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母亲赵翠英，是个性子绵软、待人贴心的女人。在我记忆里，她很少大声说话，很少发脾气，走路轻手轻脚，说话声细得像风吹檐下风铃，生怕惊扰了什么，像一缕温柔的风，拂过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她生得眉眼温婉，鼻梁小巧，唇瓣薄薄的，总是带着温和的笑意，眼角的细纹里，藏着岁月的温柔。她做的饭最好吃：莜面鱼鱼搓得又细又匀，筋道爽滑，蘸着醋卤，香飘满院；醋熘白菜酸辣适中，开胃下饭，是家里常吃的菜；过年烧的肉肥而不腻，色泽红亮，我能一口气吃好几块，那是年味，是母亲的味道。
但母亲的温柔底下，藏着一份极硬的底色 —— 她对娘家，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忠诚，那是旧时代女人的执念，是血脉里割不断的牵挂。
姥姥家在山阴县城边的村子，比泥河村大，条件也稍好，有平整的土路，有像样的瓦房。母亲是家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从小被灌输一句话：女孩子嫁出去了，根还在娘家；娘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这句话，母亲用一辈子去践行，刻在心底，融在骨血里。
姥爷身体不好，常年吃药，病恹恹的，母亲隔三岔五就回去，带药、带吃的、带钱，风雨无阻，哪怕风沙漫天，哪怕路途遥远，从未间断。姥姥一有点头疼脑热，母亲总是第一个赶过去，守在床边端水喂药，擦脸擦手，寸步不离，眼里满是担忧。舅舅家盖房子，母亲让父亲送去两千块，说是 “借”，可谁都知道，这钱不用还，是母亲心甘情愿的补贴。小姨日子过得紧，母亲常偷偷塞钱给她，有时甚至直接从小卖部抽屉里拿钱，悄悄贴补，怕父亲知道，也怕家里为难。
父亲心里都知道，却从不说破，只默默看着。他懂母亲的执念，懂她的身不由己，偶尔吃饭时，他会淡淡地提一句：“铺子里的钱，对得上账就行。” 语气平淡，没有责备，只有包容。
母亲听出话里的意思，脸色微微一沉，嘴唇轻轻抿一下，却不接话，只埋下头，一口一口扒着碗里的饭，饭里藏着她的无奈，她的坚守。
有一次，我听见母亲在厨房里对姐姐说：“你姥姥家不容易，你姥爷病了这么多年，你舅舅一个人撑着，我不帮，谁帮？” 灶台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映着母亲的脸，满是坚定，眉眼间透着不容置疑的倔强。
姐姐那时已经懂事，小声劝：“妈，可你也不能总从铺子里拿钱啊，爸知道了会不高兴。”
母亲沉默片刻，手里择着菜，菜叶翠绿，声音不高，却异常坚定：“他不高兴就不高兴吧。那是我娘家，我不能不管。”
那一刻，我从母亲的话里，听出一种熟悉的坚硬 —— 和父亲那晚说 “那是我爸” 时，一模一样。都是对原生家庭的坚守，都是刻在骨血里的责任。
他们两个人，像被各自原生家庭的无形丝线紧紧牵着，在两个方向的拉扯里，竭力维持着这个家的微妙平衡。平衡会破，破了再补，补了再破，周而复始，苦着，也守着。
母亲的传统观念，也深深落在子女身上。她爱我们，可她更偏爱我。这不是她的错，是那个时代、那个闭塞环境刻在她骨子里的东西：儿子是白家的根，是香火，是将来给父母养老送终的人；姐姐，迟早要嫁出去，是 “别人家的人”。
她从不说出口，却在一举一动里，露得明明白白：饭桌上，那只油亮肥嫩的鸡腿，她想都不想就夹给我，看着我吃，眼里满是笑意，温柔得能溢出水来；过年裁新衣裳，我的衣料总能备两份，姐姐各得一套，我的鲜亮，她的朴素；我闯了祸，她只是软声念叨两句，眉眼间还带着笑，从不责骂；姐姐但凡出一点差错，她脸立刻拉下来，语气重得像淬了冰，严厉得让人心慌。
我不怨她，甚至能理解。她自己就在重男轻女的环境里长大，又嫁进这样的家庭，尝尽了身为女子的委屈与不易。她的温柔，不是软弱，是生存方式 —— 对所有人好，对所有人付出，才不得罪人，才能在这个家里，安安稳稳活下去。
可这份周全，也耗尽了她自己。她的心力，被掰成一瓣又一瓣，分给婆家、分给娘家、分给儿女，独独留给自己的那一片，薄得像一层窗纸，一戳就破。她一辈子，为别人活，从未为自己活过，像黄土坡上的草，默默生长，默默付出，直到枯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