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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北京呆下来，活下去，迫在眉睫的，是解决吃和住的问题。其实，所有问题都可以万法归宗，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钱——钱是根本性的问题。当务之急，是林方迫切需要找到赚钱的门路，需要一份来钱的工作。
奶奶耗尽人生最后一次人脉和资源，给林方筹集到的钱，留在胸衣外面的五百块，买车票花了一半，剩下的，她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睡，却被那三个社会小青年顺手牵羊，一分一角都没留下。幸好奶奶有先见之明，把另外一千五百块钱缝进了她的胸衣里，穿在身上，贴着肉，躲过了一劫；幸好崔天行劫色不劫财，也有点儿良心，没把林方胸衣里藏钱的事儿告诉两个同伴。
林方钻进女厕所，把胸衣脱下来，扯下线头，取出来一千二百块，又把剩下的三百块，缝了进去。一千二百块，是林方能用的钱的极限了。这个钱花光了，如果还没有找到赚钱门路，她就死心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安分守己，以后不再提上北京闯荡的事儿了，掐灭梦想，回归现实，在小县城跟苏斌结婚生子，波澜不惊地过日子。
在小县城过日子，总比奶奶那样待在大山深处过一辈子强，也比母亲浮萍一样漂在广州，不断更换男人强。林方做了最坏打算，被再次缝进胸衣里的那三百块钱无论怎样都不会动，作为最后撤退的路费。
能用能花的钱也就是一千二百块，在这个钱花完之前，林方必须找到工作，找到赚钱门路。林方不知道工作去哪儿找，只得留意大街上电线杆和墙壁上贴着的小纸片招聘广告。即使是这些，都明确规定需要大专以上文化，能够熟练操作电脑，哪怕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前台文员。林方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一技之长，要在北京立足，找份工作，谈何容易。餐厅、宾馆服务员，虽然放宽了学历条件，也比较适合，管吃管住，有一家好不容易接受她了，可办手续时，林方愣住了：她的身份证不见了。没有身份证，用人单位不敢要，林方好说歹说，包括主动要求降工资，加班不算钱，都不行。实在没办法了，林方去了足疗店、KTV、按摩院毛遂自荐，结果被吓了出来，有多远跑多远了。主管给她介绍要求的时候，林方听懂了，客人揩油非礼，甚至提出非分要求，林方不能喊不能叫不能拒绝，得与其周旋，甚至迎合，满足其需求。这种地方，身份证可以暂时不用，可林方做不到——她还没有沦落到用自己的身体和尊严换取在北京活下去的资本的地步，哪怕打道回府，林方都不愿意。
顶着初秋的阳光，脚步沉重地走在大街上，林方沮丧地想，自己的身份证是什么时候弄丢的呢，没有身份证，她回老家的路都给堵死了，买火车票，验票进站，都要身份证呢。林方一而再，再而三地翻遍了所有口袋和行李，包括缝钱的胸衣，都没找到。
林方坐在马路边的水泥板凳上，伤心地把到北京来，一路上的细节在脑海里认真地捋了一遍，都想不出来身份证是什么时候掉的。最后的疑点，落在睡大街那个晚上，是那个被赖氏兄弟一口一个“崔哥”的社会小青年在摸她身体的时候把她的身份证顺走了。尽管不情愿再见到那种人，但林方还是很想再碰到“崔哥”，把身份证要回来。她不能确定“崔哥”顺走她的身份证用来干什么，会不会用在违法犯罪的网络诈骗上，但她明白没有身份证在北京那是寸步难行的，坐车要身份证，住店要身份证，进公园要身份证，找工作要身份证，租房要身份证，就连在大街上走着，遇到值勤的警察，也要出示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找不到工作，租不了房，出不了门，林方只能在北大校园里混日子，凑合着，得过且过。北大胸怀宽阔，能够包容她，没有人查她身份证。林方在五四田径场的台阶上，度过了最初的五六个晚上。田径场上，白天热闹非凡，跑步的，散步的，踢球的，锻炼的，恋爱的，坐在地面和看台上聊天的，读书的，什么都有。到了晚上，前半夜依旧热闹，情侣们约会，选择在田径场散步，在角落里和树荫下拥抱和亲嘴。到了九、十点钟，他们陆续散去，回宿舍睡觉，在梦里继续恋情。
等田径场没人了，林方在看台上坐下来，做着睡觉准备。一坐下来，林方感到轻松极了，舒服极了，一天的紧张、疲惫、美丽梦想和残酷现实渐渐销声匿迹了。十一点钟过后，田径场上的人基本走光了，林方开始躺下来，把行李枕在头下，把身子和腿搁在台阶上，蜷着身子，睡起觉来——她真把大地当床，天空当被了。林方不敢睡得太沉，稍有风吹草动，都要翻身坐起。早上五点，在最早那批人到田径场来锻炼前，林方就要起来，至少要坐起来，不能让人知道田径场的台阶上还睡着一个人，把别人吓着了，尤其不能让林凯知道了。林方想，自己这种状态，已经跟那些公园里、大街上、过道里的流浪汉差不多了，她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浪女”。
在田径场看台上过的第六个晚上，正值黎明前的黑暗，林方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淋湿了，浇醒了，她被浇了个透心凉。那是北京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雨，来得急，来得突然，事先没有征兆，也没有用雷声和大风通知她雨要来了。那雨滴又大又急，说来就来，就像瓢泼。密集的雨点打在身上，就像挨枪子一样疼痛。等林方醒来，惊慌失措地摸到避雨的地方，她已经被淋成了一个落汤鸡，冻得直打哆嗦。行李里的衣服也湿了，没衣服可换。林方抱着双肩站在屋檐下，脸上流的，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这场大雨提醒林方，北京已经进入秋天了，夜里有了阵阵凉意了，北方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
北京的秋天，下的雨是对流雨。前天开始了，次日差不多那个时候还要下，没有间歇。俗话说，一层秋雨一层凉。从下雨那天开始，林方明显感觉到，气温在直线下降，晚上越来越冷，越来越长，越来越难熬了。淋了两场雨，林方不得不告别田径场看台，另找栖息之所。值得庆幸的是，北大之大，是有林方的容身之处的，如果没那么讲究的话。林方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容身之处，那就是教学楼。除了有特殊设备，需要保护的教室外，一般的教室是不锁门的，只要没有排课，可以随便停留，林方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离开，都没人管。除了身上穿得土气点，林方其他地方跟那些学生没有什么区别，正当青春风华的年纪，一张人畜无害，比大部分北大女生都要漂亮的脸蛋。睡在田径场看台上，比睡在大街水泥板凳上强多了，半夜没有人来劫色劫财；睡在教室里，比睡在田径场看台上强多了，没有半夜突如其来的风雨。把教室门一关，既安静，又安全，没有夜半出来觅食的老鼠，没有拼命追逐老鼠的野猫。
在北大，吃很方便，也很便宜，跟其他学生待遇一样。奶奶塞给林方的那六个红薯，已经被她啃光了。北大的食堂，南方的米饭，北方的馒头，东方的馄饨，西方的馕，中原的面条，应有尽有，不管你是不是北大学生，只要给钱就行，也契合林方的消费标准。节省点儿，中餐晚餐各两块钱，早餐一块钱，一天五块钱就够了。有时候，一个五毛钱的大馒头可以管她一天温饱，大馒头白花花的，越嚼越甜。喝有自来水，不用花钱，只要你习惯，喝得下去，消化得了。
北京的自来水有股强烈的漂白粉气味，比家乡从山下流下来的山泉差多了，弄得林方喝一次就要拉一天肚子，拉得她全身疲软，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其实，林方吃得不多，也没什么东西可拉，基本上都是水。实在没办法将就了，过了几天，林方咬咬牙，花二十块钱，在校园超市里买了一个保温杯，用来接开水喝。北大校园，电开水器到处都有，二十四小时提供方便，不要钱，要喝多少都有。那个保温杯实在太好了，太实用了，林方太爱不释手了，接杯水，放进包里，走到哪带到哪，什么时候渴了，什么时候拿出来喝，甭提多方便了。拧开瓶盖，仰起头，喝上一口，暖暖的流水从口腔出发，一路滋润，流过咽，流过喉，流过食道，流进胃，流进心田，停留在那里，让林方感到生活如此温暖。一口热水下肚，林方感觉自己就像一株春天的小草，被那道温暖的春水浇灌。
即使精打细算，把没必要花钱的渠道都堵死了，那一千二百块钱也很快就花得所剩无几了，因为到处都要花钱，吃穿住行，这个地方花点，那个地方花点，积沙成塔，集腋成裘，钱再多都不经花，尤其是没有经济来源，只有出没有进的时候。更让林方忧心忡忡，提心吊胆的还不是这个，有一次乘坐地铁，进站的时候碰到警察查验身份证，林方拿不出来，只好撒谎说没带在身上。警察问她身份证号码，林方也答不上来——她以前从来没想过要把身份证号码记下来。一个年轻警察把林方叫到一边，问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问得她心里发毛，两腿发虚，感觉绝望，都以为警察要把她带走了。最后，年轻警察还是放了她一马，告诉她，以后出门要带身份证，至少得把身份证上的那串阿拉伯数字记下来，记牢了。逃离警察执法现场，林方心有余悸地想，如果自己不是一个年轻女生，不是长着一张漂亮的，看上去人畜无害的脸，她大概率是要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去做笔录了。
有十来天时间，林方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东奔西跑，碰运气，找工作，结果都做了无用功。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坐吃山空，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了，林方感到快走投无路，撑不下去，要打退堂鼓了。好几天夜里，躺在教室里用四张课桌拼起来的简易床上，林方心慌意乱地想，明天再找不到工作，就死了闯荡北京这条心，打道回府算了。可回去也没那么容易，她没有身份证，票都买不到，车站都进不去，车都坐不上。
现实跟梦想是两回事。置身其中，经历了很多，林方才发现，北京虽然好，机会也多，但这个城市的好和机会是别人的，跟她没有多大关系，像她这样一没文化没二没技能的人，要在北京站稳脚跟，其实并不容易，哪怕长得漂亮，哪怕年纪轻轻，何况现在她连身份证都没有了。没有身份证，即使找工作，都不能光明正大地找，只能通过贴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好几次都差点上当受骗了。正经点儿的工作，用人单位都要提供身份证；灰色地带的工作，在身份证上可能要求松点，可林方不愿意做，她不想牺牲色相。
机会往往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出现的。那天在大街上心灰意冷地闲逛，林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大娘在旁若无人地翻动垃圾桶。大娘把手从垃圾桶上方张开的大嘴里伸进去，拉长上半身，一阵摸索，把矿泉水瓶、饮料瓶摸出来，如获至宝地装进另一只手上的大麻袋里。林方眼睛一亮，心里一喜，感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林方触类旁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赚钱的好门路——捡垃圾！北大校园里也有很多垃圾桶，垃圾桶里也有很多矿泉水瓶、饮料瓶。大娘可以在大街上捡垃圾，她可以在北大校园里捡垃圾，关键是要有人收，要找到收瓶子的人，跟他谈好意向和价格。
林方没有吭声，不远不近地跟在大娘身后，看着她捡满了一麻袋矿泉水瓶，跟着她来到了废品收购店。
废品收购店的老板是个干练精明的年轻人，身材有点矮，一米六出头，三十来岁的样子。大娘叫他陈老板。陈老板大名陈作为，父母是环卫工人，天天跟垃圾打交道，被街坊邻里瞧不上眼。父母生下他，希望陈老板将来有所作为，不要像他们那样跟垃圾打交道了，所以给他取了这个很励志的名字。可陈老板最终辜负了父母期望，子承父业，还是跟垃圾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青出于蓝胜于蓝，比起父亲来，陈老板要强多了，算是有所作为了。
大娘走后，林方进去了，她鼓起勇气，跟陈老板认真聊了起来。林方对陈作为说，她有很多矿泉水瓶、饮料瓶，问他收不收。陈作为说，他就是做这个生意的，当然收，多多益善，随到随收，一手交货，一手给钱。
林方问：“陈老板，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呢？”
陈作为说：“姑娘，你也看到了，刚才那个大娘，一个瓶子我给她一毛八，我看你是个年轻人，长得漂亮，看起来还是个学生，放下面子捡垃圾，比大娘更不容易，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了，你是不会干这个的。这样吧，一个瓶子我给你两毛钱，算我做慈善，给你助学了！”
“谢谢陈老板了，我是北大学生！”林方说，她感动得快要哭了。
“北大学生还能拉下面子做这个？你能屈能伸，很了不起，将来肯定有大出息！”陈老板说。
瓶子有陈作为接收，已经来到悬崖边上的林方突然觉得脚下的路延长了，变宽了，整个北京在她面前打开了。
车水马龙的北大校园就像走在长安街上，那些矿泉水瓶，饮料瓶实在太多了，够她捡的了，捡了今天的，明天还有，只要她愿意，可以一直干下去。北大那些男生女生很少喝开水，去教室上课，去田径场锻炼，去图书馆看书，去电影院娱乐，手上都拎着一瓶矿泉水或饮料；把水或饮料喝完后，他们都把瓶子随手扔进了就近的垃圾桶里。
终于找到赚钱门路了！这个发现，让林方兴奋不已，白天走路带风，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可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就像陈作为说的，光天化日之下，在北大校园里捡垃圾，很不光彩，怕被人看到，尤其怕林凯碰到。被他看到，那就麻烦了。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捡垃圾的女孩做朋友，更没有人愿意找一个捡破烂的做女朋友，哪怕她再年轻漂亮。虽然林方觉得自己跟林凯差距大，一个是天之骄子，一个是流浪女，没什么可能，但她还是无法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有点儿莫名其妙地想他，尤其是晚上躺在田径场的台阶上或教室的课桌上过夜。夜半醒来，看到空荡荡的田径场或者黑黢黢的教室，害怕感油然而生的时候，想想林凯，想想牛高马大，阳光帅气的林凯，林方就觉得他站在身边，陪着她，护着她，让她感到温暖和安全，给她战胜黑暗和恐惧的力量。
林方只能避开人群，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垃圾，捡瓶子，就像一只夜间活动的老鼠，找点吃的，只能偷偷摸摸，尽量不让人发现了。交货时间也是一个问题，因为陈作为白天上班，晚上不上班；白天把瓶子送出学校，送到废品收购店也是个问题，一次不能送太多了。林方花了十多块钱，买了一个土气的大书包——总不能像那个捡垃圾的大娘那样用大麻袋！
那个书包，里面空间很大，是校园文具店容积最大的那款书包。把瓶子整齐码好，塞进书包，一次可以装二十多个。如果把瓶子踩瘪，那就可以多装一倍。一个瓶子两毛钱，跑一趟可以赚四到八块钱，够她一天生活费了，把自己养活了。多跑一趟，可以多赚四到八块钱，多跑十趟，可以多赚四十到八十块钱。
林方试了一下，她马不停蹄地在学校和废品收购店之间奔跑，一天最多可以跑十趟，能赚到四十到八十块钱。如果坐公交来回，可以跑二十趟，但坐公交车来回一趟要两块钱——当然，坐公交更赚钱，可以一天赚一百多块钱，多出来五六十块钱，这多出来的五六十块钱就叫“效率就是金钱”。
第一次从陈作为手里接过卖瓶子的钱，林方双手颤抖，嘴角翕动，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她终于找到活了，她终于赚到钱了；她终于可以在北京站稳脚跟，让自己活下去了；她终于不用打道回府，回到那个大山深处的家，重复奶奶那样的人生路径了；她终于不用回到小县城，跟苏斌结婚生子，庸庸碌碌地过一生了！
安顿下来后，林方激动地给奶奶写了一封信，用的是北大的崭新的信笺和信封。奶奶大字不识一箩筐，得叫邻居读给她听。邻居拆着信封，看着信笺，肯定就相信她在北大读书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她那个村已经没有一百人了，那些怀疑她，怀疑奶奶的人，就信以为真了，奶奶就可以扬眉吐气，不被人质疑了。这是林方给奶奶写信的另一个重要目的。
印着毛体“北京大学”的信封和信笺，北大校园的超市里有卖，信封两毛钱一个，信笺两块钱一本，要多少有多少。在信中，林方很自豪地告诉奶奶，她在北京过得很好，在北大很好，还在勤工俭学，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一个月能赚三千块钱——她一个月赚的钱比奶奶拼尽全力，用尽人脉和资源才筹集的两千块钱还多。在结尾，林方豪气干云，豪情万丈地说：奶奶，以后您不要干活了，好好享福就行，从下个月开始，我按月给您汇五百块钱！
想象着邻居给奶奶读信，奶奶听得乐呵呵的，满脸皱纹舒展的样子，林方开心地笑了，就像初到北京那个晚上做的那个黄粱美梦。
北大校园很大，师生很多，路边垃圾桶随处可见。垃圾桶里没有其他垃圾，以矿泉水瓶为主。夜深人静的时候，林方把手伸进去，挨个去掏。一书包装几十个瓶子，找两三个垃圾桶就够了。林方一边捡瓶子，一边统计，三五天后，得出来一个乐观结论：北大师生一天买水喝产生的矿泉水瓶和饮料瓶，居然多达数万个；如果她能把这些瓶子都捡起来卖给陈作为，一天可以赚数千块钱，一个月可以赚十万块钱，甚至更多！
这个天文数字，把林方惊得目瞪口呆，又热血沸腾。可一个晚上，林方捡不了那么多，更送不出去那么多。让她发愁的是，如何把瓶子存放和运送出去，换成钱，还不让人发现。瓶子数量越大，让人发现的可能性越大。她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姑娘，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是拾破烂，捡垃圾的。年纪轻轻，被人扣上一个“捡破烂”的帽子，多少有点丢人，不光彩！尤其是不能让林凯知道了，林凯还以为她是北大新生呢，跟他一样是北大学生呢，他们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呢。
林方找了几个隐蔽的地方，用来存放瓶子，即教学楼楼梯拐角处下面的角落里。那样的角落很多，也不起眼，可一个地方不能放太多。放多了，显眼，容易引起教学楼管理员的注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林方化整为零，找了十多个这样的角落，每个角落放五六十个。趁上课的时候没人注意，林方匆匆把瓶子装进书包，带出校园，送到废品收购店。北大校园里能捡的瓶子太多了，根本捡不完，可林方一天最多跑二十趟，这已经是极限了。
林方很开心，一天下来，她可以赚到一百多块钱，一个月有四五千块钱收入了，比做文员还强多了。这是一笔巨大收入，而且一直有得做，很稳定，不用担心业绩不好被炒，不用担心饭碗被抢，只要自己愿意干。虽然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师生们水越喝越少，瓶子越来越少，却够她捡，够她赚，够她在北京生活下去了。
每天努力赚钱，省吃俭用，进多出少，慢慢地，林方口袋里的钱多了起来。每次从陈作为手里接过钱，林方都要把每张钞票用手掌轻轻抚平了，百块的跟百块的放在一起，五十的跟五十的放在一起，二十的跟二十的放在一起，十块的跟十块的放在一起，五块的跟五块的放在一起，两块的跟两块的放在一起，一块的跟一块的放在一起，五毛的跟五毛的放在一起，两毛的跟两毛的放在一起，一毛的跟一毛的放在一起。林方从超市里买来很多橡皮筋，把钱分门别类，一叠叠地扎好了，放在书包里。
每天晚上，捡完瓶子，回到教室，躺在课桌上睡觉，捏着口袋里越来越厚实的钱，林方感到很满足，很踏实，很激动，泪水不知不觉地溢出了眼眶——她终于在北京能够自己动手，自食其力了，这比什么都好，都让她开心！
能够赚钱了的感觉真好，即使在校园里邂逅林凯，那份快乐也不过如此——如果没有这份工作，这笔收入，林方就没办法在北京呆下去，她想邂逅林凯也无法谈起，林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林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