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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周寒读初中时的一个芒种时节，田里的秧苗刚插完最后一趟，星星便迫不及待地爬满了天空。母亲拖着像灌了铅的身子回到家，腿肚子还在打颤。灶台冰凉，锅盖掀开，空空荡荡，连一口热水都没有。
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院门就被踹开了。父亲下班回来，一身酒气，脸色铁青，张口就骂：“一天到晚忙忙忙，忙到老子下班回来连口热饭都没有？你干什么吃的！”声音像炸雷，震得屋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走了。
周寒和姐姐吓得同时站起来。姐姐赶紧抓起扁担去挑水，周寒慌慌张张地去院里抱柴火，蹲在地上手忙脚乱地择菜，指甲掐进菜梗里，大气都不敢出。
奶奶背着一大捆稻草从村外回来了，稻草压弯了她的腰，只露出一双裹着绑腿的小脚，一步一步挪进院子。她把稻草垛在灶房门口，拍了拍身上的草屑，看了周父一眼，没说话。父亲张了张嘴，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他转身走出堂屋，蹲在门前的圩埂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又抽出一根。夕阳的余晖打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深，像一个漆黑的、钉在地上的叹号。烟雾缭绕着，模糊了他的脸，只有那双眼睛，在暮色里明明灭灭，像两盏快要熄灭的灯。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雾气黏在草叶上，白茫茫一片。母亲已经蹚着露水摘好了两筐菜，扁担往肩上一搁，踩着湿滑的田埂往渡口赶。
渡口的摆渡船还靠在对面，船夫正在船舱里收拾东西。母亲扯着嗓子喊了几声，声音在雾气里传得又闷又远。船夫应了，慢悠悠地把船撑过来。
上了船，摆渡人伸出巴掌：“一块钱。”
母亲从贴身的布兜里摸出一枚硬币，递过去，忍不住嘀咕了一句：“我天天坐你的船，也不晓得俏一点。”
船夫一边撑篙一边嘟囔：“这河面恁宽，拉货的铁皮船来来往往，浪头打得要命。我是担着风险载你们，一块钱已经够便宜了，还俏？俏不得。”
母亲不再搭话。她转过身，面朝船头的方向，雾气打湿了她的刘海，贴在额头上。她的眼神穿过白茫茫的水面，仿佛已经看见了菜市场里那个能多卖几分钱的角落。
到了地方，好摊位早被菜贩子和有关系的菜农占得满满当当。有人迟到了，打个招呼，照样被让进中间的位置。母亲想上前说句什么，市场管理员叼着烟站在路口，眼神像刀子一样剜过来。她缩了缩脖子，把担子挑到市场的拐角处。
就这个角落，也有人来抢。一个胖女人把菜筐往地上一搁，说这是她的地方。母亲没吭声，把扁担横在筐上，站在那儿不动。胖女人骂了几句，见她像根桩子一样杵着，悻悻地走了。
她蹲在菜筐后面，一张一张数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零钱。旁边的鱼摊在刮鳞，鳞片飞到她脚边，亮晶晶的，像碎掉的什么。
等到那些好位置的菜农卖完了，撤了摊，母亲才挪到前面去。可这时候买菜的人已经稀稀拉拉，太阳都升到了头顶。她急了，看见一个像是开饭店的老主顾路过，连忙喊住：“老板，今天的菜新鲜，便宜点给你！”
那人伸手翻了翻菜，皱了皱眉，伸出两根手指。母亲咬着牙点了头——半价也要卖，不然明天菜就蔫了，一分钱都不值。
她蹲在菜筐后面，一张一张数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零钱，指头通红，脸上的表情却看不出是喜是悲。远处，菜市场的人声渐渐稀落下去，只有她一个人的影子，被正午的阳光压得短短的，贴在地上，像一团沉默的泥。
一九九八年，周寒初中毕业的那年夏日，阳光毒辣得能把地里的土疙瘩晒出烟来。空气里弥漫着稻草燃烧后的焦糊味，还有泥土被暴晒后的燥热气息。我站在自家低矮的砖房门口，手里那张印着 “江淮中学” 的录取通知书，被汗水洇湿了一角，变得有些沉重。红色的封皮上，“录取通知书” 四个烫金大字，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像一把双刃剑，一边是希望，一边是绝望。
这本该是让这个沉寂的农家小院沸腾起来的时刻。江淮中学，那是省城合肥最好的高中，是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殿堂。这一张通知书，不是我一个人的胜利，是我们这一代农村孩子，唯一能逆着阶层壁垒，往上走的一条路。村里的老人们都说，考上一中，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门，等于跳出了农门。可贫困像一道更深、更宽的裂谷，横亘在眼前，让这个刚刚从洪水阴影里走出不久的家庭，再次陷入了无声的绝望。
母亲坐在堂屋那条吱呀作响的长凳上，逆光里，她的身影瘦削得像一张剪纸。阳光从屋顶的破洞漏下来，在她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勾勒出她佝偻的脊背和花白的鬓角。才四十多岁的人，母亲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那是常年劳累和愁苦熬出来的。她手里握着一个用三层油纸紧紧包裹的小本子，那是她的存折，是她十年来，每日顶着星星出门，踩着月光归来，一毛一毛从牙齿缝里、从泥土里抠出来的 “棺材本”。
我知道那个存折里每一分钱的来历。每天天不亮，母亲就会扛起扁担，去菜地里采摘新鲜的蔬菜，然后挑着沉甸甸的担子，走十几里路去城里的菜市场卖。夏天，汗水把她的衣服浸透，后背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割着她的脸，手指冻得红肿开裂，可她还是要坚持。菜市场的管理员很凶，常常刁难她，有时会罚她的钱，有时会把她赶到角落里，让她卖不出好价钱。可母亲总是忍着，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周旋。每一担水淋淋的蔬菜，从地头到市场，都浸透着她咸涩的汗水。
“妈，我被江淮中学录取了！” 我的声音里，兴奋像火星，但更多的，是压在火星下的、生怕被风吹灭的忐忑。我把通知书递到母亲面前，指尖微微颤抖。
母亲抬起头，脸上纵横的沟壑里似乎有什么东西闪动了一下，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 —— 有骄傲，有欣慰，但更多的，是深不见底的愁苦。她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下去，像被风吹灭的烛火。她嘴唇动了动，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一个黑影便从里屋猛地冲了出来。
父亲像一头被惊扰的困兽，通红的眼睛里布满血丝，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酒气。他一把夺过母亲手里的存折，动作粗暴得划破了母亲的手指。油纸发出 “嗤啦” 一声刺耳的哀鸣，仿佛是这个家又一次被撕裂的前兆。
“你这是什么意思？！” 父亲的声音冰冷，带着被酒精浸泡过的沙哑和愤怒，“想拿家里最后的钱去供他读书？这个家已经够穷了，你还想让全家人都陪他穷死吗？”
母亲的手无力地摊开着，指尖渗出的血珠，滴落在脚下的泥地上，迅速洇开一小团暗色。那血珠很红，像一颗钉子，钉在我的心上。而父亲的眼睛，却像钩子一样，死死钉在存折上那几个可怜的数字上。在我看来，那些数字在父亲眼里，仿佛瞬间变成了一瓶瓶辛辣的散装白酒，是他可以暂时逃离现实、在醉乡里称王称霸的通行证，是他可以理所当然不劳而获、并对家人发泄所有怨气的底气。
父亲年轻时也是个勤快人，可自从爷爷奶奶在修南淝河河堤时饿死，他成了孤儿，又做了上门女婿，性格就变得越来越孤僻暴躁。他总觉得自己活得憋屈，觉得命运不公，于是就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发泄在酒精和家人身上。家里的重担，几乎全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肩上。
“爸！” 我猛地扑过去，死死抱住父亲粗壮却虚浮的大腿，声音里带着哭腔的哀求，“爸，让我去上学吧，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一定能考上大学，将来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可父亲只是不耐烦地一甩手，像拂去一粒尘埃。他的力气很大，我被他甩得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
“好日子？” 父亲冷笑一声，眼神里满是嘲讽，“读书能读出好日子？我没读书，不也活到现在？你小子就是想偷懒，不想下地干活！” 他哼着不成调的小曲，攥着他的 “命根子” 摇摇晃晃地出了门，将一屋子的绝望留给了我们母子二人。门 “砰” 地一声关上，震得屋顶的灰尘簌簌往下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