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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南菜园子返身回去的途中，曾文贤遇到一件事，说起来很简单，有关医德的日渐走衰。
下关和济中医诊所的吴亦德从通州来到此地行医已有三载有余。据传，离开的原因是诊所有了命案。民间有言，再好的先生也有请脉失手的时候。在下关，吴亦德人脉普通，医术也说的过去。自诊所开张以来，诊脉无数，还未听说有医治失误的记录。
有一事自认惭愧。前些日子，驻地一位守城团长的太太，因患有肺痨病，恭请吴先生到下榻之处出诊。瞧过几次，吴先生每次必嘱，一定要注意房事。最后，团长太太还是走了。木已成舟，团长也不好再说什么，事情也就过去了。
说来也巧，吴亦德为另一商户人家瞧病，也是老病，对症入药，吃了一段时间，这病根居然给瞧好了，还赢得对方一块金字牌匾。商家又备下一桌酒宴答谢，说好今早商家敲锣打鼓送匾。不料，这事无意让团长的马弁知道了，急速回去报告团长。
在下关，和济诊所门前敲鼓喧天，一场事先安排好的揭牌仪式正在进行，围观者如云。这时，突然由团长的警卫人员组成的一袭素色孝衣者，直奔诊所秉言讣告。送匾的商家见状，顿感晦气，扯起金匾抬回家去。说下的一桌酒宴也撤了。
这样的事，今年时有发生。城内金泊仓的李家，老太太也是因了郎中的失手一命归天。出殡的那一日，李家的人把郎中诳去，郎中误以为出诊。到了李家，一袭孝衣孝帽箍在身上。身不由己，一路跟随披麻戴孝送葬行列于坟地。无以说钱，算是对郎中的辱报。作践一场，以示警醒。
医德医风的日下，固然有社会的成因不说，但医的人格愈来不敢苟同。看似温文尔雅，对医的追求精益日渐淡漠。说钱与日老练，而官者的牧吏心态介入医患的纠葛，自以为主持公道，实则抑民扬医，让事态走向偏锋。
清，同治年间，朝廷为问诸医者的走向沉沦，力荐《玉历钞传》一书，以正医德医术之风。民国时期印量倍增，惟医者必读之书。后有戏本走向庙前集市，点化于民。这一做法，以咒的形态出现，让社会的敬畏成为每一位医者秉持的准则。
《玉历钞传》是一册劝善罚恶的线装刻本。书的宗旨，一曰医德医风；一曰因果报应。讲的就是一个心字，向善唯一。太上感应篇所云：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
医的堕落成因于社会的应制，不凡与秦汉以来方士的所作所为有染。又因西医的泛滥，让患者的矛盾日益走深，当局者又无解。鲁迅先生笔下的无常之议，已不在意那个谁的肯定与否定的年代了。
曾文贤放言，慈禧老佛爷此生对中国之走向晚年做的两件事可圈可点。在预备立宪的前提下，一曰自由办报；一曰自由结社，包括自由组党。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之根本由此推进。放与禁，看似一字之别，却是考量一国统治者的气魄、胸襟，智慧之远见。反之，就步入了欧洲纳粹德国之路的后尘。禁党禁报，不是走向对外侵略扩张，就是实行对内人治奴役民众，最终走向政党化专权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
曾文贤说，医者与患者之间产生的矛盾，主因在医生，次因在患者。未达协议者，不妨在众多媒体辟一专栏，专事言说。邀名家解读，让民众参与评判，凸显社会之公正和阳光。诸事同议。不知当局者可有此雅量。
一个社会，如若医者和师者做人做事的底线失衡，社会医德和师德的根治就不是修复，而是废除。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救赎，如依然故我，何须别人动手，自己就完蛋了。
咒，也是一种不得已的理政治国的手段。虽然国之有法，但这法是纱织的筛子，除了拿来对付些草民百姓，能够薅的住的并不多，基本上给漏掉了，于是咒派上了用场。国人好面，还是怕咒。法，让人收敛不了什么，咒，却能独显神效。在缺乏约束和自律的时代，咒就是规矩、法理，维护着社会的道德自然。
眼下与日本人的对峙，不知对此有所触动。倘若以后官员民众能长一长心，也不失为一挽救之措施。
回到家中，县城洋教堂的神父已在书房候着，正与管家陶书玉说着上帝的故事。洋教堂的神父有一特点，逢人必讲神和上帝的慈爱。不管老幼妇孺，一切皆从上帝的仁慈说起。
曾文贤进屋与神父一阵寒暄。慈善赈济建立起来的君子之交，离上帝比较远些。如水似茶，常在春季言谈。青黄不接的时候，借教堂一块宝地，与社会同仁一并赈济施粥，仅此。
神父说：“日本人传话，部队进城希望有一个仪式，以显和平秩序第一城的政力，且意义非凡。日本人还讲，大东亚共存共荣模范就从这里起步。”神父表示，“曾先生是本城名人，又留过洋，对日本颇有了解。望给一个好的建议或支持，如何欢迎为妥。”
道不同，不相为谋。古人说的，这是君子做人的常识。
大和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从外交辞令说上一百年，就像讲日本人民如何，这话都没错。和大汉民族一样，历史的走向源远流长。但任何一个民族，不乏异端分子的活跃，将一个民族裹挟其暴力而至战争，都有一个谎言至上的理由，人类的和平说散就散，文明荆棘丛生。
今天的局面，用会说话的人讲，迎，还是拒，来回思想。如果你为了几万人的生灵免于涂炭，那就去迎；但迎就意味着有人给你戴上一顶所谓“汉奸”的桂冠，或者什么；拒，一句闲言都能致人非命，何况战争的心性随意。一端枪，人就没了。但历史的吊诡，总是在风和雨间跳摆。迎或是拒，都是一个难题。
曾文贤笑笑，为神父又添了些新茶。神父是比利时人，对茶还是蛮钟情的。接“旨”斡旋，为的也是一城人的安危。对和平的企及，心口如一。一细究，比国人实在多了。
曾文贤说：“如果参阅近年国事的趋向行走，苏俄人的一把纸钱就钓得国府、军阀、地方武装，反政府组织等攥于一手的玩偶，无一不跪在银洋的底下仰人鼻息，一再叩首。有钱能让鬼推磨，不假。甚至有不惜丧失信仰做交易，签字画押，出卖灵魂，连做人的底线都没了，还耻谈高扬举什么旗帜之类的。如此一比，举一小旗，略备薄品，列队欢迎一下日本人的进城，没什么不妥之处，何况前提是可以拯救几万人的生命。演一次戏，还是值得的。虽不盼扬名千古，但做人做事问心无愧。哪怕他日后有贼人高喊几声汉奸之语，即是变调出格也无妨，历史的杂音总是要过去的。”
听曾文贤这么一讲，神父的眼睛一亮，连连点头，“曾先生说的极是。”临出门告辞时，似还有什么意犹未尽之言，在胸前划一十字，说：“还有一事，县城的秩序？”
曾文贤说：“没有政府的心血来潮之管理，民的社会能力自治一样井然，无须多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