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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的太阳很毒。
我永远记得那个日子，不是因为它在日历上的位置，而是因为从那一天起，我的人生被生生撕成了两半——之前和之后。
那天早晨，母亲照例起得最早。我在睡梦中听见她在院子里扫地的声音，唰啦唰啦，不紧不慢。妹妹还在屋里睡着，她才三岁，睡觉不老实，总是把被子蹬到地上。父亲已经出门了，去龙王庙新村的宅基地上看着，今天要打地基。
我家要在龙王庙新村盖新房了。
那是一桩大事。老村子在山沟里，交通不便，一到雨季路就冲垮。前几年政府规划了新村，家家户户往出搬。我们家分到了宅基地，在龙王庙，靠着大路，离镇上近，孩子上学也方便。
父亲攒了五年的钱，又借了一些，终于凑够了买砖的钱。他说，今年无论如何要把房子盖起来，搬到新村去。妈妈跟了他二十多年，不能让她一直住在山沟沟里。
我那时候二十三岁，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在工地上搬过砖，在厂里拧过螺丝，在饭店后厨洗过盘子。后来回了家，帮着父亲张罗盖房的事。家里有一辆农用三轮车，七成新，父亲用来拉粮食拉肥料，农闲时也给村里人拉拉货，挣个油钱。
那天早上，我们要去山沟里拉石头。
老家的规矩，盖房打地基，要用石头垫底。山沟里有的是石头，祖祖辈辈盖房都是从那沟里拉。父亲说，趁早去，太阳还不毒，多拉几趟。
母亲不放心，说要跟着去，帮着装石头。妹妹本来要留在家里让奶奶看着，但她看见母亲上车，就哭闹起来，伸着两只小手要跟着。
“妈去一会儿就回来，你跟奶奶在家。”母亲哄她。
她不听，哭得撕心裂肺，小脸憋得通红。
母亲看了看父亲。父亲看了看我。
“带上吧，”我说，“路不远，让她在车上坐着，又不碍事。”
母亲把她抱上车斗，搂在怀里。妹妹立刻不哭了，脸上还挂着泪，就开始笑了。
她穿着那件粉红色的小褂子，扎着两个羊角辫，一笑露出几颗小米牙。
“哥，坐车车。”她冲我喊。
我摸了摸她的头，上了驾驶座。
如果我知道那天会发生什么，打死我也不会让她们上车。
但我不知道。
三轮车突突突地开起来，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土路，往山沟里去。
从新村到老村，从老村到山沟，这条路我太熟悉了。小时候上学走这条路，长大了打工回来也走这条路。路不宽，坑坑洼洼的，两边是庄稼地和荒坡，坡上长满了酸枣棵子。
妹妹在车斗里唱歌。她唱的是幼儿园里学的儿歌，词也记不全，调也跑得厉害，但她唱得可起劲了。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
我透过后视镜看了她一眼。她坐在母亲怀里，两只小手在空中比划着，阳光照在她脸上，照在她那件粉红色的小褂子上。
母亲低头看着她，也在笑。
我收回目光，继续开车。
那一刻，我觉得日子挺好的。家里要盖新房了，搬到新村去，离镇上近，做什么都方便。妹妹才三岁，活蹦乱跳的，将来能在新村的小学念书，不用像我们小时候那样，走十几里山路去上学。
我不知道，再过十分钟，这一切都会消失。
出事的地方叫观音堂。
那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弯道。早年那里有一座小庙，供奉观音菩萨，庙名也由此而来。老人们说，路过观音堂要小心，那地方不干净。
我不信那些。
但那天，我的三轮车偏偏在那个地方出了事。
那是一段连续下坡，坡陡，弯急。我挂着一档，慢慢往下溜，不敢开快。下到半坡的时候，我踩了一脚刹车，想控制一下车速。
刹车没了。
我又踩了一脚，还是没反应。
心猛地沉下去。我拼命踩，一下，两下，三下，刹车像死了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
车速越来越快。
“哥，慢点开。”妹妹在后头喊。
我没法回答。双手死死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面的路。坡底下是个急弯，弯过去就是山沟，能听见沟底溪水的声音。
我拉手刹，没反应。
我试着挂倒挡，齿轮发出一声怪叫，车晃了一下，速度没减。
弯道越来越近。
“哥——”妹妹的声音变了。
母亲在后头喊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
我拼命打方向，想让车往崖壁上蹭，靠摩擦力停下来。但车速太快，方向根本不听使唤。
弯道到了。
那一刻，我眼里只有那面山岩。
然后是一声巨响。
然后是黑暗。
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
醒来的时候，我在一个白色的世界里。白色的墙，白色的灯，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被子。我动了一下，全身都在疼，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有人按住了我的手，是护士。
“别动，你在医院。”
医院。我愣了几秒，然后想起来了。
观音堂。下坡。刹车失灵。山岩。
我妈。我妹妹。
“我妈呢？”我喊出来，嗓子像被砂纸磨过一样，又干又疼。“我妹妹呢？”
护士没说话，只是按着我，让我别激动。
后来我才知道，她们都在这个医院里。重症监护室。母亲和妹妹，一个在六楼，一个在八楼。
而我，在五楼。
三轮车当场报废了。后来父亲去看过，说车撞成了一堆废铁，拖到废品站，卖了三百块钱。
那之后的记忆是碎片化的，像被人打碎的镜子，每一片都锋利，都割人。
我记得医生跟我说话，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记得护士给我打针，扎了一次又一次，说我的血管太细。我记得有人来探视，是村里的干部，还有几个邻居。我记得父亲来了，他站在我床边，一句话都没说，就那么站着。
他瘦了。才几天时间，他瘦了一大圈，眼睛凹进去，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我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堵着东西，说不出来。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从我这里出去，又去了六楼，去了八楼。他在重症监护室外面站着，隔着那道门，站了很久很久。
那扇门他进不去。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他只能在那个时间段进去，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站在床边，看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人。
母亲和妹妹，一个六楼，一个八楼。他每天在这两层楼之间来回跑，跑了一遍又一遍。
妹妹那么小，身上插满了管子，躺在那张大大的病床上，像一只受伤的小鸟。
钱的事，他没跟我说。后来是别人告诉我的。
重症监护室一天的费用，母亲那边要七八千，妹妹那边也要五六千。两个人加在一起，一天就是一万多。
我家那点积蓄，三天就花光了。
父亲开始借钱。亲戚，朋友，邻居，能借的地方他都去了。借来的钱，三五天又没了。
他再去借。
后来实在借不到了，他回来找我。那天他坐在我床边，低着头，声音沙哑。
“娃，爸没办法了。”
我看着他的头顶，那里有很多白头发。以前没有的，至少没有这么多。
我说：“爸，咱还有啥能卖的？”
他想了想：“三轮车废了，卖废铁也卖不了几个钱。家里那点粮食，还没收呢。房子……”
他说到房子，停住了。
我们家的房子，老村山沟里的那三间土坯房，准备拆了搬到新村的那三间土坯房。
“房子能卖吗？”我问。
他没回答。
后来我才知道，他去问了，没人要。那房子太破了，卖不出去。再说，那是老村，人都往新村搬，谁还买老村的房子？
那个夏天，我们一家四口，三个人躺在医院里，一个人在外面四处借钱。
我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只记得病房里的白炽灯永远亮着，白天晚上都亮着，让人分不清时间。我只记得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连呼吸都是苦的。我只记得窗外的蝉鸣，一声接一声，吵得人心烦意乱，却又无法抗拒。
有一天晚上，我终于能下床了。我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窗边，往外看。
楼下是一个小花园，有几个病人在家属的搀扶下散步。再远一点，是城市的灯光，红的绿的黄的，明明灭灭。
我看了很久。
然后我想，跳下去会怎样？
这里是五楼，跳下去应该能死。死了一了百了，不用再想钱的事，不用再想以后的事，不用再面对这一切。
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挥之不去。
我站在窗边，站了很久。
后来护士进来了，把我扶回床上。她说什么我没听清，我只是躺着，盯着天花板，一夜没睡。
那之后，那个念头时不时就会冒出来。
在医院的每一天，我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是我开的车。是我让母亲和妹妹上了车。是我害了她们。
如果不是我，母亲不会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妹妹也不会。父亲不会四处借钱，我们家不会变成这样。
一切都是我的错。
有一天，我终于见到了母亲。
那是她转出重症监护室的第三天，转到了普通病房。我终于可以去看她了。
我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她的病房。推开门，我看见她躺在床上。
她的左腿没有了。
我站在门口，愣住了。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没有了，是还在，但永远不能动了。车祸伤到了神经，再加上后来的骨髓炎，那条腿彻底废了。
母亲看见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么虚弱，那么苍白，但她还是笑了。
“没事，”她说，“妈没事。”
我走过去，跪在床边，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那是出事之后我第一次哭。
母亲的手放在我头上，一下一下地摸着。
“没事，没事，”她说，“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
人活着，就有希望。
那时候我不信这句话。
妹妹比我伤得重。她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两个月，出来的时候，整个人瘦得脱了形。
我去看她。她躺在病床上，眼睛大大的，看着天花板。她看见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她的嗓子坏了，车祸中伤到了声带。医生说，恢复的可能性不大。
她才三岁。她还没学会几首歌，还没上小学，还没过过几次生日。
她看见我，伸出一只小手，冲我比划。
那是她要抱抱的意思。
我走过去，轻轻抱起她，那么轻，像抱着一片羽毛。
她把头埋在我怀里，一动不动。
没哭。一声都没哭。
只是后来，我再也没听她唱过那首“小兔子乖乖”。
那一年，我们一家四口在医院里过了年。
除夕夜，病房里很安静。窗外有人在放烟花，砰砰的响声传进来，五颜六色的光映在玻璃上。
父亲买了几个饺子，用饭盒装着提来。我们围坐在母亲床边，就着饺子，过了那个年。
父亲举起一次性杯子，里面是白开水。
“来，”他说，“咱们碰一个。”
四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轻微的响声。
“新年好。”
那是我听过的最沉重的新年祝福。
年后，情况慢慢好转。
母亲出院了，妹妹也出院了。但她们都需要继续治疗，尤其是母亲的骨髓炎，医生说可能要治很多年。
债已经欠了三十多万。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父亲没说什么，只是更拼命地干活。他去工地上搬砖，去地里帮人收庄稼，去镇上扛货。只要能挣钱的活，他都干。
有一天晚上，我听见他和母亲说话。
“累吗？”母亲问。
“不累。”他说。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只要一家人都在，就不累。”
我在隔壁屋听着，眼泪流了下来。
那时候我还是不想活。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没有我，他们会不会过得更好？
但我不敢死。我怕我死了，他们会更难过。
我就那样活着，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
见人不想说话，不愿去人多的地方，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一天地发呆。
新村的房子不盖了。宅基地还空着，长满了荒草。
我们一家还住在老村的山沟里，那三间土坯房里。下雨的时候，堂屋的西北角还要摆上盆盆罐罐接漏雨。
每次经过那块空着的宅基地，我都低着头，不敢看。
每次路过观音堂，我都不敢扭头。
那个弯道，那面山岩，还在那里。只是再也没有三轮车，再也没有那天早上的太阳。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