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学校里孩子的喧闹和老街的沉默，在秋日阳光里都透着暖意。走在窄窄的老街上，高街这名字，一看就知道在七星山脚下，挨着东门路。行人越来越少，连排的老楼房挤在一起，让人觉得， folks 都爱新鲜事物，老街不过是过去的见证，留着让人怀念罢了。老街上的木门不知啥时换成了铁门，从前的热闹，只剩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了。
高街弯弯曲曲，不宽，只能过一辆车，没法会车。所以啊，不是走错路，或是实在没办法，谁也不愿把车开进去。论狭窄，倒让人想起北京的老胡同，可跟胡同比，高街还算“阔绰”。但要是整条街都是商铺，摆着各样东西，人们挑着货、讨着价，那热闹劲儿，倒和江南水乡的小巷差不多——就是没人家的河道，少了些叫卖声，咱们这街道，显得干巴巴又吵哄哄的。从南往北穿过高街，就到了万寿古寺。我总疑心这古寺最早是座庙，因为前面有条庙前街。万寿古寺就在我们学校山顶运动场的下头，茹有光校长说过，古寺前庭那个莲花池，原先也是学校的地。我们学校建在七星山最高处，那块地又低又不好用，要是圈进围墙，形状就太不规则，施工也麻烦。为了让运动场的围墙方方正正，学校就把那块地让给了万寿古寺。现在站在运动场东边往下看，能瞧见古寺的莲花池，还能闻到庙里的香火味。我想，学校和寺庙都是教化人的地方，都影响着人的思想，挨得近、互相融合，任人选择，挺好。
高街过去有龙江街、席街、饼街、卖箩街，并排着通向龙门老城最有名的谷行街。我在微信朋友圈见过新中国成立初期谷行街墟日和春节前的照片，那叫一个热闹。这倒让我想起童年，妈妈曾从三十里外的平陵镇挑着烟叶来这儿卖——这里，曾是我童年不曾到过的远方。而在这附近长大的孩子，去伯衡小学（就是现在的龙城二小）上学，要经过这么多街道，肯定能看到好多乡下孩子见不着的新鲜玩意儿吧？可惜啊，如果我们这也出一个沈从文那样的大文豪。那样，咱们这小县城，说不定也能成湖南凤凰古城那样呢！想起沈从文小时候逃学去看人家打铁，才明白生活才是本大书。来龙城第二小学任教以来，我也曾骑着自行车穿遍小城的大街小巷，可昔日的繁华早成了回忆，现在除了谷行街，好多街的商铺都没剩几家了。
想当年，卖箩街上摆着竹编的合箩，人们比着谁的合箩编得巧、手艺细、竹篾好，讨价还价声不断。还有装稻谷的箩筐，谁家没有一两担呢？在我眼里，那一根根竹篾都带着庄稼人的心思，编的不只是合箩、箩筐，更是对好日子的盼头，对丰收的渴望。竹篾带着韧劲交错相依，编出圆圆的合箩，可不就是盼着生活圆满嘛。最有意思的是逢年过节，人们挑着合箩走亲戚，那些编得细密的合箩，好多还上了釉，能存好多年呢。
卖箩街的历史，早被日新月异的生活盖过去了。合箩也成了我童年的一部分，离我越来越远。文化这东西，没人照着老法子过日子，传下去真难。不过前阵子在县文化馆公众号上看到，龙门《林村合箩》申请了省级非遗，我还曾想过采访传承人，写篇报告文学。后来嘛，一来受疫情影响，二来心里总觉得这些老手艺在现代社会没落了，也就搁下了。其实人啊，往往顾不上那些宏大的事，能把眼下的日子过好就不错了。不管合箩编织的手艺有没有人专门传承，它实实在在存在过我的童年里。
童年的合箩，是挑着农家礼仪走进千家万户的。记得奶奶六十大寿时，一担担、一个个合箩往我家汇聚。舅公家代表奶奶的娘家来祝寿，是用箩筐挑着一担合箩来的，按我们的方言叫“挑担来贺”。合箩搁在两只大箩筐里，盖子上贴着方形红纸，挑合箩的扁担也染过红水，箩筐外面同样贴了两张红纸。亲戚挑着担来，才显得做寿人的身份尊贵，喜事规格也高。若是合箩不用箩筐装，只挑在篮子里，就叫“挑篮子”——姑姑们多是挑着两个合箩来，姑婆和姨婆们则是一只手挽着一个。
挑一担合箩有一担的礼，箩筐里得有布匹、米、红糖这些寄寓吉利的东西。布匹都是好布，坠手、丝滑，绝不是粗布，这份讲究也显露出奶奶娘家的实力。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场面，足够让方圆几里的人都敬重做寿的人家。而一只合箩就是一份单礼，说到底，合箩挑的是礼，是农家人的实力，更是对亲人的尊重与祝福。
这些合箩，不管是箩筐挑来的还是单个的，最后都堆在奶奶屋里，地上、床上摆得满满当当。帮忙的人要记清每个合箩是谁家送的——收的礼不一样，回的礼也得不一样，这是规矩。礼重，回礼自然也要重些，从来错不了。
逢年过节，亲戚们也会挽着合箩来探望奶奶，奶奶总会回礼。亲戚们会在合箩里放些米，再搁点布、红纸包的钱；奶奶回礼时，会打开合箩盖，用米筒量些米还回去，拿起人家送的东西和红包，再放进自家做的糍粑、红纸包的一两毛钱。老规矩是，别人送的不能全收，得留一部分，再添上自家的心意，这才是礼数。庄稼人或许书读得少、学历不高，可谁能说这不是文化？我总觉得，这才是生活给人的最好教化——懂礼节、明事理，怎么能算没文化呢？
说起童年的吃食，就不能不提龙门米饼。龙门米饼的历史不短，县城繁华地段有条饼街，我倒好奇，从前这条街卖的是啥饼，能让名字传这么久。我小时候，春节前家家户户都要打年饼，说不定别家的年饼，和我家的还不一样。
打年饼的时光，在遥远的记忆里总带着暖融融的乐呵劲儿。那时候的村子，像被时间轻轻摸过，留下的全是醇厚的回忆。一进冬天，奶奶就开始忙，为打年饼做准备。她先把挑好的米粒泡在水里，等米粒喝饱水胀起来，再倒进大锅，用小火慢慢炒。锅铲一翻，米粒从雪白慢慢变成金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整个厨房都飘满米香，北风一吹，连何屋村都能闻见。表叔闻到香味，去西门店买东西时经过我家，会扯着嗓子问：“大姑，你家炒米了？打饼要帮忙吗？”奶奶就从厨房走出来，笑着应：“就你鼻子灵，要是人手不够，我再叫你。”炒好的米粒要盛在簸箕里，让冬日的风把热气吹凉，才算备好。
到了第二天，奶奶会装一袋凉透的米粒，送到西门店旁岩子村的碾米机那里，碾成细细的米粉——这可是打米饼的关键。在奶奶眼里，米粉得精挑细选、仔细处理，不然做不出好吃的米饼。除了米粉，融糖也半点马虎不得。奶奶总小心翼翼地把糖粉倒进锅，用小火慢慢熬，她常说：“糖融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米饼的口感。”所以融糖时，她格外上心，生怕出点岔子，坏了一整年的好味道。
一想起打年饼，就忘不了甘蔗的甜。那时候，我们屋后竹园后面的旱地里种满了甘蔗，夏天种，秋天收。甘蔗榨了糖，糖粉会被奶奶细心地存进木棚上的瓦缸里，留着春节打年饼用。我家除了厨房，其他屋子都搭了木棚，只有爸妈睡的那间是完整的木棚。木棚像个小阁楼，能放不少东西，棚下留着个棚口，棚口边放着一架木梯。爸妈屋里的木梯上，常搭着晚上洗澡换下来的衣服。棚上瓦缸里的东西，老鼠一般够不着，可有时老鼠在棚上走动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要拿缸里的东西，我们就顺着木梯爬上去。现在想来，那木棚结实得很，人睡在上面也完全可以。只是我家有四间房，哥哥睡在二楼的水泥棚，倒用不着睡木棚。
说起甘蔗，就想起七岁那年的一件事。那天村里来了个照相的，高高瘦瘦的，讲的像是白话。后来我初中毕业照时，学校请的摄影师好像就是他，还是那样高高瘦瘦的。
当时村里好多小孩都去甘蔗地拍照，我也跟着去了。甘蔗刚收完，地里光秃秃的，只留着一地甘蔗叶，四周是村里的竹林和树林。大大小小的孩子轮着站在地里拍照，我也不管要不要交钱，赤着脚就走了过去。照相的人见我没穿鞋，就示意旁边的大小孩借双鞋给我。邻家金大姐找了双拖鞋，还递了把伞给我，就这么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里的我笑得开心，露出八颗牙齿，只是笑脸有点僵硬，透着股农家小孩的朴实。那双拖鞋穿着不合脚，可想想那时的我，连鞋都很少穿，这双拖鞋，也算是圆了我对“美”的一点小追求。
后来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会想起纯真的童年，心里忍不住想笑。贫穷的童年没留下什么遗憾，反而让今天的我格外乐观——毕竟，我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童年时奶奶融的糖，黏糊糊、亮闪闪，甜而不腻。打年饼多在春节前十天，那时大人们农活忙完了，能专心备年货。米饼是走亲戚必备的，好坏还能看出日子过得咋样，所以生了四儿三女的奶奶格外讲究，非得亲自融糖。她说糖好，打出的饼才瓷实、光亮，放在石灰缸里存些日子，能透出琥珀般的光，那才叫好饼。
打米饼时，一家老小各有分工，像流水线似的：奶奶捣米粉，妈妈装饼模，我和哥哥锤饼，妹妹给饼模上干粉，一遍遍循环。打满一簸箕或一筛子，爸爸就端去锅里烘干。饼模上有鱼，盼着年年有余；有福字，盼着五福临门，各样喜庆图案印在米饼上，让人对春节更盼了——这不就是庄稼人对日子的憧憬嘛。
要是打饼那几天特别冷，屋里就烧盆火，一家人边打饼边聊村里村外、家里家外的事，那场景，让人打心底里恋家。自家的饼打好了，还会去叔叔家帮忙。后来日子好起来，有些人家不光打米饼，还做糖环、油角这些招待客人的吃食。
春节时，较亲的亲戚会带块大笼糍、十个米饼，外加一大块鸡尾肉来看奶奶，这是敬老人的规矩。奶奶收下大笼糍和鸡肉，回个鸡腿、一个利是（红包）。村里不太亲的外嫁女，一般拿十个米饼来，奶奶就收五个，回个小利是。有时奶奶看着人家送来的米饼，会说：“这饼糖融得太稀，不够粘，松松垮垮的，哪有咱们家的瓷实。”遇上这样的米饼，奶奶总觉得可惜，好像自家的饼才是花了心思做的。
说起这大笼糍，可是老人的最爱，更重要的是，不是家家都能做。大笼糍用糯米粉做，蒸就得大半天。调好的糯米粉放进直径一米左右的圆形大笼，底下铺着大蕉叶，搁在灶台的大锅里蒸四五个小时。现在想起那灶台，炉火总不熄，蒸气一个劲往上冒，想来那时的人们，心里也盼着日子蒸蒸日上吧。厨房蒸大笼糍的袅袅炊烟，站在冬天的田野里看得分明。谁家一整天烟火不断，就一定是在蒸大笼糍了。如果蒸大笼糍时，遇上刮大风，那刚从瓦面上升起的烟，一下子就被北风吹散了。但我童年灶台下的柴火，亮得很、暖得很，像一束不熄的光，照在心坎上，陪着我走过这风风雨雨的人生。要是用稻草烧，蒸一整天大笼糍，几亩稻田割的稻草都不够。奶奶是个会过日子的，早早就备好了干柴——谁家的龙眼树被台风吹倒了，没人捡，她就拉回来，用锯子、柴刀裁好，刚好能放进灶台；黄皮树的老枝断了，她也拉回家。攒这些硬树干柴，就像老人攒着过日子的尊严和底气，用烧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不断的柴火，让大笼糍完成它的使命。在那个粮食不宽裕的年代，能做上大笼糍，可不就是一家子的底气嘛。
真不知道那时县城饼街卖的是啥饼，我想除了米饼，肯定还有中秋节的月饼吧！
在那个年代，县城的饼街或许也热闹，可我总觉得，奶奶亲手做的米饼最香。它们带着农家人对生活的热爱，装着我童年的回忆和幸福。当然，饼街卖的饼，也一定装着城里孩子的美好回忆。
饼街旁边，有条龙江街静静淌着。龙门县有个龙江镇，这街也叫龙江街，真让人好奇：为啥有龙江街没平陵街？说不定从前龙江镇在乡镇里最拔尖，名气大。平陵中学是县里四所高中之一，前身就设在龙江镇，给这儿添了不少文化气。又或者，那时龙江镇的集市特别热闹，人们都乐意把好东西带到县城来卖，才有了这条繁华的龙江街，就像美国的唐人街、香港的中英街，都藏着历史呢。
不过龙江街背后的故事，我还是没弄太明白。总盼着哪个暖阳午后，能碰到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听他讲讲那些被时光埋起来的往事。可惜啊，时间过得快，没遇上懂龙江街来龙去脉的人。还好有本《龙门记忆》，里面说龙江街是因为顺德龙江街的人曾在这儿聚居，跟县里的龙江镇没关系。原来史书和老人一样，都是历史的守望者，守着那些我们不知道的过往。
饼街另一边，还有条席街，窄窄的，安安静静，像是专为让人过得舒坦设的。草席、竹席、凉席，各样的席子在这儿摆着，让人们按着自家日子和喜好挑。席街不长，和卖箩街、饼街、龙江街并排着，穿出去都到谷行街。这四条老街，一起织着这座城的独特风情和老历史。
谷行街可是龙门城最老的街，藏着好多历史和记忆。从前这条街可繁华了，“谷行”这名就有讲究——粮食流转的地方。我仿佛能看见，妈妈当年从平陵徒步来这儿卖烟叶，说不定也走过这条街。那时候，烟香飘得到处都是，男女都爱抽，爷爷抽，奶奶抽，爸爸抽，连我两个姑姑也抽。想来，只是妈妈算得上是好女人。那时大家抽的烟，都是自家种的草烟。我记得草烟和一般的植物没有太大区别，种在田里，会搭起一道道的土，烟苗就种在土里，烟草成熟后，就把整根烟苗砍回去，再把一片片烟叶摘下来。接着用竹枝和竹蔑做的“烟嗒”把烟叶夹在里面，把“烟嗒”支起来，这样，烟叶晒干后，叶片是平整的，切起来就给切得细一点，抽起来，味道可能也会好一些。只有少量的黄烟叶可以做成较高档的烟丝，都是来了贵客奶奶、爸爸才舍得拿出来抽的。当然，后来知青们下乡了，人们开始去供销社买合装的烟了。但这并不能改变妈妈曾担着烟叶到谷行街卖的过去。
如今谷行街没从前宽了，却还热闹，商铺不少，只是没了当年的盛景。不过住在这儿的人还多，街上卖的祭祀用品，还传着老辈的信仰和文化。谷行街不只是一条街，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传承。
和高街并排着在东门路的，还有条木匠街。想想好久好久以前，街上的木匠们拉线、锯木、刨木，锯子拉下的木屑，带着儿时的记忆一点点掉下来，刨过的木块光溜溜的，就像童年的贫穷和辛劳，照见了现在的好日子。
前阵子在龙门电视台的街坊话题里，看到木匠街有了新气象——一群年轻人带着梦想回来，开了家有心思的奶茶铺，把古街扮得挺好看。店里布置得相当怀旧，每口奶茶都像时光在说话，让人想起过去的温柔。他们不光带来了好喝的，更把岁月沉淀的味道融进了古街，让每个路过的人都能尝到那份特别的怀旧味儿。
我的童年记忆里，最早的收入就和木头有关。那时奀叔在村里开了木工厂，木材堆得像山。从各处运来的原木，都得从村里搬到厂里。我跟着大人，稚嫩的肩膀也扛过木头，挣的几毛钱，在我眼里就是宝贝。后来能挣一块钱了，才尝到劳动的甜，成了村里“富有的”小劳动者。
后来奀叔买了西门药店的房子，奀叔家越来越大。奀叔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弟弟，还有傻叔、华叔。四兄弟分家后，奀叔带着爷爷，我父亲带着奶奶。奀叔家的富裕，使我看到了许多的小人书。那时，大堂姐、堂哥和我哥哥都在平陵中学上高中。我和小堂姐梅霞一直从小学同学到初中毕业。我记得奀叔买了西门的药店后，我们村里和我一般大小的人都喜欢往叔叔家跑。那里仿佛有财富，有先进的思想，有年轻人向往的生活。我经常向小堂姐借小人书看，《三国演义》《杨家将》《穆桂英挂帅》《红楼梦》等，那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名著，虽然都是一幅画下面简单的一两行字，但是，这些书也开阔了我的视野。虽然从我家到奀叔家，要经过一条小巷，每次经过我都会有点害怕，但是为了能看堂姐家的书，我总还是爱往奀叔家跑。
日子一天天过，叔叔的木工厂改成了筷子厂，我也到省城广州上学去了，离开了那个满是木头香的地方。那木头糠和木屑燃起的不一样的火焰，在那个小小的山村里，也算是认识的事物的多样性了。
几经变迁，堂哥继承了奀叔的商业头脑，到了县城做生意，开起了自己的商行。在宅基地登记后，他回老家盖起了一幢大别墅，那满是木香的地方，终于用草地、秋千、鱼池、洋楼等现代化的居所审美改写了我童年的回忆。
回头看看，县城的老街还在，就像我逝去的年华，在心里慢慢沉淀，经过文化和知识的洗礼，最后成了一种永恒的怀念，暖乎乎、沉甸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