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穿上纸尿裤，虽然一开始有些不舒服，但也有不少好处，至少不用担心解小手时来不及而尿在裤裆里，解大手也不用担心弄脏裤子或被子。女儿和女婿不是特别忙的时候，会中途回来给我换一次纸尿裤。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感觉纸尿裤里的屎尿太多了，站着不舒服，坐着更难受，就去卫生间把纸尿裤撕开，结果粪便掉了出来，沾在裤子上。我扯下架子上的毛巾擦拭，打开水龙头冲洗。没想到，纸尿裤被冲进便盆，把便盆堵住了，水开始往外溢，不一会儿就淹没了卫生间，还向客厅流去。我光着下身，兴奋地在水里跳跃着踩水，水溅起来，打湿了我的上半身衣服，让我找到了小时候玩水的快乐。
感觉没过多久，还没玩尽兴呢，我先是听到开门声，接着听到女儿问女婿：“你走的时候没关水龙头？”
女婿回答：“早上是你走在后面，中午也是你回来后去的，是不是你开了水龙头，没水就忘记关了？”
女儿疑惑地说：“今天早上和中午都没停水啊。”突然，她像是想到了什么说，“怕是那个老和尚把水龙头开了忘记关了。”
当他们打开卫生间的门，看到我还在嬉笑跳跃着踩水时，女儿气得用力推了我一把。我向卫生间的墙退去，她又看到了沾满屎尿的毛巾，指着我破口大骂：“你这个老和尚，怎么还不去死呀！我前世到底造了什么孽！”骂着骂着，她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女婿赶紧扶住吓傻了的我，搀着我向卧室走去。他用枕巾给我擦拭干净后，又帮我换上干衣服。当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额头滚烫，口渴得厉害。但我不敢喊，怕累了一天的女儿骂我，更怕看到她那无助哭泣的样子。
第二天，女儿来喊我起床吃早餐，见我呻吟着不答应，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像被烫到似的迅速把手缩了回去。她想扶我起来，可抱了一下我的头，感觉力气不够，便转身出去。过了一会儿，她拿来一些药和一杯水，让我把她放在我手中的药吞下去。
这段时间，女儿和女婿总是愁眉苦脸的，从他们的话语中我听出来，原来是高速公路过境要征收他们的砖厂，可他们的赔偿要求没能如愿。
按照大外孙的想法，施工方必须赔偿四百万元才行，可施工方只同意从最初的一百五十万元补偿增加到两百万元，这与他们的预期相差甚远。女儿觉得两百万元已经不少了，至少能赚一百万元，差不多就行了。
大外孙却不乐意了，生气地说：“钱多了还会胀口袋不成？你们别松口，施工方不可能随意更改设计方案的，这么大的工程，多出两百万元对他们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可我们要是有了这笔钱，兄弟俩就能在省城各买一套商品房。”
两个月过去了，施工方不再像以前那样三天两头上门商谈，县高速公路协调指挥部的人也不见踪影，就连平时爱上门的镇领导，这段时间也都没了消息，好像大家都商量好了似的。
女儿和女婿在忐忑不安中又过了一个月。一天晚上，大外孙打电话来，说施工方已经改变了设计方案，隧洞出口改到了砖厂右边三十米处。他已经以女婿的名义写好了上访信，让女婿去城里找小外孙打印出来，立即向省里、市里、县里的相关部门上告施工方，说他们擅自更改设计方案，肯定会给工程质量埋下隐患。
女婿按照大外孙的要求，先后去了县里、市里、省里的相关部门状告施工方。他不在家，砂场和砖厂只好停工。女儿也没再外出，每天只做两餐饭。我觉得饭菜挺好吃的，可女儿却食不知味，吃得很慢，她盯着碗里的饭粒，像是在数一样，慢慢送进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她整天脸色阴沉，不是盯着一个地方发呆，就是猛踢跑到她脚下的鸡和狗，家里被她弄得鸡飞狗跳的。
女婿递完告状信回来，他们又恢复了以前的忙碌，砂场和砖厂重新开工。就这样过了半年，施工方开始施工了，女婿递交的告状信也被上面驳回，主要理由是更改后的设计方案已经通过了专家论证。
接下来，镇里的熟人偷偷告诉女婿，上面已经通知，不管是高速公路的辅助工程，还是政府部门甚至开发商的工程，所需的砂石和水泥砖都不再从他们这里购买。说女婿的上访，给县里和镇里丢了面子。
他们或许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晕头转向，又或许是真把我的事儿给忘了，中午总是抽不出空回来给我换尿不湿。每回感觉下身又湿又黏、难受得很，我试着自己换，可手脚完全不听使唤，不是脱尿不湿的时候摔个狗吃屎，就是把屎尿弄到衣裤上。
女儿的脸瘦得皮包骨头，满眼都是疲惫和无奈。她不再像以前那样骂我，只是默默地帮我换洗弄脏的衣裤，那阴沉着的脸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我心里明镜似的，砖厂征收的事儿闹得鸡飞狗跳，把她的心都搅乱了。女婿呢，吃完饭就坐在那儿，眉头皱得像麻花，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闷烟，时不时就长叹一口气，那声音里满是无奈和愁闷。
看着他们为这些事儿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我心里就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难受得不行。我听人说酒能消愁，就寻思着找点儿酒喝。我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慢慢往上挪，到了二楼，他们房间的门锁得紧紧的，其他房间也找了个遍，连酒的影子都没瞧见。我咬咬牙，又接着上三楼，一间屋子挨着一间屋子地翻，累得我直喘气。终于，在大外孙回来睡的床下纸箱里，发现了一瓶装在纸盒里的酒。估摸着是别人送给他的，可能这酒不是啥名酒，就被他扔在这里，早抛到脑后去了。
我迫不及待地撕开酒盒，拧开瓶盖，对着瓶口猛灌了一口。辛辣的酒液像火一样冲进喉咙，辣得我眼泪流了出来，一个劲儿地咳嗽。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我又闭上眼，狠狠心又喝了几口。渐渐地，身上的沉重感好像被这酒给冲散了，喝到半瓶的时候，感觉自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轻飘飘的，啥烦恼都没了。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喝酒配着菜才舒坦，一口酒一口菜，那才叫享受。女儿家厨房里还有剩菜，酸海椒炒瘦肉、香芹菜炒猪肝，光想想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要是用电磁炉热一热，再配上这酒，那滋味儿，别提有多美。
我美滋滋地想着，起身出门往楼梯口走去。本来想稳稳地踩上第二步楼梯，谁知右脚偏偏踩在了梯步边沿，身子一下子就往左边歪去。我赶紧伸手去抓栏杆，右手在空中乱挥了一通，啥也没抓到。只听见“啪”的一声，酒瓶从我手里飞了出去，摔得粉碎，酒水溅得到处都是。我整个人也斜着朝墙壁扑过去，头朝下狠狠地撞在了楼梯上。
我顺着楼梯一路滚到转角处，脸上、手上被玻璃碴子划得鲜血直流，脑袋更是疼得像要炸开一样。我咬着牙，扶着栏杆想站起来，看着满地的玻璃碴子和酒水，心里“咯噔”一下：糟了，要是被女儿发现，又得挨骂了。我得赶紧打扫干净。
也不知今天是咋回事儿，明明想踩在阶梯中间，可又踩到了边沿。我伸手去抓栏杆，右手一点儿力气都使不上，身子又往左边一滑，脑袋朝下又滚了下去，一直滚到二楼平台才停住。我试了好几次，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浑身一点儿力气都没有，只能瘫在那儿。血从耳边汩汩地流出来，后脑勺也越来越湿，我想伸手摸摸是不是血在流，可手根本动不了。那一刻，我想起了二姨姐，没想到我也落到了和她一样的下场。迷迷糊糊中，我昏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隐隐约约听到女儿女婿开门进屋的声音，接着传来女儿喊我的声音，估计他们发现一楼房间里没我人。听见女婿说：“大门反锁着，他出不去，去楼上看看。”我心里着急，想答应他们，可嘴巴就是张不开。
女婿很快发现了楼梯上的血迹，看到我后赶紧喊女儿上来。女儿跑上来，声音带着哭腔问：“爸爸，你在做哪样啊？”
女婿二话不说，把我提起来搭在背上就往镇卫生院跑。卫生院的医生一看，眉头皱得紧紧地说：“脑壳、鼻孔、耳朵都在渗血，伤得太重了，赶紧送县医院！”说完就帮忙打了120。
等待120车的时候，女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给几个儿子和外孙打电话。半小时后，120沿着高速公路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急诊科。医生让先去做CT，看看脑部损伤的程度，再检查其他地方。
CT结果出来后，刘姨夫的豇豆女婿跟女儿女婿说：“脑髓都摔散了，就算治，不死也是个植物人。”女儿打电话问那几个儿子，结果没一个人明确表态到底医还是不医，都让女儿自己看着办。
牛国松在一旁劝犹豫不决的女儿：“我看没必要治了，要是在医院去世，必须得火化，尸骨都回不了家。这还算小事，关键是他现在这病情，只能住ICU，每天报销后都得花上千块，还不一定能救活，到时候人财两空。这钱谁出？让你们一家承担？就算活下来，吃喝拉撒都得专人伺候，你们俩都六十多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之前的事儿大家也都看见了，其他人也没那时间和精力照顾，请人照顾，这钱谁愿意出，还长期出啊？”
我心里骂着：这狗日的国松，跟当初对待二姨姐一样，就知道说这些丧气话。
小外孙也在一旁帮腔，说长痛不如短痛。
女儿没办法，打电话给老三石同义，问能不能把我送到他家。老三说：“我那房子用农村危房改造资金建的，主体框架刚弄好，到处堆着建筑材料，没地方放。”
女儿又打电话给老六石同信，老六说：“我一楼、二楼都租出去了，没地方。”
女儿说：“让租房的商家先搬一下，等事儿过了再营业。”
老六却推脱说：“这是在外面犯凶死的，弄家里不吉利，再说姑娘还小，会害怕的。”
女婿在旁边叹了口气，对女儿说：“算了，别问了。”于是租了辆专门运送遗体的车，吊着液体氧气袋，把我运回了他们家。
女婿把我抱进我住的房间，放在之前睡的床上。他把纸尿裤展开，垫在我头下，好让渗出的血流进去。女婿时不时就来试试我的鼻息，看我断气了没。
当鸡叫了三遍的时候，我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女婿发现后赶紧喊女儿，女儿正坐在旁边的靠椅上打瞌睡。国松和小外孙，还有两个邻居小伙，上半夜在隔壁房间打麻将，下半夜都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