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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我六岁，该上学了。心里既盼着读书，又怕陌生的环境，像揣了只小兔子，怦怦跳，小手紧紧攥着姐姐的衣角，不敢松开。
学校在村最东头，只有两间低矮土坯房，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土坯，窗户糊着泛黄旧报纸，风一吹，报纸哗哗作响，冬天冷风倒灌，像无数把小刀割在脸上，夏天雨水顺着腐朽椽子滴答滴落，落在课桌上，晕开纸上的字迹。全校只有一位老师，姓李，本村人，高中毕业后未考上大学，回村当代课老师，一人撑起整个复式班。所谓复式班，便是一、二、三年级挤在同一间教室：李老师给一年级讲拼音，二三年级便写作业；给二年级讲算术，一三年级便安静端坐。语文、数学、音乐、体育，所有课程，全压在他一人肩上，他像一根柱子，撑着村里孩子的读书梦。
学费八块钱。在那个农村小学杂费五至二十元的年代，这是标准定价，可对家里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母亲蹲在地上，对着家里那个裂璺、掉漆的木抽屉，抽屉里放着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张张翻出卷边、皱巴巴的毛票，指尖沾着抽屉里的灰尘，数了又数，凑了许久，才把八块钱凑齐。毛票被攥得发软，带着母亲手心的温度。她把钱叠得整整齐齐，塞进我的口袋，轻轻拍了拍，眼里满是期许。次日清晨，姐姐领着我，踩着黄土路去学校。姐姐的小手牵着我，暖暖的，软软的，让我不安的心，安定下来。李老师看了看躲在姐姐身后、低头攥着姐姐衣角的我，只问一句：“白碧霞的弟弟？”
我轻轻点头，头埋得更低，脸颊微微发烫。他朝教室里一扬下巴：“行，坐下吧。” 语气平和，没有嫌弃，没有苛责。
教室里的课桌，是几块长条木板架在两摞红砖上，木板粗糙，边缘磨得发亮，凳子需自己从家带。我带的是一把歪了前腿的小板凳，是姐姐用过的，一坐便吱呀作响，身子稍动，便摇晃不止，像随时会摔倒。姐姐从作业本上撕下几张干净纸，仔细为我包好书皮，边角折得方方正正，再用手掌一遍遍抚平，动作轻柔，像对待珍宝，然后把书递到我手里，低声叮嘱：“仔细用，别弄脏弄破，明年弟弟上学还要接着用。” 她的眼神温柔，语气认真，让我忍不住点头。
我写字极认真，一笔一画，规规矩矩，从不出田字格。李老师在班上多次表扬我，说我 “坐得住”。在泥河村，夸男孩子 “坐得住”，是赞他将来能读书、有出息。可我心里清楚，这 “坐得住” 不是安分，是刻在骨血里的小心翼翼：怕写歪挨批评，怕书弄坏要花钱，更怕自己有半分不好，给本就被日子压得喘不过气的家，添一丁点儿麻烦。
这份惧怕，像一根无形的细绳，从我六岁踏入校门那日起，便悄悄拴在我身上，勒得很紧，勒着我，也推着我往前走。
朔州的冬天来得极早。刚入十月，寒气便扑面而来。气象资料记载：朔州十月平均气温 2℃—16℃，夜间最低温可达 0℃，冷风一吹，骨头缝里都发冷，手脚瞬间冻僵。学校没有暖气，只在教室中央生一个黑乎乎的铁皮炉子，烧的是学生从家带来的玉米芯、高粱秆，火苗忽明忽暗，勉强让空气不结冰。轮到我家送燃料，母亲把玉米芯满满装一尼龙袋，沉甸甸的，姐姐弯腰扛在肩上，小小的身子被压得微微倾斜，小脸憋得通红，额角沁出细汗，踩着坑洼土路，走一里多地送到学校。一路走，一路喘，却从不说累。
炉子只能勉强让空气不结冰。写字时，手冻得几乎握不住铅笔，手指僵硬、发红、发麻，像戴了冰手套。我只能时不时把冻僵的手凑到嘴边，用力哈几口带着体温的热气，热气瞬间被冷风打散，等手指稍稍缓过，立刻攥紧铅笔，继续书写。因为年年挨冻，我的双手年年生冻疮，红肿得像两个小萝卜，皮肤绷得发亮，一不小心碰破，便流出黏糊糊的黄水，又疼又痒。母亲用猪油和花椒熬成土药膏，熬的时候，油烟呛得她咳嗽，眼角泛红，却依旧守在炉边，熬得浓稠。涂在我手上，再用旧布条一圈圈裹好。
那些布条，没几天便被脓水浸得又脏又硬。母亲拆下来，洗净晾干，再给我换上，洗了换，换了洗，反反复复，从不厌烦。有一年冬天格外寒冷，冻疮烂得厉害，后来在我右手小指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疤痕，直至今日，依旧清晰可见。那道疤，是童年的寒冷刻在我身上的印章，也是母亲的温柔，留在我身上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