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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媳妇娶进门了，党明山和杨玉珍老两口都很高兴，全家算是又办了一件大事情。党永贵和范淑芬小两口也很高兴，两人订婚已经几年了，如今终于生活在一起了。结婚后，小两口自然住在了后鞍房子里。新媳妇范淑芬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想法，努力地按婚前自己姨妈给自己交待的，做一个好媳妇应该做的一切事情。结婚第二天清晨，范淑芬便早早地起床，开始打扫院子，收拾房子，把家里里外外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她还主动进厨房给全家做饭，当然，做什么饭她得事先征求阿公和阿家的意见。
结婚不久，新媳妇范淑芬便发现，除了婚宴后剩下的十几个馍外，家里能吃的就只有红薯了。范淑芬不知道阿公党明山的脾气和秉性，做第一顿饭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多想，把结婚剩下的馍给家里每人热了一个吃。结果，吃饭的时候，范淑芬发现阿公党明山脸上一脸不高兴的样子。饭后，范淑芬悄悄地问丈夫党永贵：“永贵，我咋看着爸脸上不高兴哩？”
“唉！我忘了提醒你咧！家里没有麦和面了，就剩下那几个馍咧，以后咱两个吃饭的时候只吃红薯就行了，把馍留给爸和妈吃吧！啊！”党永贵说道。
“行，我知道咧！我以为嗦事哩！”
听了丈夫的话后，范淑芬再做饭的时候，就给自己和丈夫热红薯吃，给阿公和阿家则热的馍。吃饭时，阿家杨玉珍不忍心让刚进家门的新媳妇吃饭就吃红薯，硬是把自己的馒头分给媳妇范淑芬吃，范淑芬则是坚决地拒绝了。
结婚后，范淑芬想努力地孝敬阿公和阿家，可是，在这个穷得响叮当的家里，她不知道除了在家里尽量地多干家务，在生产队地里努力地干活，给家里多挣点工分外，她还能干些啥。杨玉珍也很喜欢自己这个儿媳妇，只要有亲戚或邻居送家里一点点好吃的，特别是给她自己的，她都会给媳妇范淑芬留一点。
有一次，杨玉珍去一个姺姤家窜门，姺姤给了她一颗洋糖，她没舍得自己一个人吃，便把这颗洋糖揣进了自己衣兜里。回到家后，杨玉珍看老汉和儿子不再家，她便把洋糖一咬两半，一半塞进媳妇范淑芬的口中，一半自己吃了。有时，相好的邻居给杨玉珍一把带壳的炒花生，杨玉珍也要留几个给媳妇。
虽然家里穷，但阿家的好范淑芬是亲身感受到了，她也真心把阿家杨玉珍当亲妈对待。有一天，阿家杨玉珍和阿公党明山不知因啥琐事拌上了嘴，阿公党明山生气地举起烟锅直往自己的老婆杨玉珍头上砸去，范淑芬看到这情形后，如猛虎一般地扑了过去，一边口中喊着“不准打我妈”一边用力把阿公党明山给掀开了，结果因为她用力太猛，直接把阿公党明山掀了一个屁股蹲，跌坐在地上的党明山有点懵，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新儿媳妇竟然这么厉害，敢护着阿家。自此，党明山再也不敢动手打自己老婆杨玉珍了。
结婚不到两三个月，新媳妇范淑芬便发现阿家杨玉珍的病情加重了，在人前面阿家忍着痛不吭声，人背后范淑芬不时能听到阿家不由自主的呻吟声。范淑芬把自己的发现悄悄地说给了傍晚才下工回家的丈夫党永贵，党永贵便决定带母亲去医院看看。
年后不久，党永贵便根据生产队的安排，在韦庄火车站附近的铁路上砸洋镐。所谓砸洋镐，实为用洋镐对枕木周边的石砟进行捣固的铁路养护工作。韦庄火车站工务段的铁路养护人力不足，而养护工作任务却比较重，为了做好铁路养护工作，保障火车通行安全，工务段便定期把部分砸洋镐的工作外包给火车站附近的生产队。恰好铁庄大队有人在火车站上工作，而且修铁道时征用了铁庄大队的土地，基于以上原因，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党家原村所在的铁庄大队第六生产队便接到了砸洋镐的工作，按照当时工务段与生产队约定的报酬，每砸一天洋镐火车站给生产队每人一块七毛钱的报酬，生产队除了给砸洋镐的社员按出勤天数记工分外，每出工一天给两毛钱的现金补助，剩下的一块五毛钱则计入生产队的收入。砸洋镐的时候，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铁路工人吹一声哨子，党永贵和其他砸洋镐的社员便按照铁路工人教的要领举起洋镐砸一下石砟，一天下来得砸六、七千下。
为了给母亲杨玉珍看病，党永贵向生产队请了一天假，并找到已是生产队会计的好朋友壮娃，预支了一部分自己砸洋镐的现金补贴。医院的医生对杨玉珍的病自然没有好的办法，便开了些止疼药让病人按时服用以便缓解疼痛。有一天，党永贵到韦庄街上给家里打醋，偶遇给母亲看过病的大荔县双泉乡的赵老中医，党永贵主动给老中医打了招呼，顺便向老中医咨询了一下自己母亲的病还有没有啥办法，赵老中医得知病人杨玉珍还依然在世时，起初还有点不敢相信，在得知党永贵给母亲还打过新药争光霉素后，便认定是争光霉素的疗效。听完党永贵描述的母亲杨玉珍的病情后，赵老中医说自己也没啥好办法，建议党永贵还是把止疼药继续让病人喝着，同时得考虑给老人准备后事了。
事实上，自从党永贵和范淑芬两人带母亲杨玉珍从西安看病回来，党永贵便悄悄地准备母亲杨玉珍的后事了。党明山的二姐知道自己弟媳杨玉珍没有多少日子了，便主动提出把自己家后院的一棵大柏树给自己弟媳做寿材用，便早早让家里人把树挖了。党永贵找人帮忙一起把木材用拉拉车从二姑妈家拉了回来，并找木匠把木材解成了板，等板材晾干后，木匠便用木板做好了棺材。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后，党永贵除了到医院给母亲买止疼药打止疼针外，便继续给生产队出工干活。
因为地里没有多少农活要干，生产队在外面揽的活，如砸洋镐之类的活主要安排年轻力壮的男社员干，女社员和年龄大的社员就只能在留在了村子里给地里锄草了。
1974年这年还不到5月份，党明山一家的粮食却已经见底了。家里去年只分了三个人的口粮，而新媳妇娶进门口后，四口人吃饭，粮食自然是消耗的快了一些。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去年分的吃得大部分都是红薯，天刚刚变暖，一些红薯便开始烂了吃不成了。更不幸的是，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大麦瓮，大部分晒干红薯干都是装在麻袋或口袋里放在房子里的地上保存的，时间长了红薯干难免受潮发霉，一部分红薯干也吃不成了。眼看着家里的粮食已经见底了，而丈夫在外面砸洋镐，在家照顾阿公阿家的范淑芬就为了难，阿家病重已经不能干活了，阿公啥事也不管，眼看家里没吃啥的了，阿公也不想想办法，此时，已经怀孕的范淑芬饿得肚子咕咕叫，实在没办法了，含着泪便把自己结婚的时候二姨送给自己的雁塔白布做的绣了花的布袋子换了十几斤的红薯干给家里人吃。
从工地回家的党永贵得知家里断粮的情况，便从村里有余粮的人家借了一袋子包谷，答应麦收后生产队分了麦子，给人家还同等重量的麦子，家里的粮食危机总算是解决了。
已有身孕的范淑芬这时候身体反应有点厉害，孕吐有点严重，吃不下东西，浑身无力，自然无法在生产队挣工分了，只能和病重的阿家杨玉珍一起呆在家里。阿家杨玉珍尽管自己病重，却依然心疼吃不下饭的已经怀孕的媳妇，有姺姤看望杨玉珍时带给杨玉珍一个脆瓜，杨玉珍硬是分了一半给媳妇吃。精神不济的范淑芬和阿家杨玉珍有时一起躺在炕上拉扯家常，杨玉珍有一次给媳妇说，自己儿子贵娃来到这个烂家就没有享过一天的福，没吃过几顿饱饭，因此，可怜的贵娃如今个子长得还没有媳妇高，她叮咛媳妇范淑芬，等将来家里日子好了，一定要每天给贵娃煮两个鸡蛋吃。范淑芬心里清楚，阿家这是在交待后事呢，自然是满口答应。
有一天，范淑芬昏昏沉沉地在自己炕上睡着了，醒来后，她发现自己身旁放着一颗洋糖和半把瓜子，范淑芬不知道这是谁又来看望阿家了，带给阿家的吃的阿家舍不得吃，拿给自己了。范淑芬起身来到阿家住的前鞍房子门口喊道：“妈！谁刚才来看你了？”躺在炕上的阿家杨玉珍没有吭声。范淑芬反复叫了两声，阿家还是没有吭声，感觉不妙的范淑芬赶快爬到阿家炕上在阿家鼻子底下一摸，发现阿家鼻子已经没有出气了。范淑芬叫了一声“妈”后，眼泪立马流了下来，慌乱的范淑芬立刻走出家门，拜托邻居帮忙通知自己丈夫和阿公，说自己阿家不在了。
正在火车道上砸洋镐的党永贵听到母亲不在的消息，立刻赶回家中，尽管这一天的到来党永贵心里早有准备，可是，亲眼看到这个曾经努力呵护自己长大的活生生的母亲如今变成了一具一动不动的尸体，党永贵还是不禁泪如雨下，这个世上曾经最疼爱自己的人不在了！
党永贵和党明山父子俩和得知消息来到家里的本家族人一起商量着怎么给老了的杨玉珍老人办后事，在男人们商量着都给谁报丧，谁去报丧，谁打墓，谁帮忙借桌子板凳等事情的时候，几个本家婶婶和范淑芬则趁着阿家杨玉珍尸骨未寒，抓紧时间帮老人擦身子穿寿衣。
按照关中的习俗，母亲去世了，子女先得给渭家报丧，可是养母杨玉珍的娘家远在四川，自从随丈夫来到陕西后，杨玉珍与四川娘家便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娘家还有没有人，党永贵自然没法给渭家报丧了，就只能给父亲这边主要的亲戚报一下丧。
因为破四旧，杨玉珍的丧事自然从简，关中传统的丧葬仪式如设灵堂、贴挽联、请乐人吹龟兹的迎祭仪式统统没有，就子女和前来吊丧亲戚带着白孝，大家把老人盛殓后，帮忙的邻居和吊唁亲朋一起简单吃了顿饭，之后，大家一起看着把老人入土为安。
为了办好母亲的丧事，党永贵用自己几个月砸洋镐挣的补贴割了18斤肉和20斤豆腐，再买了些白菜和粉条，努力地把母亲的丧事办得像个样子，算是对母亲最后的报答。
四川南部县长大的杨玉珍，自从1960年随夫从四川广元来到遥远的陕西澄城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如今，就这样长眠在了远离家乡的黄土地上了。尽管在陕西生活了十几年，杨玉珍生前依然是乡音未改，媳妇范淑芬印象最深的是，阿家杨玉珍在跟人聊天时，不经意间便冒出“日妈地”这样的四川土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