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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是往上走的。
他站在电梯里，手攥着公文包的带子。包是旧的，磨破了角，里面的纸露出一角——那是他昨晚又誊了一遍的计划书，第八份。字是他自己写的，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生怕人家看不清。写完的时候天快亮了，他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侯脸上印着纸的褶子，一道一道的，像犁过的地。
电梯上的数字跳着。1，2，3，4，5，6，7，8，9。
他数着。数到9的时候，电梯停了。
门开。走廊里铺着地毯，深灰色的，厚得踩上去没声音。他走了两步，又退回来，低头看自己的鞋。鞋是解放鞋，绿色的，沾着泥点。泥是昨天的，从村里走到镇上，从镇上坐车到县城，一路的泥都沾在鞋上。他抬起脚，在走廊的地毯边上蹭了蹭。蹭下来一点干了的土，落在地毯上，白的，像一小撮灰。
他看了一眼那撮灰，想弯腰捡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
前面有人来了。穿制服的，女的，笑着问他：“请问是百里先生吗？陈总在等您。”
他点点头。手又攥了攥公文包。
那女的领着他往前走，走到走廊尽头，推开一扇门。门是木头的，深色，光可鉴人，能照见人影。他经过的时候看见自己站在那木头里——矮的，驼的，脸上沟壑纵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工装的袖口磨出了毛边，毛边上一圈白。
他移开眼。
进去。
办公室很大。比他家的房子还大。地上铺着地毯，深灰色，厚得他每走一步都觉得往下陷。靠墙是一排书柜，玻璃门，里面摆满了各种书，一本一本的，书脊朝外，整整齐齐，像码好的砖。窗边是一张办公桌，大得能躺下几个人，桌面光洁，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台电脑，一个笔筒，一盆绿植。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人。
那人靠着椅背，翘着腿，手里拿着一根雪茄，没点。头发梳得光光的，往后背着，抹了油，亮亮的。衬衫是条纹的，蓝白色，领口敞着，露出脖子上一条金链子。
他姓陈，县城里人都叫他陈总。
“老百来了。”陈总没起身，手往对面的椅子一指，“坐。”
他走过去，坐下。椅子是皮的，软到怀疑人生，一坐就往下陷，像刚弹的棉花，像坐着空气。他往前挪了挪，坐直，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公文包的角磨破了，里面的纸又露出一点。
陈总盯着他看。那眼神他说不上来是什么——是打量，是估摸，是看一头牲口值多少钱的那种看。看了三秒，陈总把手里的雪茄往桌上一扔，笑了。
“老百啊，你这是第几回了？第六回？第七回？”
他张了张嘴。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有点哑：
“第八回。”
“第八回。”陈总重复了一遍，点了点头，“八回了。老百，你这股劲儿，我服。真的，我服。”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没说。
陈总伸手，他赶紧打开公文包，把那份计划书抽出来，双手递过去。陈总接过去，没看，放在桌上，用手指点了点。
“老百，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不是我不帮你，也不是我不支持家乡建设。乡里乡亲的，能帮我肯定帮。”陈总顿了顿，拿起桌上的雪茄，在手里转着，“但你这计划书——太土了，知道吗？土得掉渣。”
他低着头，盯着自己膝盖上的公文包。
“‘乡土文化体验中心’。”陈总念着计划书上的字，念一个顿一下，“‘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还配套希望小学。老百，你告诉我，这玩意儿能挣钱吗？能挣快钱吗？”
他抬起头。
“陈总，我不是为了挣钱——”
“我知道我知道，”陈总摆手打断他，“你是为了乡亲们，为了孩子，为了那块地。老百，你这心思我懂，真懂。但生意是生意，情怀是情怀。你知道现在风口在哪儿吗？”
他不知道风口是什么。只知道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夏天坐着乘凉的人，冬天晒着太阳的人。那些人一年比一年少。
“风口是互联网！”陈总把雪茄往桌上一敲，“是区块链！是快钱！老百，你那一套，投入大，见效慢，风险高。回报率？十年都收不回成本！拿什么吸引投资？靠情怀？”
他没说话。手指下意识地捻着裤缝。工装裤洗得发白了，布料硬邦邦的，捻起来沙沙响。那条裤缝被他捻了无数回，捻得毛了，毛边一圈又一圈白的。
陈总拿起那份计划书，翻了翻。翻到最后一页，停了一下。
“老百，这上面写的预算，你算过吗？”
“算过。”
“三十万？”
“三十万。”
陈总把计划书往桌上一扔。纸落在光洁的桌面上，啪的一声，很响。
“三十万，你知道三十万在我这儿能干什么吗？一顿饭，两瓶酒，一个晚上的应酬。”陈总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老百，你让我投三十万到一个十年回本的破项目里，你当我是什么？慈善家？”
他看着陈总的背影。窗外是县城的天，灰蒙蒙的，看不见云。
“我不是要您做慈善……”他说。
陈总转过身。
“那你要什么？”
他张了张嘴。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咽不下去，吐不出来。他想说那些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的山路，想说那些趴在用砖头垫着桌腿的破课桌上的娃娃，想说那些世代守着贫瘠土地、眼里只剩下麻木的老人。想说这些不是“项目”，是人的命。
但他什么都没说。
陈总走过来，拿起那份计划书，揉了揉。
不是折，是揉。两只手把纸攥在中间，用力一攥，纸就皱了。再一攥，就皱了。再一攥，成了团。陈总举着那个纸团，对着他，然后手一挥，纸团飞出去，砸在办公桌边缘，弹了一下，落在地上，滚了两圈，停在他的皮鞋前面。
他盯着那个纸团。
伤痕累累的躺在地毯上，深灰色的地毯衬着它，像一个死掉的鸟。
他愣在那里。
三秒。
三秒里他什么都没想。没有愤怒，没有失望，没有想哭的冲动。就是看着那个纸团，看着它从桌边滚到地上，看着它停在那，看着它身上的褶子一道一道的，像他脸上的皱纹。
第三秒的时候，他听见陈总在说话。
“老百，不是我绝情。你回去再想想，搞点实际的，来钱快的。现在什么最火你知道吗？养生！保健品！老年旅游！你搞那个，我投你。”
他站起来。
膝盖嘎嘣响了一声。坐太久了，坐僵了。他弯腰，去捡那个纸团。
手指触到纸的瞬间，他停住了。
不是因为纸，是因为纸旁边有一样东西。
那张纸是从一个孩子手里来的。
他认得那纸。那是从图画本上撕下来的，边缘不齐，有锯齿。纸上的画是用蜡笔画的——红的是屋顶，黄的是墙，蓝的是窗户，绿的是门前的草地。屋顶上有一面红旗，歪歪扭扭的，但红得特别鲜。房子旁边站着几个小人，手拉着手，画得圆圆的头，大大的眼睛，笑弯了的嘴。
画的下面有一行字。铅笔写的，一笔一划，写得特别认真：
“百叔叔，这是我们画的新学校！有红旗！有操场！我们等你！”
落款：李家坳小学 全体娃娃
他盯着那幅画。
盯着那面红旗。红旗是歪的，但红得特别鲜。盯着那个操场。操场是绿的，绿得像春天的麦苗。盯着那些小人。小人的眼睛大大的，笑着，看着他。
他的手指从纸团上移开，移到那幅画上。
指尖触到画的边缘，触到纸的毛边，触到蜡笔涂过的地方。那些地方是涩的，一粒一粒的，颜料堆在上面，摸上去能感觉到颗粒。他顺着那些颗粒摸过去，摸过红色的屋顶，摸过黄色的墙，摸过绿色的草地，摸过那面歪歪扭扭的红旗。
摸到那行字的时候，他停住了。
“百叔叔”。
那三个字他认得。是狗娃的字。狗娃是他看着长大的，爹在外面打工，娘改嫁了，跟着奶奶过。狗娃写字不好看，一笔一划都是歪的，但他写得特别用力，纸都戳破了。这个“叔”字，那一捺拖得特别长，拖出了格子，拖到了画上。
他盯着那个拖长的“叔”字。
三十年前，也有一个孩子写过“叔”字。
那孩子是他自己的。三岁……，男孩，发高烧。村里没有卫生所，去镇上要翻三座山。他抱着孩子跑了一夜，跑到镇上天都亮了。医生看了一眼，说，晚了。
孩子死在他怀里。死之前叫了一声“爸”。不是“叔”，是“爸”。
他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件事。三十年了，没人知道。
现在他看着狗娃写的那个“叔”字，那个拖得特别长的一捺，忽然觉得那笔画不是写在纸上，是写在他心上的。一笔一划，刻进去。
他不知道自己跪了多久。
只知道回过神来的时候，陈总还在说。说什么他没听清，只听见“风口”“快钱”“回报率”几个词，一阵一阵的，像远处传来的闷雷。
他把那张画折起来。
折的时候手在抖。不是抖，是颤——老了，手不听话了。他折了两折，三折，折成一个方块，然后拉开工装上衣的领口，把那个方块塞进胸口的内袋里。内袋贴着心，画也贴着心。
塞进去之后，他用粗糙的手掌在外面按了按。按着的时候，能感觉到画在里边，硬硬的，热热的，像一颗活着的心脏。
然后他才弯腰，去捡那个纸团。
纸团已经被他压扁了，皱成一团，但还能展开。他用手一点一点地展，展平，把那些褶子抹平。有些褶子抹不平，一道一道的，像犁过的地。他就让那些褶子在那，把纸叠好，放回公文包里。
站起来。
膝盖又嘎嘣响了一声。他转过身，看着陈总。
陈总已经坐回椅子上，手里又拿起那根雪茄，对着他晃了晃。
“老百，想通了？下次带个新项目来，我请客。”
他没说话。
他看着陈总，看了三秒。三秒里他想了很多，又什么都没想。然后他转过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张办公桌。桌上摆着一份文件，封面印着几个字：诺亚集团季度财报。那几个字他认不全，但“集团”两个字认得。县里人都说诺亚是大公司，有钱，有背景，连县长都要给面子。
他看了一眼，没再看。
推门出去。
走廊里还是那条深灰色的地毯，厚得踩上去没声音。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解放鞋踩在地毯上，一点声音都没有。走到电梯口的时候，他按了向下的键。
电梯来了。门开。
他走进去。电梯往下走。他看着门上那些数字跳，9，8，7，6，5，4，3，2，1。
数到1的时候，门开了。
走出大楼，外面的天是灰的。不是要下雨的那种灰，是闷的灰，压着的灰。他站在门口，抬头看。什么也看不见。
他往车站走。
走了两步，有什么东西落在脸上。又凉又热。
雨。
很小的一点，像针尖，扎在脸上。然后又一点，又一点。然后多了起来，密密麻麻的，落在脸上，落在头发上，落在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上一滴，两滴，三滴，很快工装就湿了一片。
他没带伞。
他就那么走着，淋着。雨水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流，流进脖子里。他用手抹了一把脸，抹下来的水是浑的，混着脸上沾了一天的灰。
走到公交站台的时候，他停下来。
站台上有人在等车。一个女孩，二十多岁，背着个大背包，低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他看了她一眼，没看清脸。她上了一辆刚来的公交车，车门关上的时候，她往窗外看了一眼。
他没在意。
他站在站台上，等着他的那一路车。
雨越下越大了。站台有顶棚，但顶棚是漏的，雨水从破洞里漏下来，砸在地上，溅起水花。他往后退了一步，背靠着站台的柱子。柱子是冰的，铁的，暴晒的凉意透过工装钻进后背。
他从胸口掏出那张画。
打开。雨水滴在画上，一滴，两滴，三滴。那面红旗被雨洇开，红色从旗子边缘往外渗，渗进纸里，渗成一朵红云。他用手去挡，挡不住。雨水从指缝漏进去，一滴一滴，砸在那行字上。
“百叔叔”——“叔”字那一捺被水泡了，泡得边缘模糊，像要化开。
他赶紧把画折起来，塞回胸口。塞进去的时候，画是湿的，贴着皮肤，凉。但很快就被体温捂热了，热了之后又有点烫，像一颗烧着的心。
车来了。
他上车，找座位坐下。靠窗的。窗玻璃上全是雨水，流下来，一道一道的，把窗外的世界切成一片一片的。他看着那些切开的画面，看着那些画面里的楼，人，车，树，一个一个地往后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后视镜里。
他不知道，刚才那个上车的女孩，就是肖可爱。
他不知道，他们擦肩而过的那一秒，命运已经把这六个人放在同一条线上。
他不知道，三天之后，他们会在一座破庙里，第一次真正地看见彼此。
他只知道，胸口那张画还在。湿，凉，烫，热，一直在那。
他把手按在胸口，按着那张画。
窗外，雨越下越大。天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