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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酒的爸爸打着酒嗝回来了，满脸通红，眼神浑浊。他看到我手里还攥着那张录取通知书，眼神瞬间变得凶狠起来。“还拿着这破纸干什么？” 他一把夺过通知书，揉成一团，冷笑一声，将那纸团像扔祭品一样砸进灶膛。
灶膛里的火苗正旺，柴火噼里啪啦地燃烧着，发出欢快的声响。火舌先是迟疑地舔舐着那纸团，仿佛在试探什么。随即，猛地拥抱了它。“江淮中学” 四个字在火光中先是惨白地凸现，然后从边缘开始卷曲、发黑，化作无数带着火星的灰蝶，向上飞旋，仿佛灵魂出窍。
我站在原地，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我看着自己的未来在具象地燃烧，看着那些烫金的希望一点点化为灰烬。那些姐姐的牺牲，母亲的期盼，我自己的梦想，都在这熊熊烈火中，被烧得面目全非。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只剩下火苗燃烧纸张的 “噼啪” 声，和我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
直到某一刻，那火焰的噼啪声炸断了我脑子里最后一根弦。我不是扑过去，是整个人砸进了那片火里。灶台很烫，灼烧着我的膝盖和手臂，但我感觉不到疼。掌心传来皮肉烧焦的 “滋啦” 声，奇异的是，并不痛，只是一种滚烫的触感，像是要把我的灵魂都烙印在上面。我死死攥住那团滚烫的焦黑，像攥住了自己刚刚被烧毁、却又从灰烬中抢回来的命。
我闻到了自己的肉烧糊的味道，像过年时烤焦的年糕，带着一股刺鼻的焦糊味。那味道钻进我的鼻腔，刺激着我的神经，让我瞬间清醒过来。我死死攥住那团焦黑的纸，仿佛攥着自己被烧掉的人生。那是我对知识的炽热渴望，亦是我对命运的顽强抗争。
我站起身，手指被烧伤的地方传来阵阵刺痛，焦黑的纸团还在掌心发烫。我目光坚定地看向父亲，眼神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倔强和愤怒：“爸，我要读书！这是唯一能改变我命运的机会！我一定要去！”
爸爸冷冷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不屑和嘲讽：“你以为你有资格选择吗？没有我努力上班赚钱，你什么都不是！读书能当饭吃？能还债？我告诉你，不可能！” 他说着，又想上来抢我手里的纸团。
我猛地后退一步，紧紧护住掌心的焦黑，像是护住了最后一点希望。“我不管！就算你不给我钱，我也会想办法！我去打工，去捡垃圾，我也要去上学！”
很多年后，我坐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看着他消瘦的脸，忽然想起那个夏天。他的眼睛闭着，呼吸很轻，像怕惊动什么。我握着他的手，那双手曾经打过我，摔过酒瓶，也偷偷给我寄过钱。我问他：“爸，你当年烧我通知书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他睁开眼睛，浑浊的眼里有一丝我从没见过的光。他嘴唇动了动，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怕……你走了，就不回来了。”
那一刻我才明白，他不是不让我读书，是怕我读出去了，就不再是他的儿子了。他是上门女婿，在这个家里没有根，而我，是他唯一能抓住的、跟这个家有联系的东西。他怕我飞走了，他就彻底一个人了。他用最蠢的方式，想把最舍不得的人留在身边。
可他还是把我推出去了。他嘴上说着“读书有个屁用”，却在我去北京的那个早晨，偷偷往我书包里塞了两百块钱。那是他卖了好几天苦力攒下来的，钱皱巴巴的，带着汗味。我后来才知道，那两百块钱，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村子里的人得知这件事后，纷纷前来劝说。我的二伯，那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也特意找到了我的父亲。二伯比父亲年长几岁，一直很照顾我们家。“弟，孩子这么想读书，你就允许他去上学吧，” 二伯坐在堂屋的长凳上，语气诚恳地说，“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学习又好，这是他唯一的出路啊。错过了这个机会，他这辈子可能就只能像我们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了。”
父亲从床上猛地坐起，眼中满是愤怒：“你想我死啊！这小子敢去读书，我打断他的腿！他就只能跟我学木匠，想读书偷懒，想都别想！” 父亲听着二伯的劝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灶膛里跳跃的火苗。那火苗里，仿佛也映照着他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二伯叹了口气，继续劝道：“弟，我知道你苦。可孩子不一样，他有机会走出这片穷地方，我们做长辈的，应该支持他。想当年，你不也想读书吗？只是没那个条件。现在孩子有这个条件了，你怎么就不支持呢？”
父亲的身体猛地一僵，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沉默了很久，然后猛地灌了一口酒，辛辣的液体灼烧着喉咙，也灼烧着他那颗被生活反复践踏的心。“读书？读书有个屁用！” 他像是在对二伯吼，又像是在对自己内心那个残存的、不甘的影子吼，“老子没读书，不也活到现在？那些读书的，有几个真正有出息的？”
二伯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走开了。他知道，父亲的脾气执拗，一时半会儿是说不通的。这时我正失魂落魄地站在门口的院子里，看着远处的田野发呆。看到二伯后，我迎了上去，眼里满是期盼。二伯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寒子，你不要恨你爸爸，你爸爸也是一个苦命的人。”
二伯告诉我，父亲从小就失去父母，没有父母爱的小孩，是不知道别人的冷暖的。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爷爷奶奶在修南淝河河堤的时候，因为粮食短缺，饿死在了工地上。那个年代，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父亲由于家里很穷，不得已做了上门女婿，入赘到我们家。他性格好强，自尊心又重，却因为身份的原因，在村里常常被人看不起。惨痛的生活经历使得他的心理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开始借酒消愁，把自己受的苦都发泄在我们一家身上。“有些人身体是健康的，心灵早就是残疾了。” 二伯最后这样说。
二伯走了。周寒蹲在院子里，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画了一个人，又画了一个圈，把那个人圈起来。然后他划掉那个圈，把树枝扔进灶膛。灶膛里还有昨天烧剩的灰，树枝落进去，溅起一小片火星。他站起来，走到里屋门口，没进去。父亲侧躺在床上，背对着门，肩膀缩着，像一只被雨淋湿的麻雀。周寒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最终，在奶奶、母亲和姐姐的坚持下，父亲不得不妥协。奶奶拄着拐杖，一次次地去劝说父亲；母亲默默地承受着父亲的怒火，依旧每天起早贪黑地赚钱；姐姐也从工厂寄来了钱，让我安心读书。父亲见大家都这么坚持，最终松了口，但他放下狠话：“钱我一个子都不出，有本事你们供他读书去。”
那夜之后，我的手掌裹着破布，灼痛却远不及心中的冷。母亲在煤油灯下翻出所有能变卖的东西 —— 一对银耳环，那是奶奶传给母亲的嫁妆；还有妈妈那件崭新的很久都舍不得穿的真丝衬衣；甚至那口陪嫁的箱子，母亲也打算卖掉。看着母亲一件件地收拾着这些东西，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姐姐周暖默默将工厂预支的三个月工资塞进我的书包夹层，指尖冰凉：“寒子，出去了，就别回头。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不要像我们这样，一辈子被穷困住。” 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沉甸甸的希望。
黎明前，天还没亮，奶奶拄着拐杖，一步步地挪到邻居家的门口，敲开了邻居家的门。她用一篮子鸡蛋，换来一张皱巴巴的欠条：“娃的学费，从今年收成里扣。” 奶奶的背影在昏暗的晨光中，显得格外佝偻，却又格外坚定。
我跪在家门口，向奶奶、母亲和姐姐磕了三个头，额头顶着青石板，冰凉的触感从额头传来，让我更加清醒。我听见身后父亲在屋里摔碎酒瓶的闷响，那声音像是在为我送行，又像是在表达他的不满。我知道，这条路一旦踏上，便再没有 “退” 字可言。我必须成功，必须出人头地，才能不辜负这些为我牺牲的人。
很多年后，我在北京最贵的西装店里量尺寸。老师傅的软尺绕过我的手腕，碰到那道疤。他什么也没问，只是轻轻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测量。那一刻，我闻到的不是羊绒的清香，而是那年夏天，我自己皮肉烧焦的、混合着纸质灰烬的糊味。它从来没离开过。它像一个烙印，刻在我的掌心，也刻在我的心里，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是如何从一片灰烬中，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