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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霜雨雪，几十年光阴倏忽而过。孩子们像羽翼渐丰的鸟，一个个飞离了老巢。侯桂林和高尔玉这对被生活捆绑了大半生、磕磕绊绊的怨偶，最终只剩下相依为命的两个人，守着酒泉城里那套日渐空旷、寂静得能听见灰尘飘落的三楼单元房。
岁月的流逝，因空巢的寂寥和病痛的侵袭，让那些潜伏的矛盾更加清晰地暴露出来。争吵少了，但弥漫在这方方正正水泥空间里的，是一种更深沉、更令人窒息的冷漠和疏离。两人仿佛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个孤岛。
侯桂林的藤椅扶手被磨得油亮，坐垫早已塌陷变形。那条铁手杖就倚在藤椅旁，像他沉默的伙伴。他常常整天坐在那里，望着楼下街道上熙攘的人流车流，眼神空洞，如同一尊风化的石雕。收音机开着，咿咿呀呀的秦腔或新闻播报成了背景音，他似乎听着，又似乎什么都没听进去。阳光好的时候，他会把那个磨得光滑温润的紫铜驼铃从贴身口袋里掏出来，在掌心摩挲一会儿，指尖感受着上面那个小小的回文符号，眼神望向窗外灰黄色的天际线，不知是望向祁连山，还是更远的、风沙深处的某个绿洲。然后，他会默默地将铃铛收回，动作小心得像藏起一个易碎的梦。
高尔玉则把自己彻底封闭在了那间兼做书房的里间小卧室里。一张旧书桌，铺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上面放着笔墨纸砚，还有几本翻旧的诗词集和字帖。墙上挂着她临摹的花鸟小品和行楷条幅。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坐在书桌前，对着窗外的天空发呆，眼神里是洗刷不尽的疲惫和一种深不见底的落寞。
厨房里偶尔的锅碗碰撞声，成了两人之间唯一的联系。
子女们偶尔会来探望，带着大包小包的吃食和日用品，短暂地驱散屋里的冷清。长子也已退休，头发花白，沉默寡言。他常住酒泉，每周都会来看看两个老人。来了就闷头帮老人收拾收拾屋子，话极少，眼神里带着天然的敦厚和一种似有似无的疏离。
次子偶尔带着妻儿从外省回来，他的孝顺很克制，和老人有明显的距离感，似乎对酒泉这个“家”注定了一辈子的格格不入。
三女也留在了酒泉。性格温顺，来了就陪着母亲说话，帮忙洗洗涮涮。言语间时常流露出对两个老人的担心和顾虑。
老四在供电所干得并不开心，偶尔发些牢骚。过来探视基本属于例行公事般点个卯，有时一言不合，还是会摔门而去。
老五离得最远，回来得最少。也最让两个老人挂念的。但逢年节，他总有大额汇款单寄来。偶尔人来了也总是沉默居多，眼神飘忽，似乎总想逃离这令人压抑的空间。
孙辈们来时倒是热闹，嘻嘻哈哈陪老人谈笑一阵，但他们的欢声笑语只是偶尔投入深潭的石子，短暂的涟漪后，复归更深的寂静。屋里更仿佛被抽走了最后一点生气，只剩下两位老人和更加沉重的压抑。
更深的孤独，来自同辈人的凋零。老朋友们如同秋叶，一片片零落。刚开始听到噩耗传来，两人除了悲伤便是唏嘘。慢慢地，他们不悲伤了，物伤其类的沉没占据了几乎全部的情感。
例外之一是赵铁柱走了。
赵铁柱是在一个深秋的午后走的。心肌梗死，走得很急。侯桂林接到老四从供电所打来的电话，握着话筒的手猛地一颤，铁手杖“哐当”一声倒在地上。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长久地沉默着，话筒里老四“喂？爸？爸你听见了吗？”的焦急询问变得遥远模糊。他缓缓放下话筒，弯腰，极其缓慢地捡起那根冰冷的铁手杖，用袖子一遍遍、极其用力地擦拭着杖身，仿佛要擦掉什么污迹。他的手抖得厉害，布满老年斑的手背青筋凸起。他走到窗边，望着供电所的方向，浑浊的眼睛里没有泪水，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岩石般的沉痛和茫然。窗外，祁连山在暮色中轮廓模糊。那个在府谷破庙命悬一线的面孔、那个在解放桥头带他看见光明、在供电所给他新生希望的大哥，那个如山岳般的身影，轰然倒塌了。那一晚，侯桂林没有开灯，在藤椅上枯坐到天明。高尔玉默默给他端了杯热水放在旁边，他没动，也没说话。高尔玉看着他雕塑般的侧影，轻轻叹了口气，她知道，支撑侯桂林内心世界的一根柱子断了。
韩世昌班主的离世是在一个料峭的春寒里。老人走得很安详，无疾而终，算是喜丧。侯桂林收到消息后，他只是坐在藤椅上，目光投向虚空，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藤椅扶手，仿佛在抚摸那些早已不知去向的戏服和道具。他的嘴角微微向下撇着，那是一种深藏的、无处言说的哀伤。那个把他从府谷街头捡回来，教会他手艺，更在文武殿前点燃他心中明灯的老人，永远谢幕了，他失去了那个能真正理解他漂泊与坚守的人。韩班主一生未娶，无儿无女。他的后事是当年几个师弟、师妹给操持的，他因为腿脚不便，便没有去，只是出了些钱。他想起韩班主生前给他说的最后一段话：“桂林啊，你其实是个好命的。剧团推给市场之前，就没几个人看秦腔了。推到市场之后，越坚持越难、越坚持越难，慢慢就都散了。咱剧团的舞台现在就是些票友天天自己在玩。你看你，铁柱把你带到供电所，这一辈子都有个保障，多好。好好和尔玉过吧，都这么大岁数了，该学着让让了。以后娃们都走了，就你们老两口，那么别扭着，过的就不是日子是遭罪了。”
“班主啊，哎……”侯桂林枯坐了两天，他头一次关上了那间既作他卧室又作家里客厅房间的门，他背着人流了几场痛泪。随着泪水，他的精气神也流走了大半。
2008年的冬天，似乎格外漫长而寒冷。高尔玉的身体像一盏熬干了油的灯，迅速黯淡下去。各种老年病痛——心脏病、高血压、严重的关节炎和全身器官功能性衰竭，几乎齐头并进击垮了她。病痛如同无形的藤蔓，将她牢牢捆缚在病榻上。扛住过命运残酷的腰板终究塌了。曾经在讲台上神采飞扬的面容变得蜡黄浮肿，眼神时常涣散。她住进了医院，白色的病房成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站。
死亡的阴影无声地笼罩下来，子女们陆续赶回。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衰老、痛苦和悲伤混合的气息。隐约透着些不舍，又透着些期待。
长子守在母亲床边的时间最长，他总是默默地握着母亲枯瘦冰凉的手，仿佛想传递一点温度，又像是在汲取最后一点联系。他看着母亲痛苦地、毫无意识地喘息，嘴唇紧抿着，脸上肌肉僵硬，只有那紧握的手微微颤抖，泄露着内心的惊涛骇浪，和惊涛骇浪里无数灰蒙蒙的过往。
次子赶来时，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倦容。他站在床尾，眉头紧锁，眼神里是无奈和无措。他知道结果终究会来，他知道母亲终究是到了离开的时候。他不善言辞，只是不时笨拙地帮母亲掖掖被角，或者摸摸母亲的额头试探温度。
三女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眼睛红肿得像桃子。她不停地用温热的湿毛巾，小心翼翼地、一遍遍地擦拭着母亲额头上渗出的虚汗和干裂的嘴唇。动作轻柔得像对待易碎的瓷器，嘴里低声念叨着：“妈，擦擦就好了，擦擦就不难受了……”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和强忍的哽咽。
老四靠在病房冰冷的墙壁上，面色沉郁。他眼神复杂地望着病床上的母亲。他似乎在极力克制着什么，双手插在裤兜里，身体绷得很紧。母亲偶尔清醒时投来的目光，让他下意识地别开脸。但眼底深处，一丝无法掩饰的恐慌和悲伤在涌动。他与父亲之间巨大的隔阂，在面对共同的至亲即将失去时显得格外荒诞又可怜。
老五从东北匆匆赶回，带着一身寒气。他站在病房门口，没有立刻进来，只是隔着玻璃远远地望着。他的表情是克制的平静，但紧抿的嘴唇和已经湿透眼眶暴露了他内心最柔弱的一面。他默默地放下行李，走到床边，俯下身，在母亲耳边用极低的声音说：“妈，我回来了。”高尔玉的眼皮似乎极其轻微地颤动了一下。老五便退到一旁，安静地站着，像一个局促的旁观者，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母亲的脸。
侯桂林来了。他拄着那根磨得发亮的铁手杖，动作迟缓而吃力。他拒绝了子女的搀扶，一步步挪到高尔玉的病床边。他看起来比病床上的妻子更加苍老和枯槁，如山般的腰背佝偻得厉害，原本紧衬的中山装显得空荡荡的。他那条残腿似乎支撑他站立都异常艰难。他浑浊的目光落在高尔玉那张被病痛折磨得脱了形的脸上，他没有泪水，只有一种深沉的、近乎岩石般的哀恸。
高尔玉终究感觉到了他的靠近，费力地睁开了眼睛。那双曾经明亮、充满书卷气，后来饱含哀伤与疲惫的眼睛，此刻只剩下浑浊。她的目光艰难地在侯桂林沟壑纵横的脸上聚焦，嘴唇极其轻微地翕动着，仿佛想说什么，是道歉？是感谢？是对过往的追忆？还是对未了之事的牵挂？干裂的嘴唇只发出几个微弱到几乎听不见的、破碎的音节，除了侯桂林，没人能听清。
侯桂林的身体猛地一震。他听懂了。他听懂了这含糊不清的呓语里，有他的名字，有他半世的艰辛；有她的名字，有她半世的酸楚。这个沉默了一辈子、倔强了一辈子的男人，在这一刻，终于柔软了。他俯下身，那双粗大、坚实、布满老年斑和厚茧的手，颤抖着，极其轻柔地、小心翼翼地抚上高尔玉枯槁的脸颊，仿佛在触碰一件失而复得又即将永远失去的珍宝。他的动作笨拙而生疏，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
他的嘴唇哆嗦着，喉头剧烈地滚动了几下，终于发出了声音，嘶哑、低沉，却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字一句，清晰地送入高尔玉的耳中：
“……走吧……走吧……不受罪了……走吧……都走吧。这一辈子呀……都是苦命……走吧……好好走吧……”他的声音哽住，浑浊的泪水终于无法抑制地涌出眼眶，大颗大颗地落在高尔玉脸上。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直白地承认她的苦难，表达他深藏的、或许连自己都未曾完全理清的愧疚与怜惜。
高尔玉浑浊的瞳孔似乎亮了一下，像是捕捉到了这微弱的光。一滴浑浊的泪，缓缓从她干涩的眼角滑落，没入鬓角花白的发丝里。她的嘴唇似乎想努力弯起一个极其微弱的弧度，最终却无力地放松了。那只被长子握着的手，极其轻微地，仿佛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回握了一下长子的手指。然后，她眼中的那点微光，如同燃尽的烛芯，倏然熄灭了。
监测仪器发出一声单调而悠长的蜂鸣。床头的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绝望的直线。
病房里死寂了一瞬，随即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撕心裂肺的痛哭声。长子紧紧攥着母亲尚有余温却已无生气的手，失声痛哭，肩膀剧烈地耸动；次子猛地蹲下，抱着头，发出低沉的呜咽；三女扑倒在母亲身上，号啕大哭；老四靠着墙的身体滑了下去，双手捂着脸，压抑的哭声从指缝里漏出；老五别过脸去，肩膀微微抽动，泪水无声地滑落。侯桂林拄着铁手杖，挺直了佝偻的背，像一尊沉默的石碑矗立在床边。他脸上的泪痕未干，眼神却空洞地望着妻子安详中带着解脱的面容，仿佛灵魂也随着那最后一声蜂鸣被抽离了。他一遍遍低声重复着，像是在安慰亡魂，又像是在说服自己：
“走了好……走吧……不受罪了……走吧……”
高尔玉走后，侯桂林仿佛被抽掉了最后一点支撑，衰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速。本就肆虐的病痛更加疯狂地反扑。那条变形的右腿和因常年受力不均而劳损的脊椎，在阴雨天如同无数钢针钻刺，疼得他冷汗涔涔，彻夜难眠。更糟糕的是，肠道的问题日益严重。起初是便秘，后来腹胀如鼓，疼痛如绞，有时痛得他蜷缩在冰冷的床铺上，额上冷汗如瀑，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但他无论身边是否有人，却连一声呻吟都吝于发出。他依旧拒绝去医院，固执地守着空荡荡的房间，守着他那些用了多年、早已磨出包浆的旧家具，守着他从不对任何人言说的心事和深埋的孤独。
但他骨子里那份从幼时就磨砺出的坚韧、从文武殿香火中汲取的“骨气”、从艰苦岁月里淬炼出的硬气，始终未曾泯灭。他对偶尔来看望他的儿女、同事，总是努力表现出寻常的模样，甚至故意提高嗓门说话以证明自己的“硬朗”。他从不抱怨，更不诉苦，以至于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个沉默寡言、脾气倔强的老头，正日复一日承受着怎样难以想象的痛苦煎熬。直到他昏迷后，被老二送到医院才由大夫的训斥中知道了这一切，他的肠梗阻已到了晚期。
病痛的折磨持续了将近两个月，腹胀和剧痛几乎耗尽了他最后的气力。他仿佛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一个秋日的下午，难得的暖阳透过擦拭干净的玻璃窗，斜斜地照进这间充满暮气的房间，在光洁的地砖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空气中的灰尘在光柱里飞舞。他把老二、老四叫到床前。他笔直地躺在床上，盖着薄被，脸色灰败，眼窝深陷，但眼神却异常清晰、冷静，带着一种不容置辩的决绝，声音虽然虚弱，却字字清晰：
“我这一辈子，没攒下什么家当，清清白白来，两袖空空走。”他喘了口气，目光扫过这间简陋却被他收拾得异常整洁的屋子，“棺材，要最薄的。坟头，垒小点。跟你妈……一起。”他顿了顿，目光费力地转向窗外那片高远的、湛蓝的秋日晴空，仿佛穿透了楼宇，望向了祁连山巅那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那里埋葬着他走过的漫长岁月和无数无声的呐喊。
“你们啊，”他的目光收回来，落在儿子们脸上，带着一种阅尽沧桑的疲惫和平静，却又有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我一辈子对你们就是骂，就是打。今天好好说几句话吧。”儿子们心如刀绞。“做人做事，心要放在当中。钱多钱少，够用就好。看见别人……有难处，能帮一把，就伸伸手……不要学我，嘴笨，心硬了一辈子。做人，清白、心善，比啥都强……比啥都强……”这是他最后的嘱托，朴素得如同脚下的黄土。
几天后，侯桂林被剧烈的腹痛折磨得再次昏迷，被老五和老大紧急送进了医院。诊断明确：肠道已出现坏死迹象，伴有感染性休克风险，必须立刻手术，且术后需要长期治疗和护理。
在短暂清醒的间隙，侯桂林浑浊的眼睛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洞悉一切的清醒和一如既往的、磐石般的固执。他艰难而坚决地摇了摇头，做了最后的决定。声音微弱却斩钉截铁：
“不治了……不做手术……不花那冤枉钱……不受那份罪……把钱留着……给娃们过日子……我这把老骨头……不值当……不要浪费国家的钱……组织的钱……更不许花你们的钱……送我……回家……”
无论子女们如何含泪劝说，甚至远在东北的老五也连夜飞回，跪在病床前恳求，侯桂林都异常坚决地拒绝了。他的固执，如同祁连山一样难以撼动。他不要成为任何人的负担，无论是国家、组织，还是他自己觉得亏欠了一生、也疏远了一生、此刻却围在他病床前流泪的儿女们。他只同意吃药、输液缓解痛苦，坚决拒绝手术和化疗、放疗。在住院仅仅一周后，他再次强烈要求出院回家。他说，他要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守着这窗外的光，走完最后的路。
拗不过他，子女们含泪将他接回了那个空荡荡的家。
回到家的侯桂林，精神似乎好了一些。他不许任何人陪着他。他要一个人待着。
当晚，他自己烧了热水，极其艰难地、一点一点地把自己擦洗干净，换上了一身没怎么穿过的藏蓝色中山装，他把稀疏的白发尽力梳理整齐。
然后，他一点点挪到高尔玉曾经用过的书桌前，颤巍巍地坐下，铺开一张信纸，用那双颤抖的手，极其缓慢、却异常工整地写下了几行字：
存折（密码XXXX）：处理后事，余款寄回耀县老家。
这是他在偿还老二、三女插队受照顾的人情。
房子：留给老六
这是他在给送走的幼子表达亏欠。
抚恤金：一个孙子一份
这是他最后给予孙儿们的照拂。
后事：从简。薄棺。合葬。坟头小些。不要通知人。
这是他一生执拗的最后坚守。
铁手杖：随我入棺。
这是他唯一要从人间带走的念想。
写完，他仔细折好，塞进一个信封里，端端正正地放在床头柜最显眼的位置。
做完这一切，他似乎耗尽了最后的气力。他坐在床边，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个小小的紫铜驼铃。他仔细地把铃铛擦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找来一截新的红绳，把它穿好，戴在脖子上，解开衣扣，贴着胸膛放好。
他长吁了一口气，重新站起来，整理好衣服，穿好那双他早已洗净的布鞋，转头四面看看，目光向着窗外的天空定了定。然后，他抚平床单、枕头，慢慢地、笔直地躺了下去。
他闭上眼，平静的呼吸，平静地回忆着自己从耀县去往府谷，从府谷去往中卫，从中卫去往永昌，从永昌来到酒泉的一幕幕往事。
他的呼吸越来越轻，越来越轻，终于再无一点痕迹。
2010年冬天的一个清晨，酒泉落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天地间一片素缟，万物肃穆。侯桂林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面容平静，仿佛只是沉入了一个没有病痛、没有争吵，也没有无边孤独的长眠。窗外，大雪无声地覆盖了屋顶、街道、远处的红水河谷，世界一片纯净的洁白。
遵照他生前严苛的遗愿，丧事办得极其简朴。没有盛大的告别仪式，没有长长的花圈队伍。前来吊唁的多是供电所的老同事和一些老街坊，人们低声交谈着，感慨着这个倔老头坎坷的一生和他最后近乎决绝的清醒。
出殡那天，雪停了，但天空依旧阴沉。寒风凛冽，卷起地上的雪沫，抽打在人的脸上。送葬的队伍沉默地行进。队伍最前面的遗像上，侯桂林穿着中山装，面带微笑，眼神似乎穿透镜头，望向远方。
祁连山脚下一个背靠高高土崖、视野开阔的向阳坡地上，挖好的墓穴静静等待着。薄棺被缓缓放，泥土落下，覆盖在红色的棺木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又一下。黄土渐渐掩埋了那口薄棺，掩埋了那个抓着马鞭眼神明亮的“栓柱”，掩埋了那个在府谷破庙拖行伤兵的“跛脚小义士”，掩埋了韩家班后台沉默抚摸着蟒袍的少年，掩埋了供电所杆塔上一丝不苟的身影，掩埋了那个拄着铁手杖、倔强了一生的老人。
生前磕磕绊绊、沉默疏离了大半生的两个人，最终在祁连山的怀抱里，在红水河不息的冰裂声中，在无言的厚土之下，以一种最传统也最无奈的方式，实现了尘世的“同穴”。
风雪再次悄然落下，细碎的雪花温柔地覆盖着这座小小的坟茔，覆盖了冰冷的墓碑，也覆盖了河谷的荒滩。洁白覆盖了一切。仿佛时间最终模糊了那些尖锐的棱角、未解的怨怼、错失的温情和无言的遗憾，只留下天地间一片苍茫的洁白与永恒的寂静。
驼铃声远，往事如咽。
祁连山默然伫立，红水河冰下低吟。
唯有山河永在，见证着这平凡生命里所有的坚韧、无奈、沉默与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