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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河村不大，百十来户，像一串被随手撒在黄土坡上的珠子，沿干涸河床稀稀落落扎下根。村民依坡挖窑而居，一孔挨着一孔，黑黢黢的洞口像一双双沉默的眼，日复一日望着对面不长树木、只生荒草的秃山。山上的草春生秋枯，像村里人日子里的盼头，旺一阵，淡一阵，总也长不成浓荫。村里没有一条柏油路，只有一条被车轮与人脚踩出的黄土路：晴天扬尘，风一吹便遮天蔽日，能埋至脚踝；雨天泥泞，即刻化作黏稠沼地，每拔一步，都要耗尽气力，鞋上沾的泥，重得像坠了铅。
朔州的春天，风最是狂野。温带大陆性气候裹挟着风沙，三四月间，常起五六级大风，阵风逾七级，黄尘蔽日，沙粒打在脸上，灼痛刺眼，脸颊火辣辣地发烫。风沙一过，全村都蒙上一层土黄，屋顶、墙头、柴垛，连窗纸上都覆着薄尘，阳光都变得浑浊，像蒙了一层纱。
但泥河村有一处独一份的光景 —— 老白的小卖部。
父亲白金海，是村里少有的 “能人”。他生得方脸阔肩，眉眼硬朗，颧骨略高，肤色是常年风吹日晒的古铜色，双手宽大粗糙，指节粗壮，掌心布满厚茧，是握过锄头、拨过算盘、扛过货物的手。他不愿像旁人般，将一生拴在几亩薄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熬到白头。早早在心底埋下经商的念头，像埋进土里的种子，等着破土的时机。一九八五年前后，他以自家窑洞，开起村里第一间小卖部。起初，只是在土墙上凿出一尺见方的窗洞，窗外摆一条长木凳。乡亲要买东西，便站在窗外喊：“老白！来包‘金钟’！”“打二两老陈醋！” 父亲从窗洞递出货物，接过毛票，连门都不必开，窗洞像一道隔阂，隔着买卖，也隔着人情。
可他不甘心。他觉得这般太过生分，像打发路人，少了乡土间最珍贵的人情味。于是，他做了一件在泥河村石破天惊的事 —— 砸掉小窗，改成一扇可自由进出的门。他要让乡亲们大大方方走进来，自己挑、自己选，让小卖部成为村里的热炕头，而不是冷冰冰的交易口。
消息传开，村里炸开了锅。“白金海疯了？让人进屋，东西丢了算谁的？”“自己挑？价钱不乱套才怪！”“咱农村人，哪有这么做买卖的？” 议论声像风沙般刮过来，裹着质疑，藏着不解。父亲听着，面无表情，眉头微蹙，嘴唇抿成一道硬线，下颌线绷得紧紧的，眼神坚定如石。他不辩解，不争执，只闷头做事。他腾出最外侧一孔窑洞，请人打制几组敦实粗糙、带着木头清香的货架，木刺还扎破了手指，他只是随手抹掉血珠，眉头都没皱一下。又专程奔赴朔州市区，天不亮就出发，背着布包，挤着班车，扛回第一批货品：盐、酱油、老陈醋；男人抽的金钟、大槐树烟、红头火柴；哄孩子的水果硬糖、铁皮罐头、动物饼干；洗脸的条绒毛巾、固本肥皂、学生用的生字本、中华铅笔…… 每一样都码得整整齐齐，像守着心底的规矩。
货架被塞得满满当当，中间仅留一条刚够一人侧身通过的窄道，伸手可及所有物件。阳光从新安门缝里照进来，落在货品上，镀上一层暖黄，让冷硬的窑洞，多了几分烟火气。
那是我家窑洞里最热闹、最有人气的年岁。每日放学，我背着蓝布书包奔回家，书包带勒着肩膀，心里却满是盼头，总能看见窑洞内人影攒动：东头张婶踮脚称盐，指尖捏着毛票，算着家用，脸上带着朴实的笑意；西院李叔持空瓶打醋，嘴里聊着庄稼的收成，眉眼间是农人对土地的期许；前巷孩童攥着皱巴巴的两分纸币，仰着脖子，眼睛直勾勾盯着玻璃罐里的橘子糖，口水在嘴里打转，小脸蛋涨得通红。
父亲稳立木质柜台后，一手飞快拨动油光发亮的旧算盘，噼啪作响，珠珠落定，从不出错；另一手取货、收钱、找零，动作麻利，手腕翻转间透着利落；口中还能与乡亲拉家常，聊庄稼、谈天气、说谁家孩童淘气，语气平和，不卑不亢。他算账极快，眼神专注，目光扫过货品与钱币，精准无误，手指起落干脆，从不让人多等半分。
日子久了，村里人提起他，皆竖大拇指，真心赞一句：“老白的买卖公道，不欺人。”
这七个字，是父亲一生最硬的招牌，也是他在乡土间安身立命的底气。小卖部不只是一间铺子，更是泥河村的信息中心、人情枢纽、烟火心脏。酱油的咸、烟草的涩、水果糖的甜、煤油的淡，混在一起，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气味记忆，一想起，就回到那个满是烟火的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