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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还没个收尾，雪就来了。
早晨睁眼，窗外已是白茫茫一片。不是那种纤纤细细的雪花，而是一片一片，扑簌簌地往下盖，把整个世界都捂严实了。营区里的杨树披了厚厚的白袄，枝条压得弯弯的，像是承不住这份沉甸甸的静。
“好雪！”班长立在门口，呵出一团白气说。
我不觉得好。从南方来，从未见过这般阵仗的雪。头一个念头是冷，紧接着便想：训练可怎么办。
早操照旧。五公里变成了雪地越野。一脚踩下，雪直没小腿。跑起来格外吃力，深一脚浅一脚，像在泥浆里拔腿。才一公里，作训服里头就潮了——汗浸的；外面也润了——雪化的。
张浩跑在我前头，扭脸喊：“踩着我的脚印！”
我跟着他的脚印，省些力气。雪往鞋壳里灌，化成水，又凝成冰。脚趾头很快木了。
跑完回来，裤腿冻得硬挺挺的，能自个儿立住。我们在楼道里跺脚，雪块扑簌簌往下掉。班长端来一大锅姜汤：“每人一碗，必须喝。”
姜汤滚辣，顺着喉咙一路暖到胃底。我捧着碗，手指慢慢活泛过来。
上午的训练科目变了：雪地战术。教官在训练场上划出几个区域，让我们练雪地匍匐。
“注意动作，身子压低，但别陷进去。”教官做着示范，在雪里像条游蛇，唰唰几下就窜出去老远。
轮到我们，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我一趴下，雪就朝领口里钻，冰得人一激灵。手肘和膝盖陷进雪窝，挪一步都费尽力气。爬了不到十米，喘得像头牛。
张浩爬得稍快些，回头拽我：“别使蛮劲，用巧劲儿。”
什么巧劲？我摸不着门道。只觉得冷，骨头缝里都透着累。
练了一上午，中午吃饭时，手抖得捏不住筷子。炊事班特意做了热汤面，我们捧起碗，呼噜呼噜地吸溜，没人言语，只有一片吞咽的声响。
下午更是遭罪：雪地据枪。趴在雪里，一动不动。身下的雪慢慢融化，冰水一丝丝渗进衣服。起初还能忍，二十分钟后，那股冷便从骨髓里往外透。
我的枪管上积了薄薄一层雪。准星缺口里也飘进了雪沫，得不时呵气吹开。一吹，一团白雾。手冻僵了，扣扳机的食指几乎没了知觉。
教官在队伍间走动，雪在他脚下咯吱咯吱响。“坚持！敌人不会因为下雪就不来！”
我咬着牙。脑子里什么也不敢想，一想便觉得更冷。只能数数，数呼吸，数自己的心跳。
终于听到“起立”的口令时，腿已经不听使唤。张浩把我拉起来，我踉跄了一下。作训服前襟湿透，沾满了雪渣。
“赶紧换衣服！”班长喊道。
我们冲回营房，换上干燥的衣裳。脱下湿衣时，皮肤一片通红，碰一下生疼。赵大勇递过一瓶白酒：“擦擦关节。”
我学他的样子，倒些在手心，搓热了，揉搓膝盖和肘弯。一股火辣辣的感觉蔓延开来，舒坦了些。
“这雪，怕是要下半个月。”赵大勇望着窗外，“有的熬。”
果然，雪没停，连着下了三天。训练场上的积雪积了半尺厚。我们每日在雪里摸爬滚打，渐渐也摸索出些门道：雪地走路得踩实，不能急；趴下前先用手扒拉个浅坑，不然雪化得快，湿得也快；枪要时常检查，雪进了机匣，冻住就麻烦了。
第四天，雪停了，天放晴。太阳出来，雪地亮得刺眼。我们都戴上雪镜，不然非得雪盲不可。
那天来了新任务：山区拉练。不是演习，是真走。每人背三十公斤装备，徒步二十公里山路。
出发前，班长挨个检查背包。“鞋带系紧，水壶灌满，干粮带足。”走到我跟前，他按了按我的背包，“重不重？”
“重。”
“重就对了。”班长说，“真到要紧时候，这些能救命。”
上午八点，队伍出发。出了营区，一路向北。路越来越陡，雪越来越深。有些地段，雪深及膝。我们排成一列，班长打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开路。
起初还行，走了一个钟头，肩膀开始火辣辣地疼。背包带勒进肉里，每走一步都在磨。汗水从额角滑下，在眉梢结成了冰霜。
山路曲曲折折，望不见尽头。远处是连绵的雪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美是真美，累也是真累。
中午休息，我们在一处背风的坡后停下。卸下背包，一屁股坐在雪地上。从背包里掏出压缩干粮，就着雪啃。干粮硬邦邦的，得在嘴里含化了才能下咽。
张浩挨着我坐下，掰了半块巧克力递过来：“补充点热量。”
“你还有这好东西？”
“家里寄的。”张浩笑笑，“就剩这一块了。”
巧克力在舌尖慢慢融化，甜里带着一丝苦。我小口小口抿着，舍不得咽下。
休息不过十分钟，又得上路。下午的行程更难，有一段需要爬坡。坡陡，雪滑。我们手脚并用，活像一群笨拙的熊。
爬到一半，我脚底一滑，向下溜去。后面的赵大勇猛地顶住我：“稳住！”
我喘着粗气，手指抠进雪里，继续向上攀。指甲缝里塞满了雪，冻得发麻。
爬到坡顶时，我瘫倒在雪地上，望着湛蓝的天，大口喘气。肺像要炸开，每次呼吸都泛着血腥味。
“不能躺！”班长一把将我拽起，“活动活动。”
我站起来，双腿发软。放眼望去，群山尽在脚下，白茫茫铺向天际，无边无垠。风掠过雪原，卷起一层雪雾，宛如飘动的轻纱。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人真是渺小。在这巍峨雪山、浩瀚雪野面前，小得像一粒尘埃。
可也就在那一刻，我觉得，能站在这里，真好。
最后五公里是下坡。按理说好走，但雪地被踩实结了冰，滑得很。我们走得小心翼翼，还是有人摔跤。一个小战士滑倒了，背包压在身上，一时起不来。我们围过去扶他，只见他脸色煞白。
“咋了？”
“脚……好像崴了。”他咬着牙说。
班长蹲下看了看：“走不了了。你们俩，扶着他。咱们慢点走。”
队伍的速度慢了下来。天色开始转暗，高原天黑得早，才四点多便已昏黄昏黄。温度直线下降，估摸着有零下十几度了。
必须在天黑前赶到公路，那儿有车接应。但带着伤员，快不起来。
班长做了决定：“你们先走，到车上等。我陪他慢慢挪。”
“班长，我留下。”我说。
班长看了我一眼：“撑得住？”
“撑得住。”
最后是我和班长，还有那受伤的小战士，三个人慢慢前行。小战士叫刘小海，才十八岁，比我还小两岁。他一只脚不敢沾地，全靠我们架着，一跳一跳地前进。
天彻底黑了。幸好有雪映着微光，还能勉强辨路。星星出来了，高原的星空，黑得那样纯粹，又亮得那样密集。
我们都沉默着，节省气力。只听见脚步声、踩雪声，和沉重的呼吸。刘小海偶尔吸溜一下鼻子，不知是冷的，还是疼的。
走了约莫一个钟头，看见了车灯。远远的，两个光点，在雪野中格外醒目。
“快到了。”班长说。
最后一段路，刘小海几乎是被我们架着拖过去的。到车边时，三人都累瘫了。张浩从车上跳下来，递过水壶。
“没事吧？”
“没事。”班长说着，看了看刘小海，“直接送医务室。”
回营区的路上，车里一片沉寂。大家都累极了，东倒西歪地睡着。我靠着车窗，望着外面飞速倒退的雪原。车灯照亮一小片前路，雪花在光柱里飞舞，恍若无数细小的萤虫。
刘小海靠在我旁边的座位上，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痕——大概是疼哭的，但一路没听他哼过一声。
回到营区，已是晚上九点。炊事班留着饭，还是热乎的。我们狼吞虎咽，吃完了才觉着魂儿回来了。
洗澡时才发现，肩膀磨破了皮，血把内衣都黏住了。慢慢揭下来，疼得直咧嘴。脚上也磨出了泡，大大小小好几个。
赵大勇看见，扔给我一盒药膏：“晚上抹上，明天照旧。”
“明天还练？”
“练。”赵大勇说，“雪还没化呢。”
果然，第二天，雪地训练照常。刘小海脚伤未愈，留在营区帮厨。我们去训练时，他站在食堂门口，一瘸一拐地朝我们挥手。
又过了些日子，我渐渐适应了。雪地匍匐能找到省力的法子，雪地射击知道如何防冻，雪地走路也懂得怎么防滑。
身上的伤结了痂，变成深色的印记。手上的冻疮起了又消，留下一层硬皮。脸更黑了，嘴唇的裂口涂了唇膏也不见好。
一天晚上，我们在学习室看教育片。片子讲的是高原边防的官兵，在更冷更苦的地方站岗执勤。屏幕上，那些战士脸上冻出了疤，手裂得满是血口，可眼睛都很亮。
看完，指导员问我们有什么感想。
我说：“觉得自己吃的苦，其实不算什么。”
指导员点点头：“苦是比较出来的。但也不全靠比较。各人的苦都是真苦。要紧的是，吃了苦，得长记性，得变结实。”
十二月初，雪开始化了。训练场上一片泥泞，雪水混着泥土，走一趟溅得满身斑点。
可我们已不在乎了。泥地里照样匍匐，照样射击，照样跑五公里。作训服脏了洗，洗了又脏，颜色都淡了。
一日训练间隙，阳光正好。我们坐在台阶上晒太阳，难得的暖意。张浩掏出一包烟，散给大家。
“哪儿来的？”我问。
“小卖部买的。”张浩笑，“最后一包了。”
我们抽着烟，望着正在化雪的训练场。雪水汇成细流，汩汩地淌。屋檐下的冰棱滴滴答答化着水，在阳光里亮晶晶的。
“快过年了。”有人说。
是啊，快过年了。这是我头一回不在家过年。
“过年有会餐。”班长说，“炊事班准备好些天了。”
“能让喝点不？”赵大勇问。
“能，一人一杯。”班长说，“不准多。”
我们都笑了。一杯也好，是个意思。
夜里，我拿出日记本，画了一幅画：雪山，一行脚印，三个互相搀扶的人影。画得笨拙，但意思到了。
又在下面写：
“第一个雪季。学会了在雪里爬，在雪里走，在雪里咬牙。知道了什么是冷，什么是累，什么是退不得。肩膀的伤会好，脚上的泡会消，但这些日子，会一直留着。”
写罢，望向窗外。月亮很圆，清辉照在残雪上，一片泠泠的光。
我想起那个雪夜，架着刘小海往前走时，看见的星空。那么多星子，密密麻麻，静默地亮着。那时我想，倘若每一颗星都是一个兵，那这片高原上的兵，该有多少啊。
他们或许在不同的山头，不同的哨所，但都望着同一片天，守着同一方土。
如今，我也是其中一颗了。
不大，不亮，但在这里。
这便够了。
雪季还未全然过去，但最冷的时节，总算挨过来了。我知道，春天会来，雪会化，花会开。但我也知道，有些东西，像冻土下的种子，一经严寒，便扎得更深。
睡吧，明天还要训练。雪虽化，训练不会停。
路还长。我知道。
但我不怕了。因为我知道，不管什么季节，无论什么天气，这条路，我们都得走，都得走到底。
而且，不是独个儿走。
是一群人，一起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