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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小的时候，住的村子叫祖塘新村。村外有条小河，从龙平渠流下来，慢悠悠地打村头绕到村尾，擦着我家屋边淌过去。这河像身上的大动脉，分了好多岔，四散而开地流向屋前的稻田里，浇得田里长出一派好景致。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沟样支流，织成村里四通八达的水网，跟生命的脉络似的，把活气全渗进了我小时候的日子里。
开春的时候，田埂上、河边上，长满了“老当根”——这是我们客家人叫的草药名。圆叶子，绿得发亮，带点小锯齿，叶茎爬在地上，一片叠着一片，像一把把小扇子铺在岭南的大地上。奶奶有十三个孙子，哪个感冒了，她就到河边寻这老当根。在我小时候，它总那么管用，小孩感冒、暑湿，一用就好。
夏天里，天朗气清的时候，河水亮得能看见底，成群的小鱼游来游去。河边有人说话，鱼群说不定就猛地加快速度，或是拐个弯，那股机灵劲儿，总把我的眼牢牢勾住。午后太阳斜着照下来，从田里回来的大人，爱站在河边屋影里歇凉。有时喝着麦糍糖水，吹着南风，看阳光洒在河面上，那时候还不知道空调是啥，可河水带来的凉意，把整个村子都浸得舒舒服服的。
那会儿我们村也种小麦，跟现在北方似的。秋收后把稻田随便翻一翻，撒上麦种，冬天的田里就冒出绿油油的麦苗。我们村在新丰江水库南边，冬天从水库刮来的北风特别大。到田里挖猪菜时，看那些被北风吹起的绿色麦浪，像一束束火苗，在盼着吃饱穿暖的家里头烧着。还有那些猪菜，零零星星的绿中带点暗紫色，给冬天光秃秃的田野添了点活色。
二
我这样的孩子，成天要帮着干农活，偏就对种小麦这种随性的耕种法，打心眼儿里透着好奇和喜欢。不为别的，只因种花生、插秧实在太累了。
种花生时，得弓着腰，把花生仁一粒一粒往土里放，还得拿捏好间距——放密了怕种子不够，放疏了又担心产量。每年选花生种，总挑个雨天，全家围着剥花生谷。右手捏一粒，搁在掌心，拇指按住，另四指托着；左手拇指叠在右手拇指上，其余手指托住右手，稍一使劲，“啪”地裂开，裹着红衣的花生仁就滚出来了。饱满的归一盆留着做种，瘪的另放一盘。剥完了，父亲会拿出家里的秤，称称种子重量，仔细算着旱地该用多少。那些瘪的，要么炒了碾成花生粉做糍粑馅，要么加盐炒成花生米，等家里来了喝酒的客人，端出来当下酒菜。
薅花生草时天还不算太热，可到了拔花生，正是暑天烈日最毒的时候。跟花生沾边的活，没一样不是又热又累，可家里但凡能种花生的旱地，几乎都种上了。我当然知道，家里炒菜的油全靠它，没了花生油，就得用猪油。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打心底里不喜欢种花生，尤其是拔花生。
拔花生得一棵棵从土里拽出来，抖掉泥，用畚箕挑回家，再一颗一颗从苗上摘下来，实在是熬人的活。我每次干这活，手掌总被花生苗弄得满是叶青和泥污。那时候农村人不懂爱惜身子，干活从不戴手套。汗流下来了，就抬起胳膊往脸上擦，久而久之，衣服袖子靠近胳膊的地方，总印着两大块泥渍。这样满是尘土和汗味的农活，还得在毒日头底下干完，哪个孩子会喜欢呢？我这火暴性子，估计就是在这样的天气和农活里磨出来的。
后来不少人家都做了简易的摘花生工具，可种花生的脏和累，还是躲不过去。
唯独父亲讲的那个知青摘花生的笑话，能让我对种花生的厌烦轻缓些。说以前有个广州来的知青，下乡劳动改造，给城里朋友写信说在摘花生。朋友回信让她当心，别从花生树上摔下来。
我那时不懂，城里人怎会连花生不是长在树上都不知道。可父亲这笑话，像是在打趣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里知青，倒让我这小小的农村娃生出点自信来——我才十岁上下，家里大小农活差不多都能干：割稻谷、种花生、种黄豆，种小麦、挖猪菜，割草、种菜，插秧、积肥施肥，妈妈稍一教，我就上手了。
插秧就更累了。得把带泥的秧苗一块块铲好，用秧盆挑到水田里。要是晚稻，插秧的时侯正是夏至大小暑的时节，水田里的水非常烫脚。插秧时，左手托着秧苗，右手一次捏几棵，横竖对齐，每隔七八厘米插一棵。手腕和腰上的酸痛，像是刻进了骨头里，哪怕过了这么久，都还能觉出那份沉。也正因如此，才更懂农人在精耕细作里的那份工匠精神——他们对庄稼、对养人的土地，是打心底里的虔诚。
这么一比，种小麦就轻快多了。我家的小麦种在离屋子最近的田里，不用像水稻那样成天泡在水里，冬天就算干旱，往田里灌一次水浸湿土壤，就能等着收麦子。空旷的田野里，湿润的泥土衬着绿油油的麦苗，颜色鲜亮地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冬天的小河水不多，却清得能映出一方湛蓝的天空。
只是小麦成熟的模样，在我记忆里有些模糊。许是因为种得不多，那块地又不能耽误种稻谷，往往趁我不留意，妈妈就已经把麦子割了。
但麦粒的样子我记得清楚：带着点土黄色，短圆柱似的，两头稍尖，中间有道浅浅的沟痕。打下来的麦粒送到碾米坊磨成粉，夏天就用这麦粉做简单的麦糍。站在烧开水的锑锅旁，抓一把麦粉团，从拇指和食指间挤成小圆柱，丢进锅里煮；或是捏成小薄片，一小块一小块放进锅里。不一会儿就熟了，撒上红糖粉，一碗热乎喷香的麦糍糖水就成了。
夏天午后一两点，日头最烈的时候，下地的人都回家歇息。捧着这碗带着泥土气的红糖麦糍糖水，站在屋旁的小河边吃上几口——再苦再累，也觉得日子是甜的，心里是有盼头的。
三
在我心里，村里的那些小河从来不是普通的水沟，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它们淌过我们村的水田，流向邻村的稻田，就这么日夜不息地往前奔着。
小河还会从头顶上流过呢。夏天热得慌，我总爱到屋旁的河里洗头。农村孩子野惯了，站在水里，小鱼在脚边游来游去，河水凉凉地舔着小腿。上一年从山上摘来的茶籽，拿一颗放在埠头的石板上，随手拿起小石块轻轻一敲，“啪”的一声，黑褐色的籽仁就露出来了。我像得了宝贝似的，一头扎进水里，起来时从下巴往上一抹脸，理理发黄的头发，把茶籽仁搁在头上揉搓。泡泡冒出来，再掬一捧河水浇上去，接着搓，泡泡越来越多，头发渐渐滑溜起来。低下头把头发往前顺，用力一撸，白泡泡从指缝挤出来，落在河面上，转瞬间就溶进水里，没了踪影。
头上的泡泡少了，就再扎进水里，抬起来揉几下，又泡进去。不多时，流水就把头发冲得干干净净。
那时候东西金贵，夏天热得像火烤，到河里洗个头，就跟干完活的牛泡进水里似的，浑身清爽，心里头也快活。
屋旁的小河一年到头忙个不停：有时帮村民涮洗沾了泥的衣裳，有时冲洗农具，有时挑去菜地浇菜，有时提到猪圈里刷猪圈。农家过日子，小河的水有千万种用法。
那会儿我从没想过，这条河打哪儿来，又要流到哪儿去。只知道一次次从上面跨过去，从自家这块田到那块田，像只慢慢长大的小羊，每跨一次，心里就多一分底气。等我渐渐长高，河好像越来越小了，小到我不好意思再叫它小河，只得跟着大人喊“圳子”。
四
我的生活离不开屋旁的小河。它还能给家里添些美食呢。
下雨天拎着竹篾鱼篓去河里捉鱼的事，如今只剩回忆了。就像那首歌里唱的“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夏天雨一停，我总跟哥哥一起堵起河水，在里面摸泥鳅、捉黄鳝。
河水不深，底下尽是淤泥。把水引到别的支流后，没水的河床上，除了水草就是看得见的小鱼，还有藏在泥里的黄鳝、泥鳅。我怕蛇，伸手往泥里摸时总提心吊胆，生怕抓着的不是黄鳝泥鳅，而是和黄鳝一样滑溜溜的蛇。所以大多时候只捉看得见的小鱼虾。当然也抓到过黄鳝，那种赶走恐惧后的欢喜，记得格外清楚。
小河虽小，却是千家万户的灌溉指望。夏末秋初稻子抽穗时，河水总被截到田里，时常断流。白天没轮到放水的，就得夜里守着。按理上游的先放，可总听见大人们白天在田里骂：“守了一夜水，看着快漫过田埂才回家，不知哪个缺德的，放完水不帮我堵上进水口，全倒流走了！”听着这些骂声，再想起小河，就不只是捉鱼和跨河的劲儿了，眼前会浮出稻田丰收的景象。原来小河流过的不只是屋前的田，还有我这农家小丫头的心窝。
离屋远些的地方，有条更大的河，是去“山里下”那片田的必经之路。河上没桥，干农活得蹚水过去。这才是正儿八经的河，河床上满是大大小小的卵石，河滩上也堆着石头，有土的地方长着青草，都贴着地面铺着——稍高点的，早被耕田的牛啃掉了。牛舌头真像台天然割草机，把草啃得整整齐齐。我从没在那草地上躺过看天，可长大后总想着回去，躺在那儿听河水流淌，看牛儿吃草。
离河再远些，是村里的一座山。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名字，直到离开家乡三十多年后，妈妈才说那叫“小庙山”。难道以前山上有庙？这么一想，忽然觉得自己对世界真陌生——从出生的村子到后来工作的乡镇、县城，就像家里书柜上的书，天天瞅着，却从没好好读过里面的字。
五
我总记着山上长满树，像个天然的柴草铺子，九岁起，我的童年就跟割草绑在了一起。山边有条龙平渠，水打哪儿来我不知道，只知道是往田里流的。渠边的山上，刚上学的我跟着村里人割草，一割就是大半天。
割草是农家女孩独有的活计。正因为土灶烧草，村庄才有了袅袅炊烟的景致。1981年冬天，我上小学一年级，虚岁九岁。家里要盖新房，妈妈没空上山，春节烧的草，就归我管了。我跟着大人爬上村对面的小庙山，开始学着割草。山上有两种草：白草和蕨草。白草难割，挑着也沉；蕨草蓬松，好割又轻。我知道春节该用白草，耐烧，不像蕨草烧起来“噼啪”一阵就没了。可小孩子眼里，烧火时蕨草爆出的明晃晃火苗多新鲜啊！白草呢，总先冒浓烟，火苗藏在烟里慢慢窜，闷声不响却烧得久。刚学割草那阵，我当然选蕨草——小孩做事总爱拣容易的，再说，我知道妈不会怪我。
有一回，我早早割完，用绳子捆好，竹竿穿起两捆，就等大人喊“回家”。可她们不急，有的还跑到远处割白草，专挑他们说的“好草”。山这边是我们村的，那边是白芒坑洪家人的地盘。有个大人穿过山顶的树丛，翻到那边去割。没一会儿，山下就传来喊声：“抢草啦！抢草啦！”我没偷草，可吓得挑起草就往山下跑。快到龙平渠时，脚一滑，一屁股坐在地上。望着渠转弯处深幽幽的水，心里直庆幸没滚下去。回头一看，大人影儿都没有。他们没像我这样急着跑，我只好爬起来，挑着草走过渠上的小桥，在山脚的路边等。
我坐在渠边，望着山上大人的身影。九岁的我觉得山又高又大，可心里清楚，只要敢爬，总能上去，还能有收获。大人慢悠悠下山，对我说：“怕啥？你又没割他们的草。那喊的人都认识，他们山那么多，割点白草还小气。白草不割，来年也长不出新的……”这趟割草的小惊险，让我开始琢磨：山是自古来就有的吗？啥时分了哪村哪户？是不是最早来的人定的规矩？也是这时才懂，大自然的东西也分你的我的，不是谁都能随便共享的。
后来割草多了，白芒坑人知道是我们村的，再不喊“抢草”，有时还跟大人打招呼。我这才不用提心吊胆怕被人追了。
虽说有过怕被抢草的担惊受怕，可我不讨厌割草。或许因为妈说，我能来到这世上，就跟她割草有关。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岭南龙门县平陵镇祖塘新村，冬夜，一声婴儿啼哭划破漆黑的寒夜。接生的金英婶笑着对矮小的产妇说：“是个女儿。”产妇已生有一个儿子，知道是女儿，脸上没太多波澜。
那女婴就是我。出生前一天，妈怀着快临盆的我，还去白芒坑和尚顶割草。那儿的白草长得好，耐烧，就是难割，挑着也沉。妈不知道我啥时会出来，下山时摔了一屁股，当时没咋地，没想到夜里就肚子疼了。许是生过一个的缘故，到凌晨，我就平安降生了。
妈说，邻村何屋我初中同学何燕红的妈，早几天就请金英婶看过，反倒比我晚出生四天。妈总说，许是她在山上摔的那一屁股，让我提前来到了人间。好在母女平安，世上便多了个叫邱燕妮的中国女孩。
爸在哥哥出生那年就去祖塘大队当书记，爱关心国家大事。妈怀我的时候，正好美国跟中国建交，尼克松总统访华。爸许是想起家里的马列主义的书，取了中国女孩常用的“燕”字，加了尼克松的“尼”音，给我取名“燕妮”，带着点政治味儿。后来读广州幼师，幼师二年级班上姓劳的政治老师说，马克思的夫人也叫燕妮。爸知不知道这事，我不清楚。但长大些才琢磨，他或许盼着我嫁个走马列主义道路、在政府工作的人，弥补他做了十多年大队书记却没进镇政府的遗憾吧。
爸去世十多年了，如今跟妈聊起往事，说到我出生，她总慨叹：“那时候怀孕的农村妇女，个个做到小孩出生才能歇。”想起妈怀着我，挺着肚子弓身割草，挑着草下山摔的那一跤，就觉得那辈人真不容易。我也越发珍惜自己这生命了。
六
八十年代的农村，家家烧稻杆和山草，割草算得上顶重要的生存本事。这段割草的童年，让我心里总有点底气。后来对着二三年级的学生，总忍不住讲起小时候的事。现在的孩子很难理解七十年代的童年，可我的童年是真真切切存在过的。
有一回割草回来，看见龙平渠边坐着个人，正看着《新华字典》。想想，山脚下渠水哗哗流，田埂上有人忙着干活，一个大男人捧着本字典看——这对刚上学的我来说，多新鲜！他家里没别的书吗？字典有啥好看的？他是不是傻的？我家有《毛主席语录》，薄薄的册子让矮小的瓦房里有了书香，让穷日子里也透着点盼头。这么一想，看那人时，心里竟有点说不清的优越感。后来跟家里人说这事，爸说他是山边村里的小学老师。这才解开了心中的疑团。没想到长大后，我自己也成了老师。读广东教育学院的汉语言文学本科时，老师讲钱钟书写《围城》，说他能背下字典里的释义。这才知道，字典里藏着那么多学问。也才明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不过是个从小乡村长大的孩子，见过山，见过河，还没见过大江大河，也没过过浩瀚无边的大海。那时，在我眼里，龙平渠可不是条普通的渠。
渠水很深，上面架着一座窄窄的水泥桥，才三四十厘米宽。每次挑着草过桥，我都攥紧竹竿，一步挪一下，生怕脚一滑掉进急流里。
听妈说，1956年修龙平渠时，她还小，爸已是半大少年。妈叫刘兰芳，1951年生，是平陵祖塘相记人；爸叫邱木兰，1941年生。修这条渠，是为了浇灌龙门到平陵一带的农田，让庄稼长得好，出产量。渠水从龙城蜿蜒流下来，到平陵，再到龙江镇。源头和尽头具体在哪，妈也说不准。可每年冬天，生产队吹起号角，全村人一起清理渠里的淤泥杂物，保证水流通畅时，妈总会带上我们兄妹。大人挥锄头除草，我们小孩就在干了的渠里捉小螃蟹。渠边蛇鳝钻的洞里，总能抓到小螃蟹。这记忆，让我后来读荀子《劝学》里“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格外有感触——人不能学螃蟹这样浮躁，得学蚯蚓专心。
小时候从没想过，关于龙平渠的记忆会这么经得住岁月磨洗。特别是去年，县政府竟专门建了龙平渠纪念馆。我这才明白，年少时跟着大人上山割草路过的渠，在龙门百姓心里，分量这么重。
童年里最鲜活的乡村记忆，是那次蹚过大河，到龙平渠下的田地里，撞见一群人捉黄猄。
龙平渠下的田是村里的旱地，只种黄豆和花生。夏日傍晚，阳光洒在金黄的土地上，田野像张巨幅画卷，广阔而辽远。家家户户的田都犁好了，平整得像面镜子，等着收了再种。金黄的稻子刚收完，大家又忙着翻地，准备种秋季的花生。
正埋头干活时，远处突然乱起来。一群人追着只黄猄——就是赤麂，跑得飞快，在田里窜来窜去。妈兴奋地喊：“快，跟上！”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跟着人群跑了。我看着他们越跑越远，终究没跟上。
没过多久，邻村的田里传来欢呼。那只机灵的黄猄，终是没力气了，被捉住了。妈回来时，脸上笑开了花，问我：“干嘛不跟来？”我老实说：“跑不动，没追上。”妈眼里闪着笑：“打黄猄，见者有份。追过去，就能分块肉。”第二天，她果然从邻村提回一块黄猄肉。
如今才懂“打黄猄，见者有份”的意思。黄猄胆小，人多了才容易捉住。所以在村里人看来，只要追了，就该分份好处。这份纯朴实在，是过去劳动人最金贵的品性。
当我正在犹豫要不要把追黄猄这件遥远的事写下来的时候，在尚天然温泉的农民画博物馆里，我看到了画家岑锐光在八十年代创作的一幅农民画《山里的黄猄》，使我坚定了把童年追黄猄这次经历写出来的决心。
可现在的乡村，黄猄已经不见踪迹，就算出现，也成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能随便捉了。但童年那段记忆，那份单纯的情感，总在心里搁着，忍不住付诸笔端。
那条没桥的河，留给我的不只是晴天里清澈的可爱，还有雨天涨水时的害怕。每年快收稻子的夏天，几乎都有台风，把稻子吹得东倒西歪。台风带来的暴雨，总让河水猛涨，冲得河边的稻田少了一块，河床也悄悄变了样。
看着被洪水啃掉一块的稻田，我真怕河水的力气。就算雨停了，水慢慢退了，为了抢收倒地的稻子——怕它发芽，还得蹚过浑黄湍急的河水去割。
每次过河，我总晕乎乎的。妈就教我：别顺水流的方向看，要逆着看，用锄头探着深浅，一步一步走。等水全退了，河又变清了，可深浅不一样了，河滩也挪了地方，有些荆棘被冲得连根拔起。我就得记着河的新模样。就这样，村外的大河一次次变样，又一次次被我记在心里，直到我离开村子，去遥远的省城读书，它才慢慢淡出我的生活。
七
记忆的闸门一敞开，另一条河便悄悄淌了过来。上初中时才知道，离家三十里的县城有条大河，叫西林河。它比家乡“山里下”那条没桥的大河宽得多，也深得多。头回听见这名字时，心里没掀起多少波澜，却悄悄埋下了颗向往未知的种子。
小时候总听妈讲，她当年挑着烟叶，穿过祖塘村的田埂，走过小塘村的山路，顺着龙平渠，步行三十里去县城谷行街售卖的辛苦。爸也常提年轻时在县城龙门中学念书的日子。他们嘴里的“龙门”，就是县城，在我心里总带着一层神秘。只是他们很少说起西林河，许是那个年代，人们更在意河流能浇灌多少农田，而非它有多好看。可每当他们提到龙门中学，我总会想起那条静静流着的西林河，像给那所学校添了个温柔的注脚。
上小学三年级时，龙门中学成了我心里的向往。倒不是因为她是全县最老的完全中学，有初中有高中，只因为敬佩的父亲曾在那儿读初中。那时能考进龙门中学念初中，是全县小学生都盼望的荣耀。我也明白，要进这心仪的学堂，得跟人比个高下，靠好成绩挣那张入场券。所以啊，一年级还总被老师留堂的我，到了三年级竟像变了个人，能拿到学期前五名的奖状了。那些橙红色的奖状，一张接一张贴满厨房饭桌旁的墙，在我的童年里闪闪发亮，也照亮我往后的路。
知道小学升初中的考试重要，考好了能去县城念初中，我还学会了骑自行车。那会儿学骑车，跟现在的小孩可不一样。在家乡的禾塘上，我自己用根扁担和尼龙绳，把妈妈的自行车改成了适合初学者的样子。没有爸妈扶着，全靠自己摸索。每次摔倒，横扎在车尾架上的扁担总先着地，替我挡了不少疼。摔了一次又一次，爬起来一次又一次，终于学会了半脚半脚往前蹬的“三脚架”。等能熟练地在车杠上骑时，心里满是成长的欢喜。
乡间的泥土路半沙半泥，冬天的风刮得特别狠，可我对“龙门”的向往像团火似的烧着。我顶着寒风，光脚蹬着大大的自行车在尘土飞扬的泥路上往前冲。那时候年纪虽小，心里却装着对未来的向往和闯劲。就是这样的日子，磨出了我不服输的性子和往前闯的劲儿。
八十年代，龙门中学的门槛在乡村小学生眼里高得很，百分制就算两科考到总分一百六十，也才刚好能踏进门。或许是想激励我，又或许只是想告诉我读书的家庭的实际困难，父亲早早就跟我说：“你要是能考上龙门中学，我就送你去念；要是只能考上镇上的平陵中学，那就留在家里，读离家三百来米的西门中学。”
龙门中学的分数线，像个遥远的梦，虽够不着，却在我心里荡起圈圈涟漪，催着我使劲学。那些日子，我揣着孩子家单纯的梦想，盼着能去更宽的天地。可惜小学毕业时，我只考了148分，离龙门中学还差12分。这分数能去镇上的平陵中学，可我最终还是留在了离家不远的西门中学。
西门中学离龙平渠很近，离西林河很远。一渠一河，或许流往不同的地方，却都在我生命里慢慢淌着。西门中学离村里山下那条河近，离西林河远。我不知道这两条河是不是往同一个方向流，但我知道它们都在我生命的时光里流淌着。
初中的日子，少了些童年的懵懂，多了些少年的热烈。我的青春就像张笑脸，在西门中学悄悄绽开。那儿的老师，每一位都是有志向的农村青年，大多是民办教师，却年轻有朝气，讲的课像春雨似的，润着我们的心。老师们总说，就算没进龙门中学的初中，高中还有机会。
初一那年，我运气好，被体育老师兼团支部书记刘金华老师选进了学校田径队。那是我头回踏上县城的土地，在西林河畔的县城招待所住了两晚。夜里有路灯，有好看的夜景，可我们来得匆匆，走得也匆匆，没来得及好好看看县城。田径赛场上，我被穿钉鞋的陪跑学生踩伤了，忍着疼跑完了全程，却没拿到名次。那份遗憾像刻在心里的倔强，总推着我去挑战生活，挑战自我。
初二那年，我和同学骑着单车，走了十五公里去县城。对那时的我来说，路长得很，尤其骑到青溪那段坑坑洼洼的上坡路，难骑得几乎要下来推着走。到了县城，要做些什么反倒模糊了，可那份坚持的劲儿，倒一直记在心里。
第二天，大腿和臀部的酸痛让我对头一回骑单车上县城的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或许在那些难骑的路上，我记住的，就是那个不怕风雨、敢闯敢拼的少年。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才发觉那时的勇猛和闯劲，是多么值得怀念。那会儿的我们，就像西藏天路上虔诚的朝拜者，凭着双脚的力气，一步一步蹬到县城，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西林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