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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青海到底有了些春天的意思。
营区里的草悄悄绿了一层，虽说稀稀拉拉的，看着倒也舒坦。杨树枝上冒出嫩芽，小小的，黄里透绿，风一来就颤巍巍地晃。天暖了，晌午日头好的时候，训练也能脱下外套了。
可我们哪有心思看春天。新科目来了：防暴处突。
训练场拉起了警戒线，摆出个模拟街道——其实就是几堵水泥墙，拿粉笔画上门和窗。教官说，这是练城市巷子里的战术。
头一天，学理论。会议室挤得满当当的，指导员亲自上阵。
“防暴不是打仗，可比打仗还复杂。”指导员在黑板上写字，“老百姓夹在中间，媒体盯在旁边，一举一动全在人眼里。分寸，最要紧。”
分寸。我在本子上记下这两个字。
“什么时候使警棍，什么时候举盾牌，什么时候光靠喊话控场，都有规矩。”指导员扫着我们，“都给我记牢了，错一步，后果担不起。”
我们点点头，心里沉甸甸的。
第二天，上装备。除了盾牌警棍，还有新家伙：防暴头盔、防刺服、护膝护肘。全套披挂上，二十多公斤，走路都吃力。
头盔沉，压得脖子发酸。面罩挡视线，看出去像隔了层毛玻璃。防刺服硬邦邦的，弯个腰都费劲。
张浩穿戴整齐，歪歪扭扭迈了两步：“这还咋动弹？”
“练。”教官说，“练到你觉不出它的分量。”
我们开始练基础动作：持盾推进、警棍格挡、队形转换。全副武装，练不到十分钟就一身汗。头盔里潮乎乎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
练了一上午，收操卸装备，里衣能拧出水。手上又添了新茧子——全是盾牌把手磨出来的。
下午练催泪弹。不是真弹，是训练弹，光冒烟不呛人。教官教怎么投，怎么躲。
“逆风投，顺风跑。”教官一边示范，拉环，投出，转身就跑。训练弹落地冒烟，黄白色的烟团，慢腾腾散开。
我们轮流练。我拉环时手一抖，弹丢近了，差点砸着自己脚。教官皱起眉：“紧张个啥？又不是真的。”
“报告，手滑了。”
“接着练。”
练到第五次，总算像点样。能扔出十米开外，也能及时转身跑开。可跑起来一身装备，笨得跟熊似的。
晚上学法律条文。《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一条一条背。什么时候能用催泪弹，什么时候使橡皮子弹，什么时候可以开枪，规定得明明白白。
赵大勇背得脑门发胀：“这么多框框套套的。”
“必须的。”班长接话，“咱们手里攥的是权力，不能乱用。”
我往笔记本上抄，密密麻麻写了三页。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拿红笔勾出来，打算明天问教官。
第三天，练实弹——橡皮子弹。靶场清空了，换上新靶纸，上面画着人形。
“这是非致命武器，可不代表没危险。”教官端着防暴枪，“五米内照样能打死人。都给我记住。”
我们轮流上去打。枪声闷闷的，后坐力不大。橡皮子弹撞上靶子，“噗”一声响，靶纸晃了晃。
我瞄准靶子腿部——按规定只能打非要害。扣扳机，子弹正中靶子大腿位置。
“还行。”教官看了一眼，“就是手还哆嗦。”
“紧张。”我老实交代。
“正常。”教官拍了拍我肩膀，“多打几回就好了。”
张浩打得比我稳，五发中了四发。赵大勇全中，弹着点还都聚在一处。教官点点头：“老赵像样。”
赵大勇嘿嘿一笑，脸上那道疤也跟着动了动。
第四天，综合演练。模拟场景：群体性事件。我们扮防暴队，另一队战友扮“闹事群众”。
“群众”举着牌子，喊着口号，往警戒线里挤。我们持盾组成人墙，把他们隔在外面。
“后退！后退！”我们齐声喊。
“群众”不听，一股劲往前涌。盾牌被推得直晃。我咬紧牙关顶住，脚在地上擦出痕来。
有人扔过来矿泉水瓶，砸在盾面上，“砰”地一响。我下意识缩了缩脖子，但手上没松劲。
“保持队形！”班长的声音从头盔里传出来，闷闷的。
我们一步步往后挪，给“群众”留出空间。这是教过的：不能硬顶，要给人退路。
推搡持续了十来分钟。终于，“群众”累了，停了下来。我们维持队形，慢慢撤出。
卸了装备，浑身湿透。嗓子喊哑了，手还在微微发抖。张浩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气：“真他娘的累人。”
“这才哪到哪。”班长把水壶递过来。
第五天，练夜间防暴。晚上八点，训练场亮起几盏灯，昏黄昏黄的。我们戴上夜视仪，眼前一片绿幽幽的，看人像晃动的鬼影。
夜视仪戴着难受，压鼻梁，视野也窄。走路得格外小心，不然容易绊跤。
“群众”藏在暗处，我们暴露在明处。他们扔东西，我们得听风声辨方向，用盾牌挡。
一个啤酒瓶扔过来，我听见风声，举盾一挡。“啪嚓”一声，瓶子碎了，碎片溅在盾面上。
“好！”教官喊道。
练到十点才收操。摘下夜视仪，眼睛好半天适应不了黑暗。赵大勇伸手扶我：“慢点走。”
第六天，学谈判。会议室里来了位心理专家，文文气气的，戴着眼镜。
“防暴不能光靠武力。”专家说，“大多数时候，得靠说话。”
他教我们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安抚情绪，怎么建立信任，怎么找共同点。
“记住，闹事的人也是人。”专家在黑板上写字，“有诉求，有情绪，也有软肋。”
我们低头记笔记。我忽然觉得，这比练枪难多了。枪有准星，话可没有。
下午模拟谈判。我扮谈判员，张浩扮“闹事头头”。
“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问。
“我们要见领导！”张浩梗着脖子。
“领导会来的，但你们得先退到安全区。”
“不退！不见到领导坚决不退！”
我卡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接。教官在旁边提醒：“给他个台阶。”
“这样，你们选五个代表，我们去请领导。”我试着说。
张浩想了想：“行，但要快。”
“好。”
演练结束，教官讲评：“还凑合，就是不太自然。像在背词儿。”
我点头。确实，说出来的话干巴巴的，没一点活气。
第七天，实战演练。这次是考核，全程录像。
场景：工厂裁员，工人堵大门。我们接警出动。
车队开到模拟厂区，老远就看见聚着一群人。我们下车，披挂装备，整队集合。
班长分任务：一组警戒，二组谈判，三组预备队。我在二组，负责谈判。
走到人群前十米左右，停下。我拿起扩音器：“工友们，我们是警察，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请选几个代表，咱们坐下来谈。”
人群静了一下，接着又吵吵起来：“谈什么谈！我们要工作！”
“工作的事，劳动部门会处理。”我尽量让声音平稳，“但堵门是违法的，请大家先散开。”
“不散！”
我回头看了看班长。他点点头，示意我继续。
“这么着，你们选五个代表，我们去请劳动局的人来。其他人先回家，等消息。”我说。
人群里议论纷纷。这时候，“工人代表”走了出来——是赵大勇扮的，穿着工装，一脸怒气。
“你能做主吗？”他问。
“我能把你们的话带到。”我说。
“行，我们五个留下，其他人散。”赵大勇回头喊，“都回去！等信儿！”
人群慢慢散了。我们松了口气。
可事情还没完。赵大勇提出要见厂长，要赔偿方案，要再就业培训。我一条一条记下来，答应向上反映。
谈判谈了一个钟头。结束时，赵大勇伸出手：“说话得算数。”
我握住他的手：“算数。”
演练结束。回放录像，指导员讲评。
“整体还行。”他说，“但有几个问题：一是反应慢了，人群吵了半分钟才回应；二是眼神不对，老看班长，显得没底气；三是承诺太多，有些事咱们做不了主。”
我一记下。都是细节，可细节往往最要命。
第八天，总结考核。笔试加实操。笔试考条例条文，我拿了九十分。实操考战术动作，得了八十五。
张浩实操九十，赵大勇九十五。班长看着成绩单：“还行，都能顶上用场。”
我们都松了口气。这一周，每天训十二个钟头，晚上还得背条文，累得倒头就睡。现在总算过了关。
但教官说：“过关只是开头。真遇上事，那才是考验。”
我们明白。训练是训练，真是真是。
周末休息一天。我们洗了攒下一周的脏衣服，晾了满满一院子。日头底下，作训服、迷彩服、袜子、裤衩，花花绿绿地飘着，像万国旗。
我和张浩坐在台阶上晒太阳。他递给我一支烟：“尝尝这个，兰州烟，劲儿大。”
我接过来点上。确实冲，呛得直咳嗽。
“慢慢来。”张浩笑，“当兵得学会抽烟，解乏。”
“你也学会讲道理了。”
“跟老赵学的。”
我们看着晾晒的衣服，看着营区里走动的战友，看着远处的山。四月的山，已泛起一层淡淡的绿意。
“书生，你说咱们练这些，真能用上吗？”张浩问。
“希望用不上。”我说，“可用得着的时候，必须得会。”
张浩点点头，吐出口烟：“也是。”
下午，我更新黑板报。画下防暴训练的场面：盾牌阵、催泪弹、谈判情景。画得仔细，想把每个人的神态都捉住。
画完了，自己端详。画里的人，眼神坚定，动作扎实，和刚来时不一样了。
也许，这就是成长。虽然慢，却看得见。
晚上，连里放电影。《拆弹部队》。我们坐在小马扎上看，没人吭声。电影里炸弹炸开，碎片横飞，我们不约而同缩了缩脖子。
看完，指导员问感想。
我说：“专业，可也危险。”
“咱们也危险。”指导员说，“只不过危险不一样。他们的危险在明处，咱们的在暗处。”
我想了想，懂了。防暴处突，面对的是同胞，是老百姓。这危险不光是身体上的，还是良心上的。
可总得有人来做。
熄灯后，躺在床上，脑子里还翻着白天的训练画面。盾牌的分量，警棍的手感，催泪弹的烟，谈判时对方的眼神。
这些画面，一帧一帧的，刻进了记忆里。
窗外的风，暖和了些。青海的春天，总算来了。
训练还得继续。防暴课结束了，但会有新课目，新挑战。
可我不怕了。因为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有战友，有班长，有指导员。我们一起学，一起练，一起面对。
手上的茧厚了，肩上的肌肉硬了，心里的底气足了。
这就是防暴课教会我的：不光是技术和战术，还有一种态度——克制却坚定，严厉却仁慈，专业却有人情味。
也许，这就是分寸。
日子还在往前走。明天，还有新的训练。
但今晚，先好好睡一觉。
窗外的月亮，很圆。高原的月亮，总是这么亮。
照亮营区，照亮哨兵，照亮我们这些在睡梦里还念叨着条例的兵。
明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