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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宋.苏轼
1979年初，国际国内形势异常紧张，大战一触即发。我军开始在南线调兵遣将，集结优势兵力,准备教训不可一世的越南小国。此时北部强邻在我北疆一线也不断增加兵力，百万大军压境，诸如装甲师、坦克师、武装直升机等等，多达54个师,不断在边境一线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炫耀武力。对此北京军区各集团军均做好一切反击准备，严阵以待。
我团正处在双方交战的最前沿，紧张气氛可想而知。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干部战士一律停止休假和外出活动,部队加强警戒，采取双人双岗，巡逻小组昼夜巡逻。
当时二连浩特市变化最大，1978年上半年市里还有近4万人，到1979年初，人员锐减至不足2000人,多数是政府机关人员。1979年2月初，形势更加紧张，边防一线部队开始在阵地和营房周围埋设各种地雷。我们连也在阵地正面和两侧埋设了三层地雷，第一层是防步兵地雷，第二层是反坦克地雷，第三层是混合地雷。
2月17号，南疆自卫反击战打响，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向前推进，狠狠打击了自以为是的越南敌寇。北疆边境同样严阵以待，时刻准备迎击来自北面的侵略者。
当此紧要关头，我连指战员一律全副武装，枪不离身，汽车昼夜不熄火，夜间不准脱衣服，全部抱枪睡眠。为防止万一，我在床底下专门放一挺机枪，压满子弹，一有情况开窗就打。为提高部队士气，支部经常进行战前动员，班、排和每一个战士都写了请战书，决心书。班长戴广文、刘喜江、李树森、徐玉林和战士何文清、齐宝林等三十几名战士，咬破手指，写了血书请战。
那年我27周岁，本来准备年底回去结婚，但形势不允许，准备打仗啦，还结什么婚！我暗自思量：战争一起，生死不明，万一光荣了，叫人家怎么办？所以我决定，暂不结婚。我狠心给女友写了一封含糊其词的书信，信上说，因部队战备形势紧张，暂时不能回去结婚，什么时候回去，看情况发展再说吧。就这样我们中断近半年的书信，直到1979年下半年才恢复来往。
自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以来，苏军在中蒙边界即二连浩特正面，经常组织超大规模的军事演戏，且都是真枪实弹，场面震撼恐怖。那时苏军从地中海飞来远程轰炸机，直接到二连浩特正面，大约距边界一二公里时，转向边界的蒙方一侧，开始轰炸。十连正面是蒙古老扎木乌德市旧址，那里是老沙俄时代进犯中国的通道。边界附近有一个横向山脉，我们叫他黑山。远程轰炸机就把各种炸弹倾泻在黑山一线，只见正面十几公里，一片火海，震耳欲聋！连一线连队的玻璃都被震碎了。轰炸机刚走，从地平线上突然钻出一片武装直升机，像一群蜻蜓，从十几公里正面黑压压的，低着脑袋向我边界扑来，飞行到距边界大几百米时，直升机在空中原地一停，来了一个180度掉头，机上各种武器向蒙方黑山一线猛烈射击，真是天崩地裂一般！直升机打完，头一抬向纵深驶去。飞机刚一消失，地面上齐压压、黑乎乎，似一场突然袭来的飓风，卷着黄沙，又像一堵黑墙滚滚压来。这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气势强大无比。
此时此刻，指战员的心早已提到嗓子眼了，手拿报话机、电话等通信设备，随时准备向上级报告敌人是否入侵我境。我们的第一任务是“观察警戒，通风报信”。
直升机刚走，紧接着苏军的坦克群在距离边界大约几百米时，同样也是就地180度大掉头，一阵火炮齐射，倾泻在蒙古界内黑山一线。当时十连连长杨亮，正带一监视组在386界标右侧30米处潜伏观察，坦克群卷起尘土，突然停车并180度转头时，卷起的尘土几乎把他们埋住了，鼻子里、嘴里全部是沙子。
这样的军事演习，一直延续到到二月底，直到南方的自卫反击战宣告结束，苏军的极限施压才告一段落。
可以想象，当时北疆的边防压力有多大？而处在交战双方最前沿的边关战士心情有多么紧张！想打不能打，想撤又不能撤，那种忍耐与坚守的滋味是常人根本无法忍受的！真不如痛痛快快地打一场，是死是活都能有个结果，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紧张激烈的煎熬。
上级交给我们边防连的任务是这样的，如果敌人入侵开战，立即上报，完成第一任务后，迅速转入游击区，开展游击战。因为我们边防一线部队力单势薄，无力抵御武装到牙齿的敌军机械化部队，只能交由早已准备就绪的各集团军来完成。我们侦察连的后续任务是：在游击区分散配置、化整为零、乔装打扮、侦察敌情，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偷袭、破坏敌通信枢纽，交通要道，输油管道，兵站、车站、码头和指挥机关等。为完成这些任务，我们早已做好充分准备，什么蒙古服、学生服、工人服应有尽有，随时准备执行后续作战任务。
知己知彼，不打无准备之仗是我军的一条重要作战原则。为查明蒙方边防一线兵力部署、地形特征、武器装备和作战原则，我边防部队早已做了详细侦察，并熟记于心。我们边防二团边境管段，西起315号界标，东至403号界标，共88个界标，77个负标，全长588，889公里，横跨四旗一市，即达茂、四子王、东乌、西乌、和二连浩特市，边防管段长，地形复杂。管段内有草原、沙漠、丘陵、山地。整个团分西段、东段、中段，东西管段温差就达20多度。团里在边防一线配置14个连队，各连又在边界线附近设3至5个潜伏观察哨。每个观察哨配三名战士（一个战斗小组），生存条件异常艰苦。我团对面是蒙方第十二、十七边防总队，一线配置的边防站基本和我方对等，但人员编制少，武器装备差，各站30余人，武器配置主要是苏制冲锋枪和步枪。我方对蒙方第十二、十七边防总队的编制装备、作战特点、边防配置、具体位置等都了如指掌，详细标在地图上，就连敌方各级指挥官姓名、年龄、学历、籍贯、性格等都纪录在册，针对他们的部署制定了好几种作战方案，一旦有情况就立即按预案执行。
1978年10月底，来自五连的报告：说蒙方在老扎姆乌德以南，西哈达山西北侧，近期活动情况异常，经常有军车、军列出没。得到报告，团里命我带侦察组抵近潜伏，察明情况。接到命令，我立即挑选侦查经验丰富的一班长姚玉明和和七班长吉日嘎拉乘车赶到五连，从五连又挑选了一个“边防通”，名叫巴图。我们一行四人骑上战马立即出发，赶在天亮以前潜入我方边界一侧，即东哈达山一个制高点上（蒙方叫西哈达山），那里距边界只有一线之隔。我带领观察组连续潜伏观察七天，终于查明情况，原来苏、蒙联合在西哈达山里新建一个屯兵站，并沿乌兰巴托至二连浩特的铁路线修了一个支线，直通西哈达山（蒙方说法），起名叫48号兵站。我们利用军事地形学的知识方法，确定了该兵站在图上的具体位置。上级根据我们的调查和其他情报，经过综合分析得出判断，苏、蒙正在调兵遣将，储备战备物资，的确是在做战前准备。（这一情报到1979年二月得到印证）
这个东哈达山又叫狼窝山，野狼成群，野兔遍地，特别是十月份，野狼正是交配季节，那时你如果不分公母，一旦打了母狼，那群追随的公狼就要跟你拼命。这是长期驻守边关的军民十分熟悉的生活常识。
侦查任务完成后，我便带领侦查小分队向驻地返回。回程的路上不幸遭遇了狼群的凶恶围攻，于是发生了一场紧张激烈的人狼之战。这在后续的叙述中我会详细讲述这段故事。
有一次，我们接到十三连报告，说发现有两匹军马从394—395号界标越入我境。当时我们激动万分，想趁敌越界找军马时将其抓获，以便借此获取敌方情报，好为上级部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当时两军交恶，处在敌对双方的边防一线，形势十分紧张，往往是你抓我的人，我设法抓你的人。正常巡逻都是真枪实弹，随时准备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同时边防部队政策性很强，纪律要求很严，稍一不慎，可能引发外交争端，严重的还有可能引起边境战争。因此平时打猎，处在边界线上，如果你枪口对外开枪，子弹飞到对方境内，人家会说你武装挑衅；如果你在界标附近我方一侧，出于好奇心，想看看蒙方一侧界徽什么样，头伸出去过了界，人家说你侵犯领空。因此边防无小事，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严格执行边境各种政策规定。
正是数九寒天，中蒙边境白雪皑皑，北风呼啸，大地就象凝固了一样寒冷无比。那时我带一个侦察排，冒着零下36度的极寒天气，分四组成弧形潜伏在蒙方军马附近，一组在左，二组在右，三组在中，组与组之间250米左右。
我带领机动组，埋伏在边境右侧山沟里，随时准备封锁边境，支援各组行动。我们趁夜色进入潜伏地点，每人利用积雪，挖一个大约两米长、四十公分宽四十公分深的雪沟，地下铺上皮大衣，战士们穿上四皮（皮大衣、皮帽、皮裤、皮大头鞋）爬到雪沟里，再反盖上一个蒙古皮大衣（毛在外），上面撒上雪。伪装好后，战士们赶在天亮之前潜伏在里面，从早六点到晚六点，整整12小时不能有任何动静。冻得受不了时，就两手抓地，双脚蹬地，憋气用力，用内功活动十几分钟，直到身上发热为止。饿了就吃一块压缩饼干，或吃几口炒米，渴了只好吃几口雪。水壶里的水不到一个小时就冻成了冰，有保温套也不行。有经验的老兵都在水壶里装上白酒，冷了喝一口。尽管采取了各种防冻措施，但是到下午四五点时，还是冻得四肢僵硬，帽子、口罩周围全部是冰，天黑撤出潜伏阵地时，都冻得站不起来，需要互相搀扶才能起来。就这样我们一连潜伏了三天。直到第三天，在天亮以前，我们才得到撤回的命令。
撤回时，我亲自到各潜伏点，一个一个把战士扶起，列队讲评时，我问大家冷不冷？只见大家只张嘴，不发音。我用手一摸战士的脸，都是僵的。我心疼得忍住眼泪，给大家一个一个地揉搓脸部后，才能发出声来。尽管如此，战士们还是坚定地回答：不冷！
这样的战士、这样的英雄气概，怎不令人由衷地钦佩呢？
虽然北疆的这场冲突由于种种缘由最终偃旗息鼓，但是在这期间，我们边防指战员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那种视死忽如归的英雄豪情，他们无愧于新中国最可爱的人，他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