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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五一年七月，北大荒的麦苗刚长到人的膝盖。赵山河每天早晨都要去“火痕地”走一趟，弯腰捻一捻麦叶的尖，看上面有没有露水。没有露水，他心里就踏实——有露水说明夜里凉，麦子喜欢凉。
但这年七月没有露水。
地皮是干的。踩上去，鞋底带起一溜细烟。赵山河蹲在田头，把手指插进土里，指腹触到的是温的、散的、没有粘性的土。他把手拔出来，指头上没沾住一粒黑土。
“不对。”他说。
张文畦蹲在他旁边，用一只小铝盒装了半盒土，拿回去放在显微镜下看。看完了，他脸色不对，把赵山河叫到实验室——其实就是一个四面透风的板棚，窗口架着一台从哈尔滨旧货市场淘来的德国显微镜。张文畦把眼睛从目镜上抬起来，说：“山河，土里有卵。”
赵山河不懂：“什么卵？”
“蝗虫卵。”张文畦说，“一平方尺的土里，我数了三十七粒。”
赵山河站在板棚门口，望着远处那片齐膝的麦苗。阳光白晃晃的，麦叶的边缘微微卷了起来，像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轻轻咬了一口。
“能孵出来多少？”他问。
“每一粒卵里，少则四十，多则八十。”张文畦的声音低下去，“三十七粒卵，您自己算。”
赵山河在心里没算出来。他只看见麦浪在风里轻轻动了一下，像一个人在被窝里翻身。他不知道的是，那一整片黑土的被窝底下，已经醒了。他转身往“火痕地”走，步子比平时快了半拍。孙韧秋正蹲在田里拔草，抬头看见他的背影，说了一句：“山河，你的腰板今天有点僵。”
赵山河没回头。
“去把金戈叫来。”他说，“叫金戈来田里看看。”
他没说“看看”什么。孙韧秋站起来，拍掉手上的土，朝场部走去。走出几步，又回头看。赵山河已经蹲下去了，两只手撑着膝盖，脑袋垂得很低，像要钻进地里。那把他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的老锄头，被他随手撂在了垄沟里，锄刃朝上，在太阳底下亮了一下。
那一年，是赵山河到北大荒的第四年。开荒的第四年，田里第一次长出了齐膝的麦苗。他以为好日子要来了。
他不知道，蝗虫已经醒了。
二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一日，赵山河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个日子。但那天早上，他压根没往坏处想。
天还没亮透，赵山河就已经在“火痕地”了。他蹲在地里，用食指和中指夹住一根麦秆，顺着秆子的走向往上摸， “还行，”他对身边的张文畦说，“秆子硬了，这一关算是熬过去了。”
张文畦手里拿着一把卷尺，蹲在隔壁的垄沟里量株距。他的头发垂下来，挡住半边脸，脸上的汗一道一道的，把尘土冲出几条纹路。赵山河看着他的汗，说：“文畦，你瘦了。”
“我不瘦。”张文畦头也没抬，“我本来就不胖。是您胖了。”
赵山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这几年干重活，他的腰板确实宽了，不是胖，是肩膀上那两块斜方肌长厚了，厚到把整件褂子撑出一个外翻的边。他的胳膊也比刚来那年粗了一圈，小臂上的青筋像树根一样盘在皮肤下面。孙韧秋说他是“把力气吃进肉里去了”。
“金戈呢？”赵山河问，“今天怎么没见他上地？”
“他昨天在场部开会，开到半夜。”张文畦站起来，拿胳膊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上面又催了，要求咱们今年把播种面积再翻一番。”
赵山河把脸转向东边。太阳刚从白桦林后面冒出来，光线像一把扇子打开，铺在麦田上。麦叶上还挂着露珠，每一颗露珠都反着一小片金色的光。
“三年了。”他说，“咱们到这儿三年了。你说这片地，够不够养活咱们？”
张文畦也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养活咱们是够了，”他说，“可上面想要的是养活全中国。”
赵山河没接话。他从垄沟里拔出那把老锄头，又在手心里掂了掂。锄柄已经被他磨得油光水滑，像一块老玉。锄刃上那个小缺口还在——三年前在地窝子那片雪地里崩出来的，他从来没去磨平它。“留着，”他跟张文畦说过，“留着提醒自己，地硬的时候，人得比地更硬。”
“今天把东边那片新开的二十亩给耕了吧。”赵山河把锄头扛在肩上，“趁天还凉快。”
两个人沿着垄沟往东走。麦苗在他们两边齐刷刷地站着，风从西边吹过来，一片接一片地趴下去、又站起来，趴下去、又站起来，像一群正在呼吸的绿兽。
赵山河走了三十几步，忽然站住了。
“文畦，”他说，“你听见什么没有？”
张文畦也停下来，侧着头听。
“没听见什么特别的。”张文畦说。
“我也是。”赵山河说，“可我这心里头，怎么有点慌呢。”
他又蹲下去了。这次他是整个人蹲在垄沟里，两只手撑在膝盖上，脸朝下，后脑勺对着太阳。张文畦看见他背心上那片汗渍正在扩大，从脊梁骨那块往两边洇。
“山河，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没有。”赵山河的声音闷闷的，“我就是……想蹲一会儿。”
他蹲了整整一炷香的工夫。等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咔响了两声。张文畦注意到他站起来之后，回头往南边看了一眼。南边是荒原，是三四年前他们没开垦之前留下的原貌，长满了草和灌木，夏天的时候密得进不去人。那片荒原他们一直没动——赵山河不让动，说是“留着喘口气的地方”。
“山河，”张文畦说，“您看什么呢？”
“看草。”赵山河说，“那草的颜色，是不是比前几天淡了？”
张文畦也看过去。没有。草还是绿的。他什么异常都没看出来。但他什么都没说。他跟赵山河干活三年了，知道这个人有时候是用一种他说不清楚的方式在“看”地。他闻得出来，摸得出来，甚至站一会儿就站得出来。张文畦跟赵山河说过：“您这是庄稼人的第六感。”赵山河说：“什么第六感。地没张嘴，它疼的时候不会喊，你得替它疼。”
那天上午，赵山河耕完了那二十亩新地。他扶犁的时候很安静，一句话没说，只偶尔吆喝一声拉犁的牛。牛是老黄牛，是从建北那边牵回来的，腿有点瘸，但拉犁稳当。赵山河对它很好，跟它说话比对人多：“老黄，慢点走，不着急。咱们的活，这辈子干不完。”
那天下午，贺金戈从场部回来了。他走得很快，军绿色的裤子被风吹得贴在腿上，手里攥着一卷文件。赵山河正在给新耕的二十亩地灌第一遍水，看见贺金戈来了，把铁锹往地里一插，站在水渠边上等他。
贺金戈走到他面前，没喘匀气，先把文件塞到赵山河手里。“上面批了，”他说，“今年秋收之前，再开三千亩。咱们现有的人手不够，要从绥化调五十个劳动力来。”
赵山河没看文件。他看着贺金戈的脸。贺金戈的脸被太阳晒得红里透黑，眉毛上沾着一粒没擦掉的蚊子血，嘴唇上有道干裂的白皮。
“金戈，你多久没睡了？”赵山河问。
“别说这个。”贺金戈把文件从赵山河手里抽回去，“山河，我跟你说正事。三千亩，你干不干得出来？”
赵山河转过身去，看着那片水渠里的水正在往新地里淌。水是浑的，混着被翻起来的新土，在水面上泛着一层褐色的沫子。
“地是干得出来的，”他说，“可人干不干得出来，不好说。”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咱们这三年，已经把能开的都开了。”赵山河指着北边那片“火痕地”，又指着东边新耕的二十亩，“那边，那边，还有咱们脚底下这片，全是这几年翻出来的。你知道翻出来的地，头三年长得好，第四年就要歇一歇吗？”
贺金戈沉默了。他站在水渠边上，水声哗哗的，他的影子落在水面上。
“山河，”他终于开口，“上面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国家现在缺粮。你懂不懂？全国都在缺粮。”
“我懂。”赵山河说，“可地不能这么干。地不是铁打的。”
“地也不是纸糊的。”贺金戈的声音高了一点，“山河，你信我——只要咱们再多开三千亩，把亩产再往上提一提，上面就能给咱们批更多的机器、更多的好种子。张文畦手里那些杂交种，你不想让他下地吗？”
赵山河没说话了。他捡起插在地里的铁锹，继续挖水渠。贺金戈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出一段路，又回头喊了一句：“山河，那三千亩，我明天就带人去定位。”
赵山河背对着他，挥了一下铁锹，表示他听见了。
那天晚上，孙韧秋看见赵山河蹲在院子里磨锄头。月亮很亮，白桦林的树影落在院墙上，像一排细细的手指。赵山河磨一下，停下来，把锄刃对着月亮看一看，又磨一下。孙韧秋搬了个小板凳坐到他旁边，什么也没问。她就那么坐着。过了很久，赵山河说：“韧秋，你觉不觉得，今年跟往年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往年这时候，地里是有虫叫的。”赵山河说，“蟋蟀、蚂蚱，什么都有。晚上你一出门，声音嗡嗡的，吵得你睡不着。可今年你听听。”
孙韧秋听了。院子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白桦树的叶子在风里互相蹭的声音，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书。没有虫叫。
“虫子去哪儿了？”赵山河问。
孙韧秋没回答。她只是把赵山河手里的锄头拿过来，用手指轻轻摸了摸锄刃上那个缺口。缺口还在。
“山河，”她说，“虫子不会跑远的。它们就在那儿。只是没出声。”
她把锄头还给赵山河，回屋去了。赵山河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把锄头抱在怀里，像抱着一杆枪。
他不知道，地底下那些没出声的虫子，正在翻身。
三
七月十三日下午三点钟。
赵山河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他在东边新开的二十亩地里补种子。头一批播下去的种出苗率不高，有些垄沟里光秃秃的，风一吹就是一层浮土。他蹲在地里，一个坑一个坑地补，手指头插进土里，摸到墒情好的地方就多放两粒，墒情不好的地方就少放。孙韧秋说他“跟绣花一样”，他说“地就是我的布，庄稼就是我的线”。
张文畦在离他两百米的地方测地温。张文畦在地里插了十几根温度计，每根用竹竿挑着，白漆的刻度朝南，方便他蹲在垄沟里读。他最近一直在干这个——从早到晚，每隔两个小时读一遍地温，记录在本子上。本子是牛皮纸封面的，已经快用完了，他拿针线把新纸钉在后面续上。
贺金戈带着三个从绥化来的新劳动力，在“火痕地”南边定位那三千亩新开地的边界。四个人每人扛着一根测距的标杆，在荒草里进进出出。
这是七月十三日下午三点钟左右。那一天万里无云。天蓝得不像话，蓝到让人觉得头顶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空。
三点十分。赵山河往土里摁第三十七粒种子的时候，觉得头顶暗了一下。他抬起头。太阳还在那儿，白晃晃的，但他的影子变得有点模糊了。
“起风了？”他自言自语。
他站起来，往西边看。天边有一条很细很细的线，离地面大约一尺高，灰黄色的，正在朝这边移动。那条线移动得很慢，慢到你在三秒之内觉得它根本没动，但再看第三秒的时候，它好像比刚才近了一点点。
赵山河站在地中央，手里攥着一把没来得及摁进土里的种子，一动不动地看了那条线大约十秒钟。
“文畦！”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硬。张文畦抬起头，顺着赵山河的手看过去。他看了两秒钟，手里的温度计掉在了地上。玻璃管碎了，水银溅出来，变成几粒银色的珠子滚进了土缝里。
“那是……”张文畦的声音变了调，“山河，那是……”
他没说下去。赵山河已经动了。
赵山河往贺金戈的方向跑。他跑得很快，脚底下的土块被他踩碎了，扬起来的尘土跟在他身后。他一边跑一边喊——喊的是贺金戈的名字，但声音在空旷的地上散开了。贺金戈离他有四百米，听不清，只看见一个黑点正在朝他移动。
赵山河跑到贺金戈面前的时候，喉咙里像塞了一把沙子。“金戈！叫所有人回场部！现在！马上！”
贺金戈看了他一眼，又扭头往西天看。
那条灰黄色的线已经变粗了。它不再是一条线，它变成了一面墙——一面从地面升起来的、遮住了半个天空的墙。墙的颜色也在变，开始是灰黄的，然后越来越深，越来越黑。
贺金戈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比害怕更复杂的东西——像一个人一直相信的事，在某一秒钟被彻底推翻了。
“这是……”贺金戈的嘴唇动了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蝗虫！”赵山河抓住他的胳膊，“金戈！蝗虫！”
那面墙移动的速度突然加快了。刚才还是慢慢地移，现在开始加速了，从慢变成狂奔。赵山河感觉到空气里的温度在变——刚才还是七月的闷热，现在忽然凉了下来，风也不再是风，变成了一种嗡嗡的低鸣。
贺金戈的三个新劳动力——两个十九岁的绥化小伙子，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站在原地没动。他们没见过这个。他们看着那面墙朝这边冲过来，脸上的表情还没反应过来，嘴巴微微张着。
赵山河回身朝他们吼：“跑！都往场部跑！”
三个劳动力终于动了。他们扔下测距标杆，转身朝场部方向跑。张文畦也从地里跑过来了，跑得歪歪扭扭的，一只鞋跑丢了也没回头去捡。
赵山河最后一个撤。他跑出去十几步，忽然想起一件事，猛地刹住脚，回头朝“火痕地”看。那块地是他今年最宝贝的——用的是孙韧秋从山东带来的“齐麦”杂交种，张文畦手把手教她授的粉，长出来的麦秆比别的田粗一圈，穗子也比别的田沉。
“火痕地”离那片灰黄色的墙只有不到一里地了。
赵山河站在那儿，看着那面墙吞过来。
他已经跑不回去了。他只能站在那儿，看着那面墙扑向“火痕地”。他亲眼看见那些麦苗在蝗虫落上去的一瞬间变成黑色——麦秆上爬满了蝗虫，一根麦秆上少说有十几只，压得它弯下去，弯下去，再弯下去，最后“啪”地一声折断了。
断裂的声音是听不见的。被那嗡嗡的声音盖住了。但赵山河说他“听见了”——那声响跟蝗虫的嗡嗡声合在一起，他就当是听见麦秆断了。
他转过身，朝场部跑。跑的时候没回头。他知道“火痕地”已经没了。
场部的晒场上已经乱成一锅粥。七八十个人从田里撤回来，站着的、蹲着的、抱着孩子的、拎着工具的，所有人的脸都朝着西边，所有人的嘴都张着。那个灰黄色的墙已经推进到离场部不到半里地了。天空正在变色——从蓝变成灰，从灰变成黄，从黄变成一种说不出来的浑浊色。太阳还在天上，但已经看不见了。
“山河！山河回来了！”有人喊了一声。
人群让开一条路。赵山河从中间穿过去，走到晒场中央，走到那根立在晒场边上的旗杆底下——旗杆上挂着一面褪了色的军旗，那是1948年点荒火时用过的同一面。赵山河站在旗杆下面，手扶着旗杆的底座，说：“所有人听着——”
他的声音被那嗡嗡声吞了一半。他吸了一口气，把喉咙里的沙子往下咽了一口，又喊了一次：
“所有人听着！老弱妇孺进仓库！把门关严！窗户封死！剩下的男人跟我出去打蝗虫！每人拿一把扫帚，一把铁锹，能打的都打！能扑的都扑！不许让蝗虫落进晒场！晒场上的麦种一粒都不许被糟蹋！听见没有！”
“听见了！”七八十个嗓子同时喊。
赵山河转过身，从旗杆底座上拔起那把老锄头。锄刃在混沌的天光里闪了一下。
“跟我上！”
他第一个冲了出去。他身后跟着四五十个男人，每人手里攥着家伙——扫帚、铁锹、木锨、麻袋、甚至擀面杖。贺金戈跑在他旁边，手里攥着两把铁锹，一把递给了跑上来的张文畦。张文畦光着一只脚，接过铁锹的时候没站稳，踉跄了一下。贺金戈一把扶住他：“站直了！书呆子！”
张文畦咬着牙站稳了，光脚踩在被晒得滚烫的水泥地上，脚尖像在跳舞。
“蝗虫怕火！”赵山河一边跑一边喊，“点火！用火把烧！烧出一条线来！”
有人在晒场边上点起了火把。但风是朝晒场吹的——蝗虫就是顺着风来的，风往晒场灌，火把点起来，火苗被风压得贴在地面上，窜不高。
“风向不对！”贺金戈吼了一声，“山河！火烧不过去！”
赵山河站在晒场的边缘，蝗虫已经飞到离他不到二十步的地方了。他第一次看清了蝗虫的样子——每一只都有大拇指那么长，棕褐色的翅膀，翅膀底下是鲜红的后翅，一展开，像一小摊血。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翅膀扇动的声音是那嗡嗡声的来源。成千上万对翅膀同时扇，声音从嗡嗡变成一种低沉的呼啸。
一只蝗虫落在了赵山河的肩膀上。他低头看它，它也在看他——它的复眼是黑褐色的，分成无数个细小的格子。
赵山河伸手把那只蝗虫从肩膀上拍下来。手心里留下了一点黏糊糊的东西——蝗虫的口器分泌物，一种难闻的、腥甜的气味。他把手心在裤子上蹭了一下，然后举起锄头，朝蝗虫群最密的地方挥了过去。
锄刃切进蝗虫群里，蝗虫的尸体从锄刃上溅开，翅膀、腿节、碎裂的胸甲，纷纷扬扬地落在赵山河的头上、脸上、肩膀上。更多的蝗虫立刻填补了那个缺口，像水填进一个被勺子舀走的坑。
“打！给我狠狠地打！”赵山河吼着。
四五十个男人一字排开，站在晒场的边缘，像一道肉做的堤坝。扫帚横扫过去，蝗虫被扫得满天飞；铁锹劈下去，地面上立刻堆起一层蝗虫的尸体。但蝗虫太多了——打掉一批，来两批；打掉两批，来四批。它们落在地上、落在人的背上、落在人的头发里、落在人的饭碗里、落在正在晾晒的麦种上。
麦种！赵山河看见有一只蝗虫正在啃一颗麦种。那颗麦种是他从孙韧秋的“后院田”里精挑细选出来的——山东“齐麦”和本地野麦的杂交种，颗粒饱满，比本地麦种长三分之一。他认识那一颗，因为那一颗上有一道浅浅的褐斑，是孙韧秋授粉时用指甲掐过的记号。
赵山河冲过去，一锄头砸下去。蝗虫成了泥，但麦种也被砸成了两半。赵山河蹲下来，把那两半麦种捡起来，放在手心里看了两秒钟。然后他站起来，把碎麦种放进上衣口袋，继续打蝗虫。
那天下午，赵山河在人墙后面看见晒场上的麦种堆被人用苫布盖上了——是孙韧秋。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仓库里跑出来的，带着十几个女人，每人扛着一块苫布。她们把苫布铺在麦种堆上、铺在粮食垛上，然后孙韧秋带头跪在苫布上，用身体压住布角，不让蝗虫钻进去。
赵山河隔着蝗虫群朝孙韧秋喊了一嗓子：“你出来干什么！”
孙韧秋没看他。她跪在苫布上，两只手死死地攥着布边，指甲抠进布里。蝗虫落在她的后背上、后脑勺上、肩膀上，她不躲也不动，就那么跪着。
赵山河没再喊了。他转过身，继续打蝗虫。
那天蝗虫群过境，一共持续了四个小时。
天黑下来的时候，蝗虫终于走了。没有虫叫。没有风。天上有星星，但地上是一片被啃光了叶子的麦秆，像无数根竖在地上的火柴棍。赵山河站在“火痕地”的边上，脚底下踩着一层蝗虫的尸体和麦苗的碎片——已经分不清哪些是虫，哪些是苗了。他就那么站了很久，站到腿都僵了。
贺金戈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两个人都没说话。站了一刻钟，贺金戈说：“山河，咱们回去吧。”
赵山河蹲下去了。他蹲在一片狼藉的地里，从脚边捡起一根麦秆。麦秆上还有半片没被啃完的叶子，叶子边缘被啃成了锯齿形。
“金戈，”赵山河说，“你以前跟我说过，人定胜天。”
贺金戈没说话。
“我今天想了四个小时。”赵山河把那根麦秆攥在手里，攥得很轻，没有把它攥断，“我一直在想，咱们这三年，把荒原上的草烧了、树砍了、兽赶了。咱们以为地是咱们的。可这蝗虫——”他指了指脚下，“这蝗虫是从哪儿来的？以前这儿有蝗虫吗？”
贺金戈还是没说话。
“以前没有。”赵山河替他回答了，“以前这儿全是荒草，鸟多、蛙多、什么虫子都有。蝗虫的天敌那么多，蝗虫怎么成得了灾？可咱们把草烧了、兽赶了，蝗虫没天敌了。金戈，你跟我说——这蝗灾，是咱们招来的吗？”
贺金戈的嘴唇动了一下。他的嘴唇上有道干裂的白皮，那天上午就有了，到现在还没掉。“山河，”他的声音很哑，“你……别说了。”
赵山河站起来，把那根麦秆放进了上衣口袋——跟那半颗碎麦种放在一起。他往场部走的时候，步子很慢，慢得不像他。贺金戈跟在他身后，隔了十几步。
四
蝗灾过后第三天，张文畦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没出来。
那间四面漏风的板棚，在蝗灾里奇迹般地没塌。张文畦在蝗虫过境那天抢回来两样东西：一样是那台德国显微镜——他揣在怀里跑回来的，跑的时候光着一只脚，镜筒被他的肋骨硌出了一道凹痕；另一样是他的牛皮纸本子，他把它塞进了灶膛的灰里，用灰盖住，等蝗虫走了才掏出来，翻开来看看，字迹还在。
从七月十六号开始，张文畦一直没出门。赵山河叫孙韧秋每天给他送两顿饭，送过去的时候敲门，里面传来一声“搁门口吧”。
赵山河自己没去敲过张文畦的门。那几天他在清理田里的蝗虫尸体——运了整整三天，用牛车拉了三十二车。三十二车蝗虫的尸体，拉到南边那片保留的荒草隔离带旁边，赵山河挖了一个大坑，把它们全部埋了进去。埋完最后一车，他站在坑边上说了一句：“你们这辈子吃完了。下辈子投胎，别往地里来了。”
贺金戈也在忙。他带着那三个绥化劳动力，把晒场上还能用的麦种收进仓库里。晒场上原本堆着一万多斤精选的麦种，蝗虫过后，挑挑拣拣，剩下的不到三千斤。贺金戈把那些沾了蝗虫粪、被啃坏了的麦种单独装进一条麻袋，扎了口，放在库房的角落里。赵山河经过的时候看了一眼那条麻袋，说：“留着。”
“留着干什么？”贺金戈问。
“当教材。”赵山河说，“往后谁再说地是金刚不坏的，就让他看看这袋子。”
贺金戈没有反驳。他弯腰把那条麻袋往角落里又推了推，推得更深了一点。
七月二十日晚上，张文畦的板棚门终于从里面推开了。
他走出来的时候，赵山河差点没认出他。张文畦本来就不胖，这三天下来，两腮陷了进去。他的眼睛是肿的，头发三天没梳，东一撮西一撮地竖着。他怀里抱着那本牛皮纸本子，本子里夹满了新写的纸页，薄薄的、毛边的，是他从笔记本后面撕下来钉上去的。
张文畦走到赵山河家门口，没敲门。他在门槛上坐了下来。赵山河正好在院子里劈柴，看见他进来了，把斧头往木墩子上一搁，也坐到了门槛上——坐在张文畦旁边。两个人肩并肩，看着院子里那棵白桦树。
张文畦把本子翻开，摊在膝盖上。“山河，我给您看样东西。”他的声音哑得厉害。
本子上画满了图。赵山河看不懂那些图——那是一排一排的数字、曲线、箭头，还有从显微镜下面描出来的蝗虫解剖图。张文畦指着其中一张图说：“您看这个，这是蝗虫的卵巢。我解剖了十五只雌蝗虫，每一只的卵巢里平均有一百二十粒卵。”
他又翻了一页。“这是我从土里筛出来的蝗虫卵，一平方尺的土里，我数了四十七粒。蝗灾之前我数的是三十七粒。也就是说，三天之内，地底下的卵又多了十粒。”
赵山河看着那些图，没说话。
张文畦又翻了一页。这一页上的字写得很密，像蚂蚁爬了一整页。他用食指在字上面画着线：“山河，我查了资料。蝗虫的卵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孵化？需要干燥、裸露的土。草根太深、草叶太密的地方，卵孵不出来。因为它们的天敌——有几种土蜂、几种鸟、几种蜥蜴——会在卵孵出来之前就把它们吃掉。可土要是裸露的，天敌就少了。”
他把本子合上，转过脸看着赵山河。“咱们开荒三年，裸土增加了多少？我算了一下，至少是以前的三倍。天敌的栖息地减少了，蝗虫卵的存活率就提高了。这不是天灾，山河。”
赵山河看着张文畦的眼睛，眼睛里有红血丝。
“这是咱们招来的。”张文畦说完了这句话。
院子里安静了一会儿。斧头搁在木墩上，木墩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纹，是去年冬天劈柴的时候劈出来的。赵山河伸手摸了摸那道裂纹，说：“文畦，你饿了三天了。韧秋……韧秋！给文畦盛碗粥来！”
孙韧秋在屋里应了一声。很快，她端出来一碗粥——高粱米粥，稀的，上面浮着几片干菜叶。她把粥递到张文畦手里，又看了赵山河一眼。赵山河点了一下头。孙韧秋回屋去了。
张文畦捧着那碗粥，没喝。他的手指在碗壁上轻轻叩着，叩了几下，说：“山河，我跟您说这些，不是要怪谁。我是开荒的参与者之一。那些被烧掉的草、被赶走的鸟，我也有份。”
“你有份。”赵山河说，“我也有份。金戈也有份。这地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份。”
他从地上站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两步，又走回来。“文畦，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我在想，咱们不能这么干了。”
张文畦抬起头。“什么不能这么干了？”
“开荒。”赵山河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开了。以前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现在我知道了——地是有脾气的。你把它惹急了，它会说话。蝗虫就是它说的话。”
张文畦端着粥碗，手指已经不叩了。他的眼眶突然红了——不是哭，是因为三天没睡好的那种红。“山河，”他说，“您知道您说的这个，上面不一定认吗？”
“上面认不认，那是上面的事。”赵山河说，“我认不认，是我的事。我是这片地的主人——或者说，是这片地的仆人。仆人听见主人在叫了，不能假装没听见。”
张文畦低下头，把那碗粥端起来，喝了一口。粥是温的，米已经煮化了，入口像一股暖流滑下喉咙。他把那碗粥一口一口地喝完了，碗底刮得干干净净。
“山河，”他把空碗放下，“那您打算怎么跟金戈说？”
赵山河站在院子里，天已经全黑了，白桦树的影子在墙上一动不动。他沉默了很久，说：“金戈那边，我去说。你先歇着。你这三天，把命都搭进去了。”
张文畦站起来，把空碗还给了孙韧秋——孙韧秋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张文畦朝她弯了一下腰，转身往板棚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山河，还有一件事。”
“说。”
“蝗虫卵就在土里。明年春天，如果条件合适，它们会再孵出来。咱们得想办法。光靠人拿着扫帚打，打不完的。”
赵山河点了点头。“我知道。我想办法。”
张文畦走了。赵山河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把那把老锄头从木墩旁边拿起来。锄刃在月光底下亮了一下。赵山河把锄刃贴在自己的脸上，凉凉的，铁凉浸进皮肤里。
“你也没办法对不对？”他跟锄头说，“你只会刨地。你不会赶蝗虫。”
锄头没回答他。
孙韧秋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粥——是给赵山河的。她把粥递过去，赵山河接过来，没喝。他端着粥碗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忽然问：“韧秋，你说，咱们要是把以前烧掉的那些荒草重新种回去，能不能行？”
孙韧秋想了想，说：“种回去是容易的。可开出来的地怎么办？已经开了的地，不能再长草了。”
“那就留一片。”赵山河说，“留一片地，不种庄稼，专门长草。草里面住鸟，住蛙，住吃蝗虫的东西。像防火墙一样。”
孙韧秋看着赵山河。月光底下，他脸上的疲惫都变得很清晰。
“山河，”孙韧秋说，“你跟我想的一样。”
她伸出自己那只手——那只在蝗灾那天跪在苫布上、被苫布磨破了一整层皮的手，此刻正缠着一层纱布。她用那只缠了纱布的手拍了拍赵山河的肩膀：“你去跟金戈说。我去跟那些女人说。咱们一人一边，把这事办了。”
赵山河把那碗粥喝了。粥已经凉了，但高粱米的香味还在。他喝完了，把碗还给孙韧秋，说：“明天一早，我去找金戈。”
那天晚上，赵山河睡得很沉。孙韧秋半夜醒来，听见他在梦里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含含糊糊的，像在跟谁争辩。她凑近了听，听见他说：“……地是活的。你别以为地是死的。”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他那边掖了掖。
五
第二天天没亮，赵山河就去场部找贺金戈了。
场部在晒场北边，一间砖房，是全场唯一一栋用砖盖的房子。贺金戈住在场部西头的一间小屋里，屋里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常年摆着一摞文件，文件旁边放着一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垢厚得像一层壳。
赵山河推门进去的时候，贺金戈已经醒了。他坐在床边，两只手撑着膝盖，低着头。桌子上那摞文件还在，搪瓷缸子也在，但缸子里的茶水是凉的，上面浮着一层灰。
“金戈。”
贺金戈抬起头。他的脸也是肿的，眼睛底下两团青黑。“山河，”他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你。”
他从床底下拖出来一个铁皮箱子。箱子是军绿色的，盖子上印着一颗褪了色的五角星。贺金戈把箱子打开，里面是文件——都是这三年来的文件，有开荒计划、播种记录、调令、汇报材料，厚厚的一摞，已经塞满了整只箱子。
“我昨晚想了一夜。”贺金戈说，“我把所有的文件翻了一遍，从四七年到今年，每一份我都看了。山河——”
他顿了一下，把箱子盖上，手指在五角星上摁了摁。“你前天说的那句话，我想了一夜。你说这蝗灾是咱们招来的。我想了一夜，我没法反驳你。”
赵山河在椅子上坐下来。椅子的腿有一条是松的，他坐下去的时候椅子歪了一下，他没扶，就那么歪着坐。
“金戈，”他说，“我不是来找你吵架的。我是来找你商量一件事。”
“你说。”
“我要在南边那片荒原上，留一块地。”赵山河说，“就是咱们没开过的那片荒原。我要在“火痕地”和那边新开的二十亩地之间，留一条荒草隔离带——不烧、不垦、不长庄稼，就让它自己长草。草长起来，鸟就回来了，蛙就回来了。蝗虫的天敌回来了，蝗虫就成不了灾。这是文畦昨晚跟我说的，他说得有道理。”
贺金戈听了，没立刻回答。他站起来，走到桌子旁边，端起那只搪瓷缸子，喝了一口凉茶。凉茶进嘴的时候他的眉头皱了一下，但他还是咽下去了。
“你要留多大？”他问。
“一里宽。从南边那片荒原往北切，切到“火痕地”最南边的那垄。不用多，一里宽就够了。”
贺金戈放下缸子，转过身来。“山河，你知道上面给咱们的指标是多少吗？今年秋收前再开三千亩。三千亩是什么概念？就是把南边那片荒原全都开了，还不够。你现在跟我说，要留一里宽的地不种，专门长草？”
“我知道指标。”赵山河说，“金戈，你听我把话说完。三千亩咱们开不出来——不是人手不够，是地不行。你信不信，如果咱们今年继续开荒，明年蝗虫会比今年更厉害？”
“你怎么知道？”
“张文畦说的。他的显微镜比你我的眼睛看得都远。”赵山河站起来，把那条松了的椅子腿往地上跺了跺，“金戈，咱们三年开了多少地了？五千亩。五千亩看起来很多，可这五千亩的边上，有五千亩的荒原被咱们烧了。草没了，鸟没了，蛙没了。蝗虫从哪儿来的？从没草的地方来的。要治蝗虫，不是靠打——是靠种草。你懂不懂？”
贺金戈走到窗户旁边。窗外是晒场，晒场上空荡荡的，晒场边上那根旗杆上还挂着那面褪了色的军旗。旗子在早晨的微风里轻轻飘着。
“山河，”贺金戈背对着他说，“你这话，放到上面去，会被打成反动言论的。”
“我知道。”
“你知道还跟我说？”
“因为你是贺金戈。”赵山河说，“你是跟我一起从延安出来的。你打仗的时候不撒谎，开荒的时候也不会撒谎。你比谁都清楚，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贺金戈的肩膀动了一下。他转回身来的时候，表情变了。
“山河，”他声音很轻，轻到像在跟自己说话，“你要留的那一里宽的地，我帮你划线。”
赵山河看着他。
“但我有个条件。”贺金戈说，“那三千亩的新指标，咱们还得往上报。报上去，上面批不批是上面的事。咱们在底下干的时候，先把你那一条荒草隔离带给弄出来。你偷偷弄，不让上面知道。等草长起来了，鸟回来了，蝗虫压住了——到时候再跟上面说。”
“你是让我瞒着上面干活？”
“我是让你先把活干了再说。”贺金戈把搪瓷缸子拿起来，又放下去，“山河，咱们这代人，活着就是为了把事干了。至于怎么说的、怎么报的、怎么批的——那些是纸上的事。地才是真的。”
赵山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伸出手，贺金戈也伸出手。两只手握在一起——两只都是长了厚茧的手，虎口都裂着口子，指关节都粗大变形。两只手握着，谁都没有用力，只是那么握着。
“那就这么定了。”赵山河说。
“定了。”贺金戈说。
赵山河走出场部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东边的白桦林顶上镶着一层金边，几只鸟从林子里飞出来，在天上画了几个圈。赵山河站在晒场上抬头看了那几只鸟一会儿。
那天下午，赵山河带着张文畦和贺金戈，三个人扛着标杆和绳子，到南边那片荒原上划了一条线。
线从西边的水渠开始，笔直地往东延伸，整整一里地。线的一边是已经开垦的农田——赤褐色的、裸露的、被翻过的土；线的另一边是未被开垦的荒原——密密的青草和灌木丛，里面偶尔窜出一只野兔，偶尔飞出一只野鸡。
赵山河站在线中间，一脚踩一边，说：“线这边是人的，线那边是它们的。”他指了指荒原。
张文畦蹲下来，从线边的土里捡起一根草茎。草茎是紫红色的，顶端开着一朵小小的、淡蓝色的花。他把那朵花举起来对着太阳看，花瓣薄得像纸。“山河，”他说，“这种草叫‘碱茅’，是北大荒的原生种。它耐旱、耐涝、耐盐碱。您把它留下来是对的。”
赵山河把老锄头从肩膀上拿下来，在线的正中央插了下去。锄刃入土三寸，稳稳地站着。
“以后谁要是忘了这条线，”他说，“就看看这把锄头。锄头往哪儿指，地界就在哪儿。”
贺金戈站在十几步开外，背对着他们，不知道在看什么。赵山河喊了他一声：“金戈！你来认一下这条线！”
贺金戈转过身来。他走到线边上，低头看了看插在地里的锄头，又抬头看了看线那边的荒原。阳光照在他的脸上，那道从额头蔓延到下巴的“裂缝”还在，但在阳光底下，它看起来不像裂缝了——像一条河的河道。
“我认。”贺金戈说，“山河，你把锄头拔起来吧。线我已经记住了。”
赵山河把锄头拔起来，扛回肩上。三个人沿着线走了一遍，又从线那头走了回来。走回来的时候，赵山河走在最前面，扛着锄头，步子很稳。贺金戈走在中间，手里攥着一卷测距的绳子。张文畦走在最后，手里还捏着那朵淡蓝色的碱茅花。
那天晚上，孙韧秋在饭桌上问赵山河：“金戈认了？”
“认了。”赵山河说。
“他没说啥？”
“说了。”赵山河夹起一筷子咸菜，“他说线归我划，地归他报。咱们一个干实的，一个报虚的。”
孙韧秋把手里的筷子放下，看着赵山河。“那这事就算成了？”
赵山河把咸菜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说：“成了。但得瞒着上面，至少瞒到草长起来。一年吧。草一年就能长到腰那么高。一年之后，鸟回来了，谁来查都不怕了。”
六
荒草隔离带划出来之后，赵山河每天早晨的例行路线变了。
以前他从场部出来，直接去“火痕地”；现在他先绕道南边，沿着那条一里长的线走一遍。线还没长出草来——刚划完的时候，线本身是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光秃秃的土路，像一道伤口横在荒原和农田之间。赵山河每天走一遍，拿锄头把被风吹歪的界标扶正，把窜到线这边的野草拔了扔回那边去。他说不好自己在守什么，但他就是每天都去。
贺金戈说到做到。三千亩的“新开荒计划”他照常上报了。文件从场部发往通北，又从通北发往省里。报告上写得有鼻子有眼——“已完成前期测量，预计秋收前可净增耕地两千八百亩”。数字比他俩私下商量的少了二百亩，贺金戈说“留点余地，免得上面查得太紧”。赵山河说“你比我狡猾”，贺金戈说“我不是狡猾，我是知道纸上的事跟地上的事不是一回事”。两个人站在场部门口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都很平静。但路过的人谁也不知道，那份报上去的文件和这片地里的真实情况，中间隔着一里宽的、正在悄悄长草的真相。
那个夏天，北大荒的太阳比往年更毒。
蝗灾过后的农田像一层剥了皮的皮肤，裸着的，红褐色的，晒得发烫。张文畦每天在地里测地温，本子上记的数据越来越让他皱眉。七月下旬，地表的最高温达到了五十三摄氏度。他拿温度计给赵山河看：“山河，这个温度，蝗虫卵在土里发育得很快。如果天气继续这样旱下去，明年春天的蝗灾会比今年更猛。”
赵山河蹲在地头上，用手背贴了一下土面。烫手。“草呢？”他问，“隔离带那边的草，长出来没有？”
张文畦回头看了一眼南边。荒草隔离带划出来一个月了，线那边的荒草本来就好，不用管它也在长；线这边新翻的土里倒是冒出了一层绿苗——是他从荒原那边移过来的碱茅种子。那些绿苗很矮，最高的也就一拃长，在滚烫的太阳底下蔫头耷脑的。
“长了。”张文畦说，“但长得很慢。草根还没扎深，扛不住旱。”
赵山河站起来，拍掉手上的土。“那就浇水。从渠里引水过来，浇那一条线。”
“一里长的线，全部用人工浇？”张文畦算了算，摇了摇头，“山河，咱们没那么多人手。蝗灾之后，三个绥化来的劳动力走了一个——那天吓着了，连夜收拾东西跑了，拦都拦不住。剩下的人，光保那三千多斤麦种就已经累得够呛了。”
赵山河没吭声。他蹲在垄沟里想了半天，忽然站起来说：“文畦，你替我盯着地。我去找个人。”
他去找的是孙韧秋。
孙韧秋正带着十几个女人在晒场上晒剩下的麦种——把麦种薄薄地摊在苫布上，一天翻三次，让太阳把每一颗种子的水分都晒干。这是为明年春播做的准备。蝗虫虽然把大部分麦苗啃光了，但“后院田”的杂交种因为种得晚、苗还矮，蝗虫过境的时候没被啃得太狠，收了一小半。孙韧秋把那一小半视若珍宝，每颗种子都用手拣过，秕的扔了，瘪的挑了，留下的全是圆滚滚、亮晶晶的饱满颗粒。
赵山河走到晒场上，站在孙韧秋旁边。她没抬头，手还在拣种子。“山河，你来了。”
“韧秋，你挑出来多少？”
“七斤多一点。”孙韧秋说，“明年春播，够种四亩地。”
“四亩。”赵山河重复了一遍，蹲下来，“韧秋，我跟你说件事。南边那条隔离带，草长得慢。我想浇水。没人手。”
孙韧秋的手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了赵山河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拣种子。“你想让我们这些女人去浇水？”
“你们白天晒种子，晚上浇草。水渠离隔离带不远，挑一担水来回也就一里地。一晚上浇一段，一里地分十段，十天浇完一轮。”
孙韧秋把手里那枚拣出来的种子放进面前的布袋里，拍了拍手上的灰。她看着赵山河，看了好一会儿。那种眼神赵山河熟悉——是一种“我把你看穿了但我装作没看穿”的东西。
“山河，”她说，“你不是没力气浇水。你是有力气，但你想让这件事变成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赵山河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他很少笑，笑起来的时候嘴角两边的皱纹会挤到一起。 “你说对了。”
孙韧秋也笑了。她站起来，把手搭在赵山河的肩膀上。那只手缠着的纱布已经拆了，掌心露出了一层新长出来的、粉红色的皮。“行。”她说，“我替你去跟她们说。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每天晚上也得来。你挑两担，我挑两担。咱们一起浇。一个人干活累，两个人干活就不累了。”
赵山河点了点头。“好。每晚天黑之后，白桦林底下碰头。”
从那以后，北大荒的每一个夜晚，都有十几个影子在水渠和荒草隔离带之间来回移动。月光底下，扁担的吱呀声、水桶的晃动声、脚步声——轻的、重的、快的、慢的——混在一起，像一首不成调的曲子。赵山河在最前面挑水，他每走一步，扁担就跟着晃一下，水桶里的水就溅出来一小片，滴在地上的月光里，亮晶晶的。
孙韧秋走在他后面，隔了两步。她的扁担没有他的稳，水桶有时候会撞到膝盖，但她从来没把水洒出来过。她说那是因为她的水桶比他的浅，不是她比他稳。
她们浇了整整一个夏天。
七月底的时候，隔离带上的碱茅长到了小腿那么高。八月中的时候，长到了膝盖。九月初，当第一批秋风从西伯利亚吹过来的时候，那些碱茅已经长到了齐腰深，在风里摇摇晃晃的，像一片浅绿色的海。赵山河站在线边上看着那片草的时候，发现草底下有什么东西在动——是一只野兔，灰褐色的，耳朵竖着，后腿蹬了一下，窜进了草丛深处。它的身后，跟着两只更小的野兔。
赵山河蹲下来，用手指拨了一下草叶。草叶上挂着一颗水珠，是从早晨的露水来的。他把那颗水珠刮下来放进嘴里，尝了一下，是甜的。
“回来了。”他跟草丛说，“你们回来了就好。”
他站起来的时候，看见南边的天上有几只鸟在飞。他认不出那是什么鸟——它们飞得很高，翅膀张开的时候，底下是浅色的，在太阳底下泛着银光。那些鸟在天上转了几圈，一头扎进了隔离带里，不见了。
赵山河扛着锄头往回走。走到半路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片齐腰深的碱茅草。草在风里摆动着，发出沙沙的声音。那声音不响，但很密。
他想起蝗灾那天下午，地里的虫子也是那么密。但那个声音让人害怕。这个声音让人想坐下来。
他坐下来了。在隔离带的边缘坐了一刻钟。阳光从西边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拉进了那片草里。草影子和他的影子叠在一起，分不清哪片是草、哪片是人。他就那么坐着，直到太阳落山、月亮升起来。
那天晚上他回场部吃饭的时候，贺金戈在门口等着他。
“山河，”贺金戈说，“省里来人了。来检查新开荒的进度。明天到。”
赵山河把锄头从肩上拿下来，靠在门框上。“你怎么说的？”
“我说三千亩已经开了两千亩了，剩下的秋收前一定开完。”
“他们信了？”
“信了。”贺金戈说，“但明天下地一看，那两千亩开出来的地，咱们根本没种东西——光翻了一遍土，长了一地野草。你那条隔离带倒是长得茂盛，但他们一看就知道那不是三千亩的样。”
赵山河沉默了一下。“明天我带他们去看‘火痕地’和东边那二十亩。不让他们往南边去。”
“你能挡住他们的脚？”
“能。”赵山河说，“明天太阳毒，我让他们上午来，晒他们一脑袋汗。人一热就懒得走路了，看看近处就回去了。”
贺金戈看着赵山河，嘴角动了一下——那个表情很像笑，但又不完全是。“山河，你这辈子，就学会了跟地斗。跟人斗这块儿，你还是嫩。”
“那你替我跟人斗。”
贺金戈站了一会儿，说：“行。明天我去接他们。你先别出面。”
第二天，贺金戈果然把省里来的两个人挡在了“火痕地”附近。他带他们看了“火痕地”——那些被蝗虫啃过的麦茬还在地里，一根一根的，像一片凋零的旗杆。两个省里的人站在地边上，脸色很不好看。贺金戈说“蝗灾嘛，全国都有的，明年就好了”，又带他们去看了晒场上的那三千斤麦种，说“底子还在，明年翻盘有希望”。两个人中午就坐车走了，没往南边去。
那天晚上，赵山河站在晒场上，看着那辆吉普车的尾灯消失在通往密山的土路上。贺金戈站在他旁边，两个人都没说话。风从南边吹过来，带着碱茅草的气味——那种微微发苦的、草汁的气味。
赵山河吸了一口那个气味，说：“金戈，草长出来了。”
“长出来了。”贺金戈说。
“鸟回来了。”赵山河又说了一句。
“回来了。”
赵山河把老锄头从地上拔起来，在手里掂了掂。
“金戈，你说咱们这算不算骗了上面？”
贺金戈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山河，咱们没骗。草也是庄稼——只是人吃不了。可鸟能吃。虫能吃。地自己也能吃。等明后年，这片草里养出来的鸟和蛙，会比咱们打的那些蝗虫管用一万倍。到时候地肥了、虫少了、粮多了——你再跟上面说，当初那三千亩，其实咱们拿来种草了。上面不但不会骂你，还会夸你。”
赵山河把锄头扛回肩膀上。“那就等那一天。”
“等那一天。”贺金戈说。
两个人并肩走回场部。月亮在他们头顶上，圆圆的，像一个被磨亮了的锄刃。
七
一九五一年秋天，“又活了地”上的新麦苗长到了三寸高。
赵山河每天早上蹲在地头看它们，一看就是半个钟头。他看麦叶的尖——新叶子是嫩绿的，边缘没有卷，没有枯黄，没有虫咬的痕迹。他用手指轻轻捏一片叶子，叶汁是稠的、黏的，沾在指腹上像一小滴绿色的油。
“好了。”他跟孙韧秋说，“地缓过来了。”
孙韧秋正在“后院田”里给杂交种做最后一轮人工授粉。她比以前更忙了——白天晒种子，晚上喂鸡、做饭、带小野，趁天没亮和天黑之后的两段空当钻到白桦林边上去套纸袋。她的那双手比以前更粗了，指关节上的茧子摞了一层又一层。
“缓过来了就好。”她头也没抬，“明年春天，看它还长不长。”
赵山河蹲在她旁边，看她给麦穗套纸袋。她的动作很稳——左手捏住穗子，右手把纸袋套上去，折边，夹上回形针。一套动作一气呵成，不到十秒钟。赵山河看了半天，说：“韧秋，你这手比我的锄头还稳。”
“废话。”孙韧秋把手里的纸袋套好，拍了拍手，站起来，“我的纸袋里装的可是命。你的锄头底下只有泥。”
赵山河没有反驳。他站起来，扛起锄头，往南边的隔离带走过去。
草还在长。九月底的碱茅草已经高过了他的腰，有些特别高的甚至没到了他的胸口。赵山河走在草丛里，草叶掠过他的肩膀和脸颊，痒痒的。他拨开草往前走，走到隔离带的南缘——那边是真正的荒原，没有开垦过的、密密麻麻的植被。他站在边缘，看见荒原上有一群鸟正在飞。那群鸟绕着一个圈飞，一圈一圈的。
他转过身往回走。经过隔离带中央的时候，他脚底下踩到了什么东西——硬硬的，弯弯的。他蹲下来拨开草一看，是一根蝗虫的腿节。那根腿节已经被晒干了，缩成了枯黄色的一小截，上面的锯齿还在。赵山河把那根腿节捡起来，在手里翻转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进了上衣口袋。
口袋里，还有半颗碎麦种。还有一小截断了的麦秆。现在又多了一根蝗虫的腿节。
他走回场部的时候，贺金戈正站在旗杆底下，手里拿着一张刚到的通知单。看见赵山河回来了，他把通知单递过去。“山河，上面给了新的指标——明年春播面积不得低于今年。他们还不知道今年咱们的地遭了灾。你看着办。”
赵山河接过通知单，只看了一眼，就折起来塞进了裤兜里。“明年的事，明年再说。先把今年的种子收好。”
贺金戈看着他那张被太阳晒得红里透黑的脸，忽然说了一句：“山河，你变了。”
赵山河正在往前走，听了这句话，停下来，回头看他。“哪儿变了？”
“你以前打仗的时候，眼睛里只有仗。”贺金戈说，“现在你眼睛里除了地，还有草。”
赵山河没说话。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举起扛在肩上的那把老锄头，朝后挥了一下，算是回答。锄刃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太阳正好照在上面，闪了一下。像是打了个招呼。又像是说了再见。
他走回“又活了地”边上的时候，太阳快要落山了。那三寸高的新麦苗在斜阳里是淡金色的，每一片叶子都镶着一道细细的光边。赵山河在老锄头插过的地方蹲下来，用手背贴了一下麦叶。叶子是温的，带着一天太阳留下的暖意。那暖意顺着手背的皮肤爬进他的胳膊，爬进他的胸口，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他和这片地拴在了一起。
他蹲在那儿没动，一直蹲到天黑。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他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回家吃饭了。
孙韧秋把晚饭端上桌的时候问他：“山河，你今天怎么在地里蹲了那么久？”
赵山河端起粥碗，低头喝了一口。粥还是高粱米粥，稀的，里面拌了一点咸菜末。“我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我在想，当年从延安走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是来打仗的。”赵山河把粥碗放下，“现在我知道了，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打什么。我是来养什么的。”
孙韧秋坐在他对面，煤油灯的光把两个人的脸照得一半亮一半暗。她没接话。
赵山河又说：“地不是拿来打的。是拿来养的。我得花一辈子养它。”
孙韧秋把一盘咸菜往他那边推了推。“那就养。有的是时间。”
她说完这句话，屋外南边的碱茅草隔离带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是一只夜鸟归巢。翅膀扑棱了两下，就安静了。赵山河和孙韧秋都听见了，但谁也没转头去看。他们只是各自把碗里的粥喝完，把碗筷收了，吹了灯。
那片草在月光里继续长。静静地、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往上长。草根在土里往深处钻，钻过蝗虫卵的壳、钻过焚烧过的草灰、钻过老锄头三年前崩下的那个小缺口留下的铁屑。它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它们只是在长。
第二年春天，那片草里住了十七种鸟。张文畦数的。
赵山河站在隔离带边上听它们叫了一早上，然后转身去“又活了地”看麦苗。麦苗已经长到了小腿高，叶子上有露水，在太阳底下发光。他伸出手指碰了一下露珠，露珠碎了，水渗进指腹的纹路里。
他听见南边的鸟还在叫。他听见风过草叶的声音。他听见脚下的土里，有什么细小的、柔软的东西，正在翻身。
那是蚯蚓。蝗灾过后第二年，第一批蚯蚓回来了。
赵山河把手指上的水珠在裤子上擦干，弯腰捡起那把老锄头。锄刃上那个缺口还在，但缺口旁边，新长出了一层薄薄的铁锈，是深褐色的，像一小块疤。他用拇指摸了摸那块疤，没有把它磨掉。
“走吧，”他跟锄头说，“咱们干活了。”
太阳从白桦林后面升起来，把他的影子照在“又活了地”的新麦苗上。影子拉得很长，长到南边的隔离带都够得着了。草影和人影又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草，哪些是人。
那一年，北大荒的秋天来得比往年晚。麦子熟透了才收割，颗粒饱满得撑破了壳。赵山河站在晒场上，看着那一堆一堆的金黄色，忽然想起来——三年前，他在这片地边上说了一句话。他说：“地是活的。它生气的样子，我看见了。”
现在他想补一句：“地也是会原谅人的。”
他没说出口。他只是把那把老锄头往晒场边的旗杆底下一插，然后转身去扛今年的第一袋麦子。袋子很重，压得他肩膀沉了一下。但他扛起来了。
他扛着那袋麦子往仓库走。南边那片碱茅草隔离带在风里摇摆着，沙沙地响。像一整片地，在同时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