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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一个字。一个音节。在城里，在那些玻璃幕墙反射着虚假蓝天的日子里，它只是个数字，是键盘上一个轻快的敲击，是银行短信里一串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字符。它代表着可能性，代表着选择的自由，代表着一种向上攀爬的、光滑的、几乎没有摩擦力的梯子。
但在这里，在石泉村，在这个被光秃秃的石头山像一只巨手的手指般死死攥住的贫瘠洼地里，这个字，已经完全蜕变了。
它不再是一个抽象符号。
它是一种物质。
一种物理存在。
它是一团坚硬、冰冷、无孔不入的实体，带着陈年金属特有的、混合了铁锈、铜臭与漫长时光发酵出的腥气，像一块未经任何雕琢、刚刚从幽暗矿坑深处用生锈的铁链拖拽出来的、边缘还挂着潮湿泥土的巨大铅锭，沉甸甸地，野蛮地，堵塞了他——李卫国——生命的每一条通道，每一根最细微的、本应输送着希望与氧气的毛细血管。
它卡在他的喉咙里。每一次不自觉的吞咽，都像是在生吞一块刚从山里用劣质炸药炸出来的、棱角锋利如刀刃的花岗岩碎块。食道被那看不见的粗粝质感一遍遍地、不厌其烦地刮擦，留下一道道灼热的、绵延不绝的、细微却清晰的痛楚。他甚至能幻觉出那股子石头的粉尘味儿，干燥，呛人，混合着一丝绝望的硝烟气息。有时候他会下意识地清清嗓子，那声音干涩得像两块砂纸在摩擦，他总觉得，咳出来的不是痰，而是一撮细微的、灰白的石末。
它卧在他的胸腔正中。不偏不倚，就在心肺之间那片最柔软、最无助的空腔里，像一枚被遗忘了百年的、没有引信却随时可能因为外界某次剧烈的共振而轰然引爆的古老炮弹。心脏每一次搏动，每一次都那么忠诚地、徒劳地，试图将生命的血液泵向四肢百骸，那团金属就冷酷地、沉闷地回响一下。“咚。”毫无生气，只是一个纯粹的、物理性的回音。那震动穿透薄薄的肺叶，直抵后背的肩胛骨，让他时常在试图深呼吸时，感到一阵尖锐的、仿佛有一根冰冷的撬棍正从身体内部，贴着他的肋骨，一寸一寸地、缓慢而残忍地向上撬动着什么。那是一种让你不敢大口喘气的闷痛。
有时候，在那些清醒得令人发指的、万籁俱寂的深夜，当极致的疲惫也无法换来哪怕片刻的睡眠时，这团固体甚至会液化。
是的，液化。
化作一团冰冷而沉重的水银，无声无息，一滴，又一滴，从他疲惫不堪的意志上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细微的裂缝里渗进去，缓慢而执着地流淌进他骨头的缝隙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股凉意，在每一个辗转反侧、身下的破旧木床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的瞬间，从骨髓的最深处，丝丝缕缕地散发出来，带着地窖里腐烂的庄稼和老土墙返潮时特有的、无可救药的霉味。
那是属于绝望的寒气。那是贫穷最真实的体感。
钱。
是的，就是钱。
它像一座山一样压下来。不是比喻，不是形容，而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能将人的精神、意志、尊严乃至灵魂活活碾成齑粉的山。
但这座山，它绝不是沂蒙山。
李卫国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见真正的沂蒙山。那山是他身体里的一部分，是他生命坐标系里永恒的、不会漂移的原点。沂蒙山是根，是魂。是母亲那双布满了厚重老茧、冬天里裂着一道道深可见肉的血口子，却永远能抚平你所有焦躁不安的、带着一股子劣质肥皂、烟火和阳光混合味道的、无比温暖的手掌。沂蒙山是祖祖辈辈埋骨于斯、血脉与共的土地，是无论你走多远，迷失在怎样光怪陆离、霓虹闪烁的城市森林里，只要一回头，它就矗在天地之间，沉默地、固执地，许诺着一个最后的归处。沂蒙的山，看得见，摸得着，有粗糙岩石的肌理，有千年风化的棱角，它坚硬，但它也踏实。你一脚踩在上面，那股子顶天立地的厚重感顺着磨破的鞋底板，“噌”地一下传遍全身，心里就有底了。那是一种让你敢于面对任何事的底气。
而现在压在他身上的，是另一座山。
一座无形的山。一座比沂蒙山沉重一万倍的山。
构成这座山的，不是岩石和泥土。
它的每一块砖石，都是村委会那本被无数双粗糙的手指翻得起了毛边、用刺目的、仿佛凝固了鲜血的红色墨水记录的账本上，那些冰冷得像尸体一样的阿拉伯数字；是那张被烟头烫了几个焦黑窟窿的预算表里，每一行都像一根钢针一样刺眼的赤字；是农资站那份印刷得花里胡哨的报价单上，那些遥不可及、仿佛带着无声嘲讽的、不断上涨的价格。
构成这座山的，是村委会那间低矮、漏风、一到阴雨天就弥漫着潮湿泥土和腐烂木头气息的小屋里，一张张既燃烧着孤注一掷的期待，又被经年累月的焦虑深度侵蚀的，属于乡亲们的脸。
那场几乎点燃了整个石泉村的全村大会，那股子要把天都捅个窟窿的热乎劲儿，其实余温尚在。李卫国甚至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夜晚的每一个细节。风很大，是那种山里特有的、干燥而暴烈的穿堂风，吹得挂在屋檐下那盏昏黄的、只有六十瓦的白炽灯泡疯狂地摇晃，光影在人们脸上忽明忽暗，像一出布景简陋却无比悲壮的皮影戏。每一个人的脸，都因为激动而涨红，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光芒，那是被压抑了太久的希望，在那个瞬间，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砸锅卖铁也要干！”
这句被三秃子喊得声嘶力竭的誓言，被山风裹挟着，仿佛还在石泉村的每一道沟、每一道坎里跌宕起伏，一遍遍撞击着光秃秃的、绝望的岩壁，发出悲壮而空洞的回声。
可热血，终究是要凉的。这是世间最无奈，也最精确的物理定律。就像一块从炉火里新夹出来的铁，无论它曾经多么炽热，多么耀眼，迸发出多少绚烂的火星，只要把它扔在冰冷的、坚硬的现实里，它最终也只能发出几声不甘的“嘶嘶”声，然后，无可奈何地，归于沉寂。
而现实，就是钱。
誓言喊完，日子，还是要一分一毫、一粥一饭地往下过。太阳照旧从东边的山坳里，像个没睡醒的懒汉，又像个不情不愿的债主，慢吞吞地爬上来，把光秃秃的石头山照得一片煞白。那光线里没有丝毫暖意，反而带着一种审视般的严酷，刺眼得让人心慌。而生活，也终于收起了它在激昂时刻偶尔露出的、带着几分鼓励的虚假笑脸，朝他们露出了它最真实，也最残酷的牙齿。森白的，带着经年的血丝。
“作战指挥部？”
李卫国坐在那张桌面布满了烟头烫痕、刀刻印记和陈年茶水渍的老八仙桌旁，心里自嘲地咀嚼着这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如今听来无比讽刺的词。这间破屋，与其叫指挥部，不如叫绝望伤兵营。四面墙壁的裂缝里，塞着揉成团的旧报纸和五颜六色的烂布条，却依旧挡不住冬末春初的寒风，那风像一把把看不见的、淬了冰的刀子，从每一条缝隙里钻进来，阴魂不散地舔舐着屋里每一个人的后颈。
空气中，劣质烟草燃烧不充分的呛人味道，混合着男人们几天没洗澡的汗臭，还有这间百年老房子特有的、属于贫穷本身的霉味，混杂成一种令人窒息的、钻心刺骨的气息。这不是生活的味道，这是生存的味道。一种在泥泞里挣扎的味道。
呛人的烟雾里，三叔李传宝那张被岁月和风霜刻满了纵横沟壑的脸，忽明忽暗，像一块即将风化的老树皮。他“梆”的一声，把那个被他用了几十年、烟嘴都磨得油光发亮的旱烟袋锅子在桌角上狠狠地磕了磕，那声音，在这死寂的屋子里，不亚于法官敲下法槌，宣判着某种最终的、不可更改的命运。烟灰和黏稠的烟油碎屑，溅得到处都是，有些落进了桌上那杯已经冷透了的浓茶里。
“卫国。”他嗓子糙得像废砂纸，字字带刺。“你说的，好听，好听得很！”他顿了顿，鄙夷地哼。“生态？旅游？循环？呵，都是画饼！”那焦黄手指烦躁地虚捻，“我问你，饼呢？”烟锅重磕，火星迸溅，倏地熄灭。
“不说远的！就说眼跟前的！果苗的订金交了，尾款呢？有机肥不要钱买？农科所那些专家，你请人家来，车马费、招待费，你拿啥给？你那个听上去最高级的‘生态循环’，怕是更烧钱！钱！钱在哪儿？”
他几乎是在咆哮，唾沫星子在烟雾中乱飞。他不是在质问李卫国，他是在质问这片养育了他六十年，也困了他六十年的土地，在质问那个高悬在头顶，却从来不肯多看他们一眼的“老天爷”。
“我活了快六十年了，卫国，”他的声音又沉了下去，带着一种彻骨的疲惫，“画的饼，它不顶饿。这个道理，你比我懂。你在城里待过。”
他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李卫国那张因为熬夜和焦虑而显得愈发苍白的脸，然后转向一直默默坐在角落里，膝盖上摊着个笔记本的王秀梅。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但那股子铁锈味儿，依旧没散。“秀梅，你说要引后山龙眼泉的水，这想法好！那泉水甜，养人。可铺管子，买水泵，哪一样不要红票子去换？一张张崭新的，带着油墨香的红票子！”
他抓起桌上的搪瓷缸子，也不管里面的茶叶泡了多久，水有多凉，仰头就灌下一大口。那茶水刮油，更刮心。他咂了咂嘴，像是要把更苦、更涩的话从五脏六腑里挤出来。
“穷。卫国，秀梅，还有你们，”他环视了一圈屋里那几张同样沉默而绝望的脸，“这就是咱们石泉村的命。认了吧。”
命。
这个字，像一个无形的紧箍咒，死死地勒在每个人的头顶上，一圈一圈地收紧，直到你骨头发疼，呼吸困难，直到你放弃所有挣扎，承认它的存在。
李卫国的心，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了。他想起那天晚上，在全村大会之后，乡亲们是怎样把钱塞到他手里的。不是递，是塞。李传富的婆娘，那个平日里最抠门，为了五毛钱能跟人吵半天的女人，哆哆嗦嗦地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小布包，打开时，一股浓烈的樟脑丸味儿冲了出来，里面是她攒了不知道多久的、一张张被抚平了又捏皱的零钱。王婶子，一边哭一边把一卷钱塞进他怀里，那钱还带着一股子鸡屎和泥土的温热气息，她哽咽着说：“卫国，这是……这是给俺家小石头娶媳妇的钱……俺信你！”还有李传根大爷，拄着拐杖，颤巍巍地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木箱，从里面拿出两百块钱，那是他给自己准备的棺材本，他说：“我这把老骨头，埋哪儿不是埋？你们年轻人，要有盼头。”
三万一千六百七十二块五毛。
这不是一个数字。
这是几十颗滚烫的心，是几百双充满希冀的眼睛，是整个石泉村的血，是他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赌注。
可这笔用命和血凑出来的钱，砸向他画出的那张宏伟蓝图，连个响儿都没听到，就被那巨大的窟窿无声地吞没了。
夜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刮着他的脸。他忽然想起在城里的那些日子。KTV的包厢里，灯红酒绿，空气中弥漫着昂贵的香水和酒精混合的味道，几百万、上千万的项目，就在推杯换盏之间，在几句浮夸的吹捧和心照不宣的眼神交换中，就那么轻飘飘地定了下来。钱？那时候的钱，是数字，是杠杆，是撬动世界的工具，它没有重量，没有温度，更没有味道。
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懂了。
钱，是有重量的。李传根大爷那几张皱巴巴的、带着老人身体味道的二十块，比银行里一沓沓崭新的百元大钞要重得多。
钱，是有温度的。王婶子那卷带着鸡屎味的五十块，是滚烫的，烫手，更烫心。
钱，是有味道的。孩子们省下的铅笔本子钱，带着一股子清新的木头香气和稚嫩的期盼。
每一分，每一毫，都带着体温，带着汗臭，带着一家人赖以为生的嚼谷的味道！
当初在全村大会上，那些脱口而出的豪言壮语，此刻，全都变成了一块块烧红的炭火，在他的五脏六腑里噼里啪啦地燃烧，把他整个人都烧得焦灼、疼痛、无地自容。
烟头在黑暗中倏地一亮，映出他布满血丝的、通红的眼睛，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野兽，发出了最后的光。
噗。
他把烟头狠狠地摁进了脚下的泥地里，用鞋底碾了又碾，仿佛要碾碎那个曾经在城市里指点江山、不可一世，如今却束手无策、狼狈不堪的自己。
“我去县里。”
晨曦微露，天光从东边的山脊上，像渗出的水一样，慢慢地、灰白色地，浸染开来。村委会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被推开，带进一股清洌而凛冽的寒气。李卫国走进屋，对着一屋子熬得双眼通红、满脸憔悴、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的人，说。
声音不大，甚至因为一夜未睡而有些沙哑，却像是在一潭死水里，投下了一颗分量十足的石子。
所有人都抬起了头。那一张张麻木的、被烟雾熏得蜡黄的脸，都转向了他。空气中弥漫的浓重烟雾，仿佛都在这一刻静止了。
一直坐在屋子角落里，抱着笔记本没怎么出声的王秀梅，猛地抬起头。她眼里的血丝，比李卫国只多不少。这几天，她也在熬着，不分昼夜地翻着那些从网上打印下来的、字迹模糊的资料，研究着土壤改良的各种可能性，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她看不太懂的化学公式和她能想到的、从老一辈那里听来的民间土方。她没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他。那眼神里，有山一样的担忧和沉重，但更多的，是一种深不见底的、无言的信任。她不知道他要去县里做什么，要怎么做，但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是石泉村现在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如果连他都倒下了，那石泉村就真的只剩下那块刻着名字的石碑，再无其他了。
“卫国……”三叔李传宝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出来，仿佛要把肺里积攒了一辈子的烟油和愁苦都叹尽了。他重新装上一锅烟丝，却没点燃，只是拿在手里摩挲着。“去县里？唉，去县里干啥？那门槛高着哩。县政府那大楼，台阶都比咱村的门槛高。咱这穷山沟，人家凭啥高看咱一眼？别说办事了，怕是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那脸都比城墙还厚。你去了，也是白去。白白糟蹋路费和时间。多少年了，村里不是没人去过，哪次不是灰溜溜地回来？碰一鼻子灰，还得搭上几顿饭钱。”
李卫国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尘土。他转过身，迎着门口透进来的、带着寒意的微光，脸上竟然挤出了一丝笑容。那笑里，带着一丝在城里摸爬滚打练就的狡黠和世故，但根子里，还是沂蒙山汉子那股子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石头一样的执拗。
“三叔，话不能这么说。事在人为。路是人走出来的，门是人敲开的。”他看着三叔，也看着屋里所有的人，目光从他们一张张脸上扫过，“石头都能被水滴穿，我就不信县里那门是铁打的。不为别的，就为乡亲们掏心掏肺凑上来的那三万一千六百七十二块五毛钱，就算是用头撞，我也得去给他们撞开那扇门。”
他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在心里淬过了火，掷地有声。
“撞不开，”他一字一句地说，声音不大，却让屋里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李卫国的名字，倒着写！”
他要去搬那座名叫“钱”的山。不，他要去凿穿那座山。愚公移山，移的是看得见的石头山。他要凿的，是看不见的人心和偏见。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但他知道，他必须去。
他走到王秀梅面前，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和那双因为熬夜而显得更加清瘦的脸颊，喉咙突然发紧，千言万语，最后只化成了几个字：“家里……多操心。那笔钱，是咱们的底子，一分一厘都不能动，先别动。地里的事，就按你的想法弄，我看过你的本子，写得很好。先把石头清了，地平了。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
这四个字，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子破釜沉舟的决绝，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对她的嘱托和依赖。
秀梅看着他，看着这个把全村的希望都扛在自己肩上的男人，看着他故作轻松的笑容背后那深不见底的疲惫和压力，用力地、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眶一热，赶紧扭过头去，假装去看墙上那张已经泛黄的地图。她怕自己再多看他一眼，眼泪就掉下来了。她不能哭。她要是哭了，他的担子就更重了。
风从门缝里溜进来，带着山里清晨特有的凉意和草木泥土的清新气息，不再是往日那种悲壮的呼啸，倒像是在万物蛰伏之中，憋着一股子蠢蠢欲动的、向上的劲儿。
去县城的路，还是那条被牛车和拖拉机压出来的、坑坑洼洼的破路。李卫国骑着村里唯一还能喘气的“幸福250”摩托车——那老家伙发动时，简直像一个得了几十年肺痨的病人，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屁股后面冒着滚滚的黑烟，声音大得能把山上的鸟都吓飞，震得树叶子都往下掉。
一路颠簸，黄土扑面。他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快被震得移了位。但奇怪的是，他的脑子却在这种要命的震荡里，变得异常清醒。他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推演着自己的作战计划。
他没有直奔县政府大楼。傻子才那么干。他这种山沟里爬出来的“泥腿子村官”，连个正儿八经的介绍信都没有，直接去？最好的下场也就是被门口站得笔直的、穿着挺括制服的保安，用一种客气到骨子里，也疏离到骨子里的语气，“请”出去。在城里混了那么多年，这点门道，他还是懂的。人要找对，门要敲对。
他的目标，是农业局。更准确地说，是农业局那位管技术的副局长，张援朝。
他把那辆噪音巨大的摩托车胡乱地塞进农业局对面一条黑黢黢的、散发着馊水和陈年垃圾味道的小巷子里，然后仔细地掸了掸身上那件被他妈用棒槌捶、用皂角洗得快要透明的蓝衬衫，又拉了拉那条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膝盖处磨得发亮的深灰色裤子。脚上解放鞋黄泥斑驳。土，必须土！李卫国心道，这身行头是他的名片，战袍，无声宣告：“我从石泉村来，办实事，不耍嘴皮。”他要见的张援朝，技术派，最烦油头粉面。呵，人脉？农业局楼道里，消毒水与墨粉气味混杂，现实冰冷得像铁。
“同志，你好，找张局。”他双手递烟，谦卑入泥。
“开会！一整天！”小年轻头也不抬，敲着键盘。
烟僵在半空，成个笑话。手，狼狈烧灼般缩回。
翌日，声音更低：“同志…石泉村的李卫国……”
“哦，石泉村的。”
那个年轻人总算抬起了头，嘴角不经意地一撇，那眼神，像X光一样，把他从头到脚扫了一遍，最后落在他那双沾满泥土的解放鞋上。那是一种混合了好奇、轻蔑和些许怜悯的复杂眼神。“不巧啊，张局下乡了。刚走！”
李卫国不恼，也不走。他只是道了声谢，然后默默地转身，走到走廊尽头那条掉了漆、坐上去就吱呀作响的破长椅上，坐下了。
等。
他决定用最笨的法子，也是他现在唯一拥有的法子，在这儿，扎下根来。
他从那个已经磨出了毛边的军绿色布包里，掏出王秀梅给他烙的煎饼。那是秀梅知道他要来县里，连夜给他烙的。加了鸡蛋和自家地里种的小葱，烙得金黄金黄，香气扑鼻。可放了两天，已经变得又干又硬，像一块磨脚石。他舍不得就这么干啃，就去打开水房，接了一缸子滚烫的热水，把煎饼掰成小块，泡在搪瓷缸子里，等它慢慢变软，再一口一口地、无比仔细地咽下去。他嚼着，心里却踏实。这是家里的味道，是沂蒙山的味道，是秀梅烙的，里面有她的期盼，有全村人的期盼。
他不能退。他要是退了，怎么回去见她？怎么回去见那些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他身上的乡亲？
他就那么坐着，像一棵扎根在走廊冰冷的水泥地里的、沉默的植物。这座代表着权力的办公大楼，那特有的、混合着高效与虚无的气息，像稀薄的氧气，让他感到阵阵胸闷。穿着光鲜亮丽的衬衫和套裙的男男女女，像潮水一般，从他身边涌过，脚步匆匆，目不斜视。他们的皮鞋踩在光洁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而自信的“哒哒”声，那声音与他脚下解放鞋的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眼神偶尔扫过他，也像是在看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一件不属于这里的、碍眼的陈设。仿佛他李卫国，不过是走廊墙角一块无法擦去的污渍，与此地的光洁与秩序，格格不入。
他想起了在城里时，自己也是这潮水中的一员。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踩着锃亮的皮鞋，手里拿着最新款的手机，讨论着股票、房价和下一个风口。那时的他，若是看到一个像现在这般模样的自己，恐怕也会投去同样的一瞥，然后迅速忘记。
人生这黑色幽默的轮回！第三日黄昏，人去楼空，唯余晖与那脚步——机会！他弹起，腿麻欲坠，心狂跳，差点摔个狗啃泥。张局长，与人谈笑着，下来了。
就是此刻！
李卫国像一头蛰伏已久的豹子，用尽全身的力气，一个箭步窜了出去，不偏不倚，恰好卡在了楼梯的转角处——一个进退两难、无法绕开的隘口。
“张局长！”
张局长显然被这个突然从阴影里冒出来的人吓了一跳，脚步猛地顿住，金丝眼镜后面的目光，先是茫然，旋即就染上了一丝被打扰的微愠。“你是……？”
“张局长，我是石泉村的李卫国。”他的语速飞快，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异常清晰，仿佛在嘴里排练了千百遍。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可能只有十几秒，甚至更短。“几年前，‘绿丰源’生态农场那个项目，我当时在天启广告公司，跟王总来向您汇报过广告策划，那份PPT是我做的。您当时说，我们的想法太大胆，不接地气，对市场和技术的评估都太乐观，太浮夸。”
他不提“认识”，只说“汇报过”，姿态放得极低。更妙的是，他不拣好听的说，反而重提旧日的批评。这往往比单纯的奉承和套近乎，更能唤醒一个领导对自己专业判断力的记忆，也更容易卸下对方的防备。
果然，张局长的眉心微微一蹙，像是在记忆的积尘中，努力搜寻着什么。“哦……绿丰源……天启广告？”他沉吟着，显然对这个项目还有印象。片刻之后，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目光重新聚焦在李卫国身上，“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后来回村了？石泉村……就是那个……全县最偏远、最穷，到现在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的那个？”
“是！”李卫国的心脏骤然一沉。这个标签，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烙在了他的心上，火辣辣地疼。但他的脸上，却依旧是那种近乎卑微的、诚恳到了极点的笑容，“所以，才更需要您这样的专家，给我们指条活路啊！张局长！”
他不再多说任何一句废话。他猛地从那个磨出了毛边的军绿色布包里，掏出了那沓被他捂得滚烫的东西。
那不是一份用A4纸打印精美的报告。
那是他熬了几个通宵，用不同颜色的圆珠笔、铅笔，在廉价的、带着格子的作业本纸上，一笔一划勾勒出的“土方案”。他几乎是把那沓东西——一个村庄的命运——塞进张局长怀里。那上面有粗糙得可笑的地形图，是他凭着儿时的记忆，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用红色的笔歪歪扭扭地标注着泉眼、坡向和计划中的果园区域；有几张从网上打印下来的、墨迹斑驳的案例，纸页的空白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红蓝交错，是他挣扎的思考痕迹；还有那十几页手写的构想，纸张几乎要被用力的笔尖划破，墨痕顽固地浸透纸背，每一页都带着他熬夜时烟草的味道和一股子孤注一掷的汗味。
“五分钟！张局长，求您了，就给我五分钟！”李卫国眼里是困兽最后的火焰，那是一种豁出去一切的、近乎疯狂的执着。他的声音都在颤抖。
那股子蛮劲儿，或许是那份粗粝到原始、却又详尽到令人咋舌的“土玩意儿”，竟然让见惯了各种精美报告和浮华辞藻的副局长，停住了脚步。他身旁那个穿夹克衫的男人，显然很懂事，低声对他说了句什么，便识趣地拍了拍他的胳膊，自己先走了。
楼梯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光线昏暗，空气中漂浮着灰尘。张局长没有动，就靠着冰冷的墙壁，一页，一页，翻看着。他的表情很专注，金丝眼镜滑到了鼻梁上，他也顾不上去推。
李卫国屏住呼吸，整个世界仿佛从未如此安静过，他只能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还有血液冲上头顶时发出的“嗡嗡”声。
张局长的眉头时而紧锁，时而舒展，金丝眼镜后面的目光，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析着纸上的每一个字，每一条线。突然，他用指尖点着地形图的一角，声音不高，却如同一根探针，精准地扎了下来：“这片山阳坡，光照足，你们打算种黄桃？据我所知，整个沂蒙山区的土质都偏碱性，你们石泉村那种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灰岩风化土，pH值怕得上8.0吧？”
他猛地抬起头，目光锐利如电，直直地射向李卫国：“这种土质，种出来的黄桃会发涩，而且果核极易开裂，商品价值大打折扣。这个问题，你们考虑过吗？”
一针见血！
李卫国心里先是一惊，随即涌上一阵狂喜！他碰到懂行的了！这比什么都重要！他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但逻辑却异常清晰：“考虑过！张局长，我们认真考虑过！所以我们想改良土壤！”
“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叫王秀梅，她……她是个高中生，特别爱学习，自费买了很多书，最近正带着村里的妇女们，研究用发酵的豆粕、秸秆和我们村里最多的羊粪来混合制作有机肥，希望能慢慢调节土壤的酸碱度。而且，我们选的品种也不是普通的黄桃，是省农科院最新培育的‘金山一号’，资料上说，这个品种耐贫瘠，对土壤酸碱度的适应性也更强。”
张局长猛地抬起头，镜片后面的目光，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带着一种审视和探究的意味，锐利地打量着眼前这个衣着土气、神情疲惫，但眼睛里却有光在燃烧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和他白天见到的那些衣冠楚楚、只会念稿子的村干部，完全不一样。
“王秀梅？”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指节轻轻地在冰冷的楼梯扶手上敲了敲，像是在自己记忆的档案柜里迅速地翻找着什么。“等等……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莫不是几年前县报上登过的那个……考上了省农大，却因为要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最后放弃了，留在了村里的那个女娃？”
“对！对！就是她！张局长您还记得？”李卫国激动得连连点头，像个终于得到了老师表扬的孩子，脸都涨红了。
张局长没有再说话，他仔细地把那沓材料合上，在手里轻轻地拍了拍，像是在肯定某种沉甸甸的分量。然后，他把材料递还给了李卫国。
李卫国的心，在那一瞬间，直直地坠向了无底的深谷。完了。这是拒绝的意思。他伸出手去接，感觉那几页纸有千斤重，几乎拿不稳。
“去我办公室谈。”
简简单单的六个字。像一道惊雷，劈开了笼罩在石泉村头顶那座无形的大山，阳光“噌”地一下，近乎暴力地、毫无保留地照了进来！李卫国愣在原地，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跟着张局长往楼上走，因为太过激动，差点在楼梯上绊了一跤。
办公室里，那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氤氲了李卫国熬得通红的眼眶。
他几乎是竹筒倒豆子，倾泻着。冷静？不，更像外科医生剖析石泉村的穷，那病灶。全村大会，他看见了光，乡亲们眼里的！王婶子…“给小石头娶媳妇的钱…”他，见惯场面的城里人，竟哽咽。磕巴着，“这…就是乡愁经济…”带着泥土血肉的温度。张局长静听，指尖轻叩。
“所以，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一是资金，二是技术，三是未来的销路。”等李卫国终于停下来，张局长一针见血地总结道，“资金缺口多大？”
“预算是十五万，现在……现在只有那三万一千多。”李卫国羞愧地低下了头。
“技术呢？”
“没有！几乎是零。所以，我们才想……才想求您！”
“销路呢？”张局长追问。
李卫国僵住了。这个问题，他还没来得及细想。
张局长看着他窘迫的样子，忽然笑了。随即，他又收敛了笑容，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卫国，你很有想法，也很有干劲。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件事，很难。天上不会掉馅饼。”
李卫国的心，再一次沉了下去。
“不过，”张局长话锋一转，让他的心又悬了起来，“钱的事情，我帮不了你。农业局没有这个项目资金。但人，我可以给你指一个。农科所有个叫周宝坤的，搞果树栽培的专家，是我的老同学。脾气臭，犟得像头牛，但有真本事，一肚子的干货。”
“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抽空去你们村实地看一看，免费给你们做一次全面的技术指导。他的评估报告，在咱们县里，分量很重。”
他指了指李卫国放在桌上的那份“土构想”：“这份材料，你留下。回头我帮你润色润色，递给扶贫办的刘主任。我不敢保证结果，但我能保证，他一定会看。最终能走到哪一步，还得看你们自己。扶贫的钱，要给那些真正想干事、能干事的人。”
李卫国走出农业局大楼的时候，腿肚子一直在发软。激动，后怕，虚脱，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让他有种踩在棉花上的不真实感。他抬头看着县城里那一片璀璨的光海，第一次觉得，这座钢筋水泥的森林，也并非那么冷漠和坚不可摧。在那些冰冷的规则和高墙之内，也还是有温度的。
他没有立刻骑车回村。
他拐进了县城唯一一家新华书店。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他没有给自己买一碗热腾腾的、能暖到骨子里的牛肉面，而是径直走到了农业科技类的书架前。他给秀梅买了几本最新的《农业科技通讯》和《果树栽培实用技术》，又走到文具区，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买了一大捆崭新的，还散发着木头清香的中华牌铅笔，和几十个田字格作业本。
他紧抱书本，珍宝！夜风里，那破摩托的咳嗽，是希望的轰鸣。一周后，一辆破吉普，嘶吼着，像头倔牛，真颠进了石泉村！炸了！孩子们野鸭般追着尖叫。车“嘎吱”停下，下来个瘦黑汉子，旧夹克，头发乱。“谁李卫国？”破锣嗓子吼。“我！”李卫国赶紧迎上。“别废话！看地！”周工已蹲下，捻起一撮土，闻了闻，又搓了搓，竟伸舌舔了舔！
然后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全村人的心，也跟着他那个疙瘩，揪成了一团。他一咧嘴，露出一口焦黄的牙，那神情，与其说是专家，不如说是个常年跟土地打交道的土神。希望，全村的希望，都凝聚在他指尖那撮不起眼的泥土上。
“碱性太大，土层也薄，保水保肥能力都差。”他皱着眉头，毫不留情地说道，像是在宣判死刑。一句话，就让跟在后面的村民们心里凉了半截。
“但是，”周工捻起脚边一块白色的石灰岩小石头，话锋陡转，让所有人的心又提了起来，“这种石灰岩风化土，虽然碱性大，但疏松透气，根系容易往下扎。你们说的那个，用豆粕、羊粪改良，路子是对的。但记住一点，”他抬起头，目光如炬地看着跟在李卫国身边的王秀梅，“发酵！一定要充分发酵！宁可时间长一点，也绝不能用生肥。生肥烧苗，神仙来了也难救！”
他走到后山那眼被村民们称为“龙眼泉”的山泉边，用手掬起一捧水，仰头就喝了下去，闭着眼睛咂摸了半天，那双不大的眼睛里骤然一亮：“好水！这水，是活的！是这山里岩石的魂魄啊！清冽甘甜，矿物质肯定不少。用这水浇出来的果子，能差到哪儿去？”
一整天，周工的脚就没停过，裤腿上裹满了泥土和草屑，脸膛也被山风吹得紫红。中午，王秀梅请他回家吃饭，他摆了摆手，直接从李卫国手里接过一张煎饼，就着自己带的凉白开，啃得有滋有味。“搞农业，就得脚踩在泥土里，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纸上谈兵，那是自欺欺人！”
天快擦黑的时候，周工拉着王秀梅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姑娘，我看过你做的那些笔记，很用心。但光凭热情和吃苦，是不够的！科学，就是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马虎！”他从自己的本子上撕下一页纸，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几个他认为适合石泉村的果树品种。
“‘霜红’苹果，耐寒，口感脆甜，咱们沂蒙山的老品种改良的，适应性强。树底下，可以养跑山鸡，鸡粪能肥田，鸡还能吃虫。地埂上，再种些金银花、丹参这样的中药材。这叫立体种植，效益才能最大化，风险才能降到最低。”
吉普车颠簸着，卷起烟尘跑远了。周工的话？简直是把火。王秀梅，不，整个石泉村都疯了。昔日文静的她，嗓音嘶哑，晒得像块炭，俨然女闯王。村西荒地？大坑！羊粪、秸秆、霉豆粕，全堆进去发酵。那味儿，哦天！几代人的牲口粪、烂菜帮、馊豆饼，全熬成一锅浓汤，又加了臭鱼——隔着老远，熏人跟头！
“我的老天爷，秀梅啊，你这是要干啥？这……这比茅厕还茅厕啊！”几个平日里最爱干净的婆娘媳妇儿，用袖子紧紧掩着口鼻，眉毛拧成了死疙瘩，声音都带着颤儿，几乎要落荒而逃。
秀梅没言语。她只是默默地，用那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头巾把头发一丝不苟地包严实，又戴上个厚实的棉布口罩，只露出一双黑亮沉静的眼睛。然后，她抄起一把崭新的铁锹，第一个，就那么义无反顾地，跳进了那冒着热气、散发着难以名状恶臭的大坑里。“噗”的一声闷响。
她开始翻搅。一锹，又一锹。那黏稠的、黑褐色的东西，在她脚下蠕动，散发出更浓烈的气味。汗珠子很快就从她额角渗出来，顺着脸颊淌下，洇湿了口罩边缘，后背的粗布衣裳也紧紧地、湿漉漉地贴了上去，勾勒出她微微弓起的、坚韧的脊梁。
那是一种无声的宣告。
李卫国，那个从城里回来的，平日里斯斯文文的，此刻竟也二话不说，卷起裤腿，也跟着跳了下去。泥点子溅了他一脸。“嘿，卫国跟秀梅都不嫌，咱们这帮泥腿子，还矫情个啥！”一个嗓门大的婆娘喊了一声，几个平日里泼辣些的，互相递了个眼色，一横心，“上！”
呼啦啦，又跳下去几个。一时间，坑里坑外，铁锹与那污糟之物碰撞，间或夹杂着几声压抑的干呕，几句粗豪的笑骂，还有互相打气的呼喝，竟然奇迹般地，将那股几乎凝成实质的恶臭，给冲淡了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