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三月了，青海的春天还没个影。
雪化了一半，留一半在地上，脏兮兮的。白天太阳晒着，雪水顺着屋檐滴答，晚上一上冻，地上全是冰溜子，走一步滑三步。
营区里的杨树还是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晃。草枯黄枯黄的，趴在地上，看不出一点绿意。
班长说，这叫“春冻骨头秋冻肉”，春天的冷往骨头缝里钻。我们信了，因为确实冷，比冬天还难受。冬天是干冷，穿上大衣能扛；春天是湿冷，寒气无孔不入。
训练强度却上来了。新年过完，新兵期结束，我们正式成了战斗员。训练科目多了，要求也严了。
早晨还是五公里，但改成全副武装。步枪、弹夹、水壶、挎包，加起来十几公斤。跑起来叮当响，肩膀勒得生疼。
张浩跑在我旁边，喘着粗气说：“这他娘……比背一袋面还沉。”
我没力气回话，只能点头。肺像破风箱，呼哧呼哧的。雪后的地面软硬不均，深一脚浅一脚，特别费劲。
跑完卸装备，肩膀上两道红印子，磨破了皮。赵大勇递给我一管药膏：“抹上，别感染。”
“谢谢老赵。”
“谢啥。”赵大勇自己也脱了上衣，背上肩上都是老茧，深褐色，像树皮。
上午练新科目：攀冰。教官带我们到营区后头的沟里，那里有面冰坡，十几米高，冻得硬邦邦。
“看好了。”教官示范，冰镐砸进冰里，脚上的冰爪扣稳，一点一点往上挪。动作不快，但稳。
轮到我们，全傻了。冰镐抡起来，砸在冰上，只留下个白点。冰爪踩上去，打滑。我试了三次，才上去一米多。
张浩比我强点，上去两米，卡住了。冰镐拔不出来，急得满头汗。教官在下面喊：“别硬拔，左右晃晃！”
他照做，冰镐松动了。可这一晃，脚下不稳，哧溜滑下来，一屁股坐雪地里。
我们都笑。教官没笑：“谁再笑，加练！”
赶紧闭嘴。
练了一上午，没人能爬到顶。手上全是水泡，虎口震裂了，血丝渗出来。冰镐把手磨得发烫，又冰得刺骨。
中午吃饭，手抖得拿不住筷子。刘小海把他碗里的肉夹给我：“书生，多吃点。”
“你不吃？”
“我吃不下了。”刘小海脸色不太好。
“怎么了？”
“没事，就是有点恶心。”
班长过来看了看：“高原反应又来了？”
“可能。”刘小海低头扒饭。
下午，刘小海真不行了，头疼呕吐。军医来看，说是轻度脑水肿，让卧床休息。
我们训练回来，看见他躺在床上，脸白得像纸。张浩给他倒了热水，他喝一口吐一口。
“难受。”刘小海小声说。
“知道。”张浩给他擦嘴，“忍忍，明天就好了。”
刘小海摇头，眼泪下来了：“我想回家。”
我们都不说话了。想家，谁不想？但说出来，心里就揪得慌。
晚上，班长找我：“书生，连里要办个黑板报，反映训练生活。你负责。”
我推辞：“班长，我好久没写了……”
“所以才要写。”班长说，“别把手艺丢了。”
只好答应。晚上熄灯后，我在学习室画草图。灯泡暗，影子长长的。我画了攀冰的场面，画了跑步的队伍，画了刘小海躺在床上。
画着画着，鼻子有点酸。赶紧抹把脸，继续画。
画完了，看看，还行。就是人物表情太苦，一个个龇牙咧嘴的。训练本来就这样，舒服不了。
第二天，刘小海好点了，能下床走。但脸色还是不好，军医说，得观察几天。
训练继续。攀冰还得练，手上水泡破了，缠上纱布继续。冰镐把手被血染红了，擦擦再用。
第三天，我终于爬到顶了。不高，就十米，但到顶的那一刻，手扒住冰沿，脚下一蹬翻上去，躺在冰面上喘气——天蓝得晃眼。
张浩在下面喊：“书生，行啊！”
我坐起来，朝他挥手。风吹过来，冷，但心里热。
下午练索降。从楼顶往下滑，全靠一根绳子。教官教我们打结，八字结、渔人结、双套结，一个个练。
“结打错了，命就没了。”教官说得很平淡，但我们听得心惊。
我第一次站在楼顶边缘，低头看，四层楼高，眼晕。绳子在手里沉甸甸的。
“准备——下！”
我吸口气，往后一仰，脚蹬墙面，哧溜滑下去。风在耳边呼呼响，地面越来越近。到底了，腿软，站不稳。
教官扶住我：“还行，就是动作僵硬。”
练了几次，好点了。能控制速度，能在半空停住，能调整姿势。绳子磨得大腿内侧火辣辣的，但顾不上疼。
晚上洗裤子，发现磨破了，露着肉。赵大勇看见，扔给我一条新的：“换着穿。”
“这怎么好意思……”
“穿吧。”赵大勇说，“我有多余的。”
我接过裤子，心里暖。在这里，很多东西是共用的：烟、药膏、袜子、甚至裤衩。不分你我，因为知道谁都有难处。
黑板报出刊了。战友们围着看，指指点点。有人说画得像，有人说把他画丑了。刘小海也来看，指着画里的自己：“我这么惨啊？”
“实际更惨。”张浩笑。
刘小海也笑了，脸色好多了。
指导员看了，点点头：“不错，继续。”
就这两个字，让我高兴了半天。原来，写字画画的手，在这里也有用。
三月中旬，来了新装备：防暴盾牌和警棍。黑色的盾牌，一人多高，沉。警棍是橡胶的，挥起来呼呼响。
教官教我们盾牌阵型。五人一组，盾牌相接，组成一面墙。要同步前进，同步后退，不能乱。
我们班练，总是不齐。我快了，张浩慢了，赵大勇的盾牌举高了。练了一上午，教官嗓子喊哑了。
中午休息，我们坐在地上，谁也不说话。累，也烦。张浩把盾牌摔在地上：“这玩意儿有啥用！”
“防暴有用。”班长捡起盾牌，“练不好，真有事就晚了。”
下午继续练。太阳出来了，晒得盾牌发烫。我们穿着防暴服，闷得很。汗水顺着脸往下淌，滴进眼睛里，杀得疼。
但这次，我们咬牙练。一二一，一二一，脚步慢慢齐了。盾牌举起来，高度慢慢一致了。教官的脸色好看了点。
收操时，我们脱下防暴服，里面全湿透了。张浩光着膀子，身上起了一片痱子，红红的。
“疼。”他说。
“回去抹药。”赵大勇说。
晚上，我继续画黑板报。这次画盾牌阵型，画得仔细，把每个人的表情都画出来：咬牙的，瞪眼的，流汗的。
画完了，班长来看，看了很久，说：“像。”
就一个字，够了。
刘小海彻底好了，回归训练。但攀冰他不敢上了，有心理阴影。教官没逼他，让他先练别的。
有一天，我们正在练索降，刘小海在下面看。看着看着，他忽然说：“我想试试。”
我们都愣了。班长问：“你确定？”
“确定。”刘小海点头，“不能总躲。”
他上了楼顶。我们都在下面看，屏着呼吸。他站到边缘，手抖，腿也抖。教官喊：“别往下看！看前面！”
他吸了口气，往后仰。滑到一半，停住了，悬在半空。我们心提到嗓子眼。
“继续！”教官喊。
他动了，慢慢滑下来。到底时，腿一软，跪在地上。我们冲过去扶他，他抬起头，脸上全是泪，但笑着：“我……我下来了。”
“好样的！”张浩拍他肩膀。
那天晚上，刘小海吃了三大碗饭。我们都说，他病这一场，好像长大了。
三月下旬，雪化得差不多了，露出黑褐色的土地。草还是没绿，但仔细看，枯草根那里，有点嫩黄的芽。
风还是冷，但风向变了，从北风变成东风，带着点湿气。班长说，这是青海的春风，吹半个月，草就绿了。
训练科目又加了：野外侦察。我们分成小组，到野外找目标、画地图、写报告。我分在赵大勇组，还有张浩和刘小海。
我们带上一张地图、一个指北针、一个望远镜，出发了。目标在东边五公里的山沟里，要找到那里的一棵老树，记录周围地形。
路不好走，化雪后的地面泥泞，一脚下去陷半脚。我们走得慢，边走边观察。赵大勇是老手，教我们怎么看地形，怎么辨方向。
“看见那山头没？像骆驼背，那是地标。”他指着一处山脊，“迷路了就找它。”
走到山沟，果然有棵老树，孤零零的，枝干虬结。树皮开裂，像老人的手。我们围着树测量、记录、画草图。
张浩爬上树，从高处瞭望。“那边有条河！”他喊。
我记下来。刘小海在树下发现动物脚印，也记下来。
忙活两小时，完成任务。往回走时，天阴了，飘起小雨。高原的雨，细密密的，落在脸上冰凉。
我们加快脚步。雨越下越大，路更滑了。刘小海摔了一跤，满身泥。张浩拉他起来，两人都成泥猴。
回到营区，天快黑了。我们浑身湿透，但报告完成了。交给教官，他看了看，点头：“还行。”
就两个字，但我们高兴。洗了热水澡，吃了热饭，觉得特别香。
晚上，我更新黑板报。画了野外侦察的场景：老树、泥路、雨中的人。画得仔细，把每个人的神态都画出来。
画完了，自己看看，觉得还行。虽然手生了，但感觉还在。
熄灯后，躺在床上，听窗外雨声。淅淅沥沥的。张浩在隔壁床小声说：“书生，你画得真好。”
“还行吧。”
“真的。”张浩说，“把我们都画活了。”
我没说话，心里暖。
雨下了半夜。早晨起来，雨停了，天晴了。出门一看，惊喜——枯草地里，星星点点的绿。
真绿了，虽然只有一点点，但确实是绿了。春天，终于来了。
训练继续。攀冰结束了，改成攀登训练塔。盾牌阵型练熟了，开始练对抗。索降越练越顺，能在十秒内从四楼滑到地面。
手上的茧子更厚了，肩上的印子更深了，脸更黑了，眼神也更定了。
刘小海不再提回家的事，训练跟得上，吃饭吃得香。张浩的痱子好了，留下浅色的印子。赵大勇还是不爱说话，但笑的时候多了。
我呢，黑板报一期期出，画训练，画生活，画战友。画笔和枪，好像不冲突了。
春寒还没完全过去，早晚还是冷。但中午太阳好的时候，能感到暖意了。风吹在脸上，不那么刺骨了。
有一天训练间隙，我们坐在台阶上晒太阳。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班长走过来，递给我一支烟。
“班长，我不抽……”
“拿着。”班长硬塞给我，“春寒时候抽支烟，驱寒。”
我接过，点上，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张浩笑我：“书生就是书生。”
我也笑，笑着笑着，眼泪出来了。不知道是呛的，还是别的。
春天真的来了。虽然慢，虽然冷，但来了。
日子还在继续。训练，吃饭，睡觉，出黑板报。平凡，重复，但每一天都有点不一样。
手上的茧子，肩上的印子，脸上的黑，眼里的光——这些都是春寒留下的印记。
也是成长的印记。
我知道，春天过后是夏天，训练会更苦，任务会更重。
但我不怕了。
因为春天来了，草绿了，我们也在生长。
虽然慢，虽然难，但在生长。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