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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的突然离世对王老汉来说是比王老太太离世更大的噩耗。王老太太瘫痪的时候身子不能动，但脑子还是灵活的，家里的大小事情她一如既往安排得妥妥的。她天性乐观，从人人羡慕的女强人到卧在床上连门都出不了，从不自怨自艾。对那些幸灾乐祸不怀好意的眼光，她也从不在意。她尽量舒心地过一个院子里的日子。孩子们小的时候教着她们每天早起要梳头洗脸，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精精神神地出门。王老太太一走，家里的天就塌了一半，还好，大闺女争气，也看顾家，嫁了个通情达理的人家，眼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谁也没想到大闺女突然喝了农药，人送到医院，没有抢救回来。
大闺女的婆婆是地道的庄户妇女，不识字，懂不得大道理，但也不寇不歪。但再好的婆媳也有牙齿碰着嘴唇的时候，大女婿在外打工不在家，俩人因着一点小事拌了口角，大闺女一时赌气喝了农药。
那年王明晓在上初中。农药刚普及的几年，周围经常有喝农药自杀的妇女，有年轻的刚结婚的小媳妇，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妪。在农村离婚是件禁忌的事，闹离婚几乎等同于不守妇道。可日子是自己过的，酸甜苦辣在心里堆得多了，难免有想不开的时候，想不开又没有退路，很多对家庭，对丈夫绝望的女性选择了自我惩罚。王明晓的一个同学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妈妈。
王明晓看到大姐的时候她已经断了气，脸色青紫，嘴角留着白沫的痕迹，她从书包里掏出手绢仔细地给大姐揩干净。王明晓觉得大姐不应该，大姐夫敦厚温和，人也长得魁梧端正，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她一定是迷了心窍。她想把大姐摇醒，大姐的身体冰冰凉凉，她的手指头弯曲着抠着床板。她死前一定承受了很多的痛苦。
大姐的婆婆哭到晕厥，她后悔得恨不得自己是死去的那个。王老汉并没有像邻人怂恿的那样去大姐的婆家闹一场，或者拦着不让下葬讨个说法。年轻的媳妇寻了短见，在农村多半是不能轻易过去。有大夏天捂着不许火化的，有出殡当天打血架的，也有对簿公堂的。王老汉平静地送女儿下了葬，他相信大闺女也不希望看到一出闹剧。王明晓哭肿了眼，半个月没有消下去。小外甥从最骄恣的孩子成了村里人口中没娘的可怜孩子。他弯弯的眉眼，他笑起来神采飞扬的样子无法不让人想到大姐。
王明花的葬礼上最惹人眼的是王胜男的姑姑，王老汉的妹妹。王胜男的姑姑穿了一袭黑衣戴着墨镜，没有说多余的话，也没管多余的事，可她往那一站，看热闹的人便不自觉声弱了起来。庄稼人天生对当官的抱有敬畏，何况听说还是个不小的官。消息传回王各庄，王老汉的处境改变了不少，中年丧妻又丧女，他做好了被传方妻克女恶名的准备，没想到临了是他不怎么来往的妹妹给他挡了闲言碎语。王明晓的姑姑究竟是个什么官乡里人并不会知晓，因为连他们的至亲也搞不明白那些称谓是什么意思，他们只会说在某某局上班，或者某某地方上班，或者干脆说不明白的时候统统代之以“吃国库粮哩”。
吃过国库粮的就是当官的，当官的就比种地的强，这是农村最朴素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来自他们的亲身体会，来自他们一身汗一身泥的田间地头和他们目所能及的一杯清茶一张报纸过一天的“坐办公室的人”的生活的比较。农村人能接触到的“坐办公室的人”无非就是乡镇上的公务员，粮所粮站的办公人员，乡镇医院的医护人员，邮局储蓄所的工作人员。村里的医生是半脱产的，村支书也是半脱产的，他们是村里人天天能见着的“人物”，也是一般人力所不能及的位置。所以他们沉醉于向往没接触过的体面的人生，比如成为城里人，吃上“国库粮”。
有一阵家境殷实的人家流行给孩子买一个城镇户口。有了城镇户口就有进“厂”（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反正农村人也搞不清楚）的机会，哪怕是当个普通工人也能朝九晚五，工资不多但胜在清闲。每个县镇都少不了麻纺厂，化肥厂，酱油厂，橡胶厂，总有一个能“安排”进去的位置。这个路径需要有几个有门道的亲戚，家里还需舍得花一笔不小的资费，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后代铺路是父母们的拳拳之心泛滥的例子。这个路子渐渐被唾弃只因为“公家”也没有余粮养着越来越多的闲人。冗余的工厂逐渐被清退，铁饭碗成了陶瓦罐，城镇户口成了鸡肋。另一条保险的路子当然是“跃龙门”。跃龙门是每个庄稼人对孩子的希冀，但这不是手里有钱或者有个够得着的亲戚就能办到的。除了连饭都吃不饱的年月，好好读书一直是庄稼人孜孜不倦的希冀。读书好意味着可以跃龙门，跃龙门便可名利双收。在那个玉米麦子两三毛钱一斤的年代，供出一个读书的孩子并不容易。开学的时节父母从大衣柜的深处摸索出来好几层布包裹的塑料袋，颤抖着手沾着唾沫翻来覆去地数一张张粉红的大票子和浸着汗水的毛票子，数完了咬着牙交给外出求学的孩子。学子们揣在怀里的也便不是普通的钞票，是四五亩麦子，是两亩西瓜，是一篓篓的大葱茄子豆橛子。
十七岁的王明晓和爹，大姐夫一起挤上火车的时候心里掺杂着又激动又迷惘又担心的情绪。三千块的学费加一千块的伙食费无论在王老汉眼里还是从没出过县城的王明晓心里都是笔巨款。王老汉不放心一个没出过门的孩子独自去一个需要坐几个小时火车的地方。但他也是没有出过远门的，便求了大女婿一块走一趟。
王明晓跟着爹和大姐夫坐小公交到县城，从县城倒大巴车到省城，在省城的长途车站倒公交车到火车站。他们到火车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火车有快车和慢车，快车五个小时，车票五十多块，慢车八个小时到，车票三十多块。快车到目的地是半夜，慢车凌晨四五点钟到站，俩人合计了下，选了慢车。凌晨到，在火车站靠一会，还能省下住店的钱。
定了票，晚上九点多发车，还有大半天的时间。王老汉领着大姐夫和王明晓去吃饭。行李沉得很，问了问寄存处，按小时收费，大姐夫摇摇头说何必呢，我扛着就是。大姐夫一米八的个子，上半身比腿长，两只手垂下来能过腰，他一手提溜一个满满当当的编织袋，让王老汉和王明晓只提着装细软的小包。火车站附近遍布大字门头的小饭店，拉面，刀削面，馄饨，水饺，大众炒菜，林林总总。他们挑了个看着实惠点的坐进去，点了三碗刀削面，又给大姐夫单独要了两个馅饼，王老汉说：“你个子大，得吃饱。”大姐夫也不客气，唏哩呼噜喝完了面条，抹抹嘴，仨人出来一路说着面条味不赖，也管饱。
候车厅里坐满了提着大包小包的人，有睡觉的，有打牌的，也有靠着座位发呆的。赚钱难的人最不怕浪费的是时间。几小时，十几小时的等待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忍耐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登上绿皮火车的兴奋劲过去，他们才发现晚上睡觉是个大问题。他们买到的是无座票，本来指望晚上人会少，或者中途有下车的乘客，他们能找着地方歇一会儿。没想到深夜的车厢也满满当当，车厢连接处、厕所外面、过道里挨挨挤挤全都满了人。前半夜下车的人很少，有几个空出来的座儿也很快被站旁边的“幸运乘客”抢先了。过了一点王明晓便开始犯困，犯困也只能斜倚着走道座位靠背的横头，勉强眯一眯眼。恼火的是卖东西的小推车按时按点地推过来，“瓜子，饮料，矿泉水。。。。。。”过道的宽度比小推车不过宽了一个脚掌，这意味着每每售货员的声音传过来，所有过道上昏昏欲睡的人都要像倒伏的麦子一样挣扎起来，自觉地把左右脚并拢侧向一边。售货员耷拉着头一趟趟地来回喊，过道上的人一回回没脾气地挪动脚步。
后半夜王明晓困得几乎想要坐在地上睡上一觉，走道里已经有几个撑不住的人这么做了。可理智告诉她坐地上不是好的选择。小推车每隔二三十分钟就过来一趟，碍路的人高低是要起来挪动下。她担心一旦屁股着了地，她就会昏睡过去任凭谁都叫不醒。好在到了凌晨两三点的时候陆续有人下车。虽然还是很多人没抢到座位，车厢里起码松快了点。有座位的人也睡得七荤八素，经过一夜的颠簸，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熟络了些，大多往里挤了挤，留半个屁股的空儿给旁边站着的乘客。大姐夫给王明晓找了个座边儿靠着。她一坐下便再也睁不开眼了，直到爹把她摇醒。
“到站了。”爹哑着嗓子说。
王明晓睁开眼发现很多人已经拎好了行李排队等着下车。九月的凌晨冷飕飕的，天还没亮，空气里飘着细雨一样的雾气。时间还早，学校接驳的车没到。火车站广场上摆着几个早餐摊。他们坐下来要了三碗肉馄饨，一斤油条。饿了半夜的胃口在这时清醒过来。这是王明晓第一次看到并吃到馄饨。热腾腾的馄饨汤里飘着紫菜和虾皮，馄饨有七八个，有饺子那么大，不过是圆的，缀着小裙子一样的边。皮也薄，隔着透明的皮能看到饱满的肉馅，咬一口淳厚的肉味混着韭菜的鲜香。油条炸得酥脆黄亮，有一尺多长，王明晓觉得惊奇。家乡的油条一奓多长，炸出来是暗焦黄色的，两根油条之间炸得稍生，露着白的边，口感绵密。眼前的油条一根差不多顶两根的宽度，里外炸得酥脆，只是少了豆油的香味。这是王明晓在B城吃过的第一顿饭。等她抬起头看清楚晨雾散去湿漉漉的广场，复古风格的火车站和周遭节次鳞比的高楼商铺，她觉得自己像刘姥姥来到了大观园。
B城的美是毋庸置疑的。B城最美的是五六月份的薄雾天。整个城市笼罩在静谧的绿意里，前海一线的平流雾更像是海市蜃楼的画笔。王明晓初到B城的时候它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市，人不是特别多，至少没有像如今的街头一样到处熙熙攘攘。B城的美在她的满眼绿意，又透着开阔，街道非常干净。可能因为经常飘场小雨和起雾的缘故，B城的街道和花草树木天然带着湿润润的洁净，少有灰尘。B城的街道也是极美的，氤氲的绿色和错落的红瓦洋房相得益彰，说不上是山海的景色更美还是建筑的点缀更怡人。王明晓带着惊叹和仰慕的心情踏入这里，深深地被打动了。她虽然没有找到中学老师描述的苏州园林式样的校园，但对从一到春天灰尘漫天的平原来的王明晓来说，这里是别样的盛景之地。
B城对王明晓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她学会了坐公交，认路牌，见识了超市可以是一个大商场，每条街都让她觉得惊奇。她走到学校食堂里去，早餐要一份豆浆搭配一个油炸馅饼，或者一份豆腐脑五根小油条。中午买一份五毛钱的紫米饭，半个手掌那么厚四四方方的一块，再点份一块五的荤素搭配的菜，可以是小鸡炖蘑菇，宫保鸡丁，番茄炒蛋。晚饭要两个纺锤形的海菜包子，或者豆角肉包。她头一回知道包子还可以有大黄米馅的。每天餐标控制在五块以内，一个月不超过一百五十块的生活费。伙食每天是可以省下一点的，这一百五的生活费其实还包含了一些零碎的日常花销，比如周末偶尔出去逛街买一袋吐司面包/一包老酸奶/一份凉皮和大饼，或者不回家的小假期里去市里逛一逛的交通费。至于买衣服和日常用品，比如一瓶洗发水，一块香皂，她会在逛超市的时候挑最便宜的一款。衣服是笔大花销，绝大多数趁着寒暑假的时候从老家买了带来，或者偶尔在逛街的时候买店里明码标的特价款。讲价对学生来说是件挺困难的事，要冒着还价还高了的失落或者还低了被本地店主奚落的风险。
这样的生活王明晓是非常满意的，她没有感到拮据，不羡慕城市里同学比她高得多的生活标准，也不会因为回家时要买最便宜的一班火车的站票而感到苦恼。和她在初高中要住几十人的宿舍，要带冷的馒头吃炒的咸菜丝相比，她觉得大学里住八个人一间带卫生间的宿舍，每天吃上热乎乎的现炒的饭菜太幸福了。
王明晓第一个学期回家的时候乐呵呵的，甚至带上了一点儿在大城市里生活过的自豪感。她甚至有点嫌弃省城闹哄哄的人流和灰突突的街道。当然也有点嫌弃老家的土路和旱厕。在她小的时候夏天的旱厕沿上要加两块砖，以防茅坑里的蝇蛆爬到露脚指的凉鞋上。上厕所的小孩要一边撅着屁股，一边计算着蛆蠕动到脚边的距离，适时挪动一下位置。当然也不排除有漏网的长尾巴蛆逃过了监测，悄悄地爬过没有太多知觉的脚后跟，等到了小腿才猛然察觉，孩子们要赶快跺一跺脚甩下来，再跑到水井边压一筒子水转着圈冲冲腿脚。
王明晓在高中的宿舍是三四十人一间的大通铺，人数不固定是因为总有人受不了环境的简陋选择出去住或者走读，也总有人因为走读的辛苦再住回来。床是上下铺的铁架子床，铺着经常能看到蛀虫囊袋的梧桐床板，几排床连着，只在屋子的中间留下几米见方的空地。空地也并不空，层层叠叠放着学生们的水盆。早晚下课的时间水龙头周遭挤满了人，别说在水龙头洗漱了，凑上去接一杯水都要等一阵子，因此学生们习惯在水盆里一直备着半盆水。所谓的洗漱盆是一个砌在地面上的四四方方的水泥槽子，水槽的一侧立着一根半米多高的铁管子，那就是水龙头了。水龙头的开关是像半个蝴蝶样的螺母，冬天的时候经常被冻住，要等带暖瓶的同学打一壶热水浇上去才能缓开。宿舍里虽然每天有同学轮流值日，空地上总是湿哒哒的，也免不了有清理不到的饭菜渣，这给耗子们提供了极佳的生存空间。宿舍一般在南墙上开一扇三四平米的格栅窗，北墙的高处留一个对开的小气窗，床又挨得近，屋里的光线在晴天的时候还能亮堂些，阴天便是半昏暗的。耗子们在这里肆无忌惮地繁殖，它们在最黑暗的靠墙边的床底下刨出一堆堆的土，在屋里屋外和各个宿舍间来去自如。学生们上课的时间它们便是宿舍的王，在床铺间奔腾，留下一颗颗黑屎和骚的尿划定地盘。饿了便顺着床架子钻到学生们悬挂在床头装干粮的口袋里，吃饱了便到空地上的水盆里喝水打闹。
王明晓回想起来觉得很庆幸的是上千的学生与老鼠们朝夕相处三年竟然没有染上鼠疫或者其他的传染病的案例。噢，不对，如果她没记错的话，她染过疥疮，浑身长了刺挠的小红点，应该是在高中的第一年。后来她便适应了和老鼠的相处。虽然无比的痛恨这些无耻之徒，也要想着办法周旋。比如把装馒头的袋子挂到屋顶的横梁上，或者上层床铺的床板和屋顶之间，规避了很多跳跃技术不够高超的耗子。还有一段时间她从家里搬了一个卖冰棍的木头箱子放在床尾，木头箱子很浑实，外层刷了厚的清漆，耗子们一时半会也无可奈何。可木头箱子夏天不能用，馒头包子搁进去一天便馊掉。
绝大多数的女生的一日三餐是从家里带的馒头、包子和咸菜。高中的学生们每两周休息一天半：周六的下午和周日的一整天。远处返校的同学周日会带回来满兜子的“伙食”，足够吃一个多星期。家长们也会给孩子几块零花钱备用。自带的干粮吃完了，可以去校门口买油煎的素木瓜馅饼，一块钱四个，还可以喝一碗免费不限量的玉米面粥；或者去学校食堂打一份四毛钱的五花肉白菜炖粉条，配两毛钱一个现蒸的馒头，要两个才吃得饱。学校的饭菜实惠，最贵的蘑菇炒肉也不过七毛钱，但永远是队伍最短的。更多的时候是快断粮的前夕家长趁着进城卖菜的机会捎来后几天的伙食。“会过”（节省）是女生宿舍永恒的主题，如果一个女生足够“会过”，家长又能及时送过来干粮，她可以两个周内不花任何一分钱。
男生们似乎看得更开一些，男生们的宿舍在女生的斜后方，也是几十年前建的红顶瓦房。他们从来不在宿舍就餐。男生的食堂在宿舍的后面、食堂前面的空地上。那里用盖教学楼剩下的长条钢筋水泥板搭了十几张“餐桌”，桌腿是垒了三四十厘米高的两排红砖。没有椅子或凳子。无论春夏秋冬，男同学们端着茶缸子踩着钢筋板热火朝天地吹牛吃饭。学校食堂的大部分业务来自这些男同学，他们从十几米外的食堂窗口打回来热乎乎的汤菜和馒头，在清冷的冬天里只有这“餐厅”和食堂右侧的锅炉房冒着热腾气儿。他们也不着急，悠闲自在地吃，要是菜凉了，便去几米外的锅炉房接半缸子热水，缸底的菜渣变成了热腾腾的菜汤，把没吃完的馒头泡进去。食堂的菜主打一个咸香，新蒸的馒头瞬间吸收了菜汤的油花，对于青春期的男生来说没有比这最后的菜汤泡馒头更能填饱硕大的胃口的了。
王明晓就读的中学在老的县城，所以她所上的学校称为县一中，而实际上县城早在几年前已经迁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县里最好的高中反而叫二中。老县城处处透着陪都的衰败感。从高中门口拐过弯去便是原来的县委大院，县委大院冷清清的，连个车都看不到。旁边的商业街倒还是热热闹闹的，各种服装店，杂货店和小饭店挨挨挤挤的，从高中的背面穿过去，一直通到东边的南北街上。南北街早上是个早市。每天天不亮四面八方的农民便用驮篓驮着自家地里种的菜来早市期待卖个好价钱。春夏的时节满街的菠菜，夏天是扑街的豆角茄子，秋天便是一捆捆的大葱，冬天是一车车的白菜。农民管东西便宜得很叫“大粪”，大概意思是便宜得跟大粪差不多。那时候每家种的东西差不多，哪样菜卖不了几天便“大粪”了，很多人耗不起等，凌晨过来卖到八九点钟便狠狠心以极低的价格批发给当地的二道贩子。饶是这样，每天仍有大批的农民来早市上卖菜，在那个农民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花的年代，在城里卖菜总归比在乡下更合适点。在乡下驮着一筐菜串个十里八里都不见得有主顾。
菜贩子大都是当地镇上的居民，这个镇以前是县城，也算是城里人了，城里人没有地种，靠着这样的小买卖生活。他们在街边摆个长摊，有整天的时间等待那些城里的居民，“机关单位”的手头宽绰的人过来买菜。他们有的是话术，也少不了在斤两上做些手脚。
早市走到头往西折过去便是高中的大门。高中门口的那条街往来着很多的货车，其实是省道的一部分。两边也遍布着机修的门头和小饭店。整个高中其实是一个闹市中的僻静之地。对于王明晓来说，这是一个与她从小长大的乡村和她初中就读的镇上相比截然不同的地方。乡村和小镇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好像是静止的。王明晓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是土院墙，房子是砖墙泥坯的，等她到上初中的时候家里还是这样的。不过是在南边垒了个草棚子，房子眼看着越来越破，不过是修修补补。东边的院墙下大雨坍了，找几块条石和陈年留下的旧青砖垒起来。邻居家房顶塌了一块，便拿个草苫子棚上，上面压一大张厚塑料纸。后来时兴种西瓜的那几年大家手里攒了点钱，陆陆续续才有人家盖新房子。最初盖的除了家里劳力多钱富裕的，便是房子破得实在没法住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