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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人上门那天，是霜降后的第三天。
清晨的霜很重，白花花地铺在瓦垄上、草秸上，把整个村子捂在一层湿冷的寂静里。李书萍起得比平时早，蹲在灶前烧火。柴禾有些潮，烟倒得满屋都是，呛得她眼睛发酸。其实锅里的水还没开，但她需要做点什么，让手和脑子都别闲着。
母亲在里屋翻箱倒柜，开合木箱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像在敲打什么。
“萍萍，”母亲终于出来，手里托着一件枣红色的确良褂子，“穿这个。”
是二姐出嫁时做的，只穿过两回。书萍没接：“穿那么好做什么？又不是……”
“别说傻话。”母亲把褂子塞进她怀里，手心是烫的，“刘家村支书亲自领人来，这是多大的脸面。县长家啊，萍萍，县长家。”
最后三个字，母亲说得又轻又重，像在念一句咒语。
书萍捧着那件红褂子。枣红，在昏暗的灶房里显得暗沉，像凝结的血。她知道母亲连夜用搪瓷缸装了热水，把褂子熨了又熨，连褶子都要烫平。可再平的褶子，能烫平命运打出的皱吗？
“我不去。”她盯着灶膛里奄奄一息的火。
母亲不说话，只是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锅里的水终于嘶嘶响起，水汽顶得锅盖轻轻跳动。然后母亲走过来，蹲下，和她一起看着那点将熄未熄的火。
“萍萍，”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什么，“妈知道你不甘心。妈也是读过书的人，懂。”
书萍的睫毛颤了颤。
“可这世道，对女人就是这样。”母亲捡起一根柴，轻轻拨弄灶膛，“你大姐嫁给了跛子，为什么？因为人家肯出三百块彩礼，你爸的病才能治。你二姐换亲，嫁给了哑巴，为什么？因为不这样，你三姐就得嫁过去。你三姐……好歹嫁了个全乎人，虽然大了十二岁。”
每一句，都像一根针，扎在书萍的心上。
“妈不跟你说虚的。”母亲转过脸，煤灰和皱纹在晨光里格外清晰，“县长家，那是咱们这种人踮着脚、踩着梯子都够不着的人家。现在梯子递到你跟前了，你不踩，后面多少人等着。”
“可他是个瘫子呢？是个傻子呢？”书萍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
母亲沉默了。灶膛里，最后一点火星“啪”地爆开，灭了。
“那也得认。”母亲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这就是女人的命。但妈看过了，刘家那小子，不傻，不瘫，还读过高中。萍萍，这已经是老天爷开眼了。”
锅盖被水汽顶得跳起来，噗噗作响。
书萍站起来，抱着那件红褂子，进了里屋。
褂子穿上身，果然合衬。枣红色衬得她的脸愈发白，眼睛愈发黑。母亲跟进来，用半截梳子蘸了水，给她梳头。头发又黑又厚，母亲的手有些抖，梳了好久，才在脑后编成一根粗辫子。
“好了。”母亲退后一步，上下打量，眼圈忽然红了，“我萍萍，真俊。”
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是父亲和建国。建国穿了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紧紧的，勒得脖子发红。他搓着手，咧着嘴笑：“姐，支书他们快到了。”
书萍没应声。她看着窗外，霜开始化了，瓦檐滴滴答答往下滴水，像在哭。
相亲的地方在村口的麦场。
秋收过了，麦场上堆着几个圆滚滚的麦秸垛，在渐渐升高的日头下泛着金黄。空气里有麦秆干燥的甜香，混着泥土的腥气。书萍到的时候，麦场边已经站了几个人——父亲、建国、老支书，还有两个陌生人。
她的脚步顿了一下。
老支书迎上来，黑红的脸上堆着笑：“萍女子来了！来来，这是刘家村的刘支书，这是……”
书萍的目光越过他，落在后面那个年轻人身上。
高，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戴一副黑框眼镜。他站在麦秸垛的阴影里，日光斜斜地切过去，把他的身形勾勒出一道毛茸茸的金边。他也在看她，目光很静，没有那种打量货物的直白，倒像是在看一本书的封面，带着点书卷气的审视。
“这是建林，刘建林。”刘支书是个粗壮的中年人，嗓门洪亮，“我们县长家的大小子。”
刘建林往前走了半步，从阴影里走到日光下。这下书萍看清了他的脸：瘦长，皮肤是读书人特有的白，鼻梁很高，眼镜片后的眼睛不大，但很亮。他推了推眼镜——后来书萍才知道，这是他紧张时的小动作。
“你好。”他说，声音有点干。
书萍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手心在冒汗，她把手指蜷起来，指甲掐进掌心。
大人们开始寒暄，说今年的收成，说公社的新政策，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但所有人的耳朵都竖着，眼睛的余光都瞟着这两个年轻人。这场合，他们才是主角，却又最没有说话的自由。
终于，老支书咳了一声：“那个……让两个娃娃说说话。咱们去那边，那边阴凉。”
大人们走开了，在另一边的槐树下站着，继续说着那些响亮而无用的话。麦场上只剩下书萍和刘建林，隔着五六步的距离，中间是明晃晃的日光，和几只蹦跳着啄食麦粒的麻雀。
沉默像麦场上扬起的灰尘，细细密密地落下来。
刘建林又推了推眼镜：“那个……你叫书萍？”
“嗯。”
“哪个书？哪个萍？”
“读书的书，浮萍的萍。”
“浮萍的萍。”他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咀嚼这两个字，“名字好听，但……不太吉利。”
书萍猛地抬眼看他。
他有些窘，脸微微红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浮萍无根，漂泊不定。不好。”
“名字是爹妈取的。”书萍的声音很平，“好不好，都是命。”
又是沉默。一只麻雀蹦到她脚边，歪着头看这个穿红衣裳的陌生人类。书萍盯着那只麻雀，看它灰褐色的羽毛在日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你复读了三年？”刘建林忽然问。
书萍心里一紧。这是她最不愿意触及的伤口，血淋淋的，还没结痂。
“嗯。”
“我也是。”他说。
她抬眼看他。
“我也考了三年。第一年差两分，第二年差五分，第三年……”他自嘲地笑了笑，“差了十二分。越考越差。”
书萍没说话。但有什么东西，在她紧绷的心上，轻轻松了一扣。
“你数学好。”刘建林接着说，“县中模考，你总是前三。有一次，你考了第一，压过了我们班的男生。我们数学老师拿你的卷子当范例讲了一节课。”
书萍愣住了。她不知道这些。
“作文也是。”他继续说，声音里有了点温度，“你登在《陕西青年报》上的那篇《塬上春早》，我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写得好，不是那种假大空的好，是真的……有泥土味。”
那篇作文，是她高二时写的。写的是父亲在早春犁地，犁铧翻开黑褐色的土壤，有蚯蚓在土里翻滚，有去年遗落的麦粒发了芽，白生生的，怯生生的。语文老师说太琐碎了，不够“高大上”，但还是推荐给了报社，没想到真登了。
“没想到，有人记得。
“你……”书萍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涩，“你作文也好。我看过你写的《渭水夜渡》。”
这下轮到刘建林愣了：“你看过？”
“嗯。登在《陕西青年报》同一期，在我那篇后面。”
两个人对视一眼，忽然都笑了。很轻的笑，像麦秸梢上拂过的风，一掠而过，但确实存在过。
气氛微妙地变了。那种被审视、被评估的紧绷感，稍稍松动了些。
“坐吧。”刘建林指了指旁边的麦秸垛，“站着累。”
书萍犹豫了一下，走过去，在离他两尺远的地方坐下。麦秸干燥温暖，散发着太阳的味道。她坐下时，有几根麦草粘在红褂子上，她没拂。
“你……喜欢看书？”刘建林问，也坐下了，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嗯。”
“看什么？”
“什么都看。能借到的都看。”
“《红与黑》看过吗？”
书萍心里一动。那是父亲从西安带回来的书，藏在阁楼木箱的最底层，用油纸包着。她是在煤油灯下偷偷看完的，为此熬了好几个晚上。
“看过。”
“喜欢于连还是德·雷纳夫人？”
这是个危险的问题。在那个年代，喜欢于连是“思想有问题”，喜欢德·雷纳夫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书萍斟酌着词句：“于连……很可怜。德·雷纳夫人，很勇敢。”
刘建林看了她一眼，眼镜片后的目光锐利了一瞬，又柔和下来。
“我喜欢玛蒂尔德。”他说，“虽然她任性，骄纵，但她真实。喜欢就是喜欢，恨就是恨，不伪装。”
书萍没接话。但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拨动了。
他们开始聊书。聊《平凡的世界》——那时还叫《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上连载。聊《第二次握手》，手抄本，在同学间偷偷流传。聊《基督山伯爵》，聊《简·爱》。聊那些在白天不敢大声说出的名字，那些在夜里照亮过孤独青春的故事。
日头又升高了些，麦场上的阴影缩短了。大人们还在槐树下说着话，声音时高时低，像远处飘来的背景音。而在这个小小的、堆满麦秸的角落，两个年轻人忘了相亲，忘了各自背负的重担，忘了这个黄土高原上贫瘠的村庄。他们只是两个读过书的年轻人，在交换彼此精神世界里最珍贵的藏品。
“你以后……”刘建林忽然停住，推了推眼镜，“有什么打算？”
书萍脸上的光暗了下去。她捡起一根麦秸，在手指间慢慢捻着。
“我弟要结婚。家里……需要钱。”
话说得含糊，但刘建林听懂了。他沉默了一会儿，也捡起一根麦秸。
“我父亲是县长。”他说，声音很平，“但有些事，得说在前头。他是老红军，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我高中毕业，他没给我安排工作，让我去化肥厂当临时工，我没去。后来我想去供销社，他说，要凭自己本事考。我没考上。”
书萍抬眼看他。
“所以，”刘建林扯断手里的麦秸，发出细脆的“啪”声，“如果你是想通过结婚，让他给你安排个工作，那恐怕……要失望。”
这话说得很直，甚至有些残忍。但书萍听出了另一层意思：他不骗她。他不像其他说亲的人，把前景描绘得花团锦簇，把县长家说得能通天。他把底牌摊开，把最现实、最骨感的部分，赤裸裸地摆在她面前。
“我爸妈，”书萍开口，声音很轻，但清晰，“是大学生。从西安回来的。”
刘建林看着她。
“他们当年，一个在师大教书，一个在医院当护士。”书萍继续说，目光落在远处灰扑扑的塬上，“后来……回来了。现在，一个在村小学代课，一个在家种地。”
她顿了顿，转回目光，看着刘建林。
“所以，”她说，“我没指望靠谁。靠自己，我懂。”
四目相对。麦场上的风忽然大了一些，卷起细碎的麦秸和尘土，在空中打着旋儿。远处，槐树下的大人们似乎谈完了什么，正朝这边张望。
刘建林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麦草。
“我父亲说，”他低头看着她，日光从他背后照过来，给他瘦高的身形镶了一圈毛茸茸的光边，“如果成了，彩礼按最高规格，三百。新房，县里有一间宿舍，可以先住着。以后……”
他没说下去。但书萍明白了“以后”后面的空白：以后的日子，得靠他们自己，一点一点填。
“我该走了。”刘建林说，又推了推眼镜——这似乎是他结束谈话的标志性动作。
书萍也站起来。红褂子在日光下有些刺眼，她微微眯了眯眼。
“那篇作文，”刘建林走出几步，又回头，“《塬上春早》。最后一句，我抄在本子上了。”
“哪句？”
“‘蚯蚓翻开的，不止是泥土，还有冻了一冬的梦。’”他背得很流利，像背过很多遍，“写得好。”
说完，他转身朝大人们走去，步子迈得很大，蓝布褂子的下摆在风里一荡一荡。
书萍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麦场边缘，消失在正午白花花的日光里。手心里，那根被捻碎的麦秸，已经成了细细的粉末。
风一吹，就散了。
回去的路上，建国兴奋地说个不停，说刘家多么大方，说县长家多么气派，说姐你以后就是城里人了。父亲沉默地走着，偶尔咳嗽一声。母亲挨着书萍，低声问：“怎么样？”
书萍看着路两边光秃秃的田野。秋收过了，大地裸露出本来的颜色，灰褐的，沉默的，像一句没说出口的话。
“还行。”她说。
就两个字。但母亲听懂了，长长地、无声地舒了一口气。
晚上，书萍爬上阁楼。没点灯，月光从瓦缝漏下来，在木地板上投下几块模糊的光斑。她打开木箱，摸出那本《高等数学习题集》，抱在怀里。
手指摩挲着扉页，那里，“北京大学”四个字已经被抠掉了，只剩下两个淡淡的凹痕。旁边，父亲的名字依然清晰：李怀瑾，一九六二，于西安。
阁楼很冷，能听见风从瓦缝钻进来的咝咝声。书萍抱着膝盖，坐了不知多久。
楼下传来父母压低的说话声。
“人看着挺老实。”
“家里是县长，但听说规矩大……”
“萍萍怎么说？”
“说还行。”
沉默。然后是母亲长长的一声叹息，像把胸腔里所有的气都吐出来了。
书萍闭上眼睛。黑暗中，浮现出那张瘦长的脸，那副黑框眼镜，那双在镜片后安静注视着她的眼睛。还有那句话：
“蚯蚓翻开的，不止是泥土，还有冻了一冬的梦。”
她忽然想起，那篇作文的结尾，其实还有一句。编辑删掉了，说太消极。那一句是：“但梦醒了，还是要面对这片沉重的、生养我们又困住我们的土地。”
月光移动了，照在她脸上，冷冷的，像霜。
