这打击，比当年奶奶自杀、比二叔的拳头更沉重地砸在了他心上。
古老二闻讯赶来，挤进人群，试图调解。对方不依不饶，咬死了要巨额赔偿，否则就去县教委告状，让三哥彻底丢掉工作，甚至坐牢！院门外，是汹涌的怒潮；院子里，是死一般的沉寂。三哥瘫坐在堂屋门槛上，双手抱头，酒早已醒了，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恐惧和悔恨，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母亲搂着吓傻的我，无声地流泪，那压抑的啜泣，比外面的哭骂更让人心碎。
最终，是父亲，这个一辈子倔强、暴躁、把脸面看得比命重的男人，在令人窒息的沉默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他猛地推开母亲，佝偻着背，一步一步，像踩在刀尖上，走到院门口。他没有看那些愤怒的乡邻，没有看古老二，浑浊的目光死死盯着地面。然后，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下，这个曾经用拳头维护“尊严”的男人，“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在了冰冷、肮脏的泥地上！
“老哥……老嫂子……” 父亲的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带着一种令人心颤的卑微，“是我……是我陈老五没管教好儿子……我……我给你们磕头赔罪！” 说着，他那颗花白的头颅，真的就要往地上磕去！
古老二眼疾手快，一把死死架住了他。院门外的人群也瞬间安静了，被这突如其来的、超出他们认知的一幕震住了。打人学生的父亲，看着跪在地上、瞬间苍老了十岁的陈老五，脸上的愤怒也僵住了，张了张嘴，最终没说出话来。
“老五！你这是干啥！” 古老二用力把父亲拽起来，对着门外人群沉声道，“都乡里乡亲的！孩子要紧！先送卫生所看伤！钱的事，我古老二作保！老五家砸锅卖铁也赔！这事……咱关起门来商量！闹大了，谁脸上有光？”
在古老二的斡旋和父亲那惊天一跪的震慑下，汹涌的怒潮暂时被压了下去。对方同意先带孩子去乡卫生所治伤，赔偿的事容后再议。人群带着复杂的情绪，骂骂咧咧地散了。
院门关上，隔绝了外面的世界。父亲像一滩烂泥，顺着门板滑坐在地上，头深深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却发不出一点哭声。那是一种比嚎啕更绝望的悲恸。三哥依旧瘫在门槛上，面无血色。母亲再也支撑不住，眼前一黑，软软地倒了下去，旧病如山崩般复发，剧烈的咳嗽撕扯着她的胸腔，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嘴角甚至溢出了一丝暗红的血沫。
“娘——！” 我凄厉的哭喊声，刺破了陈家小院死寂的夜空。
那一夜，油灯如豆，映着父亲一夜佝偻的背影，映着三哥呆滞绝望的脸，映着母亲在病榻上痛苦的辗转和压抑的呻吟。我蜷缩在冰冷的灶膛边，听着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咳嗽，感觉那声音像冰冷的铁钩，一下下掏挖着我的心。奎偷地板时那疯狂的眼神，古老二拍我肩膀时那沉甸甸的触感，三哥挥舞戒尺时那狰狞的面孔，父亲下跪时那卑微到尘埃里的身影……所有的画面在脑海中疯狂旋转、碰撞，最终都化作了母亲嘴角那抹刺目的暗红。
天快亮时，我悄悄起身，拿起墙角冰冷的铁锹。河滩的沙，冰冷刺骨。我一锹，又一锹，机械地挖着，仿佛要把所有的恐惧、无助和那沉甸甸的责任，都埋进这无尽的沙土里。汗水混着泪水，流进干裂的嘴角，咸涩得发苦。奎的“生意”，那曾经让我深恶痛绝的邪路，此刻却像黑暗中的一点萤火，带着罪恶的温度，在我绝望的心底，幽幽地闪烁起来。为了母亲的药，为了这个家不被彻底压垮，那深渊边缘的禁忌之路，似乎成了眼前唯一能抓住的、带着毒刺的稻草。晨曦微露，照亮了河滩，也照亮了我眼中那挣扎的、痛苦的光芒。我知道，有些路，一旦踏上去，就再也无法回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