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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五点半，天还黑着。
哨声响得像刀子，直接划破睡梦。三秒，我必须离开床铺——这是规定。刚开始那几天，我总要慢上两三秒，班长不说话，只是看着我，那眼神比骂人还难受。
高原的冷是往骨头里钻的。九月的青海，早晨气温能到零下。水管冻住了，我们得去锅炉房打热水。张浩走在我前面，呵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他回头看我：“书生，还行不？”
“行。”我咬着牙说。
其实不太行。来青海半个月了，每天早上醒来，头还是疼，像有根铁丝从太阳穴穿过去。医生说这是正常的高原反应，适应期至少一个月。适应——听着轻巧，做起来是每天用身体去撞一堵看不见的墙。
洗脸水泼在脸上，激得人一哆嗦，最后一点睡意全跑了。镜子里的脸开始变黑了，嘴唇有点发紫，裂着小口子。我摸了摸下巴，胡茬硬硬的。在鲁院时，我三天刮一次胡子，现在训练紧，有时候一个星期都顾不上。
“快点！集合了！”
班长的声音从走廊传来。我们抓起帽子往外跑，作训鞋踩在水泥地上，噼里啪啦一片响。
早操是五公里。
第一圈，喘得像风箱。第二圈，肺里像着了火。第三圈，腿不是自己的了。高原跑步和平原不一样，这里空气薄，每一步都要多用一分力。我跑在队伍中间，盯着前面战友的背，那一片被汗水浸湿的深绿色，成了我全部的视线。
“调整呼吸！两步一呼，两步一吸！”班长在队伍边上喊。
我试了试，不行，节奏全乱。张浩慢下来，跑到我身边：“跟着我。”
他跑步的节奏很稳，呼——吸——呼——吸。我努力跟上，慢慢地，好像找到了一点门道。但还是不够，胸口那块石头，怎么也搬不走。
“别想着难受，”张浩边跑边说，“想点别的。想想家里，想想好吃的。”
我想了想，脑子里出现的竟然是鲁院食堂的肉包子。真没出息。
跑完的时候，我瘫在地上。班长走过来，用脚尖轻轻碰了碰我的腿：“起来，不能马上躺。”
我挣扎着爬起来，眼前发黑。张浩递过来水壶：“小口喝。”
水是温的，带着军用水壶那股铁锈味。我喝了两口，喘着气问：“你咋这么能跑？”
“练的呗。”张浩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我刚来时比你还不济，跑吐了好几回。”
早餐是馒头、稀饭、咸菜，每人一个鸡蛋。我没什么胃口，但硬塞了下去。班长说得对，在这里，吃饭不是享受，是任务。身体是武器，你得给它填弹药。
上午的训练是射击预习。
没有真枪，先练姿势。卧姿装子弹，一练就是两小时。八月的青海，太阳毒得很，趴在滚烫的水泥地上，地面热度透过作训服传上来，像烙饼。
“三点一线！注意呼吸！”教官在队列里走，脚步很轻。
我眯起左眼，右眼盯着前面的小铁环。准星、缺口、目标，要在一条线上。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手稍微抖一下，线就偏了。阳光刺眼，汗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王忆北，你的肩太紧了。”教官停在我身边，“放松，枪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不是你扛着的木头。”
我试了试，放松肩膀。怪了，好像真的稳了一点。
“好，保持。”教官走开了。
趴着趴着，时间就模糊了。手腕开始疼，肘部磨得发热。脑子里什么都不能想，只能想那三点一线。这是一种说不出的专注，把整个世界缩小成一个小铁环。
中午吃饭前，有点休息时间。我坐在树荫下，看手上的茧子——才半个月，虎口和食指已经磨出了一层硬皮。张浩坐过来，递给我一管药膏：“抹抹，别发炎了。”
“谢谢。”我接过来，药膏凉凉的。
“下午练啥？”我问。
“据枪定型。”张浩说，“更遭罪。”
他说得对。下午的训练是举着枪，一动不动。教官在我们枪管上放弹壳，谁的掉了，加五分钟。
第一分钟，还行。第二分钟，手臂开始酸。第三分钟，酸变成麻。第四分钟，麻变成疼。弹壳在枪管上微微颤抖，阳光照着，亮得刺眼。
我盯着那个小光点，心里数数。数到一百，再从头数。数着数着，就忘了数到哪了。脑子里开始跑马，想鲁院的图书馆，想北京秋天的银杏，想家里妈妈做的红烧肉。
“咣当。”
旁边谁的弹壳掉了。没人转头看，但都听见了。教官走过去，没说话，只是捡起弹壳重新放上，然后看了眼表。
我的手臂在抖，控制不住地抖。咬牙，再咬牙。嘴唇咬破了，一股血腥味。
“坚持。”班长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后，声音很低，“过这个坎就好了。”
不知过了多久，教官终于说：“停。”
我们放下枪，手臂僵得放不下来。张浩龇牙咧嘴地活动肩膀，我试着弯了弯手臂，一阵刺痛。
晚饭后，我去了医务室。军医看了看我的手腕：“轻度韧带拉伤。这两天注意点。”
他给我开了点药，我道了谢正要走，他叫住我：“新兵？”
“嗯。”
“大学生兵？”
我点点头。
军医笑了：“来的大学生兵，头一个月都这样。身体不适应，心里落差大。熬过去就好了。”
回到班里，大家都在写家信。我没有写。不知道怎么跟家里说，说训练苦？说想家？这些话说了，除了让父母担心，没啥用。我拿出日记本，想了想，写了一句：
“今天举枪两小时，手腕伤了。但弹壳没掉。”
熄灯前，班长把我叫出去。我们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外面是高原的夜，星星多得不像话。
“想家了？”班长问。
“有点。”
“正常。”班长掏出烟，点上，吸了一口，“我当新兵时，头三个月，天天晚上蒙着被子哭。”
我有点惊讶，看着他。班长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烟头的红点一明一暗。
“你知道为啥选你来负责板报吗？”他问。
我摇摇头。
“指导员说，你以前是写文章的。写文章的人，眼睛跟别人不一样，看得细。”班长弹了弹烟灰，“部队的生活，苦是苦，但里头有很多东西，值得看，值得记。你好好看，好好记。”
我点点头。
“回去吧，明天还有训练。”
躺回床上，我睡不着。手腕一阵阵疼，脑子里乱糟糟的。旁边的张浩翻了个身，小声问：“还不睡？”
“睡不着。”
“想媳妇了？”
“没媳妇。”
张浩嘿嘿笑了：“那想啥？”
“想我到底能不能行。”
黑暗中，张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刚来时也这么想。但现在不想了。行不行，不是想出来的，是练出来的。睡吧，明天还得跑五公里。”
我闭上眼睛，听着营房里此起彼伏的呼吸声。这些声音很轻，但连成一片，就成了某种节奏。慢慢地，我跟着这个节奏呼吸，呼——吸——呼——吸。
手腕还在疼，但好像没那么难忍了。
第二天的五公里，我还是跑在最后。但这次，我没有停。肺里着火，腿里灌铅，但我没停。班长跑在旁边，什么也没说，只是陪着。
跑过终点线时，我直接跪地上了。张浩把我拉起来：“不能跪。”
我站起来，喘得说不出话。班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比昨天快了两分钟。”
就这一句话，让我鼻子有点酸。赶紧低下头，假装系鞋带。
射击训练还在继续。手腕的伤慢慢好了，茧子越来越厚。举枪的时间从两小时变成三小时，弹壳不再掉了。有时候，我甚至能感觉到枪的呼吸——它在我手里，不是一件铁器家伙，而是一个活物。
有一天下午，训练到一半，突然下起了雨。高原的雨，来得急，豆大的雨点砸下来，啪啪作响。教官没叫停，我们就趴在雨里继续练。
雨水顺着枪管流下来，流到手上，凉凉的。瞄准镜里一片模糊，我擦了擦，继续瞄准。作训服很快湿透了，贴在身上，但奇怪的是，并不觉得冷。身体里的热，足够对抗这场雨。
雨停了，太阳出来。训练场上升起薄薄的水汽，远处的山被洗得发亮。我们站起来，浑身滴水。互相看了看，都笑了——一个个像落汤鸡，但眼睛都亮着。
那天晚上，我终于写了第一封家信。没写训练多苦，就写了下雨的事，写了雨后的山，写了战友们的笑声。写完了，读一遍，觉得还行。贴上邮票，准备明天寄出去。
熄灯后，我躺在床上，听到窗外有声音。轻轻起来，走到窗边。
是班长，一个人在院子里抽烟。烟头的红点在黑暗里一明一暗，像颗孤星。他抬头看着天，一动不动。
看了一会儿，我悄悄回到床上。手腕上的茧子蹭到床单，沙沙的响。我摸了摸那些硬皮，突然觉得，这也许就是成长的痕迹——不漂亮，但实在。
高原的第一个月要过去了。头不疼了，跑步能跟上队了，枪在手里稳了。镜子里的脸黑了很多，眼神也不一样了——少了些迷茫，多了些定。
我还是会想鲁院，想那些安静读书的日子。但想的时候，不再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那是我的一部分，现在的生活也是我的一部分。它们不冲突，只是不同的章节。
有一天训练间隙，指导员找到我：“板报准备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我说，“下周能出第一期。”
“好。”指导员点点头，“写写新兵生活，写写你们的变化。”
晚上，我拿出纸笔，开始画板报的草图。张浩凑过来看：“这是谁？跑得龇牙咧嘴的。”
“你。”我说。
“我有这么丑吗？”他叫起来。
“训练的时候都这样。”我笑了。
画着画着，我想起了班长抽烟的背影，想起了雨中的训练场，想起了早晨五点半的哨声，想起了手腕上第一层茧子的触感。
这些碎片，拼成了我的第一个月。
高原的第一步，是沉的，是疼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但踩实了，站稳了，回头看，那些脚印就连成了路。
路还长着呢。我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这条路，我能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