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的老候车厅,穹顶极高,是那种早已过时的、带着某种集体主义美学的建筑。空气里常年悬浮着一种混合体:陈旧油漆的微甜、人体温热的体味、远方煤烟与铁锈的颗粒,以及一种更抽象的、属于等待与别离的悬浮感。光线从高处一排排窄长的、积尘的窗户斜射进来,在水泥地上切割出明亮而沉默的几何图形。我坐在这里,并非为了远行,只是贪图它空旷的寂静,与那种被陌生人的匆忙所包围却无需介入的、安全的疏离。
我坐在一张褪色的蓝漆长椅上,对面是一整面墙的老式镜子——或许是当年为了让空间显得开阔而设。镜子很高,几乎触及穹顶的浮雕线脚,但水银已经斑驳,留下大片云雾状的暗影和蜿蜒的锈痕,像一张被时间之雨反复淋湿又风干的地图。它早已无法忠实地映照什么,更像一个患了白内障的、仍在徒劳凝视的巨眼。
起初,我只是漫无目的地望着它。然后,几乎是偶然地,我的目光被镜中一个移动的光斑吸引。那是窗外某辆驶过的汽车,其挡风玻璃将一束阳光反射进来,恰好掠过这面残破的镜面。就在那光斑扫过镜子上一处尚未完全失明、尚存些许平整的区域时,奇迹发生了。
我看见了彩虹。
不是完整的、拱桥般的彩虹,而是一小段边缘锐利、色泽异常分明的光谱带:红、橙、黄、绿、蓝、靛、紫,紧密排列,纯净得近乎不真实。它随着光斑的移动,在斑驳的镜面上短暂地滑行,像一尾突然跃出混沌水面的、有着七彩鳞片的鱼,转瞬即逝。光斑移开后,那彩虹便消失了,镜子复归为一片黯淡的云雾地图。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美攫住了。但紧随其后的,是更强烈的好奇。我调整坐姿,试图追踪那光斑,想让它再次掠过那片“好”镜子。这需要耐心和一点运气。在几次失败后,那光斑终于又一次扫过那个关键区域。彩虹再次闪现,更清晰,仿佛近在咫尺。
我凝视着那彩虹在镜中“存在”的位置。然后,缓缓地,我将视线移开镜子,转向光线真正射入的地方——那扇高窗,以及窗外隐约可见的街景。那里没有彩虹。只有寻常的、混合的、午后的白光。彩虹只存在于那面特定的、残破的镜子,在那一小块尚未完全失效的平面上,当光线以特定角度切入时。
就在这一刻,“棱镜中的道枢”这个概念,像那道彩虹本身一样,毫无征兆地在我脑海里闪现、展开。
棱镜,是那个将寻常白光分解为七彩光谱的物理装置。它本身并无色彩,却凭借其特定的材质与结构(对光的不同折射率),揭示了光中本就蕴含、却隐藏在日常视觉中的丰富性。这面老镜子,因其斑驳,因其不均匀的表面和残留的银膜,在偶然的角度下,扮演了一个天然、粗糙而有效的棱镜角色。没有它,彩虹不会向我显现。
然而,这彩虹是“真实”的吗?从物理学的客观性上说,它当然是真实的——是特定波长的光波被选择性折射后的结果。但它又是“依存”的——依存于这面镜子(棱镜)、光线的角度、我的眼睛和视觉皮层的解码。它既不在光源(太阳)里,也不在我“之外”的某个地方独立存在。它的“存在”,发生于光源、棱镜、观察者构成的关系网络的特定节点上。一旦改变任何一个条件——镜子完全蒙尘、光线角度偏移、我是色盲——这彩虹便要么不出现,要么呈现为完全不同的样貌(或不呈现为“彩虹”这个感知意象)。
这让我想起《庄子·齐物论》里那个著名的意象:“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道枢”,便是那个超越“彼”与“此”、是与非的二元对立,处于一切相对关系环环相扣的枢纽中心。它不是另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使一切相对视角得以可能、并能在其间自由转换的、动态平衡的轴心。镜子中的彩虹,不正是一个微型的“道枢”演示吗?它不属于“白光”(彼),也不单独属于“镜子”或“我”(此),它恰恰诞生于这多重因素“环中”的“枢”位——那个关系交汇、意义生成的枢纽。
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寻找和运用这种思想“棱镜”的劳作。世界如同那混沌的、未分化的白光,向我们涌来。我们的感官、心智、文化、语言,便是我们与生俱来或后天习得的各种“棱镜”。通过这些棱镜,混沌被分解、被组织、被赋予形态和意义,成为我们可理解、可言说、可栖居的“世界”。柏拉图用“理念”的棱镜,将变动不居的现象界折射出永恒不变的真理光谱;康德用“先验范畴”的棱镜,将杂多的感性材料构建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大厦;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棱镜,折射出历史发展的律动与阶级斗争的图景;弗洛伊德用“无意识”的棱镜,揭示出理性冰山下欲望的暗流……每一种深刻的哲学,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棱镜,让我们看到世界此前被隐藏的某一谱系的光泽。
然而,“棱镜中的道枢”的深意,不止于此。它更是一种警醒和一种邀请。
警醒在于: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戴着棱镜,错把透过特定棱镜看到的光谱,当作世界唯一、绝对的模样。当我们坚信自己的棱镜(意识形态、文化偏见、个人经验、科学范式)是透明的,看到的就是“事物本身”时,我们就从“道枢”的环中跌落,僵化在“彼”或“此”的一极。这就是“概念僵尸的游行”(反向清单第1条)的起源——概念本是从特定角度折射世界的棱镜,一旦被绝对化、实体化,便成了脱离生命情境、自行其是的僵尸。当一种哲学宣称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光谱”,并试图用它来取消所有其他光谱时,它就沦为了一种“理性暴政的钢印”(反向清单第5条,卷二),忘记了自身视角的局限性与依存性。
而这,恰恰引向了“道枢”的邀请:真正的哲学智慧,不在于固守某一棱镜看到的光谱,而在于意识到棱镜的存在,并能够在不同棱镜之间灵活移动,甚至尝试理解它们各自的折射原理。这要求我们回到“环中”,保持“枢”的灵动。这意味着,当我们看到他人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光谱”(价值观、世界观、审美判断)时,第一反应不应是斥之为“错误”或“荒谬”,而是好奇:他戴着怎样的棱镜?这棱镜的结构如何?在怎样的光线下,会折射出这样的光谱? 这不是相对主义的虚无(“反正都是折射,没什么真假”),而是一种更深刻、更费力的理解尝试。它承认所有人类理解都是视角性的,但又努力在不同的视角间建立对话、比较和批判性综合的可能性。
就像此刻,我看着镜中彩虹,同时也知道窗外是无色的白光。我不认为彩虹是幻觉(它真实地被我感知),我也不认为白光更“真实”(它只是另一种呈现方式)。我处在两者之间,理解着它们如何通过“镜子-光线-眼睛”这个关系网络被共同生成。这便是“道枢”的体验: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并在“环中”把握那使“此”与“彼”得以可能的共同根源与转换机制。
我试图将这种“道枢”的自觉,应用于更实际的思考。例如,面对一场激烈的争论。甲方慷慨激昂,乙方义愤填膺,双方都手握似乎无可辩驳的“事实”与“逻辑”。若陷入其中,很容易被某一方的光谱俘获,或觉得双方都不可理喻。但若尝试退后一步,将自己置于“环中”,想象自己手持两枚不同的棱镜:一枚折射出甲方价值观和生命经验所偏好的光谱(强调个人自由、效率、竞争),另一枚折射出乙方的光谱(强调集体福祉、公平、同情)。争论的焦点,往往是某个具体政策或事件,但那不过是“白光”。真正产生分歧的,是双方下意识使用的、不同的“价值棱镜”。看清了这一点,未必能立刻解决争端(因为棱镜本身往往与深层的情感和身份认同绑定),但至少能将讨论从“谁对谁错”的表面厮杀,引向“我们为何会看到如此不同的景象”的更深层对话。这或许不能达成共识,但能培育一种相互理解的谦卑与空间。
又或者,面对内心的冲突。一部分“我”渴望冒险与变化(折射出“自由”、“成长”光谱的棱镜),另一部分“我”渴望安全与稳定(折射出“秩序”、“安宁”光谱的棱镜)。两者拉扯,令人痛苦。通常我们会压抑一方,或陷入反复的摇摆。但“道枢”的智慧提示:或许不必急于选择或否定任何一方。可以试着将两者都视为“我”所拥有的不同棱镜,分别看待它们会折射出怎样的生活图景。承认两者的存在及其合理性,然后在具体情境中,寻找那个能“应无穷”的“环中”点——一个或许能部分兼顾、或能排定优先次序、或能创造性地超越两者对立的行动方案。这不是狡猾的妥协,而是对自我复杂性的尊重与整合。
光斑移动,窗外的太阳角度变化了。那面镜子再也捕捉不到制造彩虹的光束。彩虹消失了,仿佛从未出现过。候车厅里,广播响起含糊不清的列车信息,人群开始流动,带起微尘在光柱中飞舞。
我坐在原地,心中却仿佛仍残留着那道七彩光谱的印迹。它告诉我,世界远比我们任何单一视角所见更加丰富、复杂,充满了隐藏的维度。真正的理解,始于承认我们所见,永远只是“棱镜中的”景象。而哲学最珍贵的馈赠,或许不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棱镜,而是赋予我们一种能力:在必要时,能够暂时放下自己紧握的棱镜,尝试去想象、甚至去体验,透过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棱镜,世界会呈现出怎样惊心动魄、截然不同的色彩与形状。
这就是“棱镜中的道枢”。它不是一个稳固的答案,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术;不是一种拥有的知识,而是一种持续的修炼。它邀请我们在认知的迷宫中,不做固执的囚徒,也不做漫无目的的游魂,而是努力成为那个在无数镜廊之间、依然能保持清醒、好奇与方向感的——自由的漫步者。我们雕刻世界与自我的刻刀,其刃光正是在这多重棱镜的折射与交汇中,被不断地打磨、校准,闪烁出既属于万物、也属于我们自身的,那复杂而真实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