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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白碧霞，打小就是个极聪慧的人。她的聪慧，是黄土坡里长出来的灵秀，是苦日子里磨出来的通透。
她的聪慧，不止于读书优异 —— 虽功课向来拔尖，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奖状贴满土墙，眉眼间总带着淡淡的骄傲；更在于一种早熟的人情练达。八岁光景，她便能帮母亲理清家中零碎账目，一分一厘，算得清清楚楚；父亲小卖部里的货品价格，她记得比父亲还要清楚，哪种货快卖完了，哪种货最受欢迎，她都了然于心。父亲临时外出，有顾客上门，姐姐便能像老练的掌柜，招呼客人、报价算账、找零收钱，顺带拉几句家常，流程顺畅自然，眉眼间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嘴角带着得体的笑意，村里人见了，皆啧啧称赞：“碧霞这丫头，心思活络，将来准是个能人。”
姐姐比我大四岁，在我幼小的眼中，她几乎无所不能：生火做饭，炊烟袅袅，饭菜喷香；喂猪喂鸡，鸡归圈，猪吃饱；洗衣缝被，针脚细密，衣物整洁；即便偶尔与父亲争执，也能巧妙自保，不惹责罚。她胆子大，心里有话敢说，遇事敢上前，不像我，总习惯往后缩，把自己藏在角落，躲在她的身后。可正是这份过早显露的聪慧，让她比同龄孩子更早读懂生活的沉重与苦涩，更早扛起不属于她的担子。
我是白如冰，是跟在姐姐身后长大的弟弟。我们的童年，没有玩具，没有糖果，没有新衣裳，只有黄土坡、冷风沙、破旧窑洞，与父亲那间永远飘着酱油、烟草与糖香的小卖部。日子苦得像嚼干柴，可只要有姐姐在，再苦的日子，也能被她捂出一丝暖意。
我从小胆小、怯懦、怕黑、怕冷、怕生人，更怕父亲沉下的脸。每一次我吓得不敢言语，都是姐姐站在我身前，挡住所有不安；每一次我被人欺负，都是姐姐把我护在身后，哪怕对方比她高大，她也从不退缩，小脸上满是倔强；每一次我冻得哭泣，都是姐姐把我的手揣进她的袖筒，用她同样冻红的手，紧紧捂住我的手，她的手暖，我的心就暖。
冬天的泥河村，冷得能冻裂骨头，学校没有暖气，我的手年年生冻疮，红肿、流脓、疼得握不住笔。姐姐便把我的手按在她嘴边，一口口哈着热气，一遍遍揉搓，指尖轻轻揉着冻疮，动作轻柔，生怕弄疼我，轻声说：“别怕，有我呢，再忍忍，放学就回家。” 她的声音，像暖阳，融化了我身上的寒。
放学路上的黄土路坑洼不平，风大得能把人吹跑，风沙迷眼，寸步难行。我走不动，她便牵着我；我绊倒了，她立刻扶起，轻轻拍掉我身上的尘土，从不责骂，只说：“慢点儿，跟着我。” 那条路，我几乎是被姐姐一路牵到大的。她的手心不大，却宽厚温暖，让我从心底笃定：只要跟着她，我就不会丢，就不会怕。
父亲的小卖部，是我们待得最久的地方。货架太高，我够不着，姐姐便踮脚帮我拿，小小的身子，踮起脚尖，像一株努力向阳的草；来人买东西，我不敢出声，姐姐便挡在我身前，大大方方招呼，声音清脆，落落大方。她那般机灵、能干、会察言观色，可我知道，她不是天生懂事，她只是不得不早早长大，为了我，为了这个家，把自己的童年，藏进了懂事里。
记得一九九一年冬天，临近年关，年味渐浓，父亲从朔州市区进回一批年货 —— 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喷香的花生瓜子、红纸包裹的小鞭炮，还有几瓶珍贵的玻璃瓶黄桃罐头。货架被堆得满满当当，整个窑洞都浸在甜丝丝、暖融融的糖果香气里，那是童年最诱人的味道。我和姐姐趴在冰凉的木头柜台外，眼睛一眨不眨盯着那些糖果：彩色糖纸在昏暗光线下闪着诱人的光，一毛钱能买五块，甜到心里。我的口水在嘴里打转，小脸蛋满是渴望。
“姐，我想吃糖。” 我忍不住，小声对姐姐说，声音带着渴望，带着怯意。
姐姐转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满是心疼，眉头微微一蹙，又轻轻舒展开。她直起身，走到柜台后，小心取下一块水果糖，剥开糖纸，糖纸沙沙作响，飞快塞进我嘴里，又拿一块放进自己口中。
“别跟爸说。” 她压低声音叮嘱我，眼神里带着一丝调皮，也带着一丝无奈。
我含着甜丝丝的糖，忙不迭点头，甜味在嘴里化开，是童年最珍贵的甜。可没等甜味散开，父亲便回来了，脚步声由远及近，我心里一紧，小脸瞬间变得苍白。他并非发现我们偷吃糖果，只是像往常一样清点货物。站在柜台前，将糖果数过一遍后，他脸色沉了下来，眉头紧锁，眼神严厉，平日里平和的眉眼，此刻冷得像冰。“谁吃了？” 他问，声音不大，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姐姐立刻站出来，挡在我身前，说：“是我拿的，我给如冰也吃了一块。” 没有犹豫，没有推脱，把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她的脊背挺得笔直，眼神坚定，没有丝毫畏惧。
父亲没有打我们。他只是做了一件事：从记在旧本子上、本该属于姐姐的零花钱里，扣去两分钱。然后看着我们，一字一句说：“铺子里的东西，不是家里的，是拿来卖的。拿了，就是偷。你们要记住。” 语气冰冷，像冬日的冰，扎在心上。
姐姐一直垂着脑袋，长长的刘海遮住眼睛，看不清表情，始终没有辩解。可那天夜里，我躺在她身边，被窝里暖暖的，听见她在黑暗被窝里，很小声问母亲：“妈，铺子里的东西，和家里的东西，到底有啥区别呢？” 她的声音带着委屈，带着不解，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母亲在炕的那头翻个身，终究只是沉默，没有回答。黑暗里，只有姐姐轻轻的叹息，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多年后，我长大成人，才渐渐明白，姐姐当时问的，从来不是一块糖，而是一种边界、一种划分。在一个屋檐下，什么是 “我们” 的，什么是 “父亲” 的？父亲以他的方式画下一条清晰的线，守着他的公道，也守着他的原则。而姐姐的聪慧，让她敏感地触摸到这条线，并隐隐感到其中的不公。她的聪慧让她看见这份不公，也迫使她更早学会在界限中小心周旋，为我，也为她自己，争取一点点孩童应有的甜。
姐姐上初中，在山阴县的乡中学。从泥河村到山阴县城，要坐一个多小时摇摇晃晃的班车，一路颠簸得人骨头发酸，尘土飞扬，路漫漫。她开始住校，通常一周才能回来一次，每次归家，都带着一身尘土，也带着给我的惊喜。她总会变戏法似的给我带些小东西 —— 有时是一支带香味的圆珠笔，香气淡淡，是城里的味道；有时是一个印着漂亮图案的笔记本，纸张洁白；偶尔是一块切成小兔形状的香橡皮，软软的，香香的。她常常认真对我说：“如冰，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考出去，离开这里。” 语气坚定，像在叮嘱，也像在寄托自己的梦想。
我总是仰头问她：“姐，那你呢？你也得好好读书，考出去呀。”
听到这个问题，她通常只是抿嘴一笑，笑容里藏着苦涩，藏着无奈，眼底闪过一丝失落，却很快掩饰过去，不接话，转身便扎进厨房帮母亲做家务，锅碗瓢盆，叮叮当当，藏起自己的期许，扛起家里的烟火。
后来我才知道，姐姐当时的成绩，完全有资格上高中，甚至能考上好大学。可父亲认为 “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没啥用，迟早要嫁人”，再加上家里要拉扯三个孩子，小卖部的收入实在捉襟见肘，日子紧巴巴。母亲虽心疼女儿，心中惋惜，夜夜难眠，眼底总含着泪水，可囿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在家庭大事上，她从不敢、也无力与父亲争执，只能默默流泪，叹着气。
于是，一九九六年夏天，姐姐初中毕业后，未再升学，而是收拾简单行囊，南下去郑州读卫校。这已是家里能给出的最好安排 —— 中专毕业即可工作，比读高中省时省钱，能早些为家里分担。姐姐没说一句争辩的话，默默接受现实，拎着半旧行李箱，独自踏上开往郑州的绿皮火车。火车鸣笛，缓缓驶离，载着她的青春，载着她的梦想，驶向远方。
她走的那天，我跟在送她的驴车后面，一直走到村口。土路漫漫，风沙茫茫，她回头看我一眼，眼神里有不舍，也有叮嘱，眼眶微微泛红：“如冰，你在家乖乖的，别让爸妈操心。” 我说：“姐，你在外面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她笑了笑，笑容里有安慰，也有无奈，然后转身离去。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姐姐的背影那么瘦小，那么孤单，像桑干河上飘着的一片叶子，不知会被水流带向何方。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 —— 我的童年，被姐姐带走了。我往后所有的路，都是她替我铺好、让出来的。她把自己的梦想，折成船，放在我脚下，让我驶向远方，而她，留在了黄土坡，守着家，守着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