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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当下，而当下谁又能分清。五十年来，一百年来，时间被搅成我拿手的“一锅炖”，个中滋味何必仔细区分，你只需知道，食材早已融化，汤汁已变糍粑，水已耗尽，无法饮用。
赶紧写完，还要修改，还要誊清，我知道你在等着看。
我喜欢与风格迥异的大师对望，把词语、标点和段落搬来搬去，沉浸在游戏套路中自嗨。在小区封闭令下，我悄悄撬开我的壳放心地溜出来，阅读《瘟疫之夜》和《奥尔滕西亚》，让现实中的病毒与文字里的病毒形成有趣的互文，但不是刻意的，不是讽刺的，而是试图证明，历史总在重复，瘟疫还会到来。我没有帕慕罕的野心，他的《瘟疫之夜》是历史的，政治的，批判的。而我，格局小得多了。因为我就是费家村的一种罕见的病毒，遇到了久违的来自自然的病毒（阴谋论者笃定是人为制造的），我们有着惺惺相惜的一面，又有着人神共愤的绞杀下场。现在，病毒有三，现实的叫新冠，文字的叫瘟疫，壳里的叫水夫。我们虎视眈眈，整装出发，开始围剿冷面圣手，然后被她一招击退，溃不成军。
我要告诉你，叙述至此，我和宫雨貌似敌人，实质不是。难道你没有发现，多年夫妻不都是爱恨交加吗？一边爱，一边恨，反反复复，直到死。我和她，不仅如此，我们还是医患关系，她一向以医生自居，而我早已习惯病人角色，这一切很快会改变，角色游戏就是这样——反转。这是我们和多数夫妻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值得炫耀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
就在我们的新居，我成了病毒，招来了病毒，以毒养毒，以毒拒毒，这让宫雨几乎犯上了情志病的每一种。既然是水命，（一段时间以来火命已经剥离，现在只剩下水命）那么，理论上，水利万物而不争，圣人的话究竟还有没有用？这是我继“精卵一家”之后，出给她的压轴题。如果说，“精卵一家”是火一样的炽热，那么，我宁愿“水利不争”回归水样的温柔。
先带你熟悉一下《瘟疫之夜》。它出自土耳其作家帕慕罕之手，是他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又一力作，比《我的名字叫红》更宏大更深沉。它以1901年突然发生的一场鼠疫，引发了明格尔岛上扑朔迷离的谋杀、抗争、反叛和独立。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弥漫在四十万字营建的悬念中，最终如毒气一样喷薄而出，覆盖我的桌面，充斥我的房间，从我惊愕的嘴巴钻进我的灵魂，又从我全身毛孔里跑出来，让我早已转阴的皮肤再次转阳，让我通体浮现出淡淡的绿怪怪的色，让我的意识和它的意识绞在一起，让我在现实和虚幻之间飘来荡去。
那些无法确认的夜晚，我脱离肉体一再迷失在《瘟疫之夜》里，一再迷失在明格尔岛上，一再迷失在总督府反复对抗的死亡气息中。整个明格尔岛在奔跑中突然停下，海边鱼市和宗教道堂，明格尔大酒店和总督府下的广场，几乎空无一人，只剩下飞鸟的哀鸣与海盐味鱼腥味。多数人还是听从了总督的号令，带着强制回家的轻松、无处不在的恐惧、坐立不安的焦躁、前路不明的担忧……各种越发严重的情志病，回到家中拥抱，哭泣，吵闹，喝酒，交合。《瘟疫之夜》趴在我的桌上，跑进我的世界，窥视我，考验我，调戏我。在与世隔绝的房子里我开诚布公，以此来周旋一场一百二十年前的瘟疫。
窗外，近在眼前却又遥不可及。如此安静，如此神伤，仿佛小城西施收起笑容脸庞忧郁。把门关上，把窗户关上，把自己关在壳里，把恐惧和绝望拒之门外。那些日子，和我相依为命的还有一只狗，油字辈的第三代，我喊它酱油、油油、油、油宝、油儿。按照费家传统，仍旧唤为酱油。追溯它的狗族身世，是封闭期间唯一让我兴奋不已的事。尽管饱经曲折，我还是发现，酱氏四代潜伏在暗处，贯穿了两个家族的百年时光。酱油和第一代一样，是一只油里油气耳朵向后捌着的狗，突然安静的世界让它无所适从，转来转去的耳朵总在捕捉不时传来的鬼叫声。它坐在我的书桌旁边，背对着我，侧着脑袋，露出眼白，用余光瞟着我，嘴里偶尔发出呜呜声，倔强，委屈，懊恼，不耐烦。一只即将开口说人话的狗。那些日子，它把一根索然无味的骨头藏在书堆里，骨头上沾满了铅字，就像爬满了蚂蚁。它一点也不嫌弃，正如我一点也不嫌弃它。我已经黑白颠倒，尽管我向来如此。它也一样，生物钟倒着走。时间像跃入水中的鱼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日升日落，一呼一吸，时刻提醒我“存在与虚无”。
仿佛回到远古的穴居时代。原来时光真的可以挣脱，如同可以随时脱下的旧外套，搁哪儿都行。我打开《绿孩子》，虽然“费事宫律”这一标题已被划去，但版权还是宫雨的，如何改编却是我的权利我的自由，她不能干涉，不能说不，当然也干涉不了。她正戴着双层口罩，穿着不合身的防护服，在我家客厅也是她的诊所里拯救世界。有时，她收拾行囊，假装出征，可是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就像出了一趟远门，拖着满身疲惫，风尘仆仆的样子。一到家，先是满屋子喷洒消毒水，接着在卫生间用热水和消毒液洗浴，然后站在三米远的地方跟我挥手。她有她的崇高，我有我的罪孽。那些日子，我还在阅读《霍乱时期的爱情》，这让我有了奇怪的顿悟，当生命遭遇危险时，当死亡幽灵到处乱窜时，爱情是人们最后的祈求。
百年前的那场鼠疫，人们普遍认为焚烧是最后的办法。于是，明克尔岛上燃起冲天而起的大火。总督被迫组建了收尸队，用马车拉走露天腐烂和被人收藏的尸体、死者生前使用的被子、古旧的家具和看不见的病毒，以及弥漫全岛的惊恐、各国领事的阴谋和盗匪窃取的疯狂，所有这些，最终被付之一炬。被尊为“帕夏”的医生努里被苏丹哈米德二世紧急派往岛上，开展防疫，实行隔离。陪同医生一同前往的是帕克泽公主，她是他的妻子。
毕竟是鼠疫病毒。它们从书里偷出一大把铅字，像面包屑一样撒满我的桌面。我仔细分辨，看到总督的情人和全岛最美女人的芳名，赶紧拿来宫雨的镊子，把它们一个个夹回书里。我看见书中间部位冒出了一小团青烟，生怕引发大火，赶紧拖到我的壳内，让它缺氧而熄火。我翻开宫雨搬回来的樟木箱子，找到用瓷器盛放的朱砂，小心地撒在封面封底，以防病毒和毒烟再次跑出来。本来，我并不惧怕它们，我这样做只是保护我的书，不让病毒偷光四十万铅字。它们既然能偷《瘟疫之夜》，就能偷我的《绿孩子》。
宫雨见我鬼鬼祟祟，跑到我的房间来视察。她俯下身子盯着桌面看，终于看到了零落在外的四个汉字，“密探马沙”。她尖叫起来，家里有密探！她这么一叫，“密探马沙”不知被吹到哪里去了。她说，赶紧找。
我们在桌子下面、里面、背面，并扩大到整个房间，找了半天并未找到。
她问，马沙是谁？你怎么和密探搞到一起了？
马沙是《瘟疫之夜》里的一个小人物，和鬼夜幽灵差不多。
噢？你怎么研究起瘟疫了？
它是一本小说，不是学术著作。
她看着我，就像第一次发现我是怪胎一样。她说，是你把马沙放出来的吗？
不是我，是老鼠把他咬出来的。
她又尖叫起来。怎么会有老鼠？
我指着《瘟疫之夜》告诉她，全是这本书里的。书里正在闹瘟疫，难免会有东西跑出来。别担心，我用朱砂给封住了。
她说，我明明消过毒的，看来产生了耐药性。和你一样，耐药。
我承认，并提醒她，《费事宫律》该转型升级了。
后来，她对《瘟疫之夜》产生了兴趣，让我讲给她听听。
她说必须隔离，这是人类对抗病毒的唯一方法。
是的，病毒一直在人间游荡。我告诉她——以此卖弄学识，除了土腥味，我还有书卷气——在黑暗的中世纪，无论如何，爱情和天花都是无法避免的，前者甜蜜而苦涩，后者危险而恐怖。宫雨说，天花肆虐的时期，无数孩子刚出生便面临死亡，而坚挺过来的孩子总会留下满脸的麻子，比如康熙皇帝。其实还有我的祖父，尽管去世多年，她应该不会忘记。我告诉她，天花让康熙下定决心，让御医设立了痘疹科，从病人身上提取板结的痘痂研成粉末，再把粉末吹入健康人鼻中。或者把痘痂用人乳浸泡，用棉棒轻蘸少许塞入鼻中。前者叫旱苗法，后者叫水苗法。宫雨打断我，她说她的太祖父就是御医，厉害不？御医，专给皇帝治病的。我告诉她，别神气，我就是皇帝，她唯一的主子。宫雨嗤笑道，在这里，你不算。她指的是新居，尽管我是户主，但不是皇帝。新居全是她花的钱，全是她设计装修的，是她在休养期间一手打造的宫殿，在这里，她才是江山稳固的女皇。见我偃旗息鼓，她似乎也觉得过分了，于是转移话题，莫名其妙地问，女人身上最重要的部位是哪里？
我想了想，是子宫吧？
她说，这个新房子就是子宫。
她突然迷离起来，她说，我们就是龙凤胎。
精卵一家！他妈的，注定了粘在一起，难以分割。
她说，好不容易怀了个龙凤胎，得珍惜。
我说，疫情期间，保胎最重要，一流产我们全完蛋。
她提醒我，把《瘟疫之夜》拿到书店去，立即，马上。
说完她就回到她的房间去，打开手机听起了保胎音乐。我没有把书拿走，因为小区里检测出了疑似病人，管控更严了，大家都无法出门。好在社区干部每天送一次肉食、蔬菜和干粮，大家是饿不着的。我找出塑料封皮，把《瘟疫之夜》《霍乱时期的爱情》等病毒泛滥的书给封上，再撒上朱砂，如此才能心安。
总督终于下达了封闭令，而强烈主张封岛的帕夏却被人暗杀了。一些阳奉阴违的欧洲领事并不希望疫情得到控制，因为一座失控的岛屿才有可能被苏丹放弃，长期觊觎的西方国家才能把岛收归囊中。灾难背后，汹涌的政治算计从来就不稀罕。
1901年，当苏丹派出努里夫妇为首的防疫宣传队前往中国时，似乎已经预知，九年后的中国东北也会爆发一场鼠疫，短短几个月死亡就超过了六万多人。
那时的东北，早已被日本控制。日本人知道，单纯的枪炮暴力难以收服人心，而鼠疫给日本人提供了理由充分的扩张机遇。他们打着封闭和隔离的名义暗地里圈地，还想从俄国占领区夺走大片土地。日本宣称，他们拥有一流医学水准和顶尖专家，不需要任何援助。俄国并不甘心，指出疫情防治必须由清廷牵头，理由是，清廷是当事国、主权国。美国立马看穿了日本野心，提出召开“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以此平衡日俄在东北的势力。日本自知理亏，便想在国际会议上夺取话语权，派出了鼠疫研究的国际权威北里柴三郞。与此同时，美国细菌专家理查・斯特朗火速赶往中国。清廷派出了青年华裔伍连德，（此人1903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院）他与斯特朗一道解剖了二十五具无名尸，很快断定这场鼠疫是肺鼠疫，以呼吸道症状为主。而北里柴三郞研究专长却是腺鼠疫，以淋巴结肿大为特征。他应该去明格尔岛，因为岛上流行的正是腺鼠疫。最终，会议决定由清廷出面组建“北满防疫处”，重新夺回了防疫主导权。日本并未死心，也成立了“满洲医科大学”，并在东北大量增兵。
六个月之后，鼠疫终于结束，伍连德打赢了这场人鼠之战。宫雨告诉我，伍连德编撰的《鼠疫防治手册》被世卫组织指定为标准防治方案，一直沿用到1940年代。他返回马来西亚的当天下午，宇文定的父亲无限惆怅地徘徊在码头上，望着一艘远洋大轮逐渐消失在烟波浩渺中。多年之后，他终于追随而去，留给宫雨的是一个光辉的历史斑点。
宫雨说，再也不会这么屈辱了，这一次疫情防治，轮到他们抄作业了。
我同意。一年之前，有个美国人在电视上号召，消毒水，喝下去，且防且治。这是死亡星球最大的笑话，也是抽给文明世界的一记耳光。不少美国人居然相信了，扔掉口罩，山呼海啸，好魔幻，魔幻现实主义。
她突然忧伤起来，她说，我想去方舱，去火神山，在钟老后面做个小跟班。
她还是怀疑，她的病或许就是莫须有。她说，她明明听到院长在开会，他们都戴着口罩，也不知道话是从哪个嘴里出来的，有人提到了我，有人立即阻止——局面如此紧张，别说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即使正常人也会崩溃。也有人说了公道话，说我医术还可以，只是工作超负荷压力大而已。还有人小声嘀咕，说我是被打压的。你说呢？
要我说，我也听到了。他们七嘴八舌，意见却是一致的，幻听，幻视，利培酮可也。
我告诉她，明格尔岛本来是我的天堂，现在却成了人间地狱。
有钱人早已从伊斯坦布尔得到封岛令，就像外出度假一样走得从容悠闲。钱袋刚刚鼓起来的中产人士，想方设法找到总督府或船务公司的小职员，搞到相当紧俏的船票，拖家带口地匆忙离开。而蝼蚁一样的穷人，背着大包小包坐在码头上痴心妄想，等到深夜才骂骂咧咧地回家，有的干脆听着涛声睡在码头上，祈求黎明早点到来。夜晚，犯罪变得异常活跃，骗子、小偷、抢劫犯和纵火犯全都跑出来，集聚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把人数有限的防疫队、巡逻队赶回城市的心脏。在死亡最严重的日子，总督站在窗口，看着犯人从总督府地牢中涌出，在广场上呼喊反动口号，远处山坡上升起滚滚浓烟，海面被汹涌的波涛惊醒，他不得不承认，明格尔岛失控了。
直到疫情结束，努里帕夏始终没有退缩。每一天，疫情分析会召开后，在防疫队的护送下，他乘着马车来到医院、街市、码头、社区，最后是道堂，尽己所能地施治和安抚。我告诉她，在这方面，药王医训和西医伦理是相通的。
宫雨突然生起气来，难道，我退缩了吗？她又开始收拾行囊往外冲。
我听见她在楼下和人吵架，拿起一盒利培酮跑下楼。一辆救护车停在楼下，两个穿着防护服的医生正吃力地抬着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宫雨被社区干部拦住，她非要爬上救护车，抓住车门不放。我走过去，拦腰抱起她，就像扛起一把古琴。她居然掰断了车门把手，一直紧握在手里。到家后，我把她放在条桌上，她仍然气呼呼，和青蛙的气囊一样一鼓一鼓的。这一次，我是医生，她是病人。
我取下把手，放到铝合金柜子上，咣当。
老家打来电话，出事了，我父亲死了。
他持续发了几天高热，硬扛着不吃药不上医院，他被隔离在油坊里，坚持榨了最后一槽油，然后累倒在地。他挣扎着喝下一碗温热的油，油腻腻静悄悄地走了。他被村里拉到了火葬场，等着我去告别。丧礼极简，鞠躬，献花，排队火化。因为疫情，费家村的异姓人没有来送别，这样也好，这样他们算是清静了，修改村名的事也就名正言顺了。我捧着他的骨灰盒，埋到了老宅香樟树下。那儿，没有痛苦。我回到油坊消毒，发现碗下压着一张照片。那是我的照片。他的意思就是，油坊是我的饭碗。他至死不忘的仍是他的衣钵传人。照片背面，他画了后院，香樟树，一块石板，还有一支箭，直直地射在石板上。我知道那是他的临终遗言，只有我才懂的传代密旨。安顿好一切善后事宜后，我只能匆匆赶回，居家隔离。
几天后，又接到电话，这一次是母亲。才几天，才刚刚离开她，才千叮嘱万叮嘱。悲伤在我体内泛滥，激起的浪头接二连三。那是我的地震波，说来就来了。母亲留给我的是，一只还未长熟的石榴，一个巴掌大的手工艺制品——小木盆。我把小木盆拿回去，也放到了铝合金柜子上。
宫雨说，你不要走。
我安慰她，我不走，我回来了。不需要再奔丧了，都死光了。如果还有牵挂，那就是我的洞穴。我在等待时机，一定要好好勘察，然后堆上封土，永久埋葬。
宫雨说，我想你妈煮的一锅炖了，挺香的。
放心，我会煮。我说她留下了一个盆，装一锅炖正好，可惜是空的。
我把盆拿给她看，她涌出眼泪，眼泪掉入盆中。盆就是用来收集雨的。
这一次，她为死去的公婆而哭。几十年来，她不是一个好儿媳，她说，我听见他们在埋怨。我安慰她，他们从未埋怨，他们为拥有你这个儿媳而脸面生光，只是有些生分，在你面前，他们也觉得像个病人似的。两个毫不相搭的家庭，居然被一句话给焊到了一起。
哪句话？
宇文的方，诈农的油。
她露出浅浅的笑。
许久之后，她说，她想赤脚医生了。
多少年了，她终于鼓起勇气面对，并且说出。
死亡并不是终点。尽管死者已经入土为安，但他们仍在，跑到你的梦里，住在你的隔壁，敲开你早已闭合的囟门，提醒你死亡和活着只隔着一层脆脆的壳。
距离赤脚医生西游已有十年。她仍然觉得，他就死在昨天。尽管宫雨从未提及父亲，甚至连他的照片他的遗物都无法直视，但我知道，赤脚医生一直住在她的心里，从未真正落葬。就像她胸口的痣，总会让她想起父亲眉心的痣，因而一直遮得严严实实，看不见好像痣就不存在。宫雨警告我，不要躲，他一直在，死盯着你。其实我知道，她也开始弯弯绕绕，她说的不是我，而是她自己，宇文先生盯的，也不是我，而是她——别误诊。
最近，接二连三的死亡事件突然喊醒了她。她翻出父亲的樟木箱子，一会儿从车库搬到客厅，一会儿又从客厅搬到房间，一会儿又搬出来，似乎放哪儿都不合适。她坐在箱子上沉思，然后犯困，然后躺下，蜷缩身子，就像躺在子宫里，或者赤脚医生的怀里。她把耳朵贴在箱子上，似乎听到父亲在说话。她叫我安静，不要影响她听。我把听筒递给她，她把耳环塞入耳朵中，拿着探头在箱子五个面上逐一听过。她喜形于色地告诉我，箱子没毛病，父亲是健康的。我问，老先生情绪佳否？她说，安宁，悠闲，一丝喜悦。
她研究箱子时，我在研究山寨。这些年来，山寨是亲民的，廉价的，受欢迎的。大家都关在家里，怨言自然是免不了的，别说书店，只要是店，生意完了，工作没了，肚子瘪了，钱上哪里去了。很困惑，生活本来是旗舰型，突然变成了山寨版，山寨产品，山寨婚姻，山寨死亡，山寨本身也山寨了。可是，书店不能山寨，不能掺假，否则要被查，我可不是费诈农。除此之外，我也喜欢山寨。比如，客厅就是山寨的诊所，诊所是山寨的客厅，柜子也是，桌子也是，我也是。你不能不喜欢。好吧，我喜欢。那么，摆弄摆弄我的山寨手机，一会儿设成飞行模式，一会儿改成静音模式，一会儿又忘了改回来，一会儿它卡在那儿，一会儿它又偷偷扣款，它败坏山寨名声时也顺带败坏了我。总之，那天下午，我们都在折腾，这就叫夫唱妇随。
她亲手打开箱子，闻到了沉香、琥珀和朱砂的味道，就像面对一台提心吊胆的手术，直到剖腹后她才放下悬着的心。她取出两个空心相框，被一片空白蒙住。她依稀记得，十年前，是她从老家墙板上拿下的。父亲曾经告诉她，两个空相框，一个指向南洋，一个指向宫廷。父亲是遗憾的，他只能对着空白缅怀。宫雨决定来弥补。在一堆典籍中，她找到两张已经泛黄的人像，一张是线条勾勒的羽扇纶巾，一张是西装革履的模糊身影。她告诉我，2012年，考古队从一堆刚出土的竹简中发现了一部残缺医书，并与经穴髹漆人体像相互印证，最终证实了传说中的扁鹊确有其人。宫雨指着另一张说，他就是马来西亚人伍连德，或许正是他勾走了祖父。
她把两张图分别安进了相框，又把宇文先生的相框翻出来，一并挂到客厅的锦旗之上。我发出赞叹，拍手叫好，真是神来之笔。我们会心一笑，接着朝对方嘴里塞入一粒利培酮药片。相互分享，才叫夫妻。
另一面墙，我也想挂。
宫雨警惕地问，你想干嘛？
酱氏狗族，酱菜，酱品，酱缸，酱油嘛还不够格。
你敢。
她横眉冷对，我吐吐舌头。
原谅我颠颠倒倒。我想告诉你，那些日子如同锁着的箱子，黝黑而混乱。连同每天轮换的昼夜，我难以分清现实与梦境。从客厅到厨房，从阳台到卧室，从《瘟疫之夜》到《奥尔滕西亚》，走着走着就走进了梦里，走着走着又走回了现实，走着走着就看到了我自己，装着不认识似的挡在我面前。
意识就这样随意出走，飘浮。我相信蒲松龄是这样，奥尔滕西亚是这样，宫雨是这样，油宝是这样。其实大家都一样，区别在于嗑药与不嗑药、感染与未感染、原发与继发。总有一天，意识不只存储在碳基生物内，它会被剥离出来，存储地小小的硅基芯片里。宫雨说，你不仅是文学家。她笑我肤浅，我没有怼她。当绿孩子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我相信她一定会明白。
我总是忍不住打开《奥尔滕西亚》，那个玩偶乘机跑出来，跟在我后面走来走去，一路留下苦涩的橡胶味。她说，玛利亚把刀插进了她的胸膛，她透明的血液如同水银一样喷泻而出。但是，她无法杀死她，也无法阻止她丈夫的背叛。她的日子丧魂落魄，一塌糊涂。尽管我们相隔百年，但是痛不欲生却是一样的，不因时间流逝而有丝毫衰减，就像大地上的陨石坑，伤痕仍在，触目惊心。奥尔滕西亚向我展示了狭长的伤口，要我为她缝合。
我告诉她，缝合你的伤口，不要找我，我做不到。我仍混乱，还有忏悔，还有无边无际的疼痛。我对她说，去明格尔岛吧，找努里帕夏，他是奥斯曼帝国医术精湛的医生。奥尔滕西亚哭着问，明格尔岛在哪里？我告诉她，就在我的书桌上，就在《瘟疫之夜》里，随便哪一页，你都能找到他。我翻开。她把手伸进去，然后一点点融化，变成了五个铅字，奥尔滕西亚。就像一条黑蜈蚣，在字里行间穿梭。很快，她又带着惊恐跑出来。她对我说，太恐怖了，里面全是焚烧的落尘，捡尸的马车，当街的抢劫，卑鄙的暗杀和死亡的幽灵。她说，我不想被隔离，我只想找到努里医生。我说，怪我大意了，我不应该让你从中间进去。我翻到最后一章，告诉她，这里，鼠疫早已结束，人间早已安定，努里夫妇定居在香港，你一定能找到他。
宫雨爬起来问我，你在和谁说话？
我把书藏起来，告诉她，我在自说自话。
她说，我听见了女人的声音。
我说，那是你白天的回声。
她走到我房间，停在我面前，就像一尊衣袂飘飘的女菩萨。
今天的药吃了吗？她问。
她的鼻子嗅了嗅，怎么有香水味？
我不承认，我指责她的鼻子出了问题。
她掀开我的被子，看到躺在我身边的是一副人体骨架。
几天之后，我突然想起奥尔滕西亚，担心她感染了鼠疫，大腿根和腋窝里的淋巴结就会挨上一刀。我赶紧关上门，打开《瘟疫之夜》，她居然从最前面跑了出来。她指责我，你这个骗子，我差点死在里面了！
我大惊，怎么会这样？她说我讲给你听。我说，到被子里来讲，小声点，隔墙有耳。
……在香港，我找到了努力医生。他很惊讶，你从哪里来？我告诉他，我是乌拉圭人，我住在你的隔壁，一本以我名字命名的书里。他更惊讶了，并不相信我说的，以为来了一个疯子。他不知道自己也在书里，好吧，没必要点破，没必要徒生事端。他告诉我还是想回伊斯坦布尔，这是他妻子一生的夙愿。我告诉他，我刚从你的未来回到这里，多年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瓦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一切都变了，你们再也回不了伊斯坦布尔了。那么，我们就困在这里，接受英国人的殖民？我告诉他，下一站，法国，你们会搬去法国居住，直到风烛残年。那也是我的母国，我也想回去呢。在生命的最后一站，你和公主会前往日内瓦，和你的外曾孙女团聚。然后呢？他问。没有然后了，你们肩挨着肩坐在日内瓦酒店的房间，透过窗子看早上九点开始的喷泉表演，等着太阳落在远方的勃朗峰下。努里医生陷入了沉思，他不仅是医生，身份就是他的原罪。从明尔格岛独立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背叛了祖国，被驱逐和被流放就已注定。他们正有前往法国的打算，而我给出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努里觉得是合理的，所描绘的晚景也是令人向往的。努里友善地笑笑，然后查看我的伤口，他说，伤口可以缝合，悲伤不能。
离开努里医生，我本想回到乌拉圭，可是找不到出口。大街上全是趾高气扬的英国人，我讨厌他们，他们曾经也是乌拉圭的殖民者。（我提醒她，你也是强盗的后代。她说，所以，我也讨厌我自己。）一个英国警察骑着马追我，我只能逃，决不能落到他们手里。一脚就从香港踏进了明格尔岛。我沿着时间线溯流而上，闯入了死亡最严重的时期。如你所知，瘟疫总是伴随着阴谋。阴谋就是我背后无时不在的一双眼睛，又英俊又狡诈的密探马沙・埃芬迪。（她背后是马沙，我背后是鬼夜幽灵，这两个鸟人难道是异国兄弟？）密探是没有好下场的，那时他已被人杀死。当我继续往前逃，他又活过来了。他跟踪我，如影随形。天黑之后，我看到总督眉头紧锁地走在街上，很快便被一间屋子吞没。我凑近窗口。总督对着女人说，疫情失控了，马上要封岛，我给你弄到一张船票，你逃走吧。女人搂着他，吻他的手，吻他的脸，脱光了总督的衣服。她告诉他，她不走，他在哪里她就在哪里。他还想说，她不让。他们滚在床上，如两条蛇。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他在岛上唯一的情人。（他们让我想到了“天恕嬷嬷”，他们老了，早就滚不动了。）我想起奥拉西奥，我的情人，他最终抛弃了我，选择了另一个玩偶。抛弃也就罢了，他居然让制造商复制了无数个我，出售给满大街的男人，为什么？我说，渣男就是你的宿命。
马沙仍在跟踪，我逃进了锦绣宫大酒店。在疫情分析室的隔壁，防疫队长卡米尔和他的新婚妻子泽伊内普正厮守在床上。他一边喘着一边向她承诺，疫情一结束就去伊斯坦布尔。但是，我已知道，这个愿望终究是落空了。这个全岛最美的女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压在她身上的男人即将成为明格尔共和国第一任统帅。而此刻坠入爱河，誓言要去伊斯坦布尔的男人，也绝对没有想到，很快他们将双双死于这场鼠疫。他们至死都没有想到，引发死亡的竟是一把梳子，泽伊内普回娘家拿梳子时不幸感染了病毒。她牵挂母亲，而母亲送给她的正是死亡门票。
死亡等着他们下床。看着他们就在死亡之上最后一次拥抱和亲吻，我终于确认爱情是悲壮的，我赞同你说过的话“爱情是毒药”，甚至，偷窥别人的爱情也会遭殃。密探马沙・埃芬迪（不，该是马沙・吴邪子）一把揪住了我，把我扔进了总督府地下的监狱。监狱里关满了抢劫犯、暴动犯、政治犯，拒不执行封闭令的、试图逃跑和挑事的、制造谣言和恐慌的、哄抬物价的、私通外国使馆的，还有不少疑似患者，剩下的就是数不尽的老鼠，以及刚刚被抓进来的难以归类的我。犯人们向我围过来，捏捏我的手臂、脸蛋，拿鼻子在我头发上闻闻，在我胸脯和屁股上抓来抓去，口中发出奇怪的啧啧声，他们交换着奇怪的目光。我害怕得缩成一团，体内的水温降至冰点，几乎凝固成一个冰雕。你知道吗？救我的居然是老鼠，它们从地狱里蹿出来，就像草原上奔跑的野兽，犯人纷纷躲开。就在此时，监狱发生了暴动，大门已被打开。随着人流我一路狂奔，书页被我翻得哗哗乱响。离篇首不远的海湾停着一艘大船，悬挂着奥斯曼帝国的旗帜，身后就是风景如画的明格尔岛。我上了船，竟然又遇到了努里夫妇。帕克泽公主优雅地站在船头，挽着努里的胳膊，吹着傍晚的海风。我惊魂未定地告诉他们，千万别去明格尔岛，那里是人间炼狱。他们狐疑地看着我，努里问我是谁？我说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赶紧调头，继续驶往中国。（中国才是他们本来要去的地方，1910年的鼠疫正等着他们。）他们说，苏丹的改道命令怎可违抗？我们要去寻找杀害帕夏的凶手，组织人们对抗鼠疫，这是命令，也是使命。我无法阻止，只能告诉他们，鼠疫最终会结束，明格尔岛会独立，公主会成为明格尔共和国的第三任统帅，一个人人景仰的女王，但是，这意味着背叛，你们将永远无法回到伊斯坦布尔。他们相视一笑，觉得我是疯子，然后从我身边返回船舱。在狭小的房间里，他们又一次享受新婚宴尔的鱼水之欢，努里掀起了巨大的海浪，从晨曦初现的天边滚滚而来，最终拍打在“阿齐兹耶”号蒸汽船的甲板上。我来到第一页，看到一座丰碑矗立在白茫茫的旷野之中，碑文有两段：
从来没有一位当代作家去翻阅故纸堆，去书写一部关于瘟疫真相的历史。——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约婚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