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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在曹家堡机场时，我透过舷窗第一次见到了青海的山。它们不像南方的山那样青翠柔和，而是一道道铁灰色的脊梁，赤裸而坚硬地横亘在大地上，仿佛大地本身的骨骼。我下意识地深吸一口气，却感到胸口一阵轻微的压迫感——这就是海拔两千三百米递来的第一张名片。
“新兵蛋子！”
接兵干部的声音将我从恍惚中拽回。他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军人，颧骨上印着两抹鲜明的高原红，像两面小小的旗帜。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青海高原赠予每一个长住者的标记，是紫外线与寒风共同创作的作品。
我提起简单的行李，跟随着二十几个同样神情茫然的年轻人走向军用卡车。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机油和尘土混杂的气味，颠簸中，我们互相打量着，谁也不说话。沉默像一层透明的膜，包裹着这狭小的空间，只有引擎的轰鸣声在耳畔持续作响。
车开了大约三小时，窗外的景色逐渐变得荒凉。初秋的青海，草场已经泛黄，远处祁连山的雪顶在日照下流转着冷冽的光。偶尔能看到几匹牦牛在稀疏的草间缓慢移动，像是时间本身在行走。这是一个与鲁院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是文字的温床，语言的暖房；而这里，万物似乎都在无声中完成了诉说。
“到了！”
卡车停在一处营区门口。铁门上方，“忠诚、勇敢、奉献”六个大字在高原的阳光下格外肃穆。营房整齐排列，红砖墙上刷着白色的标语，简洁得不容置疑。院中几棵杨树奋力伸展着枝条，叶子在风中哗哗作响，像鼓掌，又像某种提醒。
分配宿舍时，我进了三班。推开门，八张铁架床整齐相对，被褥叠得方方正正，像一块块巨大的豆腐。一个瘦高的士兵正在擦窗户，见我进来，停下动作，目光锐利地扫视着我。
“新来的？我叫李卫国，三班班长。”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我连忙放下行李，挺直腰板：“报告班长，新兵王...”
“名字知道了。”他打断我，指向靠门的下铺，“你的床。十五分钟整理内务，然后到训练场集合。”
这就是我在部队的第一个十五分钟。笨拙地模仿着将被子折成“豆腐块”，却发现这看似简单的动作需要如此精细的耐性和技巧。我满头大汗时，对面床铺的老兵只默默地看了一眼，继续擦拭他的军靴，那双靴子已经磨得发亮，却一尘不染。
训练场上，二百多名新兵列队站定。高原的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刺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队列中，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高原反应正悄然显现它的存在。
“欢迎来到青海总队！”一位少校站在队列前，声音洪亮，“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是青海？我可以告诉你们，因为这里需要最坚韧的人，最顽强的意志。高原从不同情弱者，它只承认强者。”
他的话语简短如高原的风，直接而干脆。我站在那里，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这个选择的分量——我离开了书斋与文字的温柔乡，来到了这个要求身体和意志同时在场的地方。
第一天的训练从站军姿开始。看似简单的站立，在高原却成了真实的考验。二十分钟后，我的小腿开始发颤，呼吸变得急促。旁边的战友已经开始摇晃，却没有一个人倒下。教官在队列中巡视，目光如鹰隼般锐利。
“坚持！呼吸要深，要匀！”
我尝试调整呼吸，却发现每一次深呼吸都像是在搬运重物。汗水沿额角流下，滴进眼睛里，刺得生疼。但我不敢擦，只是眨了眨眼，继续盯着前方战友的后颈。
一个小时后，“解散”口令响起，当即有几人瘫坐在地。我扶着膝盖，大口喘气，却总觉得空气怎么也吸不够。班长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小口喝。第一次都这样，适应了就好。”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道：“九月十二日，抵达青海第一天。海拔两千八百米，呼吸困难，头疼。这里的一切都像被放大了——阳光更烈，风更冷，连寂静都更沉。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但我知道，我已没有退路。”
熄灯号吹响后，营房陷入黑暗。高原的夜晚异常安静，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躺在坚硬的床板上，透过窗户看到一片前所未见的星空——那么多，那么密，那么亮，仿佛整个宇宙都向青海的天空倾泻而下。
“睡不着？”旁边床铺传来压低的声音。
“嗯。”我轻声回应。
“我是张浩，山东来的。”黑暗中，他的声音带着一点乡音，“听说你是大学生，还写过书？”
我有些惊讶：“你怎么知道？”
“指导员说的。他说咱们班来了个文人。”张浩的声音里并无讥讽，只有好奇，“怎么想来当兵了？还是特警？”
我想了想，在黑暗中回答：“想找一种更直接的生活。”
张浩沉默了一会儿，说：“这里的生活确实直接。直接得有时候让人受不了。但习惯就好了。”
我们不再说话。窗外，高原的风开始呼啸，像某种古老的呼唤。我闭上眼睛，鲁院教室的灯光与今日所见的铁灰色山峦在脑中交替浮现。两个世界在我体内碰撞，我不知道哪一个终将胜利，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这片高原。
半夜，一阵短促的哨声将我惊醒。
“紧急集合！”
黑暗中立时一片忙乱。我摸索着穿衣服，打背包，手忙脚乱地冲出营房。院子里已经站了不少人，教官的手电筒光柱像一把把利剑划破夜幕。
“三班最后到位！全班加练五公里！”
我们背着背包，沿营区开始奔跑。高原的夜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气喘如牛，肺部像要炸开。班长跑在我旁边，低声说：“调整呼吸，两步一呼，两步一吸。跟着我的节奏。”
我竭力跟上他的步伐，渐渐地，找到了一点节奏。星空在头顶旋转，远处祁连山的轮廓在夜色中若隐若现，像一头沉睡的巨兽。一圈，两圈...我的意识开始模糊，只剩下机械的迈步和沉重的呼吸。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停下。我弯腰撑膝，汗水如雨下。班长拍拍我的肩：“第一次紧急集合，表现还行。”
回到营房，离天亮还有两小时。我躺在床上，浑身酸痛，却第一次感到一种奇异的充实——这是一种用尽全力的疲惫，一种不借助任何文字媒介的直接体验。
起床号响起时，我感觉自己刚闭上眼睛。但军号就是命令，我挣扎着爬起来，开始新的一天。
早餐是馒头、稀饭和咸菜。我没什么胃口，但还是强迫自己吃下去。班长看了我一眼，把自己的鸡蛋推到我面前：“高原上，吃饭也是任务。”
上午的训练是队列。在高原的阳光下，我们一遍遍练习着立正、稍息、齐步走。汗水湿透了作训服，又被风吹冷，贴在身上。教官的喊声在操场上回荡，像某种原始的歌谣。
休息时，我坐在台阶上，望着远处的群山。张浩递过来一瓶水，在我旁边坐下：“想家了？”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都一样。”他喝了一大口水，“我刚来时，天天晚上蒙着被子哭。但现在，你看，不也过来了。”
正说着，远处传来一阵歌声。是一队老兵在训练归来，他们唱着军歌，步伐整齐有力。阳光照在他们黝黑的脸上、沾满尘土的作训服上，以及他们坚毅的眼神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兵”——
不是制服，不是武器，而是一种状态，一种将自我完全交付给某种高于个人的存在的状态。
下午，我们领到了作训服和军靴。穿戴整齐后，我在镜子前站了很久。镜子里的人既熟悉又陌生——同样的五官，却有了不同的神情。军帽下的眼睛里有迷茫，却也生出了一丝新的坚定。
“挺精神。”班长不知何时站在门口，“不过记住，这身衣服不是装饰。它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在需要的时候，你必须挺身而出。”
晚上学习时间，指导员来到我们班。他是个三十出头的中尉，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更像一位老师。他让我们轮流自我介绍，轮到我的时候，我简要说了自己的过往。
“鲁院出来的？”指导员推了推眼镜，“那你会写文章了？”
我点点头。
“好。”他说，“从下周开始，你负责班里的板报。把我们的训练生活，把战友们的故事写出来，画出来。”
这个任务让我既忐忑又兴奋。熄灯后，我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写下了第一份板报构思。光线很暗，字迹歪斜，但我的心中却有一团小小的火苗被点燃——或许，在这个以身体和意志为语言的世界里，文字仍然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十一点，查铺的脚步声在走廊响起。我赶紧关掉手电筒，闭目假寐。脚步声在我床边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向前。我睁开眼，透过窗户再次望向高原的夜空——繁星如沸，银河清晰可见，像一道发光的通路横跨天际。
我想起了鲁院的夜晚，想起那些与文字搏斗的深夜，那些为一句措辞辗转反侧的时刻。那时的我以为，最艰难的战斗在纸页间展开；而现在我知道，最艰难的战斗发生在身体与意志的边界，发生在每一次呼吸与每一步前行之间。
窗外的风更紧了，像青海大地深沉的呼吸。在这呼吸声中，我慢慢闭上眼睛。明天还有训练，还有五公里，还有紧急集合，还有无数个第一次等着我。
但我不再害怕。因为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就是这片高原的一部分了。我的呼吸将融入它的呼吸，我的脚步将印上它的土地，我的生命将与这里的山川、风雪、星空对话。
初抵高原的这一夜，在疲惫与期待中，我沉沉入睡。梦中没有鲁院的回廊，只有无尽的山峦，和山峦之上，那一片深邃如海的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