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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朝鲜战争的胜利，侯桂林在供电所的工作也步入正轨，生活安定下来。赵铁柱看着这个沉默寡言、踏实肯干却始终形单影只的老兄弟，心里总不是滋味。作为他的领导，更是作为在府谷街头一起捡过命的老大哥，他真心希望侯桂林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组成一个温暖的家。
姑娘叫李翠花，二十出头，是城郊公社的社员。五官周正、身板壮实，干活是一把好手，割麦子、喂猪样样在行，还是公社的积极分子。介绍人是公社的妇联主任，是赵铁柱战友的爱人。
赵铁柱特意把见面安排在周末下午，就在自己那间略显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所长办公室，图个正式，也显出他对这事的上心。他提前跟侯桂林透了底：“桂林，哥给你相看个姑娘。翠花，老实本分，家里世代贫农，根正苗红。公社的劳模，干活顶得上一个壮劳力。她家知道你腿的事，姑娘亲口说了，‘侯师傅是公家人，有本事，腿脚不碍事，力气活俺多干点’。人实在，是个踏实过日子的。你见见，成不成都没关系，就当认识个朋友，别有负担。”给侯桂林透底的时候，赵铁柱甚至没让侯桂林开口说话。
见面时，翠花由妇联主任陪着来了。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但干净的蓝布褂子，两条乌黑粗亮的辫子垂在胸前，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透着健康的色泽。进了门，她显得有些拘谨，双手绞着衣角。赵铁柱热情地招呼她们坐下，倒了热水。翠花偷偷抬眼打量侯桂林，目光落在他那条残腿上时，眼神里没有闪躲和嫌弃，反而带着点朴实的同情和一丝好奇。她话不多，赵铁柱和妇联主任努力找着话题，问起公社的生产、今年的收成，她才打开话匣子，说起种麦子、打农药、喂猪经头头是道，语气朴实。侯桂林基本是“嗯”“是”“挺好”地应着，像个闷葫芦。临走前，翠花鼓起勇气，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对侯桂林说：“侯师傅，您……您是有本事的人。腿脚……不打紧的。”眼神里有种庄稼人特有的真诚认可。
送走人，赵铁柱用力拍着侯桂林的肩膀，脸上带着笑：“咋样？哥的眼光不差吧？翠花这姑娘，实在！心眼好！是个能跟你踏踏实实过一辈子的！我看行！”侯桂林沉默了很久，久到赵铁柱脸上的笑容都犟了。侯桂林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隔着洗得发白的工装，一遍遍摩挲着胸前那枚铃铛的轮廓，冰凉的金属触感仿佛在无声地提醒着什么。他抬起头，眼神里有挣扎的痕迹，但最终归于一片深潭般的平静：“赵哥，谢谢您费心。翠花……是个好姑娘。可我……我这腿，是个拖累，一辈子的事。不想耽误人家好前程。我一个人……习惯了。”理由冠冕堂皇，是腿脚拖累。但赵铁柱是何等人物？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侯桂林下意识抚摸胸口的动作，以及那双浓眉下眼底深处一闪而过的、难以言说的寂寥和固执。他知道，侯桂林心里还有一道没迈过去的坎。赵铁柱重重叹了口气，没再强求：“行吧……哥知道了。随你。”
赵铁柱最终还是忍不了侯桂林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几个月后他又费尽力气给侯桂林锁定了一个他认为无比合适的姑娘。
姑娘叫吕秀兰，二十三四岁，在新建的轻工厂当出纳。模样比翠花更周正些，齐耳短发，显得干净利落，性格也开朗不少。介绍人是厂里的工会主席，也是个转业军人，和赵铁柱在部队就认识，交情不浅。
赵铁柱吸取上次经验，把见面安排在供电所附近国营的河西饭店，图个轻松点的氛围。他给侯桂林打气：“这个秀兰，是厂里的骨干，能耐得很，挣得都不比我少！她家是正经工人阶级，根子红！人家听说你是因公负伤，特别敬佩！说了，‘为国家建设落下的伤残，不丢人！’人家一点不嫌弃！这次你放轻松点，跟人家好好聊聊。”
秀兰穿着洗得干净的工装来了，显得很精神。她比翠花健谈得多，聊起厂里的生产竞赛热火朝天，说起苏联专家带来的新机器特别神奇，她也关心侯桂林的工作，问爬电杆检修是不是很危险，眼神里流露着真诚的关切。她甚至主动说：“侯师傅，我听赵所长说了，您管着城里那么多电线，本事大着呢！腿不方便怕啥？话语间透着对侯桂林专业能力的欣赏。原本僵硬的气氛硬是被秀吕兰的热情带动得活跃不少。
回去的路上，赵铁柱颇为满意：“咋样？这姑娘爽快！又有文化，说话办事都透着一股机灵劲儿！”侯桂林没立刻回答，他望着远处祁连山连绵起伏、白雪皑皑的山顶，眼神飘得很远。半晌，他才低声说，更像是对着那亘古的雪山自语：“赵哥，人家是正经厂里人，年轻，前程好……咱不能骗人家……我这腿，说不准哪天就彻底废了……再说，我……心里头……装不下别人了。”又是腿脚拖累的理由，但最后那句低沉得几乎听不见的“心里头装不下别人了”，以及那望向遥远雪山时眼中的寂寥，让赵铁柱彻底明白了。那个小小的、从不示人的紫铜驼铃，是侯桂林心门上永远无法开启的锁。
日子在忙碌与粗粝的平静中缓缓流淌。1960年，酒泉城的天，似乎比往年更灰蒙了些，饥饿像一头无形的巨兽，悄然从内地潜行而至，啃噬着这座西北边城最后的元气。树皮被剥净，草根翻掘一空，田野里能入口的野菜早已绝迹。侯桂林凭着供电所工人那份微薄却至关紧要的定量口粮，勉强支撑着自己这副残躯。多年的高强度工作和早年的漂泊生活终让他在盛年之时拄上了手杖。执拗的他不用木杖、藤杖，而是找来一根二指粗细的铁管，用电炉把顶端烤软、折弯，再用布条缠绕几层，便制得了一柄独一无二的铁手杖。他在铁手杖底部紧塞些烂布头，从此便拄着这铁手杖走向了自己的后半生。
在这天地不仁的至暗岁月里，1961年的寒冬，有人托赵铁柱牵线，侯桂林认识了高尔玉。
高尔玉，肃州本地人，比侯桂林小四岁。她的青春，已被时代的巨轮碾得支离破碎。1948年，新式师范毕业的她，与志趣相投的同学王振华自由恋爱成婚，也曾有过短暂的琴瑟和鸣，育有两子一女。然而，幸福如沙上之塔。1949年国民党溃退前夕，一次稀里糊涂、甚至是不知情地在一份文件上的署名，给她烙上了“三青团”的历史污点。这轻飘飘的一笔，成了勒紧她脖颈的致命绞索。1955年，肃反风暴席卷，她那顶着“地主资本家兼反动文人”帽子的丈夫王振华首当其冲，最终在黄墩农场含冤惨死。高尔玉也因这无法洗刷的“历史问题”，被原单位彻底清退，推入了无底的深渊。一个寡妇，拖着三个瘦骨嶙峋的幼子，在无边的饥饿、彻骨的恐惧和无休止的审查目光中挣扎，尊严早已被碾碎在求生的泥泞里。
牵线的人把话说得直白又残酷：“王家嫂子，人勤快，性子软和，知书达理……就是……唉，读过师范、成分不好，拖累太大，三个娃张着嘴等饭吃呢。侯师傅，你一个人，腿脚又不便，屋里屋外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搭把手，老了也得有个伴儿不是……”两个被时代洪流冲撞得遍体鳞伤、几乎失去所有选择权的灵魂，在生存的绝境和对一丝微末温暖的卑微渴望下，如同寒风中两片即将冻毙的枯叶，被命运粗暴地拢在了一起。
初次见面，安排在街道办一间冰冷的空屋。高尔玉带着三个孩子——大儿子约莫十岁，像根细豆芽；二儿子八岁，眼窝深陷；小女儿六岁，怯生生地抓着母亲的衣角，小脸蜡黄，一双眼睛显得奇大。高尔玉本人瘦削得脱了形，憔悴刻在眉宇间，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袖口磨破了边，却干净齐整，透着一股不肯彻底垮掉的倔强。她抬头看侯桂林时，那眼神复杂得让人心颤——深不见底的疲惫，难以掩饰的悲伤，认命般的麻木，还有一丝小心翼翼的、近乎讨好的卑微。这眼神，像一根冰冷的针，猛地刺痛了侯桂林内心最深处、最柔软的角落。他沉默地坐下，喉头滚动了一下。介绍人示意两个孩子叫“侯叔叔”，声音细若蚊蚋。高尔玉慌忙低声解释：“孩子们不懂……侯师傅，您的情况，街道同志都说了……我……我什么活都能干，孩子……也会听话的……”声音干涩，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侯桂林的目光扫过那三张饥饿的小脸，又落在高尔玉那双骨节分明、布满薄茧和冻疮的手上，半晌，只沉重地点了点头，哑声道：“日子……是苦，慢慢熬吧。”这便是应允。
没有鞭炮，没有宾客，只有1961年腊月里一场格外凛冽的风雪。两人拿着街道开具的证明，踏进了民政局的铁门。天阴沉得像一块脏抹布，细碎的雪粒子抽打着人的脸。高尔玉紧紧牵着孩子们冰凉的小手，侯桂林拄着那根磨得发亮的铁手杖，一跛一跛地跟在后面，每一步都陷在冰冷的泥雪里。工作人员面无表情，例行公事般递过两张薄薄的纸片，如同递出两张无关紧要的废纸。走出门，寒风裹挟着雪沫，刀子般割人。侯桂林看着冻得嘴唇发紫、瑟瑟发抖的小女孩，默默停下脚步，费力地脱下自己身上那件打着补丁却还算厚实的旧棉袄，不由分说地裹在了小女孩身上。这个无声的动作，让一直低着头的高尔玉抬了抬眼，眼眶瞬间蓄满了泪水，她嘴唇翕动了一下，终究什么也没说，只是更紧地搂住了女儿，把头埋得更低。
新婚之夜，回到侯桂林那个供电所分配的、狭小冰冷的单身宿舍。屋里只有两张吱呀作响的板床，一张瘸腿的破桌，一口暗沉沉的旧木箱。孩子们挤在用薄褥子铺就的床上，很快在饥饿和寒冷中蜷缩着睡去，发出细微的鼾声。高尔玉默默整理着她带来的那个小包袱——几件孩子们的破衣服，几块颜色各异的补丁布。她从包袱最底层，摸索出一个用洗得发白的手帕紧紧包裹的小布包。她背对着侯桂林，肩膀微微颤抖，手指迟疑地解开一层又一层。最终，一张泛黄的、边角磨损的旧照片露了出来——照片上，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男子温和地注视着前方。高尔玉凝视着照片，滚烫的泪水大颗大颗砸落在冰冷的手背上，肩膀剧烈地起伏，却死死咬着下唇，不让一丝呜咽泄出。
侯桂林在一旁的破凳子上静静地看着，昏黄的煤油灯将高尔玉佝偻的背影投在斑驳的土墙上，摇曳不定。他看到了那张照片，也看到了那无声汹涌的悲伤海啸。他没有说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默默地站起身，走到墙角，拖过那口一直空着的旧木箱——他原本用来装自己几件替换衣服的。他轻轻地将木箱放在高尔玉脚边，然后垂手立在阴影里，像一尊沉默的石像。
高尔玉的身体僵了一下。她明白了。她颤抖着，用那块小布将照片重新紧紧包裹，再用手帕一层层缠好，仿佛在进行一场郑重的埋葬。她弯下腰，极其缓慢、极其珍重地将这个小小的包裹，放进了木箱的最底层。然后，她将自己的几件旧衣和孩子们的衣物，一件件，叠得整整齐齐，覆盖在上面。
侯桂林这才上前，俯身，轻轻合上了沉重的箱盖。“哐”一声轻响，在死寂的屋里格外刺耳。他摸索着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小巧的、已经生了锈迹的黄铜小锁，“咔嗒”一声，锁死了箱子。他把那把冰凉的钥匙，轻轻放在坑洼不平的炕沿上，声音低沉沙哑，每一个字都像从冻土里刨出来：
“以后，有我一口干的，绝不让你和孩子喝稀的。”
这句话，像一块巨石狠狠砸进结了冰的湖面。高尔玉背对着他，一直死死压抑的、撕心裂肺的悲恸终于冲破了喉咙，却又被她用双手死死捂住，化作一阵阵沉闷得令人窒息的呜咽，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残叶。窗外，北风尖啸着，卷起地上的残雪，疯狂地扑打着糊满旧报纸的窗户，发出“扑棱棱”的悲鸣，仿佛在为这冰冷结合中无边的凄凉与绝望，奏响一曲凄怆的哀歌。
那一夜，两人和衣而卧在冰冷的板床上。一条薄薄的、打着补丁的旧棉被横亘在中间，像一条深不见底的冰河，隔开了两个被时代碾碎又勉强黏合在一起的残破灵魂。寒意刺入骨髓，高尔玉压抑到极致的悲泣断断续续，成了这个“新婚”之夜唯一、也是最沉重的旋律。
新婚一周后的一个下午，侯桂林下班回来，看着高尔玉在煤炉上忙活着。他静静坐在桌边，仿佛下定了一个很大决心，开口说道：“我明天去办户口。”高尔玉愣了愣，她意识到即将要发生什么，半晌没有说话。“两个小的把姓改了，随我。老大不改了，给王家留个根。”高尔玉的眼泪下来了，她不是没想过这件事，孩子们不改姓就是“黑五类的狗崽子”，孩子们改姓，抹去的就是王振华的存在。侯桂林的办法无疑是思考再三的决定，他顾念了逝去的人、护住了活着的人，委屈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时间到了六十年代末的深秋，窘迫的生活继续着。侯桂林和高尔玉又有了两个儿子，也许不是爱情的结晶，只是相濡以沫的馈赠或证明。他们不知道毫无增加的收入和越来越多定量供应的票证是怎么把这个家、把七口人一天天撑到现在的。尤其是在文革的风暴裹挟着狂热的红潮和无边的恐惧，席卷了这偏远酒泉城的岁月里。好在长子懂事，已经能帮着他们照看两个新生的儿子，多少卸去了他们肩头重担的一点分量。
那天，侯桂林像往常一样，拄着铁手杖去上班。街道两旁，熟悉的土墙和电线杆上，一夜之间贴满了墨汁淋漓的大字报，猩红的叉号和“打倒”“砸烂”等触目惊心的字眼，像一张张血盆大口。他看到供电所隔壁小学里那个曾经和蔼可亲的老校长，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反动学术权威”纸牌，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像一丛枯草，被一群亢奋的年轻人推搡着游街，眼镜跌落在地，被踩得粉碎。老校长浑浊的眼睛茫然地扫过人群，与侯桂林惊恐的目光短暂相接。侯桂林心头猛地一缩，像被冰冷的铁钳夹住，本能地低下头，紧紧攥住手里的铁手杖，几乎是颠着脚，跑离了那条街。
供电所里也失去了往日的秩序。几个年轻工人臂缠红袖章，成立了“革命造反队”，不再安心于线路检修和设备维护。整天不是聚在会议室里高喊口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技术路线”，就是冲出去揪斗“牛鬼蛇神”。技术图纸被当作废纸扔在地上践踏；嗡嗡作响、亟待维护的变压器无人过问。侯桂林看着这一切，眉头拧成了死结，满心都是巨大的困惑和不安：这电要是断了，机器不转了，工厂瘫痪了，老百姓点不上灯了，国家还怎么建设？这些人不干活，整天闹腾，喊些听不懂的口号，怎么就成了“革命”？他想不通，这和他理解的、赵铁柱和韩班主教导的“忠义”“骨气”怎么对不上号？
这场困惑很快演变成了更大的冲击和荒谬。
那天，侯桂林正在配电室深处，屏息凝神地检修一组嗡嗡作响的开关柜。外面突然传来震天的喧哗声、口号声，中间夹杂着愤怒的斥责。他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他。他拄着手杖，挪到门口，推开沉重的铁门。
眼前的景象让他如遭雷击，浑身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供电所空旷的院子里挤满了人，他的老连长、老大哥、供电所的所长赵铁柱，竟然被几个臂戴红袖章、满脸亢奋的年轻人反剪着双手，死死押着。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木牌，上面用猩红的油漆打着巨大的叉，墨汁淋漓地写着：“大军阀余孽！”“彭德怀黑干将！”“打倒走资派赵铁柱！”。赵铁柱脸上有几道新鲜的血痕，嘴角破裂，但他腰板依旧挺得笔直，像一杆宁折不弯的标枪。他怒目圆睁，声如洪钟地质问着：“我赵铁柱！打鬼子，枪林弹雨里钻出来！打老蒋，从陕北打到河西！为新中国流过血，负过伤！我赵铁柱对得起天地良心！你们凭什么污蔑我？！”
“顽固不化！死不悔改！”有人厉声呵斥。
“呸！彭德怀的黑爪牙！”一口浓痰狠狠啐在赵铁柱脸上。
更有人抡起皮带，带着风声，狠狠抽向赵铁柱的腿弯，想逼他跪下：“跪下！向革命群众认罪！”
“住手！赵所长是好人！是战斗英雄！”一股热血猛地冲上侯桂林的头顶，他几乎要脱口嘶吼出来！他下意识地往前猛冲了一步，举起了铁手杖，想扑过去推开那些施暴者。然而，那条残腿猛地一软，让他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就在这瞬间，他看到赵铁柱锐利的目光扫了过来，那眼神里没有求救，只有一种严厉到极致的制止——别过来！别惹祸！侯桂林硬生生将冲到喉咙口的呐喊和全身的力气憋了回去。他死死攥紧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留下几道血痕，身体因极致的愤怒、巨大的荒谬感和深深的无力而剧烈颤抖。他看着赵铁柱被那群人粗暴地拖拽着离开，那个曾经在府谷破庙奄奄一息、在解放桥头给他带来新生、在供电所带领他们点亮城市的如山身影，此刻被如此肆意践踏、侮辱。侯桂林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被彻底颠覆、粉碎。武庙里关帝爷凛然的忠义在哪里？韩班主谆谆教导的“骨气”，为何换来的竟是如此下场？他不懂，他愤怒，他恐惧。巨大的疑惑像一块冰冷的巨石，沉甸甸地堵在他的胸口，几乎令他窒息。那天晚上，他对着值班室台灯下那枚黯淡的紫铜驼铃，枯坐了一夜，直到东方发白。
文革的混乱仍在持续，物质的匮乏达到了顶点。高尔玉又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原本应该带来喜悦的新生命，此刻却成了这个家庭难以承受的重负。家里已有五个孩子，匮乏带来的饥饿像无形的、永不餍足的恶兽，日夜撕咬着每一个人。两人的感情在贫瘠的岁月里无形地嬗变着，从相识的守护和依赖慢慢变成依靠和纠结，再慢慢变成共同对抗命运时的隔膜和龃龉、无奈和麻木、伤心和厌倦……他们开始争吵、开始冷战。开始在彼此融入的生命中互相伤害。
时值深秋，婴儿的啼哭声在低矮、冰冷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微弱，不是因为声音小，而是因为气力不足。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猫，发出断断续续、有气无力的呜咽。高尔玉的奶水早已干涸，孩子饿得小脸发青，连吮吸的力气都快没了。大点的孩子虽然饿得皮包骨头，但依然顽强、机警地寻找一切能做的家务，尽力避免这不大的压抑空间里有可能形成的争执、吵闹的诱因。两个小的切蜷缩在床角，眼巴巴地望着煤炉上那口冒着稀薄热气的铝锅，里面是照得见人影的菜糊糊。
侯桂林蹲在冰冷的门槛上抽烟，廉价的烟叶味压不住他脸上的愁苦和绝望。烟雾缭绕中，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他回头看着屋里：高尔玉抱着饿得直抽抽、连哭都哭不出声的婴儿，无声地淌着眼泪；三个忍着饥饿徒劳忙碌的瘦小躯体眼神空洞麻木，像几尊没有生气的泥塑……
一个念头，像毒蛇一样，冰冷而顽固地钻进他心里——他想起了一个嫁到永昌农村的剧团师姐。前年来信说家境在乡下还算能支撑，只是一直没生育，流露出想抱养个孩子的意思。他觉得心里一阵尖锐的刺痛，痛出了黑暗中唯一可见的、残酷的出口。他猛地扔掉烟头，用脚狠狠碾灭，跛着脚走到土炕边。
高尔玉抬起泪眼，茫然地看着他。侯桂林没说话，目光落在襁褓中那个瘦小得可怜的婴儿身上。孩子似乎感受到了什么，停止了微弱的抽泣，费力地睁开黑溜溜的眼睛，无神地望着这个陌生的父亲。
侯桂林伸出粗糙得像砂纸般的大手，动作却轻得不能再轻，颤抖着，抚上婴儿温热却瘦削的小脸。指尖传来的微弱生命力，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他的心上。一股巨大的、撕心裂肺的痛楚瞬间将他淹没。他想起了自己两个弟弟刚出生时，父母那无边的喜悦和期冀，想起了“栓柱”这个寄托着平安的小名，想起了自己两个儿子出生时自己的狂喜……而如今，他竟要亲手把自己的骨肉推向未知的远方！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入骨髓的屈辱和无力感，几乎将他彻底击垮。
几天后，孩子连呜咽的力气都已耗尽，小脸灰败。侯桂林知道，不能再等了。他瞒着高尔玉，偷偷托人打了长途电话给师姐捎去口信。
一个寒风凛冽、天色未明的清晨。他最后一次抱起襁褓中昏睡的孩子。孩子轻得像一片羽毛。他用家里仅存的一块还算完整的蓝底白花旧包袱皮，仔细地、一层又一层，把孩子严严实实地裹好，只露出一张苍白的小脸。然后，他颤抖着手，从贴身的旧棉袄最深处，摸索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他原本省下来打算给家里买点救命粮食的几块钱和几斤粮票。他咬咬牙，把这最后的“家当”，悄悄塞进了包袱的夹层。
他抱着这小小的、温热的包裹，拄着铁手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去往汽车站的土路上。每一步，都像踩着烧红的炭火。寒风呼啸着，像无数把冰刀刮着他的脸，也刮着他那颗正在滴血的心。他紧紧抱着怀里的温热，仿佛这是世间最后一点依靠。孩子似乎醒了，小嘴无意识地咂了咂，在他怀里极其轻微地蹭了一下。这个细微的动作，成了压垮侯桂林的最后一根稻草。滚烫的眼泪再也无法抑制，大颗大颗地涌出眼眶，砸在冰冷的蓝底白花包袱皮上，迅速洇开一片深色的湿痕，又在寒风中冻硬、风干。
师姐和丈夫已经等在车站门口。裹着厚厚的棉袄，脸上带着局促、焦急和怜悯。看到侯桂林抱着孩子一瘸一拐地走来，师姐赶紧迎上几步。
侯桂林的喉咙像被滚烫的石头死死堵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颤抖着双手，僵硬地、仿佛用尽全身力气，将那个裹着孩子的包袱递了过去。动作笨拙得像在交割自己的心肝。
师姐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接过襁褓，抱在怀里颠了颠，低声说：“桂林，你放心……孩子跟着我，饿不着冻不着……我当……他就是我亲生的娃……”话音未落，襁褓里传出婴儿极其微弱、带着惊恐的啼哭，像一根烧红的细针，猛地刺穿了侯桂林的耳膜，狠狠扎进了他的灵魂深处！
侯桂林不敢再听下去了，他猛地转过身，不再看一眼。他拄着铁手杖，用那条残腿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踉跄着往回跑。身后，婴儿那猫叫般微弱却揪心的哭声，却在凛冽的寒风中，如同追魂索命的咒语，一声声，清晰地钻入他的耳朵，撕扯着他。他一路狂奔，一路无声地泪流满面，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喉咙里发出压抑的、野兽般的呜咽。
回到那个冰冷、死寂的家门口，他再也支撑不住，像一截被砍断的木桩，重重坐倒在冰冷的门槛上。他看着自己那双刚刚还抱着亲生骨肉、此刻却空空如也、沾满泥污的手，第一次像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般哭了。他用那双布满老茧和油迹的大手死死捂住脸，压抑到极致的悲恸化作一阵阵沉闷的、令人心碎的呜咽，在黎明的寒风中颤抖。这个决定，成了他生命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鲜血淋漓的隐秘伤口。
时间在荒谬与恐惧中爬行，1970年深冬肃杀的寒气伴随着幼子送走的压抑侵入了酒泉城侯桂林和高尔玉的家里。
1971年初，街道革委会的通知送到了侯桂林家，刚满十五岁和才十四岁半的次子和三女接到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通知。通知措辞强硬，毫无转圜余地。两个孩子惊恐地看着那张薄薄的纸，又看看父母瞬间煞白的脸。高尔玉的眼泪无声地涌了出来，她紧紧搂住两个孩子，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她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她的“历史问题”和亡夫的“反动帽子”，像两道无形的枷锁，牢牢套在孩子们身上。留在城里，他们只会步大哥的后尘，甚至更糟。那些被挂牌游街、被剃“阴阳头”、被殴打羞辱的“狗崽子”的惨状，如同噩梦般在她眼前闪现。高尔玉的长子，如今已是一个沉默寡言、过早肩负起家庭重担的青年，眼神里早早地蒙上了一层与年龄不符的阴郁和警惕。四年前，他刚满十六岁不久，就被街道分配到了城郊的国营砖瓦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名义上的招工，实则是当时解决城市待业青年，尤其是出身不好青年的一条出路。他被分在了最苦最累的窑口班次，整日里推着沉重的独轮车，在滚烫的窑口和泥泞的坯场之间往返，搬运湿重的砖坯和炽热的红砖。汗水混着窑灰，在他青涩的脸上刻下一道道污痕。更深的伤害来自无形的歧视——“黑五类的狗崽子”“反动文人的杂种”，这些恶毒的标签如同生了倒刺的鞭子，时常抽打在他身上。工友的冷眼、班长的刻意刁难、重体力活对身体的透支，将这个原本还算开朗的少年迅速压榨得只剩下麻木的躯壳。他下班回来，常常累得连饭都吃不下，倒头就睡，偶尔在睡梦中发出压抑的呻吟。侯桂林和高尔玉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却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长子的苦难，成了悬在这个家庭头顶又一片无法驱散的阴云。
侯桂林拄着铁手杖，在狭小的屋里来回踱步，每一步都沉重得像拖着千斤铁链。他看看疲惫不堪、浑身疼痛的长子，再看看惊恐无助、尚显稚嫩的次子和三女，一股冰冷的绝望和巨大的责任感几乎将他撕裂。他无力把这两个半大的孩子留在他和高尔玉身边，也不能让他们留在城郊乡下，暴露在随时可能降临的、因母亲成分问题而起的狂风暴雨之下而无人庇护。他必须保护他们！必须把他们送走！送到一个相对安全、至少能避开酒泉城这越来越疯狂风暴眼的地方！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电光石火般闪过——耀县！那个他阔别了三十多年、只在梦里依稀出现的黄土塬上的故乡！虽然老家早已物是人非，父亲侯永福早已在饥荒和病痛中离世多年，母亲王氏孀居，弟弟们也各自成家，联系稀少。但那里毕竟是根！是同宗同姓的侯家坳！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农村，在那个宗族观念强烈的地方，“侯”这个姓氏本身，或许就能成为两个孩子一道护身符。更重要的是，远离了酒泉这个“风暴中心”，远离了高尔玉的“污点”，两个孩子作为“下乡知青”或“投亲插队”的身份，处境或许会比在任何地方都好得多。
这个决定带着孤注一掷的悲凉。他立刻行动起来，拖着残腿四处奔走。他找到街道革委会，反复陈述两个孩子回原籍投亲插队的意愿。他翻出多年不曾动用的老家地址，给耀县的堂兄侯永顺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信中没有提及高尔玉的“问题”，只强调世道艰难，孩子无法在城里立足，恳求堂兄看在同宗血脉的份上，收留并照拂两个半大孩子，让他们在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他在信中夹带了借来的十几块钱和几张全国通用粮票。
回信来得比预想得快。侯永顺在信里没有多问，字里行间透着黄土高原人特有的沉默和朴实：“……娃回来吧。塬上苦是苦，有口饭吃。有叔在，饿不着冻不着。让他们来，跟队里的娃一起干活，学种地。”这寥寥数语，成了侯桂林和高尔玉绝望中抓住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离别的日子到了，又是一个刮着白毛风的早晨。火车站简陋的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哭声、叮嘱声、革命口号声混杂一片。两个孩子背着打着补丁的简单铺盖卷，穿着单薄的旧棉袄，小脸冻得发青，眼神里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和对家的不舍。高尔玉死死攥着两个孩子的手，泣不成声，一遍遍重复着：“到了那边……听叔的话……勤快点……写信……”她心中有千言万语的愧疚和担忧，却多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侯桂林拄着铁手杖，站在一旁。他拍了拍二儿子的肩膀，声音低沉而沙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冻土里刨出来：“到了塬上……好好活。听叔的话，手脚勤快点。记住……你们姓侯！是侯家坳的人！”最后一句，他加重了语气，眼神锐利地扫过两个孩子。这是他能给予他们的，最直接也最有力的保护。
汽笛长鸣，如同催命的号角。两个孩子一步三回头，最终消失在那扇缓缓关闭的、通往未知与苦难的绿皮车厢门后。高尔玉瘫软在冰冷的地上，失声痛哭。侯桂林拄着铁手杖，挺直了腰背，像一尊沉默的石像，目送着列车消失在漫天风雪里。凛冽的寒风卷起地上的雪沫，抽打着他沟壑纵横的脸颊，也抽打着他那颗不知道还要坚强到什么程度的心。他低声对瘫倒的高尔玉，也像是对自己说：“别哭了……总得……给娃留条活路。”
时间在煎熬中爬行，终于捱到了1976年。那场席卷十年的风暴，如同耗尽气力的疯兽，渐渐显露出疲态，并在四人帮粉碎后的当年十月彻底宣告结束。
随后，1978年冬天那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之后，一种久违的、名为“希望”的气息，开始在冰封的大地上悄然萌动。
最先让侯桂林感受到“天晴了”的，是赵铁柱的归来。他亲眼看着这位老连长、老大哥被平反，重新回到供电所，先是恢复了所长的职务，很快又因能力和资历，升任了副局长。虽然岁月染白了他的鬓角，腰背也不复当年的挺拔，但那双眼睛里的坚毅和爽朗的笑声，又回来了！他用力拍着侯桂林的肩膀，声音洪亮：“桂林！天放晴了！憋屈了这么多年，窝囊气受够了！咱们得甩开膀子干，把耽误的这十年，抢回来！”赵铁柱的回归，对侯桂林而言，就是拨乱反正、重归正途最直接、最有力的信号。
供电所里，技术重新受到了尊重。那些被踩在脚下的图纸又回到了工程师的案头；嗡嗡作响的机器得到了精心地维护。侯桂林因为一贯的踏实肯干和精湛的技术，被评上了“先进生产者”，久违地又一次戴上了大红花。那天他和十年前一样站在台上浑身不自在，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所里还引进了几台新设备，线路图更复杂了。侯桂林像年轻时初学电工一样，如饥似渴地钻研着那些对他而言依旧艰深的技术手册和图纸，戴着老花镜，在灯下一笔一画地做着笔记。工资也终于涨了一些，虽然涨幅不大，但那份沉甸甸的“国家工人”的尊严感，又回来了。
家里的日子也松快了些。凭票供应的东西种类多了点，细粮的比例也增加了。侯桂林托熟人弄来一台半旧的“飞人牌”缝纫机，笨重地搬进家门。高尔玉用它给孩子们缝缝补补改做衣裳，也接点帮人扎鞋垫、改裤脚的零活，总算有了点活钱进项。家里还添置了一个稀罕物——一个砖头大小的二手录音机。虽然只能放几盘翻来覆去的样板戏磁带，声音也沙沙作响，但每次打开，孩子们还是会兴奋地围过来，小小的屋子里难得有了点热闹的人气。
走在街上，那些墨汁淋漓、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渐渐少了，覆盖上了新的标语，谈论的话题也悄然变了。人们开始议论“恢复生产”“包产到户”“考大学”。广播匣子里，久违的、欢快的歌曲和充满希望的新闻播报又响了起来。商店的柜台里，货物虽然依旧不算丰富，但种类明显多了，人们排队的脸上不再是麻木的绝望，多了些笑容和对未来的期待。虽然日子依旧清贫，但笼罩在头顶多年、那令人窒息的沉重压抑感，正如同祁连山顶渐渐消融的积雪，慢慢消散在温暖的春风里。侯桂林感觉心头那块压了他几乎半辈子的巨石，终于松动了一些，透进了一丝久违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