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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年底，党明山一家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这个一家人已经暂住了十年有余的半个院子，最终真真地是自个家的了，全家再也不用担心会流离失所了，每个人的脸上又开始绽放出了久违的笑容。
买完房后，党明山一家又一贫如洗了。尽管如此，全家人对未来还是满怀希望，心里又开始盘算着怎样娶媳妇过门，怎样努力地还债了。虽然房子已经买到手了，可是，这三间屋子年久失修，屋顶椽上面覆盖的芦苇编的箔子早已经摰（nie）了，如今房子不是这儿漏雨就是那儿掉泥，要想安稳地住下去，不彻底地大修一遍是不行的了，因此，全家决定年后挣到钱后，先把房子修一下。
1972年惊蛰过后，党明山父子俩又开始在窑场忙碌起来了。因为瓦的整体需求不大，窑场去年烧的蓝瓦还剩下不少，而烧的青砖已经所剩无几了，因此，生产队安排党明山父子俩都先倒砖坯，等瓦卖得差不多的时候再让党永贵接着括瓦。这时候，天气已开始变暖和了，泥土也开始解冻了，可太阳还是不够给力，一天倒的砖坯几天才能晒干。放在往常，父子俩胳膊抡圆了干的话，一天下来就能倒两千砖坯，现在，由于晾晒砖坯的场地有限，父子俩不得不放慢倒砖坯的速度，每个人一天最多只能倒六七百，再加上贵如油的春雨时不时地耽误一下，一个月下来，两个人就只能倒一万多一点，月底也就分六、七块钱的现金补助而已。
五月初，生产队把四月份的现金补助给党明山一家结算了，和三月份的补助加起来大约十来块钱了，党明山一家便决定趁着天气好，生产队地里也不太忙的时节，赶快把房子修理一下。
此时，村里不论谁家盖房还是修房，除了必须掏钱请的匠人外，工匠的活一般都是族人和亲戚免费给帮忙干，只要主家把饭管上就行。在开工前，党永贵提前给几个伯叔兄弟打好了招呼，让大家提前给生产队请好假。基于此时约定成俗的规矩，社员们谁家盖房或修房，或帮亲戚家盖房修房，只要向生产队请假，生产队一般都会爽快地批准，只是请假期间，队上既不记工分也不扣工分而已。
修房得请瓦匠，党明山的大女儿彩凤的女婿段心宽便是现成的瓦匠，党明山便吩咐儿子党永贵骑自行车到大姐家给大姐夫段心宽打了招呼，并定好了修房的日子。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1942年，党明山从甘肃返回陕西时，狠心地把自己不到两岁的亲生儿子送了人，并把当时只有七岁的亲生女儿彩凤托付给自己姐姐党变琴后，便投奔了四川广元的渭南老乡了。后来，彩凤还是在党明山的二达党树堂一家人的照看下才嫁了人，男人段心宽是个身材高大的瓦匠。等到1960年党明山因病回到党家原村的时候，女儿彩凤和自己男人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大儿子就比小永贵小一岁。因为党明山自从彩凤七岁起就再也没有管过彩凤，导致彩凤被自己亲叔叔党明水骗得卖了人，受尽了折磨，还被迫裹了小脚，因此，彩凤心中一直恨父亲党明山，恨父亲党明山只管生不管养，恨父亲党明山多少年对自己不管不顾，恨父亲党明山多少年不回家，导致自己多年来无父无母，心中老感觉低人一等，有苦也无处诉说。基于这个原因，党明山一家三口回到党家原村后，彩凤因为心中与亲生父亲党明山不亲，除了逢年过节礼节性地回趟娘家外，平时不怎么走动。
尽管彩凤的心中一直有气，可党明山毕竟是自己的亲爸，自己又能怎么样呢！况且父亲回家后，自己不再是无父无母的人了，在婆家也能稍稍地抬起头来了。此外，自己还有了母亲、妹妹和弟弟，虽然母亲是后母，弟弟妹妹也不是亲的，而且这个弟弟比自己大儿子也大不了多少，可是，无论如何，自己妈家总算是有人了。平时不回妈家还好说，可逢年过节不去一下就有点说不过去，彩凤便只好过节时和男人带着小孩去一下妈家。而孩子们一听说要到渭家都很高兴，特别是年幼的二儿子禄娃，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破渭家，尽管渭家吃没啥吃的，住的也是破破烂烂的，就这样的条件，禄娃到渭家后居然还闹着不愿意回家，总要在渭家熬上几天。每次走完妈家要回家了，彩凤起身拉禄娃回家时，禄娃总是哭着闹着赖在地上拉不起来，气得彩凤总要在禄娃的股子搧上几巴掌。看着外孙哭闹着想在自己家里呆，党明山便只好劝说女儿道：“哎呀!彩凤，快嫑打娃了，娃想耨（nou）这，那就叫娃耨上两天怕嗦嘛！等过几天娃耨够了，我给你把娃送回去或者你过来接，你看咋样？”彩凤见父亲这样劝说，就不再坚持了，由着二儿子禄娃在妈家待着。正是因为禄娃的原因，彩凤跟妈家的走动比往常多了起来。
在修房之前，按照大女婿段心宽的交待，党明山和儿子永贵提前买好了盖椽用的箔子和要换补的瓦片。一捆箔子8毛钱，三间厦房，四捆箔子就够了。修房子相对简单，先是安排几个年轻人搭着梯子上到房顶上，把瓦揭了，递给地上的人摞好，再把破损的箔子和箔子上抹的陈泥清理掉，彻底把椽露出来。之后，大家再把新买的箔子递到房顶上，由党明山女婿段心宽看着把箔子铺好并用薄木片压着钉紧到椽上，再接着，在箔子上抹上泥再压好瓦。修房期间，男人们帮忙工匠，女人们则帮忙做饭，总共用了三四天时间，房子就彻底修好了。
房子修好后，前鞍房子重新盘好了炕，党明山和老婆杨玉珍便住到了前鞍房子里，中间房子正式做了家里的灶火，党永贵则继续住在后鞍房子里。
尽管房子修好了，可借的账一时半会不可能还上，自然也就没法娶媳妇过门了。有心计的杨玉珍害怕夜长梦多，想尽了一切办法拉近自己和未过门的媳妇的关系，她时不时让党永贵请范淑芬来家里帮个小忙，比如，远在四川的娘家侄女给杨玉珍寄来几轱辘纱线，杨玉珍便请范淑芬过来帮忙，把纱线织成布；远在黄陵的女儿党凤英寄来几斤棉花，她便请范淑芬帮忙把棉花纺成线，虽然她自己早已经学会了纺线。每次范淑芬来家里，杨玉珍总是热情地给范淑芬煮个荷包蛋吃，走的时候，她还会把自己栽的枣树上打的已晒干的红枣给媳妇包上一些。
范淑芬是个聪明且敏感的女子，她心知这个未来婆婆有心眼，但心眼是好的，对自己的好也的确是真心实意的，因此，逐渐对婆婆产生了好感，并真心把婆婆当妈看待。
有一天，婆婆杨玉珍喊范淑芬来家里帮忙绣个东西，干活期间，范淑芬无意间闻到婆婆身上有种不该有的气味，她忽然想起来，有一次她来婆婆家的时候，恰好看到婆婆正在洗一条很长的黑布带子，洗带子的水盆里好像有血色。当时范淑芬没有多想，如今细想一下，婆婆是六十来岁的人了，早就不应该再有月事了，莫非婆婆得啥了病不成？范淑芬悄悄地对下工回家的党永贵说了自己的推测，建议党永贵带母亲杨玉珍去医院看一下。虽然党永贵不大懂女人的事情，可是他相信自己未婚妻的话，于是两人商量好一起带母亲杨玉珍先去离家近的许庄医院看一下，并做好了怕花钱不愿意去医院看病的母亲杨玉珍的思想工作。
去许庄医院那天，党永贵骑着自行车驮着母亲杨玉珍走在前面，未婚妻范淑芬骑着借来自行车跟在后面。到了许庄医院后，医生了解杨玉珍的病情后，说这病自己医院看不了，建议带老人到西安的大医院去看看。
回到党家原村后，党永贵向父亲党明山说了看病的情况和医生的建议，并说自己打算带母亲去西安看病。党明山表态说：“你妈的病肯定是要看的嘛！只是咱屋里接连办了几个事，已经没有啥积蓄了，现在我手上就只有队上刚刚分下的补助，还不到10块钱。我估摸这些钱连来回路上的沓杂都不够，更别说看病了！”
“那咋办？咱的亲戚都穷的很，而村里面，咱屋里买房的时候，几乎把能借钱的人家都借过一遍了，上次的钱到现在还没还上呢，这次咋好意再向人家开口呢？”党永贵说道。
“这还真是的，有点不好办！”党明山附和道。
听着老汉和儿子的对话，杨玉珍插话道：“哎呀!你父子俩嫑愁咧!我不到西安看病去咧，去了也不一定能看好，还不如把这钱省下来早点给贵娃把婚结了。”
“妈，你快嫑说了，你说这话揍嗦哩嘛！大不了我明儿个到大队信用站贷点钱，不就是认点利息嘛！”
所谓信用站，即农村信用合作社设在生产大队的分支机构。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在农村的网点就改成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简称信用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组织吸收农村存款，发放农业生产、生活贷款，并接受银行委托办理的农村金融业务，在干部调配、业务计划、财务审批等方面也受国家银行的管理。当时每个公社都有信用社，每个生产大队都设有信用站或者代办站，信用站有专门的驻站干部负责办理具体信贷业务。
第二天，党永贵便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铁庄大队信用站，找到信用站站干范大柱，提出自己想要申请贷款。范大柱便让党永贵先填一份贷款申请书。党永贵填好申请书后，把申请书递到站干范大柱手中，范大柱打眼一看，便说道：“哎呀！这还嘛达咧！你这贷款我还给你办不了。”
“那为啥嘛？”党永贵疑惑地问道。
“你要贷50块钱哩！我手里权限就只有10块钱，超过10块钱得韦庄信用社周主任批字。”
“那咱办？”
“走，你骑上你的自行车跟上我到韦庄信用社去一趟，我领你寻周主任批字。”
两人来到韦庄信用社后，范大柱把党永贵领到了信用社主任周朝阳的办公室。周主任一看党永贵还是个年轻娃，便问道：“你贷这么多钱打算揍啥哩？”
“给我妈看病。”
“给你妈看病？这么多钱，那你到时候拿啥还哩嘛？”
“我队上年底二次结算时，分下钱我就能还上。”
“你屋在哪个队上？”
“铁庄大队第六生产队。”
“你屋里在队上主要干啥哩？”
“我跟我爸给队上倒砖括瓦哩！”
周主任听党永贵说自己一家在生产队倒砖，他知道干这种副业有补贴，且有副业的生产队年底二次结算时分的相对也多，想着放贷风险不大，便在党永贵的贷款申请书上签了字。
拿到信用社的放款后，党永贵和站干范大柱谝闲传时，听说到西安看病和住旅社都需要有介绍信，便特意请大队文书帮忙开了份介绍信，介绍信上盖着大队的红色印章。
有了钱和介绍信后，党永贵便和未婚妻范淑芬商量好了出发的时间。出发前一天，党永贵除了提前准备了几个路上吃的馍外，还特意骑自行车到韦庄火车站看了一下火车发车时刻表和票价，韦庄火车站上午去西安的火车车程大概六七个小时，票价1块2毛钱。
出发去西安那天，三人一大早走路来到韦庄火车站，买好了去西安的火车票。坐了六个多小时的火车后，三人终于到达了西安火车站。出了火车站后，三人辗转找到了来过西安的邻居所说的光明旅社，光明旅社的工作人员看了党永贵的介绍信后，便给三人安排了住处。当时西安的旅社比较少，住宿条件都是大通铺，提供的被褥都有一股子的汗臭味。尽管这样，一个人住一晚上还要收8毛钱，而且住宿人员得听从旅社的安排，没有挑拣的余地，住宿地点有时还分不到一块。旅社给范淑芬和杨玉珍安排的住处离西安陆军医院相对较近，而给党永贵安排住处离西安中心医院稍近。于是，在晚上分开前，党永贵和范淑芬商量好一大早两人分头在两个医院挂号，范淑芬在西安陆军医院挂号，党永贵在西安中心医院挂号。
因为范淑芬晚上和婆婆杨玉珍住在一起，一起看病方便，自然介绍信便让范淑芬带着。范淑芬一大早起来便领着婆婆杨玉珍来到西安陆军医院，挂完号后，便排队等护士喊号。终于排到杨玉珍了，范淑芬领着婆婆走进了医生诊室。诊室里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军医，看完病，医生问杨玉珍道：“这女娃是你谁？”
“这是我女子。”杨玉珍耍了个心眼，没说是自己未过门的儿媳妇。
“是这，女子，你跟我到隔壁办公室去一趟，我给你说个事。”医生对范淑芬说道。范淑芬跟着老医生来到了另一间办公室，医生一进办公室便虚掩了门，接着问范淑芬道：“女子，恐怕你不是你妈亲生的吧？”
“不是嘀！”
“唉！乃就对咧！你妈这病一般都是没生过娃的女人才会得的。我给你说实话，你妈这病叫宫颈癌，俗称老年开花，治不好咧！估计最多还能活上半年。我看你们都是从乡下来的，挣钱不容易，我建议你还是嫑治了，治也是白花钱，干脆把这钱省下，叫你妈吃好喝好。”
听了医生的话，范淑芬有点茫然无措，便带着婆婆来到医院门口。没等多久，便等到了从中心医院赶到陆军医院的党永贵，党永贵听说医院没给母亲治病开药，便责怪范淑芬怎么不让医生治疗。范淑芬本身因医生说婆婆的病治不好而且活不长了就很伤心，此时又被党永贵责怪，一下子委屈地哭了起来。杨玉珍急忙批评儿子党永贵道：“你个瞎东西，你不知道嗦便胡乱埋怨人哩！我的病我知道，我就说我不想到西安来看病，你硬叫我来。”
范淑芬见婆婆批评党永贵，便用衣袖擦干了眼泪，忍着不哭了。两人只好带着杨玉珍到西安中心医院再看一下。中心医院的医生看完后，说得住院医疗，便开了住院单让党永贵去办理住院手续。党永贵看医院愿意给母亲治病，当然很高兴。可是，当他拿着医生开的住院单去办住院手续时，医院收费处让他先预缴120块的住院费，“啥？120块钱！这么多？”党永贵一下子便傻了眼，自己来西安总共就带了不到六十块钱，除了买火车票，还付了住宿费、市内交通费和挂号费，再加上三人还买了点吃喝，这样下来剩的钱已经不到50块钱了，看来这病自家是看不起了。此时，党永贵心中非常遗憾自己表哥姚俊不在西安了，如果表哥姚俊还在西安的话，那该多好啊！那样的话，表哥肯定会帮忙找最好的医生的，就算母亲的病治不好，这情况该怎么办，表哥也能帮自己拿个主意。
唉！这个表哥也真是的！本来在西安医院干的好好，偏偏前几年头脑发热，参加医院的什么“造反派”，批斗人家医院领导，还给人家院长戴过高帽子。后来，人家医院领导重新上了台，自然要收拾他。当然，明面上，人家领导说姚俊同志革命热情高涨，医术精湛，正好是革命老区延安需要的人才，医院革委会一致同意安排姚俊同志到革命老区延安支援老区的医疗工作。而在心里面，医院领导其实是这样想的：你个碎怂娃，趁着我失势咧，就冷怂地整我哩！既然你娃爱闹革命，我就叫你娃到革命老区好好地闹去。就这样，姚俊便离开了省城西安，被下放到了延安地区的黄陵县工作了。
如今，两个医院都去过了，一个说治不好建议不要看了，一个没说能治好，而且住院费缴不起，到底该怎么办呢！范淑芬背着婆婆杨玉珍的面，把陆军医院老军医的话说给了党永贵听，党永贵听完后，想着情况既然这样，自己也实在没有啥办法了，两人便商量着干脆在西安给妈扯几尺布料，回去给妈缝件衣服穿，也算没有白来西安一趟，就算妈将来真的不在了，新缝的衣服还能当老死衣穿。主意拿定后，两个年轻人便带着母亲杨玉珍找到一家国营商店，花钱买了几尺5毛钱一尺的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